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亮相

二三月之交，和记黄埔（00013.HK）年报公布之际，85岁的李嘉诚再度成为媒体聚焦人物。他在香港中环长江中心9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旗下零售连锁屈臣氏两地上市的安排，并强调：“香港一定是其中一个上市地点。”他希望外界能以平常心看待其家族的投资。

自宣布将“长和系”交棒给长子李泽钜之后，已经连续一年没有在集团记者会露面的李嘉诚突然现身，引发了到场近百家中外媒体的关注。

“我现在完全没有退休的打算。”他向在场记者表示。

完全没有退休打算的李嘉诚，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注目的焦点，连月来更置身于猛烈的舆论漩涡之中：2013年7月，李氏财团旗下和黄公告称正在考虑出售百佳，香港随即哗然，批评李氏撤资的舆论随即充斥整个大中华地区。2013年11月，他接受了内地“南方系”四家媒体的采访，围绕所谓“撤资说”作出澄请，但舆情依旧。人们想知道得更多。因为李嘉诚的言与行，引发对香港各种问题的大争论。

2013年岁尾，财新记者对李嘉诚进行了两次访谈。此后数月间，又作过多次补充，最新一次补充在今年3月4日。李嘉诚谈香港然后谈自己，谈他的商业决策依据和全球化战略思路。这也正是我们关注的重心。

自辩

李氏过人之处，在于狠准出手与柔性身段两者兼具。李氏资产重配置，动作未有一刻稍停，陆续公布出售上海陆家嘴东方汇经中心等物业，又将香港电灯和屈臣氏拆分上市。巨鲸掉头方向已明。同时，李嘉诚也时时针对舆论作回应解说。现在终于说清楚了。李嘉诚说不撤资没错，而舆论的担心也没有全错。

“说‘长和系’撤资是一个大笑话。”对财新记者，他这番话说了数次。在商言商，价高就卖，价低就买。如果有什么是不卖的，在香港中环长江中心70层上，李嘉诚指着窗外脚下的座座高楼告诉财新记者：这个是不会卖的，那个是不会卖的，在香港的这几百亿收租物业“永远不会卖”!

买与卖都是商业判断。至于长江实业与和黄集团两家李氏旗下核心企业，李嘉诚承诺，绝不会改变注册地。

李嘉诚这位香港骄子，也有今天。过往多年，李嘉诚一直以谦卑示人，但什么时候，须得如此耐心自辩？

变迁

质疑与自辩之间，香港的一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李嘉诚不再能轻易在香港人中激起曾经的共鸣。谈起少年穷苦，香港人不再感同身受；讲到人人都有机会，香港人不再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奢望。香港的社会流动性，在香港人自己的眼中，急剧下降。

香港从来重视商业强调个人努力，在竞争中出头是主流价值观，但近年社会情绪已出现由“崇商”转向“仇商”的激流。一名出租车司机在路上对财新记者感慨：十几年前大家提到李嘉诚，会伸出大拇指赞叹“李超人”，现在就不同。基层民众眼中，李家“垄断”了香港人生活的周遭，从香港电灯、百佳超市、丰泽电器，再到房地产。香港人现今最喜欢用的词是“地产霸权”，而他们生活在以李嘉诚为首的霸主阴影之下。

其实，李嘉诚掌握这些企业，以及他所代表的豪富阶层在香港的控制力，已有数十年；“霸权”云云，所指的状态远不自今日始，只是今天民众的观感不同，心态有变。一位普通港人描述自己的草根逆袭：“我不得不去李嘉诚的百佳超市和丰泽电器买东西，但即使只花一块钱我也要刷卡，让他承担点手续费。”

香港人有一股无明火。这股火苗，在一场香港自回归以来历时最久的工人罢工中，表达到极致。一年前，和黄旗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码头外判工人罢工，抗议15年来工资有减无增。随着工潮发展，罢工者移师到长江中心外，李嘉诚被指“奸商”，头像被打扮成“青面獠牙”的魔鬼形象。工潮最终以工人接受加薪结束。

“尽管把我扮成魔鬼模样，但看到那张照片我还是笑的。”与财新记者谈到此节，李嘉诚呷了一口茶。楼上人再好的心态，面对楼下人真切的激愤，也需要耐心消化。

竞争力何来

香港对商人的社会情绪变迁并非惟一。正如香港政府一名前高官对财新记者所说，民粹情绪抬头是全球现象，对贫富差距不满表达的方式也日趋激烈，香港也不例外。成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是因为经济出了问题。

