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法意Nomos  法意读书  来源：原文网站

法意导言

近些年来，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国内政治频频出现动乱，民族国家认同面临挑战。今年四月份，英国作家拉纳·达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在《卫报》（The Guardian）上发表《民族国家的消亡》(The demise of the nation state)一文，讲述了他对世界现状的理解和对未来的建议。他认为，民族国家正在衰退。20世纪的政治结构被21世纪无管制的金融、自主技术、宗教斗争、大国对抗所淹没。全球的经济、资源分配已非政治机制所能抗衡。与此同时，20世纪时一些国家在它们所殖民的国家的放任行为导致的后果正在爆发。缺失的国际秩序给了人们两个选择，移民西方或者拿起武器反抗国家体制本身。从帝国到独立民族国家的转变是一个大规模的且仍未停止的失败事件，这就要求政治上的新思想和全球经济的重新分配。新的政治基础的内涵包括全球金融管制、更有弹性的民主和新的公民概念。

民族国家面临消亡，国际秩序亟待改变

作者：Rana Dasgupta

翻译：傅兰珂

在数十年的全球化后，我们的政治制度变得过时。迸发的复兴国家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衰退的标志。

国内政治发生了什么？美国每天发生的事件超越了荒谬小说家和戏剧家的想象；英国政治在英国脱欧后还没有从”国家神经崩溃”的状态复原。在去年一系列选举中，法国侥幸地从一场心脏病中逃脱，但法国的主流报纸认为即使逃脱也难以改变法国政治体制的“加速瓦解”。在西班牙，《国家报》写道“法治，民主体制，市场经济都令人怀疑”；在意大利，三月选举中“权威的崩塌”甚至带来关于“野蛮人的到来”的讨论，仿佛罗马再次坠落。在德国，新法西斯正在准备变成反对党，将令人焦虑的不稳定性带入欧洲的稳定体制。

国内政治中的骚乱并不是只存在于西方国家。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主题包括疲惫、绝望和低效。这就是为什么充满活力的独裁“解决方式”现在如此流行，“解决方式”包括：用战争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俄罗斯，土耳其）；民族宗教的“净化”（印度，匈牙利，缅甸）；总统权力扩大和相对应的对人民权利和法治的抛弃（中国，卢旺达，委内瑞拉，泰国，菲律宾和许多其他国家）。

这些多样的动乱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倾向于将它们各自分离——因为在政治生活中，国家“唯我论”是指导性规则。每一个国家都趋向于将动乱归咎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民粹主义， “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组织机构，“我们的”糟糕的政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象征现代政治觉醒的机构（公共教育、大众媒体）来自于19世纪的独特民族命运的“征服全球”的意识形态。当我们谈论“政治”，我们指在主权国家内部发生的事；其他的事即便在全球金融、科技已然相互融合的时代，也属于“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在这个世界的每个国家，我们可以买到相同的产品，我们可以使用谷歌、脸书，但奇怪的是，各国的政治生活彼此不同、界限分明。

相类似的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爆发。一些国家领袖之间存在风格和实质的相似性，比如唐纳德·特朗普、弗拉基米尔·普京、纳伦德拉·莫迪、奥班·维克多和雷杰甫·塔伊甫·埃尔多安。在他们彼此之间，有一股巧合般的气场相合。但是不能用“巧合”来形容这种现象，因为世间本无巧合。今天的所有国家根植于相同的体系，这使它们面临同样的压力，且正是这压力挤压着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使之变形。尽管存在绝望且强烈的民族情绪，压力的效果却与“民族国家的复兴”截然相反。

当下，民族国家正在衰退：民族国家在对抗21世纪的力量时是无力的，并且对人类的生活环境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国家政治权威性愈发减弱，并且，鉴于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政治种类，这感觉就像是世界末日。这就是为什么到处都时兴一种古怪的世界末日国家主义。当下对大男子主义政治风格的呼吁、建墙、仇外情绪、错误的信念、种族理论、国家复原的空想承诺都不是解决方案，而恰恰揭露了病状：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正处于政治和道德衰退的后期，它们已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从中解脱。

