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明改制，伟大的总设计师明太祖朱元璋

在称帝之前，明太祖已经十分深刻的认识到，蒙元之所以这么快亡国，是因为它的无政府统治，对资本的无约束状态。太祖感慨的说，蒙元亡于宽，等我坐天下，必以严治国。

历朝历代的改制，都是如此，救前朝之弊，有所损益，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王朝的一套制度。汉亡于豪强和士族门阀，于是隋唐以武抑文，以佛攻儒。隋唐亡于武装割据和文化混乱。于是，宋朝在隋唐的基础上，抑制武官，并且又重新复兴儒家道统。

宋朝以文抑武，因为国弱，亡于兵祸。接下来的蒙元，矫枉过正，以军事同盟利益共同体立国，并一度废除科举，解除了整个文官系统，汉人士大夫纷纷下岗失业，只好写戏曲解闷。解除了整个文官系统，就意味着放弃农业税。税收乃立国之本，放弃了农业税的话，蒙元靠什么养活国家机器呢？蒙古人脑洞清奇，居然想到任用色目人为官，控制交通要道，设卡征税，完全以商业税来支撑整个国家。

蒙元的改制，让整个国家，处于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免收农业税，地主财阀等资本家依靠税收优势，迅速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是元明时期，金融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们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却是一场漫长的恶梦。明太祖一家人，一个接一个的饿死，这就是当时社会，普通家庭命运的缩影。

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资本家们，在皇权缺失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想的不是去救济那些饥饿的百姓，而是和域外的蛮夷们开展贸易，去追逐更多的财富。

显然，在明太祖看来，蒙元的统治，太可怕了。他必须得把这一套都扳过来才行。首先，结束军事利益集团治国的制度，重新恢复文官体系，从而结束了蒙元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其次，抑制和打击跨境贸易和走私贸易，并把帝国的税收，重新以农业税为本。第三，之前蒙元时期的老百姓太苦了，所以明太祖爱民心切，虽然征收农业税，但是税率很低，和宋朝相比，低的很多。因为蒙元不征收农业税，所以和蒙元无法比较农业税的税率。

第四，给官僚体系降薪。在明太祖看来，农民种地那么辛苦，而当官的又不用干辛苦的体力活，生活得还比农民优越那么多，所以给的工资已经不低了。但是在官员们看来，明朝的公务员工资，和宋朝比是比较低的。为此，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有怨言。

既不想苦农，实行低税率。又给公务员发低薪，还想让公务员们尽忠职守。为了激励下士大夫阶层，朝廷便规定，官绅不纳粮。这为后来明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埋下了伏笔。

因为实行低税率，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整个国家机器统治阶层的内部，现金流一直处于紧缺状态。这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因为国家的开销一直很大，而财政不足，怎么办呢？政府便印钱买东西，很快就造成了明朝法定货币大明宝钞的信用崩溃。第二，因为财政一直紧巴巴的，让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嗜钱如命。哪怕被剥了皮，哪怕一次杀几万人，也有源源不断的贪官前赴后继的冒死贪腐。

明朝的公务员，视财如命的程度，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越稀缺的东西，越被人追逐。国家财政越没钱，官员就越不择手段的去捞钱。明太祖应该是历史上最疼爱老百姓的皇帝，他太爱老百姓了，所以不忍心加税。为了让老百姓少交税，明太祖还制定军户制度，让军人不打仗的时候自己种地，打仗的时候吃自己种的粮食。可见，明太祖为了爱惜老百姓，为了给老百姓减负，把一切都做到了极致。

因为对老百姓爱的太深，官僚集团觉得，打江山之后，没有能享福，反而过着清苦的日子。他们渐渐的走到了皇帝和老百姓的对立面，甚至视为仇寇，不共戴天。公务员们，受够了在他们看来官不聊生的日子，在官僚集团总头目胡惟庸的带领下，他们密谋造反，企图打倒阻碍他们过上荣华富贵日子的明太祖。