香港经济较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过去香港领着内地走，现在要背靠内地，对中央“礼包”的贪恋渐有沉迷。不论港资在内地的竞争力，还是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均不复当年之勇。以GDP而论，香港在“亚洲四小龙”中地位已敬陪末座。1997年，香港和新加坡的GDP差不多。今天，新加坡的GDP高于香港最少三分之一。

正如曾任香港证监会中国顾问的财新专栏作家叶翔所说，近年香港社会反富豪和排斥内地人的声音渐强，核心原因在于香港与内地关系日益密切，但各阶层从中获益程度相差极大，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开，中下层的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过去香港的发展是建立在内地的不发展、不开放的基础上，但现在情况大不同了。”一名熟悉内地和香港政府圈的人士指出。

无资源无纵深，香港从来不缺危机感。30年来，香港对来自新加坡乃至内地、台湾的竞争，都有危机感。惜乎这种危机感没有化成对经济、社会改善的动力，反而变成冲击性的力量，且不断升级，对政府不满，对财富阶层不满。

置身楼顶的李嘉诚，看法与此相近而有不同，警惕成分更多一些：“新加坡是先天不足，香港则是宠坏了的孩子。香港近来民粹主义升腾，照这样下去，用不了五六年就会面目全非。”

有一点是无争议的：香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发展经济。正如一名香港政府前高官指出，纲举目张，香港的纲要，是在内地持续开放下可以立足且有贡献，“香港不要做负债”。

如此“超人”

意识到香港难局的，并非只是政商界人士，香港“不得不求变”已成社会主流意识。问题是朝何处变？

今年春节前，一部名为《遇上1941的女孩》的音乐剧在香港颇受欢迎：大学生亚平面对2014年深感气馁、迷惘，机缘巧合之下，他回到了1941年的香港，邂逅了饱受困难仍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亚彩，以及身处战乱却自强不息的一群香港人。他的一生因此而改变。

回归香港的基本价值观，重温自强不息、人人都有机会的那个时代，是香港人的共同记忆，既在舞台激起共鸣，在街市引发回响，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大受益者李嘉诚本人为香港未来开出的药方。

“我也当过穷人，很明白天天要担忧生活的感受。滋生民粹乃是人之常情，但社会的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在愤怒情绪的阶段。”李嘉诚说，贫富差距扩大，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大困扰，但切忌“情绪政策化”。

李嘉诚本人鼎力慈善，视李嘉诚基金会为大儿子李泽钜、小儿子李泽楷之外的第三个儿子，共享李家财势，但他并不认同由政府主导的福利模式。他的主张，一是回到过去，回归香港的自由市场立身之本；二是面向未来，前进到创新驱动的经济与社会。

接受采访时，李嘉诚拿出一块花花绿绿的电路板，左折几下，右折几下，变成一只灯泡。“改变世界，就如此灯般简单。”

“这是他的本周最爱。”周凯旋女士在旁说。这灯泡出自李嘉诚前不久投资的Nanoleaf技术，“这是一个纳米LED灯泡，可以取代传统灯泡和一般LED灯泡，是多伦多大学两个年轻人的发明。”

每周都会有一批有可能带来巨大改变的小玩意儿送到长江中心70层，包围李嘉诚的很大一部分生活。李对它们显然有着由衷的兴趣。介绍Nanoleaf电灯泡的功用时，他的神态热切有如传教。他让人把当场叠好的灯泡通电，到采访结束时，特地让记者过去手摸灯泡。果然，灯泡只是发热，并不烫手，足见能耗之低。

李嘉诚的名义财富有时被香港其他富豪暂时超越，但他对香港和港人的影响力，并无对手。他有“超人”之称，过去几十年几个最大的机会，他场场不落：香港地产，全球化投资，中国内地经济爆发式增长……下一个机遇，李嘉诚说，在于创新与新技术革命；而香港要鼓励科技创新，则必须增加教育和培训投入，这才是解决问题之源。

“人是非常难以满足的动物；增加竞争力才是根本。”他说。

这看法本身并不新奇，有此见解的人已如恒河沙数。李嘉诚一面固守最稳建行业如城市基建、公用事业，一面实实在在地浸淫于新技术最前沿，若80多岁老人与20多岁青年合为一身。赞叹之余，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

“20多年前，当你来到香港，也许人人都会期冀经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天会变成李嘉诚，这也是香港社会的核心精神所在；然而当下，没有人认为自己有机会能成为李嘉诚。”一名香港最大英文媒体的掌门人说。

接受财新专访时，李嘉诚言词谆谆。香港的骄子，香港过往成功的最具象符号，今时市井间所指“地产霸权”的盟主，85岁的李嘉诚为香港的未来指路，以白发人之身谈创新，这一历史性的吊诡，意味深长。