为什么这会发生？简而言之，20世纪的政治结构正被21世纪无管制的金融、自主技术、宗教斗争、大国对抗所淹没。与此同时，20世纪时一些国家在它们所殖民的国家的放任行为导致的后果正在爆发。被殖民过的国家分裂成碎片，各国人民变成后国家团体，比如飘忽不定的部落化民兵，种族与宗教的亚国家和超国家。最终，从前的超级大国瓦解了国际社会的旧思想（即“国家社会”的思想，是1918年后设想的新世界秩序的基础），使民族国家变成了目无法纪的黑社会般的存在；且这黑社会般的存在正在利用那些曾被恐吓和掠夺的人制造虚无主义的强烈抵制。

结果则是，对于愈来愈多的同胞来说，我们的国家和制度变得不能提供可信的、可行的未来。这一点在金融精英(以及他们的财富)逐渐背弃国家时尤其突出。毕竟当下国家政治权威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对金钱外流失去控制。大量金钱被转移到海外“离岸”区域。这些外流的万亿资产削弱了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在实质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存在。这不仅是国家衰弱的原因，还是国家衰弱的结果：民族国家失去了它们的道德光环，这是逃税变成了21世纪的商业世界中被接受的基础原则的原因之一。

更引入注目的是，许多人正在失去国家家园的假象，并发现他们自己被迫进入一种独特的当代困境。在卡扎菲独裁政权垮台的七年后，利比亚被两个敌对政府和一些民兵组织所控制。两个政府都有自己的国会，民兵组织则是为了控制石油而斗争。但是利比亚只不过是那些只有在地图上看起来才完整的国家中的一个。在1989年后，世界上的所有战争里，仅仅5%发生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破裂而非外国侵略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占了九百万战争死亡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叙利亚，随之而来的真空状态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火力，破坏了生存所需的条件，催生了大量极度惊恐的、四处奔逃的难民。事实上，在远胜于1945年的四千万难民“旧紧急状态”的六千五百万难民“新常态”之下，很难有什么事情比难民更好地宣传了民族国家体制的危机。同时，“不愿承认这种危机”的心态在对难民的蔑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对难民的蔑视是现在驱动富国政治的重要方面。

这个危机并非完全不能避免。在1945年之后，人们把当时的世界政治制度改造成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等人在一战的巨变后所设计的制度的歪曲版本，如今我们正在面临这一改造带来的后果。但我们不应当太快就回到原先的体制。原先的体制对人类安全和尊严并无太多益处。从某些方面来说，那是个巨大的失败，并且存在正当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其老化得如此之快，甚至比它所取代的帝国消亡得更快。

即便我们想要复原我们曾拥有的事物，那个可修复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之所以民族国家能够有所成就甚至大获成功，是因为在20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存在国家范围内政治、经济和信息之间真正的“相互适合”。国内政府有着以人类甚至乌托邦为目的，管理现代经济、思想能量的力量。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在全球化的数十年后，经济和信息已不在国家政府的权力所及范围内。今天，全球的经济、资源分配已非政治机制所能抗衡。

但是承认这个相当于承认政治的末日。如果我们继续认为我们从祖先处继承的行政系统不能接受任何创新，我们就会渐渐失去政治的和道德的希望。我们用半个世纪建立了我们现在所依赖的全球体系，并且还会停留在这里。没有了政治革新，全球资本和技术会不加任何民主协商地统治我们，就像不断上升的海平面般自然与不容置疑。