在胡惟庸案中，明太祖始终不肯相信，李善长会反他，会跟着胡惟庸那种人一起走。结果事实表明，李善长不仅知道胡惟庸造反的事，而且还一直隐瞒着明太祖。手握帝国重兵的李善长，他默许了胡惟庸及其同党们的倒行逆施，也接受了胡惟庸许给他的事成之后的荣华富贵。杀胡惟庸，太祖比较解恨。但是杀李善长，让他十分揪心和痛苦。为什么从前一起打天下的人，为天下苍生谋幸福而并肩作战的人，会突然变得那么陌生呢？一切都是因为钱。

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在总头目胡惟庸的带领下，集结几万人，明太祖认为，根源在于宰相制度，在于宰相专权。于是，太祖废除了相权。令官僚系统，直接向自己汇报，而不再是向宰相汇报。去掉官僚系统的中枢，自己既做皇帝又做宰相，这样的改革，对于太祖这样极其勤政，精力极其旺盛的人来说，是可以撑下来的。换了其他人，就会比较难以胜任。

后来，朱棣进一步改革，改成了内阁制。内阁制的本质，是对相权的弱化，但是又以内阁首辅的形式，恢复了一部分的宰相职能。让宰相轮流做，皇帝在看上面看着下面的官僚集团党争内斗，像耍猴一样分化官僚集团。内阁制，为后来凶猛的党争，埋下了伏笔。

在最开始，太祖只是让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互相制衡。后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战胜了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在刘伯温、李善长以及胡惟庸死后，两大集团都遭到了削弱。官僚集团的内部制衡格局，也由两派相争，逐渐演化成了多派混战。

胡惟庸之事，对明太祖的震动非常巨大。一是参与人员之广，几乎遍及整个官僚系统。二是胡惟庸利用庞大的组织网络，把皇帝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为了改变皇帝和官僚集团斗争中的不利局面，在杀掉胡惟庸逆贼集团之后，明太祖建立了锦衣卫，用来监察整个官僚系统。

锦衣卫并不是太监，而是由皇帝的禁卫军所改组成的军事组织。锦衣卫的卫字卫的是谁呢？卫的是皇帝，只有皇帝不被官僚集团打倒，他才能保护老百姓不受压迫。锦衣卫的敌人是谁呢？是整个官僚集团。

明太祖针对官僚集团，一次都能杀掉上万人，这是什么性质？这并不仅仅是反腐斗争，实际上是战争行为。不过和改朝换代的战争不同，它是一个朝代框架下的，连绵不绝几百年的内部战争，皇权和资本的战争。官僚集团里面，虽然也有皇帝嫡系的忠烈之臣，但是整个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站在皇帝的对立面的。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是皇帝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皇帝看来，和劳苦大众相比，明朝的官吏，你们已经生活得很好了，为什么还不满足？如果你们的生活过得太过于荣华富贵了，老百姓就会受苦。所以我一方面提倡你们和我一样艰苦朴素。另一方面，我得阻止你们，鱼肉百姓。

在官僚集团看来，如果老百姓的生活过的太好了，我们就会受苦。我们之所以跟着你打天下，就是为了荣华富贵。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们不想跟着你艰苦朴素，继续为了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而奋斗。我们想过养尊处优的日子，想过荣华富贵高高在上的日子。皇帝你一个人艰苦朴素与民同乐去吧，不要挡着我们飞黄腾达的道路。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不可调和，所以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及其同党，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次重大战役。这场战役，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

朝廷与官僚集团，在朝堂上进行流血的战争，在经济领域不流血的战争，也在进行着。因为明朝税率比较低，国家财政一直吃紧。光艰苦朴素是不行的，必须得开源，得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赚钱补贴国家财政。皇帝想赚钱，官僚集团们也想赚钱。过日子，一切都是钱的问题，解决问题，也必须得回到怎么赚钱上面来。怎么才能赚大钱呢？朝廷和官僚集团，不约而同，他们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大洋：控制全球贸易。