是的，香港不能只有一个李嘉诚。■

【专访李嘉诚之一】要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于愤怒情绪

“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义之路，就会像野马易放难收”

财新记者：民粹主义近年在香港开始出现，其背后根源是什么？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怎样才可以使香港社会向良性的民主过渡？

李嘉诚：全球都要面对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对各个政府来说，是颇为困扰的，但切忌“情绪政策化”，因为这是个大滑坡，会造成恶性循环。

我自己是穷苦出身，经历过家徒四壁的滋味，这是刻骨铭心的。我很明白天天要担忧生活的感受。滋生民粹乃人之常情，但社会的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在愤怒情绪的阶段。

面对社会基层问题日渐复杂，只从扶贫的思维出发，是解决不了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很遗憾，不少政客只会推波助浪，结聚愤怒，视之为得到选票、得到权力的平台，比聚焦解决社会问题更重要。如果社会因为太多纷争而停滞不前，经济发展政策没有朝气，对任何阶层，都没有好处。

要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解决跨代贫穷，教育改革是必由之路；投资教育失当、推行教育改革不当，是对未来的一种罪行。面对科技日新月异，工业化替代力日强，精准自动化，给“生产队伍”提供再培训，已是刻不容缓。

香港在创新科技的投资和发展方面，一定要急起直追。因为科技主导未来，高质素和创新的工业尚有发展空间；社会要创富，要机会多元，才可纾缓贫穷问题，这些应是政府领导层份内应为之事。近年澳门的博彩业越来越兴旺，为香港带来不少工作就业机会，例如酒店业、装修业；但只看香港失业率3.3%，便认为改善就业结构和提高素质并非迫切，这等同在制造明天的问题。

如果看数据，香港从事“创新科技”的人数，看来不错；但若与其他地区比较，有关就业的本质和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则不可同日而语。按香港政府的数据，从事“创新科技”产业的约有3万人，以香港360万就业人口计算，即每1万人中，就有约80人从事“创新科技”。但观乎其他权威统计，在其他科技产业成绩显著的地区，例如以色列，他们拥有最多的科学家、科技人员、工程师等，每1万名雇员中，就有140人从事相关行业；美国则是85人，日本是80人，中国台湾是45人，新加坡是32人，香港在同类统计中却没有排名。香港的“创新科技”人才有多少是科学家和科技人员？香港的政策和环境真的配合“创新科技”发展吗？真正优质的就业环境，应该让每个人的能力，在多元产业下得到最大的发挥。

财新记者：你觉得香港应该怎样鼓励创新？

李嘉诚：我们看看新加坡和香港。基于两地的社会和营商气氛不同，香港相对来说，在鼓励创新上不容易。新加坡的舆论，不会对外资在当地获取盈利而有所批评；对于解决劳工问题，新加坡在输入外劳方面更为进取，但失业率不比香港高；新加坡没有中国作后盾，先天条件甚至没有香港那么好；新加坡重视睦邻，要兼顾国防开支，香港则没有这样的负担。然而，新加坡在创新方面却非常成功！

1997年时香港的GDP跟新加坡一样，但今天新加坡高于香港最少三分之一。香港一定要提高竞争力。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义之路，就会像野马易放难收。■

【专访李嘉诚之二】“制度民主化，商人地位只会更健康”

关键是“制度治港”“法治治港”。法治社会，就是能够制约和监督当权者的权力

财新记者：现在的香港，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会被扩大演变成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你认为怎样才可使香港社会向良性的民主过渡？

李嘉诚：关于良性民主过渡，我经常认为，有权利选择，是一种福份。

何谓良性民主？任何机制的讨论，都先要有定义。我认为，健康的民主社会，讲求法治、包容和多元。如果一个社会思维封闭，民主制度的作用也不大，也不会让社会更加开放。我们要在社会责任和权益之间取得平衡，不能只看重权益，轻视责任。你知道香港有多少人交税？根据香港税务局资料，(2011/2012年度) 5%人口承担了91%的薪俸税收。

近年经济学有一热门讨论，就是“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可以是“零”。经济学者Tyler Cowen认为，受薪者的收入和福利与其能产出的经济效益不对称，是今天经济复苏下失业依然高企的原因之一。据闻有些外国大企业今天聘用高管，面试问题之一包括“你曾否有裁员的经验？”简言之，科技带来的替代性挑战更明显时，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只能投资效率和聘用高质素的员工。

因此，我多次表示，不介意政府适当地向商界增加税项，例如增加0.5%商业税，只要定点用于对持续教育和再培训的投资，协助提高本地的就业质量，增加年轻一代向上流动的机会，我是支持的。我也赞成政府对小企业或特别新科技行业特供低税率或免税待遇，以鼓励这些行业的发展。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2017年普选对香港社会的意义，以及普选前香港社会潜伏的挑战？