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个金融、大数据、大迁徙、生态动荡均全球化的时代重新发现些许政治目的，我们不得不想象出一种能够如此大规模运行的政治形式。现在的政治制度不能缺少全球金融规制，可能还需要有跨国的政治机制加以补充。这是我们未来完善现如今并未完成的全球化的方式。全球化的经济、技术体制着实令人炫目，但是若想其能为了人类共同体服务，我们必须先拥有同等广阔的政治架构，但这样的政治架构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设想。

“任何民族国家体制的替代品都是乌托邦式的不可能的事”，这句话会不可避免地被反对。但是即便是过去几十年里，科技成果在它们出现之前，也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我们有正当理由去怀疑那些现任官员，他们告诉我们“人类没有足够能力在政治领域拥有在科技领域那般的显赫成就”。实际上，历史上的许多瞬间，政治突然被扩张至一个新的、难以置信的规模——包括民族国家本身的诞生。以及，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事物能保持其原先的样子”这一信念是真正的错觉。

第一步是停止假装不存在任何替代品。让我们从思考当下危机的规模开始，迈出这第一步。

首先从西方开始。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产生了领土主权原则。以此为标志，欧洲发明了民族国家。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使欧洲大陆内部的大规模征服难以实行，所以欧洲国家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方扩张。掠夺殖民地所获取的红利在欧洲本土转化成了有着强势官僚体系和民主政治体制的强大国家——这也是现代欧洲生活的模板。

在19世纪结束以前，欧洲国家已经拥有了一致的属性，这些属性我们如今仍感到熟悉——尤其是一套被强势执行的国家垄断制度，包括国防、税收、法律等等，这些带给政府对国家命运的掌控能力。作为交换，国家向公民作出承诺：国家和公民均能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发展。在教育、医疗、福利、文化等方面的国家项目便是这一承诺的兑现。

在过去四十年间里这些道德承诺的撤回令人惊愕，并使人们开始四处找寻值得相信的新事物。这一承诺在西方心灵演变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深刻的神学重构的一部分：法国大革命废黜的不只是君主，还有上帝。后者的全知、全能如今已经变成了国家机构的属性。国家发展、解放、拯救人类的权力变成了基础的世俗信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殖民地自治化期间，欧洲的民族国家结构被出口到各地。但是西方人仍然觉得国家的道德承诺为他们所特有——在福利国家的创立和空前的战后发展之后，这种感觉比以往更加强烈。对民族国家的黄金时代的怀念直至今日，仍持续扭曲着西方政治辩论。但那样的黄金时代是基于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巧合。战后国家自身的结构因有着独特的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存在着重要意义。在那个年代，资本无法未经核查便流出国境，外国货币投机与今天相比可忽略不计。换句话说，政府对货币流量有着牢固的控制。如果他们宣称改变，那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去改变。资本受到控制意味着政府能够在一个经济增速非常快的年代施加历史性的税率，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注入空前的能量。数十年间，国家权力极大，甚至趋于神圣，且创建了目前所知的最牢固和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

国家失去对资本的权威是金融革命的目标。金融革命定义了这个时代。结果，国家被强制抛弃社会承诺，角色变换为市场监管人。这急剧减弱了国家在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两方面的政治权威。奥巴马在2013年的时候将不平等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挑战”，但是无论奥巴马或其他总统是否对此感到担忧，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在1980年之后持续增长。

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相一致：最富的人的财富持续飞速增长，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之后的穷人拖累了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人们对不兑现道德承诺的政府愈发感到愤怒——但有很大可能的是，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去兑现承诺。当下西方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远远不如它们那掌控国家经济生活的前任们。西方政府即便继续承诺在根基上作出改变，其实也只是公关上的宣传和一个美好的心愿。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下一阶段的技术-金融革命对国家政治权威是一场更大的灾难。这将是已存在的技术进程的自然延续。新的技术带来新的、使用算法的治理方式，进一步削弱了政治的多样化。从地图绘制到监视，大数据公司（谷歌、脸书等等）承担了许多从前只与国家相联系的职责。如今他们是社会现实的守门人：这些网站的会员是一个新的、去地域化的集体，这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公民，在每一个层面与国家意义上的“公民”相对抗。电子货币的发展表明，新的技术将代替国家的其他基础职能。自由论者的梦想——陈旧的官僚体制屈服于崭新的高科技公司，后者代替前者管理所有生命和资源——是一个相对于回到社会民主的幻想而言更具有可能性的对未来的展望。

