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教父”管金生昨日首次公开吐露心声，谈及他在了“3.27事件”中的经验教训。他称：这一生吃很大的亏，就是没有放下自己内心的骄傲和清高，如果当初可以克服自我，不断的向交易所上级部门奔走呼号，说不定真的能改变现实，能够扭转乾坤。

“中国金融教父”管金生在6月6日下午，和讯网联合赢贝金融共同举办的“‘互联网+’金融投资高峰论坛上”演讲中，首次公开吐露心声，谈及他在了“3.27事件”中的经验教训。

以下是文字实录：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本次论坛的组织方给我这个机会上台发言，方志是我的学生，按照专业水平来讲，他早就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个题目应该是他讲，他来讲肯定比我讲的更精彩，主要是让我谈谈互联网时代给我们期货投资带来什么变化，对互联网+金融投资有什么新的格局展望。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是希望我谈点经验教训，谈这个之前首先声明一下，今天是周末，我的发言是个人的看法，跟任何单位都没有关系，我主要是跟各位新老朋友们谈心。

有不少人问我，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总回避327这个问题，现在都出书了，为什么不能讲讲这个事情呢？如果直接讲这个问题应该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总结经验、教训的原则，通过总结历史来寻求历史的真相，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众所周知，由于二十年前的327事件，我并不口服心服，但是在行动上绝对尊重和遵守了法律的判决，接受了十七年的有期徒刑的惩罚。

前几年朋友们私下经常问我，你作为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为什么会对互联网情有独钟呢？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你学习能力超强？是不是记忆力特别好？不是的，今天给大家讲讲。实际上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将近八年的生活，我个人的牢狱就是翻阅大量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英文资料，我比在座的谁都更早的接触了互联网，了解国外的情况，特别是对互联网接触的比较早一点，当时有一个叫张志雄的朋友来看我，他说你这个脚肿的，我说天天在翻东西，动都动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正是因为这个机会，使我渐渐的丰富了自己个人的知识结构，我也感谢这次机会，这是祸兮福之所倚，通过这次牢狱不仅丰富了个人的知识结构，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原来很精彩。

像我这么一个有特殊经历的老人，怎么看待互联网给期货投资所带来的变化呢？这也是方志给我出的第一个题目。毫无疑问，由于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正在改变原有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使人类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进入到了互联网的时代，或者说可以说是互联网社会。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因为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把我们带进了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输方式，相当彻底的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以及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时代，由于互联网推动着万物互联，知识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

比如说期货交易的本质是什么？在二十年前可以说是一个很少有人明白的问题，今天已经不稀奇了，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在二十年前没有人知道期货交易的本质是什么，期货交易的本质是合同买卖，如果当时327国债贴息的决策者们懂得期货交易的本质是合同买卖，他们就一定会意识到贴息就是改变了交易合同的内容。就一定要在决定贴息之后迅速的通知上海交易所对正在进行交易的327品种实行立即无条件停牌，这样就可以避免多空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厮杀。

如果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管理人员掌握了这么一个期货交易的本质是合同买卖，这个前提，他们也完全可以在接到交易所要求停牌的正式要求之后，会认真的研究紧急建议是否合理，是否需要紧急报请监管部门实行立即停牌，至少不会做出空方要求停牌是因为输了钱，所以不允许这个停牌，这样一个错误的判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误判，事情的发展可能就完全不同。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我之所以在事隔二十年之后，在今天这样一个学术性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面对一群年轻人可以不说话，但是绝不可以说假话。

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今天又有互联网这么一个空间，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相信当年的多空双方的人们早已回复了平静，而早已不再有利益的纠葛和冲突。寻求历史真相，完全不必追究历史责任，这是两回事，特别不应当追究个人的责任，应当是对事不对人。

在327事件当中，我个人也有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由于当时市场管理者向我提出合理化的停牌建议之后，采取了不作为的做法，有人说你一天赚钱赚这么多干什么？这不是赚钱不赚钱的问题，这个是因为突然改变贴息，突然改变交易合同的内容，任何交易所唯一的做法只有停牌，这是国际惯例，如果照当时那天情况继续交易的结果一定是空方券商全部破产，没有任何一家的空方可以幸免于难，几十家的券商破产，一定会发生大规模的股民投资者上街挤兑，到证券公司挤兑，在上海这个地方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绝对是一场金融风暴，全世界都要震惊，针对完全有可能发生金融风暴。