二、郑和下西洋，明朝巨型国企主导下的全球化贸易之路

朝廷控制全球贸易的战略思路是，设立海禁，严打走私。建设强大的海军，成立巨型国际贸易企业，以海洋霸权为基础，垄断海上贸易。通过大型国企从海上贸易中赚钱，来补贴国家财政。

官僚集团的思路是，勾结夷狄，勾结国内资本家，三者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走私为贸易形式，共同反对国企垄断和对抗朝廷对走私的打击，对民营商业活动的抑制。

后世关于郑和下西洋，众说纷纭。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炫耀武力，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维系朝贡体系。甚至还有人说，是朱棣心里有鬼，为了寻找朱允炆的下落。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建立海洋霸权，控制全球贸易，最终实现赚大钱的目的。

然而，郑和所主导的巨型国企，对全球贸易的垄断，这严重的破坏了夷狄、国内资本家、和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他们不甘心，他们要反抗。于是在这三股势力的合流之下，策动了一系列对华战争。北边有鞑靼，南边有安南缅甸，东边有倭寇。

这一系列战争，背后真正的主导者，做局者，是国内的官僚集团。而国内的资本家和国外犯边的夷狄，实际上都只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尤其是倭寇，更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

挡人财路，杀人父母。当年太祖挡了胡惟庸们的财路，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密谋造反推翻太祖。现在，朱棣所建立的海上霸权，垄断了全球贸易，这更是严重的阻挡了他们的财路。他们要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肢解这个巨无霸一样的超级国企。

机会终于到了，宣德帝驾崩，年幼的明英宗继位。官僚集团欺负明英宗年幼不能理政，便勾结辅政太监，废止了大明帝国的船队，肢解了当时海洋上最大的海军舰队，肢解了帝国海上霸权，终结了大明帝国所控制的全球海上贸易，终结了帝国所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

至此之后，中央帝国的海权开始旁落于夷狄之手。国内的官僚集团，负责提供政治庇护，国内的资本家，负责进行出口，国外的夷狄，负责进行把中国的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这个以资本为纽带，缔结起来的复合利益集团，联手控制了当时的海上贸易。

在明宪宗时期，有人建议重新下西洋控制贸易赚钱，重新振兴三宝船队这个巨型国企。官僚集团为了防止国有企业抢他们的走私生意，刘大夏还藏匿了宝船设计建造的图纸，航海地图，航海技术，以及一系列相关档案。

这些被匿藏的造船、军事、航海技术档案，都去了哪里呢？答案是，被官僚集团输出给了洋人。因为洋人是他们的运输队，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先是毁掉了帝国的海洋霸权，接着再把核心技术，打着民间学术交流的名义，都输出给了夷狄。这便是西方大航海时代，迷一般的突然崛起，造船、航海、军事技术出现跨越式革命的根源。

肢解宝船船队，是明太祖诛杀胡惟庸以来，官僚集团与皇帝的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只是消灭帝国的海洋霸权，官僚集团依然觉得不踏实，他们要谋划下一场更大的胜利：消灭帝国的陆上霸权。

三、官僚集团，土木堡之变的策划者和最大赢家

为什么在控制海上贸易之后，一定要接着摧毁帝国的陆上霸权呢？因为皇帝可以利用军队，打击走私活动。这会严重损害官僚集团所主导的那个利益复合体的利益。怎样才能摧毁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帝国的陆上霸权呢？

我们先来分析下战争双方的实力与力量组成结构。在皇帝阵营这边，也就是我方，由皇帝、锦衣卫、太监、皇帝嫡系军队、老百姓所组成。我方的战略诉求是，天下太平，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关于明朝的阉党，也就是太监，这里要讲讲。前面说了，锦衣卫并非太监，而是皇帝的禁卫军所组成的监察机构。到了明成祖时期，成祖靠谋逆上位，所以他的不安全感非常强烈。一方面他并不是完全信任锦衣卫。另一方面，他要做到绝对的控制。而锦衣卫因为不是太监，不能入内宫，不能随喊随到，这让他感到不安全。所以才设立了东厂这个太监机构。太监和锦衣卫一样，都是皇帝用来控制官僚集团的监察机构和组织，也是对皇帝最忠心的人。

