在所有邻国中，我们最常讨论和做比较的就是日本，同为亚洲强国、同样受着东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加上数不清的历史纠葛，日本和我们有着太多的联系，它的发展经验也无疑有着更多的可借鉴之处。

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里到处播放着《哆啦A梦》、《聪明的一休》，《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名莉香是一代人心中最早的女神形象：洒脱、乐观、充满干劲儿，正是辉煌时代的日本心态写照。但随之而来的经济风波让日本陷入了二十多年的低靡，这一切都是从何而起，又如何发生的呢？

日本悲剧：勤奋比不过天赋，天赋比不过大时代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把全世界拖入金融海啸的是美国，但是美国首先恢复元气，资本市场也随之创出新高；欧洲是老龄化加高福利，全球最先进入“大同社会”的地方，不爱劳动爱度假，一不小心大病一场，寅吃卯粮闹出了欧债危机。可是欧洲的资本市场，连续放水之后表现也还不错，以德国为代表，无论实体经济还是市场表现，也都是可圈可点。

发达经济体中，最让人不解的就是日本，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想了很多办法，都一筹莫展。日本百年来一直都是一个坚定的拿来主义者，不需要什么原创思想，只要管用，欧美的办法统统拿来。应对经济问题也一样，欧美靠放水印钱解决危机，日本也直接照搬，安倍经济学的核心也是货币刺激政策。

有句话说，勤奋比不过天赋，天赋比不过大时代。在今天这个大时代，依靠勤奋的印钞，并不能解决日本由来已久的经济困境，虽然这些年日本股市在上涨，但是日经指数遥望曾经泡沫破灭前的四万点，现在依然只能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深渊中咏叹着《伤心太平洋》的哀伤曲调。

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的萎靡钟声因何敲响？

日本经济的疲软和资本市场的萎靡，都和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有关，这到底是经济的暂停还是停止呢？暂停，就像看电影，暂停一下去上个洗手间，回来还能继续，故事高潮还在后面。但是停止，就像停电和关机，哪还有什么后续剧情呢？假如是“停止”，那就意味着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经济实力的下降，实力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跑马拉松的运动员，因为感冒发烧、状态不好，他的速度可能受到些许影响，这个时候就需要求医问药，也就是需要各种经济政策的救治和调理。可是假如是肌肉萎缩、骨质疏松，这就会上升到实力问题的层面，医生是治不好实力问题的。

日本经济遭遇“失去的二十年”，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制造风行全球，大小通吃。小到Walkman（随身听）、微型便携数码产品遍布全球，大到丰田汽车横扫北美。在日本制造“入侵全球”最辉煌的80年代，恰恰是美国最痛苦的时期: 高通胀、高失业率，经济看不到什么前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开始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调整。

大家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信息技术(IT)革命拯救了美国，但这其实是倒果为因。IT革命、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微软、英特尔和苹果们的出现，恰恰是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掉棒的代价：数字化终结日本辉煌时代：

很多事情的道理是相通的。经济体的发展，你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公司的模型来思考。比如在诺基亚最辉煌的时候，距离它走下神坛已经开始倒计时读秒了，因为渗透率见顶市场饱和，而颠覆性创新又并没有萌芽，新的增长点迟迟无法出现，危机自然如影随形。再比如胶卷大王柯达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其严重的路径依赖，不敢自我革命去拥抱数码时代。

在日本制造最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末，恰恰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新时代要来了，但是日本还沉醉在高精尖的制造业中，而完全没有觉察到即将到来的信息数字化时代。美国率先觉察，并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其结果是IT革命，是信息高速公路。日经指数的低迷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是日本经济的停止，日本在一个传统经济时代向数字化网络经济时代切换的关键当口，掉棒了。

苹果40%器件产自京都：为什么日本却输给了美国？

举例来讲，风靡全球的苹果手机，这个美国设计制造、中国代工生产的高科技产品，这个制造业的产品，大家都认为是美国人的杰作。但是这个小小的方盒子里面，超过40%的高精尖电子元器件都产自日本京都，你可能都想象不到，这些高精尖的制造商，竟然藏在一座古城之中。

即使到了今天，在尖端技术领域，日本仍旧还是走在前面，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掌握核心技术的。可是为什么一个有技术、能死磕、讲合作的经济体，到最后环节却没能推出这样颠覆全球的创新产品？苹果手机为何不是日本人做出来的，而是美国人把它做出来并推向全世界的呢？甚至在时隔多年之后，投资阿里巴巴的软银集团孙正义把苹果手机引入日本，还被认为是时隔百年之后，第二次敲开日本大门的“黑船事件”。

钟表式思维的日本人：当匠人精神遭遇“不确定时代”

日本经济有技术，日本工人勤奋努力，可是为什么他们依然在21世纪的互联网信息经济时代掉队了？这可能和日本独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有关。日本崇尚一致行动，所有的企业和集团，就像一个精密的时钟一样严丝合缝，每个人在其中充当一枚螺丝钉，日本经济是典型的中心化、钟表式的思维方式。这种高度追求秩序、讲求控制的思维，在古典经济和工业时代非常适用。但是今天，我们正在从机械决定论主导思维的时代，进入了量子思维时代。

这是什么意思呢？过去牛顿引领了科学革命，发现了天体之间的引力和星体运行的规律，人们突然发现，既然连如此复杂的事情都能测量和预测，那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宇宙不过就是一台像钟表一样，虽然精密但却有规律可循的巨大机器吗！这种机械决定论哲学成为相当长时间的主流观念。日本全盘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思想，自然也受此影响拼命追求秩序，寻找确定性，而日本文化又有个鲜明特点，大家高度一致，严丝合缝团结在一起搞生产，就像一台分秒不差的精密机器。