我没有采取不作为，我是想有所作为，想制止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错在什么地方呢？我采取了单纯的技术处理办法，如果当时我有足够的智慧，完全应当综合采用外交和政治的手段，管理者不作为就向管理者的上级再反映，一定要停牌，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全球如此，这不是道义的需要，这是金融秩序的需要，一定要停牌，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总经理可以不听，我整整一个上午都在这里苦口婆心的说，就是不听，不听我就放弃，我就以为到此为止了，因为他是最高的管理当局。

如果是我能够更有智慧，我继续采取一些办法，也可以向他的上级报告，报告他的不作为，比起那些始终坚持改革不动摇又能安全交易的那些企业家，我跟他们差的很远，差在智慧上。

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信息不对称，这些历史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今天的互联网可以把各种有关交易的信息以最快捷的方式推推送到每一个交易者那里，无论是市场管理者还是市场参与者，都能够毫不例外，同样平等地位的接受到这种有价值的交易信息，这是互联网时代对期货交易多来一个最大的东西，改变信息不对称。有很多变化不说，就不一一详述了。

对互联网+、金融投资未来的新格局有什么展望？互联网技术金融新格局，我的展望，从商业活动、经济活动来讲，未来全球的经济和商业活动还是中美两国两个引擎，互联网技术对金融投资，包括期货投资，一定会带来新的格局，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并存，常态就是互联网金融的大的全球背景因素。

互联网+核心的金融逻辑是什么呢？互联网技术如何改变金融投资的逻辑？互联网技术的跨界思维一定会极大的提升金融的渠道能力。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数据革命对金融本身所具有的信息数据的要素进行了全面的提升和升级换代，从而提升金融的服务能力，也会极大的扩大服务的规模。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云计算革命，对金融的后台技术支撑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创新，从而极大的降低成本，极大的增加稳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交易稳定性，有可能极大的增加弹性扩展空间，这就是我对未来金融投资互联网时代新格局的基本看法。

这种新格局的形成首先依赖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又依赖互联网思维被全社会所接受的广度和深度密切相关，只有当互联网思维基本上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识，并逐步的发展成为互联网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构建起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才会有坚实的思想土壤。我的看法，互联网思维并不是简单的方法论，而是一个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三观都要进一步调整。

到底什么是互联网思维？这种思维的本质又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思维包含了以下几点。

一、任何草根只要有梦想就有可能变的伟大，任何个人的梦想只要能和中国梦保持一致，并成为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一定会有圆梦的一天。

二、任何个人的智慧都不可能超过众人的智慧，这是群众路线的灵魂所在，任何的领袖其实都是智慧众筹的高手。

三、从来就没有一贯正确，只有不断试错，及时改错，才能不断的接近正确，从而保持基本正确。

四、从来就没有千古不变的界限，只有跨界思维才会产生真正的全局意识，才能真正形成渠道扩张能力。

互联网思维不仅是改造世界的思想源泉，而且更应该是改造自己的思想动力源泉。327事件当中，刚刚给大家讲了我的错误是什么，我是单纯的技术观念，我不懂得进行外交政治的斡旋，觉得自己不想这么做，当时不想改变自己。

所以我觉得互联网思维不光是在改变世界，首先要改造自己，如果我当时没有读书人内心的清高，我会向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正确指出应当及时停牌，上报政府，上报监管最高当局，我提出这个合理建议之后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只不过不是交易所的成员，向不向上面汇报是你的事，我认为我就完成了我的任务，我不能越俎代庖。

这事实上是读书人很要命的东西，我这一生吃亏，吃很大的亏，就是没有放下自己内心的骄傲和清高，我如果当初可以克服自我，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断的向交易所上级部门、再上一级部门奔走呼号，说不定真的能改变现实，能够扭转乾坤，因为当时没有报到上面去，如果往证监会报，证监会知道这个事情很大。有人提出了停牌，为什么不能做呢？说不定可以挽救很多。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往事并不如烟，不要追究历史责任，但要总结历史教训，要使自己的教训成为别人的营养，因此互联网思维不应该只是改造世界的思维，首先应当是改造自我的思维，要想改造世界，打造市场的新格局，重要的支点不是市场管理者，也不是别人，只能是自己的心灵，要想改变世界，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要想撬起金融投资市场新格局，必须把支点选在自己的心灵之上。谢谢各位。