政府被外部势力所控制、只拥有对国家事务的部分影响力是一些穷国长久以来的状态。但是在西方，这是令人恐惧的向原始脆弱状态的回归。对政治权威的攻击不仅仅是“经济的”或“技术的”事件，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动乱，使西方人民遭受极大打击。西方社会爆发不理性的愤怒，特别是针对移民问题，而这只是更深层的国家问题的替罪羊。“西方国家是一个共同体”的思想崩塌，跨国的部族身份成为避难所：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同样地使用武器来反抗污染和堕落。

赌注已经到达最高的水平。所以很简单就能看出为什么西方政府如此急切地想要证明他们仍有一定的控制力。唐纳德·特朗普的反社会人格不只来源于他的性格。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总统们持续地尝试增强行政部门的权威，但是始终没有成功。特朗普政府永远不可能像肯尼迪政府那般掌控美国生活，所以他只好假装拥有掌控的能力。他无法使美国再度伟大，但他有推特，通过推特，他将国家的无能归责于女性、左派人士、有色人种。他无法化解美国社会分歧，但他仍控制国家安全机构，这使他看起来“强硬”——向犯罪宣战、驱逐外国人出境、加强边境管理。他无法送钱给投给他票的穷人，但他编织了使他们相信的神话。毕竟，即便他的最穷的投票者，都拥有一项重要的资产：美国公民身份。而这一资产被特朗普加以夸大，就像他以前夸大赌场和旅馆一样。和普京、奥班相似，特朗普使“公民身份”充满新的军事力量，却拒绝向渴求武力的民众展示军事力量。越稀少的事物，便越珍贵。一无所有的公民被政府所说服，以为他们拥有一切。

这些战略是丑陋的，但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一些技艺不精的演员。政府面临的困境是：政治权威即将消失殆尽，并且领袖们无法做出实质性改变。因此，领袖们必须唤醒和利用人们的情绪：比如，对外国人和国内敌人的厌恶，或者是对无意义的军事侵略的狂喜（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唤起人们对沙皇专制复兴的期待）。

这些战略不会在自欺欺人中迅速失败，因为中庸之道正在复苏。就像普京带领下的俄罗斯所展示的，沙文主义比我们相信的更加有效。部分原因是国民极度渴望那些自欺欺人的战略能够成功：内心深处，他们知道如果国家的权力被揭示为骗局，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他们对这些事感到恐惧。

在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情景大不相同。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在20世纪的时候摆脱了欧亚帝国的控制。如今，鄙视帝国成为了一种时尚，但是在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是一种正常的治理模式。奥斯曼帝国于1300年诞生，1922年消亡。在其统治期间，国家稳定、文化繁荣，与今日破碎的中东地区大相径庭。现代的叙利亚难以为国民提供安全、稳定的生活，看起来会在一个世纪内分崩离析。

帝国不是民主的，但是能够包容所有接受其统治的人。这与国家不同，国家建立的基础是“内”人和“外”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具有种族净化的倾向。国家相比于帝国而言是不稳定的，因其净化种族的倾向总是能够被地方主义政客所鼓动。尽管如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帝国属于过去，未来属于民族国家。然而这个变革性的转型对拉近被殖民国家和殖民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而言，几乎没有用处。与此同时，这个转型还使后殖民时期的人们遭受了专制主义、种族清洗、战争、腐败和生态破坏的共同夹击。