所谓太监，太，极致的意思，直接受命于皇帝，体现着最高的权威。监，监察的意思。监谁呢？当然是监察官僚集团。后世太监被丑化，是因为太监是官僚集团最痛恨的一个组织。官僚集团掌握了舆论和媒体，自然要极力丑化他们最憎恶的敌人。他们不仅丑化太监，还丑化明朝所有的皇帝。实际上，明朝的皇帝和明朝的太监，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卑鄙无耻。真正卑鄙无耻的，是官僚集团的那些人。

敌方，由文官集团、非皇帝嫡系武官集团、夷狄、资本家们所组成。敌方的战略诉求是：资本。通俗的说，也就是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谁阻挡他们赚钱发财，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是什么精神呢？对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设计这个局，关键在哪里呢？在于歼灭皇帝所直接控制的嫡系部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路上武装力量。因为这支武装力量的存在，一方面，他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让资本家们无法和北方的夷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官僚集团总是担心，这支武装力量，早晚会南下，打击他们的海上走私贸易。

长城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军事防御。主要是为了控制贸易，有了长城，就可以永远占据和夷狄贸易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具有绝对的商品定价权。从这点看，修建长城并不是赔本的买卖。或者说，长期看，长城的修建成本，都摊销成了对夷狄所间接征收的商税。

北方夷狄，为什么总是要不顾一切的入关，为什么如此痛恨长城的存在？因为只要越过了长城，他们就可以不再被征收高昂的商税。表面上看，中国的朝贡体系，是厚往薄来，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一直厚往薄来下去，金银都必将有耗尽的一天。为什么中国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金银了呢？秘密就在于对贸易的绝对控制权：给商品定价，压低夷狄的商品价格，抬高中国的商品价格。如果夷狄不接受这个议价，否则就不开关互市。不开关互市，夷狄的牛马羊就会被大雪冻死，他们不买我们的粮食过冬，人也会饿死。所以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仅夷狄们痛恨长城，而且国内的资本家们，更痛恨长城。开关互市，最大的获利者是朝廷。不仅夷狄那边需要交税，国内做进出口贸易的资本家，也要交税。资本家痛恨长城，怎么办呢？他们就会用资本的力量，买通边军，买通地方政府官员，给他们提供走私通道。

北方的陆上走私贸易，越来越猖獗。为了打击这种走私贸易，明英宗便决定北伐。史书上说，明英宗是受了太监王振的蛊惑，实际上，这并不是哪个人随便讲几句话，皇帝一时兴起就决心北伐，而是大背景使然。如果再不打击这些严重的走私活动，那么长城就会形同虚设，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到损失。

但是明英宗决定北伐这件事，他对自己的敌人，认识得不够充分，准备的也更加的不够充分。打击走私，并不仅仅损害蒙古人的利益，还会损害国内资本家的利益，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损害边军所代表的武将集团的利益。

而天真的明英宗认为，他的敌人只是蒙古人，以强大的明军，消灭那点蒙古人不过就是吃盘点心。于是，在战争的刚开始，他就一步步钻进了那个复合利益集团所设下的陷阱，成为一场惊天大阴谋的受害者，更是让帝国的嫡系精锐毁于一旦。

官僚集团，先以错误的军事情报，把明英宗的嫡系军队，送到错误的战场，根本没有遇到也先的主力。接着，官僚集团在后勤上，切断明军后勤补给。饿的饥肠辘辘的明军，实在没有力气行军，不得不撤军。在撤军的路上，官僚集团再次给出错误的军事情报，让明英宗在土木堡这个绝地安营整顿。对整个计划一清二楚的蒙古人，则事先切断了水源。又饿又渴又冷的明军，不要说能打仗了，能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就已经不错了。