资本市场30年回顾：国债3.27事件

“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1995年2月23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违规交易327合约，最后8分钟内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亏损16亿元人民币，国债期货因此夭折。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本来，国债期货是非常好的金融期货品种。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风险度小，被称为“金边债券”，具有成本低、流动性更强、可信度更高等特点；在国债二级市场上做多做空，做的只是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上下波动的幅度很小。这正是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支持者的原因。当时我国国债发行难，靠行政性摊派。1992年发行的国库券，发行一年多后，二级市场的价格最高时只有80多元，连面值都不到。中国的管理者到美国考察了一圈，发现人家的这个宝贝不错，也比较容易控制，于是奉行“拿来主义”。

我国国债期货交易于1992年12月28日首先出现于上海证券交易所。1993年10月25日，上证所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6％。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成交总额达28000亿元。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问题出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

327国债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但上海三大证券公司之一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不这样看，他认为高层正狠抓宏观调控，财政部不会再从国库里割肉往外掏出16亿元来补贴327国债。于是管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涨了3.77元。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管金生铤而走险，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砸出1056万口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像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

最意外的是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贴息，美联储调息时都是0.25％地调，咱们一下子竟然就是5个百分点。当天下午，他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耿说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尉正在为此高兴，突然发现市场上气氛不对劲，各地国债市场都是向上的突破性行情，“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出事了！

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定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上交所没有公布管和万国的名字，但是万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亿元；如果按照151.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327”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首先，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监管乏力。1994年11月22日，提高327国债利率消息刚面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就出现了振幅为5元的行情，未引起注意，许多违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327”中万国在预期已经造成错误无法弥补巨额亏损时，干脆以搅乱市场来收拾残局。事发后第二天，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但却太晚了。

其次，保证金过低。327事件前，上交所规定客户保证金比率是2.5％，深交所规定为1.5％。保证金水平的设置是期货风险控制的核心。用500元的保证金就能买卖2万元的国债，这无疑是把操纵者潜在的盈利与风险放大了40倍。这样偏低的保证金水平与国际通行标准相距甚远，甚至不如国内当时商品期货的保证金水平，无疑使市场投机气氛更为浓重。

第三，没有涨跌停板制和持仓限量制度。涨跌停板制度是国际期货界通行的制度，而事发前上交所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控制价格波动的基本手段，出现上下差价达4元的振幅，交易所没有预警系统。当时中国国债的现券流通量很小，国债期货某一品种的可持仓量应与现货市场流通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电脑撮合系统中设置。从327合约在2月23日尾市出现大笔抛单的情况看，交易所显然对每笔下单缺少实时监控，导致上千万手空单在几分钟之内通过计算机撮合系统成交，扰乱了市场秩序。

第四，无法杜绝透支交易。我国证券期货交易所以计算机自动撮合为主要交易方式，按“逐日盯市”方法来控制风险，而非“逐笔盯市”的清算制度，故不能杜绝透支交易。交易所无法用静态的保证金和前一日的结算价格控制当日动态的价格波动，使得空方主力违规抛出千万手合约的“疯狂”行为得以实现。

第五，多头监管的弊端。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最初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推出的，《办法》颁布前，中国一直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国债期货的主要主管机构。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并参与制定保值贴补率，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例行管理，并制定和公布保值贴补率，证监会负责交易的监管，而各个交易组织者主要由地方政府直接监管。多头监管导致监管效率的低下，甚至出现监管措施上的真空。

“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致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从1995年到2000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6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6年。2000年12月29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终于成立。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这一天象征着10年来风雨飘摇的期货业终获肯定，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两年来一直在积极组织调查327国债事件，准备写一个深入的报告，梳理一下发展中国国债期货的思路。

国债期货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的工作已经启动，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债期货的推出还必须等待利率真正市场化的那一天。等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技巧。淮南的柑橘很香甜，但是到了淮北就成了苦涩的“枳”，经验丰富的农民知道这叫“水土不服”。我们在引入金融创新工具的激情中忘记了要先打理好这里的监管气候和土壤，给它一个营养丰富的环境它才能顺利成长、恢复本性，否则只能是因发育不良而早夭。入世后，中国期货业肯定会等到“芝麻开门”的声音，一个真正的春天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