如果几乎找不到和平、富裕、民主的曾被殖民过的国家，那么，西方所说的“坏领导人”破坏了本应该完美运转的国家这一说辞便显得无力。在快速的殖民地独立进程中，国家在几个月中产生；忧虑的国民立即陷入武力冲突之中以控制国家机器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和财富。许多初始的国家在铁腕人物的带领下才有了凝聚力，这些铁腕人物把国家体系交付给他们的部落或家族，通过煽动宗派敌人、将种族或宗教的差异转化成高压政治恐怖来维持权力。

这不是一个寥寥几笔的清单。这样的铁腕人物包括奈温（缅甸），侯赛因·哈布雷（乍得），胡斯尼·穆巴拉克（埃及），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埃塞俄比亚），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几内亚），穆罕默德·苏哈托（印度尼西亚），伊朗国王，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穆阿迈尔·卡扎菲（利比亚），穆萨·特拉奥雷（马里），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巴基斯坦），费迪南德·马科斯（菲律宾），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西亚卡·史蒂文斯（塞拉利昂），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索马里），尼梅瑞（苏丹），哈菲兹·阿萨德（叙利亚），伊迪·阿明（乌干达），蒙博托·塞塞·塞科（扎伊尔），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津巴布韦）。

这些国家被一位有影响力的评论员称作“准国家”。虽然与那些形式上与它们相似的更老的国家分享一个舞台，实质上他们是非常不同的实体。它们无法带给国民好的福利。没有来自外部的、像高压锅盖子般的强制措施，那些独裁者永远都无法把内部错乱的国家整合在一起。对独裁者而言，后帝国时代的气质是友好的：随着联合国对外国统治的道德谴责，尊重国家主权成了普遍的规则，不论一国之内发生什么。但冷战大大扩展了可供残酷政权抵御革命和分裂的资源。两个超级大国赞助了后殖民时期的冲突升级，冲突中的死亡人数令人惊愕：至少有1500万人在那个时期的代理战争中死亡，战争地点分散，包括阿富汗，韩国，萨尔瓦多，安哥拉和苏丹。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想从这样的大规模破坏中获得的是能够打败所有内部敌人的强势掌权者关系网。

冷战所带来的稳定并不是真正的稳定，但是带来的不幸却真实地发生在代理国家中。超级大国体系的分崩离析导致了经济、政治弱国的国家权威的崩溃，且随之而来的内部爆发完全无法被抑制。被摧毁的政治文化激发了令人震惊的“后国家”暴力，比如伊斯兰国，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穿越国界、造成混乱。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非洲和中东的冷战后缓慢的腐败已经被“后国家”时代各种各样的军事力量充分利用 。越来越多的国家准备走也门，南苏丹，叙利亚和索马里的道路，因为在武力中同样充满机遇。“后国家”武力的信徒失去了过去的对于建设国家的狂喜。他们的政治技术是有非凡个人魅力的宗教，他们所寻找的未来被存在于“国家”被发明之前的古代黄金帝国所激励。非洲和中东的军事宗教组织较少被卷入攫取国家机器的活动。相反，这些国家在国家权威中打出通道，从而聚集跨国税收网络、商路和军事供应链。

这样的网络西至毛里塔尼亚，东至也门，南至肯尼亚和索马里，北至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这从内部蚕食了从前的政治架构，使一些民族国家（比如马里和中非共和国）失去功能，创造了进一步联合和扩张的机会。与此同时，一些殖民地自治化之后失去家园的种族组织，在失去家园后滞留，变成被迫害的少数民族。这样的种族组织包括库尔德和图阿雷格。这些种族组织利用国家权威的裂痕来获取跨国的领土。在最危险的区域，当今世界的新的政治可能性正在被想象。

西方对民族国家的承诺实际上只为其自身牟利。许多年间，西方满意地看着世界上的大量地区拙劣地模仿西方国家；西方不能抱怨这些地区如今对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毫无忠诚可言，特别是在那些地区承载了气候变化的惨痛后果之后。就气候变化而言，他们是最无辜的，也是最无力抵抗的。对该地区新军事组织的战略性预测在许多方面而言都是精确的：从帝国到独立民族国家的转变是一个大规模的且未停止的失败事件，并且，在三代人之后，必须有一个出口。