见明军彻底失去士气，也先带领蒙古人，向明军发动了总攻，皇帝的嫡系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是明军打不过蒙古人吗？根本不是。以当时双方的战斗力而言，在正常情况下，也先的那两万蒙古士兵，只不过是明军的点心。而在土木堡之变，明军在交战之前，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他们太饿了，太渴了，太冷了，太绝望了。

在土木堡之变的整个过程中，边军将士，对王师被困被歼，全程无动于衷。他们有能力救援，也有能力从也先的后方发动攻击。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为什么呢？因为边军也是这场惊天大阴谋的参与者，蒙古人是他们的盟友。

土木堡之变之后，皇帝的嫡系部队被全歼，三大营全军覆没。官僚集团，随即控制了军队。很多人觉得困惑，为什么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后来一直再也没有能够全胜北方的蛮夷。

真正的答案，并不是军备不如蛮夷，而是官僚集团所掌控的军队，和北方的蛮夷是盟友关系，并非敌我关系。同为走私的参与者和获益者，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军队，和蛮夷军队打仗，只是表面上演双簧给皇帝看，顺便再养寇自重多骗点皇帝的钱。自己人打自己人，怎么可能会真打呢。前后土木堡之变，后有萨尔浒之战，都是同样的套路。官僚集团借蛮夷的军事白手套，来消灭帝国的军事力量。蛮夷和他们是友军，皇帝才是他们的敌人。

巨型国企宝船船队被肢解，皇帝的嫡系精锐，在土木堡一役，被全歼。明成祖的超级大手笔，几代人经营了上百年的海权陆权双霸权，一朝沦丧。真的是敌人太强大吗？根本不是。不论是也先，还是努尔哈赤，还是倭寇，还是葡萄牙人，实际上都不堪一击。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认识到，敌人不在境外，敌人在我们的心脏里：官僚集团。

在敌我都不分的情况下，并且敌人的首脑还处在自己的心脏。我们的一切，敌人都知道。敌人的一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沿着官僚集团设计好的陷阱一步步跳下去，去指定好的猎场成为蛮夷的猎物。这样去打仗，跟送死又有什么区别呢？有这样一个可怕的官僚集团，在明朝当兵太惨了。

明英宗，是大明帝国由盛转弱的转折点。他对官僚集团，一连输了两场。先是输掉了海上霸权，接着又输掉了陆上霸权。在土木堡之后，明英宗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他不甘心，他复辟了，他杀了一些人。可是，为时已晚。官僚集团通过周密设计的阴谋，以很小的代价，接管了一切。

主席评价《明史》说，看《明史》令人生气。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和成祖好些，明英宗和明武宗稍微也还好些，其他的皇帝都没干什么好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明英宗之后，明朝的皇帝都被官僚集团架空了，沦为了受他们控制的傀儡。嘉靖不上朝，万历不上朝，是他们不想上朝吗？并不是。是掌控一切的官僚集团嫌皇帝碍事，干脆直接不带皇帝一起玩了。官员开会，不准皇帝参加会议这种事，不仅明朝有，其他朝代也有。

四、皇权衰落，疯狂的抗税，海盗，走私，官倒与军倒，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

土木堡之后，皇权幕落。官僚集团，几乎接管了一切。他们不再忍气吞声。他们开始公开地表达对皇权的敌意：凡是朝廷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朝廷反对的，我们都支持。

在控制了军队之后，他们又控制了媒体和舆论。他们以同乡会等形式，培植党羽。他们设计各种套路，挟大义迫君子，挟百姓迫皇帝。他们不停的要挟皇帝诛杀太监，而皇帝却不得不听。他们不停的策动边患战争，养寇自重，来跟皇帝骗钱，而皇帝也只能焦头烂额的疲于应付。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有了钱，就自然会有文人们给他们摇旗呐喊。王阳明，李贽们，为文官集团，扳倒了孔孟，瓦解了支撑皇帝威权的道统基础。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狂飙的年代。