可是到了今天，各种技术指数化爆发增长，一切事物呈现加速度和高速变化的特征，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你很难说得清到底是多晶硅太阳能好还是薄膜太阳能好，你也很难判断新能源车到底应该发展锂离子还是氢动力，你更加无法确定VR（虚拟现实）跟AR（增强现实）到底谁将成为下一代的技术标准。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当年把日本推向成功的方法论，正在成为它今天的绊脚石和裹脚布。

比我们提前十年进入互联网时代：日本到底输掉了什么

举例来讲，英特尔和微软这个Wintel联盟，它俩“结婚”以后小日子一直过得很好，这里面的关键是老婆说了算，也就是软实力，操作系统和软件好。任何优秀的硬件设备根源都是由软件系统主导的。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灵与肉之间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自己独立存在。而日式企业过去的全部成功经验，源于其卓越的硬件精密性。日本制造的产品磨合性极好，这和他们的集体化行动的民族性格有关。日本的企业就像一个巨大的机器，每个人就相当于其中的零件，像齿轮一样衔接得特别完美。这种人与人、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们的产品也带出这种特征，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磨合性。

可是，这种优势进入信息时代就变得很小了。iPhone的成功其实根本不是硬件的成功，它虽然是一个优秀的制造业产品，但把它推向成功的基石是连接多屏的“应用商店”，它的成功并不需要日本制造的那种齿轮模式，美国人把这些“钟表里的齿轮”全部外包，自己专注在软件和设计上，是这些独特的创业和应用在吸引着无数的消费者。

我们似乎隐隐发现，日本强在制造业产品本身，但是它软件不行，信息产业太弱，所以它错过了一个新经济的时代。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当十多年前我们的手机还在热播两只蝴蝶彩铃的时候，日本就已经满大街出现了二维码，日本提早我们十年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可是为什么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经济依然不见起色呢？

产生巨大经济效应，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当年的大航海时代，再一样就是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信息时代。这二者有一个突出的相似之处: 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沟通，只有开放，才能获得巨大的外部红利。

日本这个经济体非常典型，从地理位置、传统文化到语言体系，都是高度封闭的系统。封闭系统有个特点: 缺乏活力，缺乏冒险精神。日本国内有着非常高的居民储蓄率，这说明普通的日本人非常保守，只想把钱交给银行，不愿意冒险。日本的资本效率也非常低下，这表明日本的公司和产业也谨慎求稳，不愿意冒险。

来自极致技术的诅咒：日本还能走出来吗

日本在今天这个高速变化的新经济信息时代，选择了抛锚而不是扬帆出海。不是它不想，而是说，作为一个技术极其精妙的手艺人，也许可以打造出无比精巧的超级帆船，但是无论帆船的技术多么领先，终究还是要看风向的。这个大风向，就是全球互联网的融合。能够产生超级互联网经济，都需要一个先决条件: 统一融合的大市场，美国具备，中国也具备，但是欧盟不具备，日本不具备。日语和日本传统文化，既无法顺应全球互联网一体化，也无法制定规则影响和一统全球互联网，最后的结果，就是封闭导致的边缘化和日渐衰微。

日本制造，在技术上爱钻牛角尖。在互联网信息化的全球分工中，日本缺乏真正的创新精神，已经沦为一个高端零件的代工厂。就好比“创新”这个词，在日本的经济白皮书里，偏偏要把它翻译成“技术革新”，这意味着日本式的创新都是“补丁式”的，而不是“颠覆性”的，极致的技术让日本经济一度辉煌，如今又成为它的诅咒和桎梏。

遭遇困境的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有诸多相似之处: 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减速、楼市泡沫蕴藏危机等。但与日本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今天的中国抓住了新经济的机遇，满大街都是咖啡馆，似乎人人都在谈论上亿美元的融资，钱不怕被烧掉，就怕你没有好想法，创业创新成了时代文化，这是中日经济之间最大的不同点。以史为镜，借鉴邻居，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光亮的启示，帮助我们冲出陷阱，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之路。

补充：央企董事长：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间，曾有一个重大失误

“金融自由化下的监管缺失助推资金‘脱实向虚’，进一步推高宏观杠杆率，在助长泡沫风险的同时，加大了泡沫破灭后的通缩压力。1984年，日本大藏省发表了《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加快了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步伐。”

近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缪建民，对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发表了署名评论文章，并认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惨痛教训，就是在货币宽松的背景下，进一步推高宏观杠杆率，加剧了资产泡沫的生成，也放大了泡沫破灭带来的冲击。

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位列第117位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早在1949年就已成立的央企。作为这家巨头的执掌者，缪建民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经济学者，目前担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

以缪建民之见，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失去的二十年”间，不是选择改革来应对，而是通过货币宽松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延续繁荣，之后在高位强制打压，将日本经济带入长期衰退。

“在经济泡沫高位阶段，日本政府选择了主动挤泡沫，导致股市暴跌和房价崩盘。1985年-1990年间，受宽松货币政策推动，日本M2同比增速从8%上升至12%以上，从银行体系源源不断溢出的流动性进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根据缪建民的分析，日本采取了长时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日元升值的经济冲击，为日本“泡沫经济”埋下了隐患。

同时，美国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后，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出口以及经济增长均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为对冲日元升值的不利影响，日本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在经济泡沫处于高位上又过快收紧，被普遍认为是这一时期最大的政策失误。”

那么，日本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泥潭的？在缪建民看来，关键在于一项特殊战略的提出与坚持执行。

“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开始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日本在技术研发方面有4个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分别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二、专利授权率高达80%。

“新世纪以来，日本在全球制造业领域始终名列前茅。”根据缪建民的研究，避免走向经济“脱实向虚”，才能使国家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