但是索马里青年党、金戈威德、中非“塞雷卡”反政府联盟、博科圣地、伊斯兰卫士、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绝对不可能提供这个出口。这样的形势需要有关政治组织的新思想和全球经济的重新分配。再也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有足够的力量来遏制“准国家们”力量的爆发所带来的影响。带刺铁丝网和更坚固的国界必然无法阻止这些灾难。

让我们回到民族国家系统的本质。如我们所知，国际秩序并不是一个陈旧的概念。民族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变成了人类政治组织的普遍模板。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原则，其他的方案被埋没。在令人悲伤的“国际关系”持续一个世纪之后，如今，关于“民族自决”原则，我们唯一还记得的内容是民族独立。但是威尔逊最初的想法更加雄心勃勃：以全面的国家内部民主确保全球合作、和平与正义。

如果国家不受法律约束的话，人们如何在新的国家中安全地生活？国家的新秩序只有在它们融入国际社会的时候才有意义。国际社会指一个有普遍性机构的正式全球社会，有着在国家不愿规制其自身针对其他国家或本国国民的暴力时，维持和平的力量。冷战埋葬了这个“社会”，从那以后我们便生活在一个飞速堕落的世界。在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非洲，摧毁了国际行动的任何制约，导致了国际社会不受法律约束。

没有国际社会的制约，他们的巨大力量便导致了强盗行为。冷战的结束没有改变美国的做法：美国依赖国际社会的法律缺失，以及由此而来的无休止的针对弱国的战争。

就像一个国家里的非法政府无法长时间内不被反抗，我们数十年间生活在其间的非法国际秩序正在快速耗尽人们的支持。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不再幻想当下国际秩序能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未来，只能选择离开。有人用尽一切努力以获得西方国家护照，因为其守护了宪法带来的安全感。西方生活的最高价值仍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熠熠生辉。

无法移民西方，便只能选择另一种出口：拿起武器反抗国家体制本身。对伊斯兰国的皈依者来说，伊斯兰国的吸引力在于其宣称要在中东地区抹去后帝国时代的一个世纪里产生的灾难性影响。该组织最欢欣鼓舞的报道与其侵入伊拉克-叙利亚国界相联系。这被视为对1916年英法分割奥斯曼帝国的胜利。他们拒绝一个僵硬指定的制度：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阿拉伯人是没有尊严、不受保护的“野蛮人”。

民族自决的时代变成了国际秩序缺失的时代，这削弱了民族国家体制的合法性。革命组织尝试自下而上地摧毁这个体制，自信的区域大国则是自上而下地摧毁这个体制——在他们自家的后院里侵犯国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表明了在新帝国时代，这样的做法几乎没有不良后果。随着美国的相对力量进一步下降，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的真实程度将会显现，且美国再也无法控制其所帮助制造的混乱。

危机的三个组成部分只会愈发糟糕。其一，富国面临崩溃。在全球的武装力量对国家政治权力进行攻击之时，富裕国家的存在面临崩溃；其二，贫穷国家和地区的不稳定性。随着冷战时代的铁腕相继离开，贫穷国家和地区的不稳定性真正体现；其三，“国际秩序”的非法性。“国际秩序”从未真正想要成立法治下的“国际社会”。

因为这三个部分都植根于大规模的、国家政治无法干预的跨国武力冲突，它们对国家内部的善意的政治改革基本免疫（虽然在未来我们能看到这一类改革的许多例子）。所以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全球制度面临更严重的崩塌，我们必须重新检视这个制度正在老化的政治基础。

这并不是一个小工程：它会占用这个世纪的一大半时间。我们不知道它会走向哪里。我们现在唯一可以设想的是一组方向。从我们现在的立场出发，这些方向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这些道路一无所知。但激进的新奇感往往这样开始。