等这一切都做完了。接下来自然而然的，就是捞钱。怎么捞钱呢？这同样需要经过周密的设计。关键词，则是减税。

官僚集团宣扬说，征税本身就是苛政，只有不征税才是仁政。要藏富于民，不能与民争利。老百姓一听，是啊，减税真好，大家都可以少交钱了。然后跟着一起吆喝，减税，减税，减税。

老百姓虽然在利益上，是站在皇帝阵营那边的。但是，在心智上，他们太容易被蛊惑。他们缺乏辨别阴谋的智慧，也缺乏辨别敌我的能力。真正对他们好的人，他们会跟着敌人一起骂。真正害他们的人，他们却认为是在救他们。老百姓在缺乏战争教育的情况下，总会做出来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所以，要动员老百姓的力量，让他们可以参与战斗，必须得先能控制媒体和舆论才行。必须得先进行战争教育才行。不然，老百姓完全就是敌我不分的盲从者。

官僚集团成功煽动了百姓，皇帝迫于道德绑架，只好妥协退让。官僚集团，直接禁止了江南地区的商税，关税，茶税，等等税收。更禁止在交通要道设卡征税。整个富得流油的苏杭地区，商税，每年只能收上来几十万两白银。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国税崩溃。税收都去了哪里？去了官僚集团所控制的隐蔽的地税那里。不仅商税，关税都收不到，农业税也崩溃了。为什么农业税也会崩溃呢？前面我们说了，太祖改制，为了表达对官僚集团的爱和体恤，规定官绅不纳粮。于是，很多地主，就把土地投献到官员的名下合法避税。有了政治庇护的地主，通过税收优势，就可以获得经营优势。通过经营优势，就可以兼并更多的土地。如此一来，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

税收的崩溃，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国家越来越穷，二是官僚集团和他们的白手套们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富的官僚集团，他们越来越无法无天。不仅大肆侵吞国家税收，大肆腐败。而且还以海盗作为白手套，进行越来越失控的走私贸易。在北方，建奴则类似于倭寇一样，充当了他们在陆上进行走私贸易的白手套。

控制了钱袋子，枪杆子，笔杆子的官僚集团，白手套也都是现成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兑现政治红利的时刻。一时间，官倒和军倒，如洪水之决堤，掀起惊天的资本狂潮。这股狂潮，正在把帝国的命运带向可怕的深渊之中。

官僚集团，除了自己赚够了钱，还向全世界输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精神。在土木堡之变的三十四年后，在中国资本主义光芒的照耀下，马丁路德推动了西方猔教改革。新教的诞生，预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中国明代的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全球贸易向全球辐射，所孵化出来的一个怪胎。

没有中国的官僚集团摧毁皇权，就没有全球自由贸易。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跨国资本，没有跨国资本和跨国资本利益集团，就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伦理便是这样，以钱为天，而不以天为天，不以皇帝为天，更不会以老百姓为天。这种违背道德的伦理，自古就有。只不过在明代，资本彻底突破了皇权的约束，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五、万历皇帝的最后反击，最终被资本击沉的帝国

大明王朝到了这个地步，朝廷方面，国家财政崩溃。社会上，老百姓受官僚集团和资本家的压迫，民不聊生。怎么办呢？万历皇帝发起了对官僚集团最后的反击，一方面，全方位打击走私，另一方面，启用张居正进行税制改革。试图重新掌控帝国财权。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针对官僚集团的一次税改战争，打击白手套，打击隐蔽地税和政商挂靠。这场战争，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更损害了整个跨国资本复合利益共同体的利益：官僚集团，夷狄，资本家，搞军倒的边军武将集团。