第一个方向是清晰的：全球金融管制。如今，避税成了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一环，苹果公司现金储备中有94%都在境外。94%的现金储备即2500亿美元，这甚至比英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的所有外汇储备相加都要多。这样的避税手段对民族国家而言，无论是在物质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是一种削弱。全球金融管制并不是不可能的，虽然那些利益相关者不会这样说。从技术而言，全球金融管制相比于利益相关者所创造的那些惊人的系统而言简单得多。

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反复出现税制创新，在未来，这样的创新是跨国的：我们必须建立系统来追踪跨国的金钱流，将它们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公共通道。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政治建设在实际的物质生活中会显得愈发多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对全球的重新分配进行更严肃的思考：重新分配不是指援助，援助只是一种例外情况；重新分配是为了全球安全的系统性的从富国到穷国的财富转移，就像国家为了社会安全而进行的富人到穷人的财富转移。

第二个方向：全球内更有弹性的民主。随着新的地域性的和跨国性的政治潮流变得更加有力，民族国家对政治生活的僵硬垄断变得愈发不可行。国家必须建立在其他的更加稳定、民主的政治架构之上——有的架构比国家大，有的架构比国家小——所以国家层面的混乱不会导致完全的崩溃。欧盟就是这个方向的一大试验。值得关注的是，第一个发明民族国家的大陆竟第一个超越这一概念。欧盟在许多方面是失灵的，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理念。但是自由运动大大地民主化了欧盟内部的经济合作。欧洲可能变成“地区的欧洲”，因为欧盟包含了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而不只是西班牙和英国。这能够帮助稳定国内政治动乱。

我们需要欧洲和全球政治中有更多这样的实验。国家政府自身需要受限于更高层的权威：国家政府已经被证明是民族国家时代最危险的力量，它们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压迫、杀害或者辜负自己的人民。受到压迫的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必须有高于本国政府的、可以申诉的法律机制——这是威尔逊设想中的一部分，它的失败对人类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方向：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公民概念。公民身份这个概念是不公正的原始形式。它是财产继承的一种极端形式，在那些没有继承权的人的心里很难唤起忠诚。许多国家通过福利和教育政策做出过努力，以中和那些享有机遇性优势（比如出生的环境）的人和普通民众所享有的财富。但是，从全球层面来看，97%的公民身份是继承所得，这意味着地球上生命目之能及处在他们出生那一刻，便已注定。

如果你出生即芬兰人，你的法律保护和经济预期与那些出生于索马里和叙利亚的人有着天壤之别，以至于难以相互理解。作为一个芬兰人，你的流动性也不同于他们。但是，在一个世界系统中——而不是在国际系统中——对于流动性层面这样的极端差别是没有任何正当解释的。放开对人类迁徙的管制是解除对资本管制的必然结果：阻碍资本的自由流通是不公平的，禁止人类随着资本流动同样不公平。

当代技术系统提供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的模型，公民身份可以不与领土相联系，其带来的好处能够更好地被分配。西方公民身份带来的权利和机遇能在遥远的他乡被要求，而不是只能到西方才能拥有。我们可以参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进程，无论是否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民主应当赋予每一个选民对他们自身条件的控制能力，那么，参与美国选举的人就会是全球最多的。如果美国需要满足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的选民，那么美国的政治演讲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它的一百周年纪念前夜，我们的民族国家体制已经面临它无法凭己力解脱的危机。现在是思考这个能力如何建立的时间。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能力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从全球化的经济和技术阶段学了很多，我们现在对下一阶段已有了基本概念：建立一体的世界政治体制。当然，我们面临着政治想象的重要事业，就如18世纪时的法国和美国所面临的那样。但是我们已处于出发点。

傅兰珂

本文译者，本科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英语系，现在北京大学就读法律硕士二年级，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