他们决定接受万历的宣战，选择迎战。一时间，帝国的边境，到处告急。万历皇帝，只得四处出征。那些战争，实际上，都是官僚集团策划出来的，都是他们一手所导演的。要知道，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皇帝。万历的反击，随着万历帝的去世，宣告不了了之，官僚集团卷土重来，再次掌握了全局。万历并没有像他的祖先明太祖那样，面对官僚集团打出来一个全面的胜利。在这场皇权对资本复合利益集团的反击过后，迎接帝国命运的，便是触礁之日的到来。

船沉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说，文臣各个都该杀。可见，他比明英宗，更加的天真一些。崇祯皇帝根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敌人，在我们的心脏里。明英宗起码能够认识到，他的敌人是谁，虽然他因为轻率，而败于敌人的阴谋诡计，但他起码一直很清醒，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敌人。而崇祯帝则不然，到船沉之日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一直在做的，都是在把自己人当敌人，把敌人当自己人。如此敌我不分，想不亡国也难。

这场资本与皇权的战争，绵延几百年。不仅作为局内人的崇祯帝感到困惑，为什么敌人一直藏在他的心脏中，他居然到死才明白。一些看热闹的局外人，也更加的困惑。这个困惑是，为什么明朝的官僚集团毫无气节可言？为什么官僚集团，没有人殉国，为什么没有人死节？为什么明朝的武将，会如此轻易的投降建奴，投降闯贼？他们怎么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呢？

答案是，皇帝不仅不是资本复合集团的天，还是他们的敌人。敌人死了，为什么要给敌人殉节呢，难道不应该高兴吗？他们的确很高兴，尤其是他们看着崇祯皇帝赴死的时候，内心里面是那么的幸灾乐祸，是那么的感到莫名的痛快和窃喜。

明朝的武将，也是如此，他们投降建奴，投降闯贼，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毫无道德压力。做汉奸做的心安理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一伙的。给皇帝卖命，那只是演戏。勾结建奴，养寇自重，搞官倒赚钱，才是硬道理。

表面上看，建奴入关，打了下江山。再往下揭开一层会发现，实际上是投降的明军汉奸打下的江山。为什么汉奸会甘心情愿的去给建奴卖命呢？继续往下揭开本质，则是资本使然。是资本的力量，击沉了大明帝国，把帝国的命运带入黑暗世纪。所以大明王朝最深刻的教训是，皇权必须要控制资本。

最好的秩序，是皇权对资本的绝对控制。如此一来，天下只有一个天，君明臣贤，上下同欲，天下太平，百姓安康。

其次，皇权无法控制资本，资本做大，天下出现一国二君二王的局面。官僚集团必然会选择为资本卖命。一国二主，资本僭越皇权，这才是大明王朝的腐败如此深重的根本原因。

再次，第三糟糕的秩序，是资本摧毁了皇权。皇权不复，老百姓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保护人，沦为任资本宰割的羔羊。试想一下，如果胡惟庸当年成功的推翻了明太祖。他的儿子不会因为杀死一个马车夫，跟太祖求情免罪失败，最后还是抵命。显然，如果他造反成功，他的儿子想杀谁就杀谁。所有的老百姓都会处于无保护状态。

第四，最糟糕的秩序。官僚集团以资本之力，摧毁了皇权之后，又不能建立有效的秩序。这样的社会会彻底失去秩序。天下大乱，最后必然是靠军事暴力来建立秩序，所有的人都过着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的日子。石勒们的胡人政权，蒙元，满清，都是这样的社会形态。

这场皇权对资本的战争，历经两百多年。虽然开局失手，胡惟庸集团被明太祖诛杀殆尽。但是官僚集团，最后还是终于扳倒了皇帝。然而，迎接他们的并不是胜利和荣华富贵，等着他们的，却是天下大乱和冰冷的屠刀。

土木堡之变后的整整五百年后，一个湖南人，另一位太祖缔造了新的帝国。不多不少，正好五百年。古人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出，可见并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