李嘉诚：我85岁了，和一个17岁的青年看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我和他所看到的未来，也是不一样的。谈论选举制度，要85岁的人为17岁的人定义一切，那是很危险的事。我连自己的子孙将来会做什么，我也说不到。

民主有多种模式，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与政府权力作出平衡。但具体要怎么做，应该交由大家讨论。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一国两制”更是开创先河，在历史上、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我相信香港人有足够智慧作出决定。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Politics is not a game. It is an earnest business。“政治不是权力游戏，而是很认真的事务。”一个要为香港人服务的领导，怎可能不爱国家、不爱香港？

香港是我的家，一直是个和融社会；我希望大家知道香港人包容、热心，有正义感，对国家富有感情。你在香港问路，尽管香港人和我一样，说着不咸不淡的普通话，也会用这不标准的腔调耐心回答。内地遇到天灾，香港常常是感同身受。

因此，我们不要因社会上一些表面现象，扭曲港人对民族认同的心；或许，香港正经历一种身份认同的痛苦和挣扎，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要继续大量投资教育，创造机会，提供公平公正、有制度的社会，这是持续稳定繁荣的基本因素；对于国家民族，自己的家，香港人是很真心的。

财新记者：自从香港回归以来，经历了商人治港、公务员治港，以及专业人士治港几个阶段。管治当下的香港，应由哪些问题重点切入治理？香港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你认为面临最急迫解决的问题是哪些？香港的治理人才应具备哪些才能与素质？

李嘉诚：关键是“制度治港”“法治治港”。法治社会，就是能够制约和监督当权者的权力。

我要重申，香港步入经济转型，传统工业式微，服务业和金融业取而代之，专业机会不足便影响上流机制，基层劳动力需求大又未能满足，供求失衡，贫富悬殊特别明显。

香港如何提高长远竞争力是关键所在，政府推政策时，须经深思熟虑。大家都知道我投资了一些创新科技行业的以色列公司，在洽谈过程中，以色列政府有一个建议，令我很感动。 他们跟我说，“对于科学技术显著、前景明朗的公司，从商业策略考虑，你们当然可以很快拍板投资；相对于一些公司，你在考虑与不考虑之间，我们政府会以政策鼓励你作出投资，政府甚至愿意也参与投资，但只出任没有话事权的共同股东，以分担你的风险。”

我问他们，不怕被批评“官商勾结”？他们说：“这是我们存在的原因，要为我们国民提供机会，就需要投资社会。”当时我很感动，我想，假如在香港这样做，一定有人会不分青红皂白，争先痛斥一番。

香港政府推创意产业，是为了社会效益还是提高个人地位？政府要提出具创意的创意产业政策，能承担社会压力吗？科技主导未来，社会要创富，才可纾缓贫穷问题。

一个有责任、有魄力的政府官员，应该抱着“输了就是赢”的心态；只要政府投入资本，即使未有回报，也会产生社会效益，这已经赢了，因为这样才可以推动商界参与，启动产业齿轮。

香港人才济济。社会怎会不认同一个真诚为社会、为百姓服务，懂得处理与各持份者关系的领袖？如果对事情看得透、对民情敏感度高、连微细变化也能抓住、知道如何好好运用资源，怎会不受欢迎？

财新记者：有人说，香港是商贾的香港，是四大地产家族的香港，是执政精英通过吸纳经济和金融精英参与来控制社会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在2017直选大望之际被动摇。你如何看香港过去几十年的商界垄断和政商关系的演变？

李嘉诚：不清楚何谓“四大家族”。集团旗下业务，99.9%也需要与同行剧烈竞争的。惟一被视为垄断的，是公用事业，除了我们的港灯，还有中电。港灯是我们买回来的，亦都受到政府利润管制协议的规管。

有些行业也不是完全开放的，一些专业亦有“拒外”的行规，如大律师、医生等，以确保本地人才的竞争力。事实上，政府本身也是雇主，有很多工程在进行。政府是最大的外判商，对于怎样输入外劳问题，亦应与有关各方面磋商解决。

香港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要真正解决经济问题，不能只批评商界，一定要对症下药，“造大个饼”，增加机会，才可健康发展。

财新记者：你是否认同香港巨商阶层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的判断？是否会成为香港民主化下一步的主要受损者，执政者与底层夹击的目标？

李嘉诚：香港有很多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都是“踏足香港，心怀内地，拥抱四海”的。香港有大量资金自由流动，只要企业有持续竞争力，对于从商者，黄金机会永远是靠努力创造的。

制度民主化，商人地位只会更健康。香港政府没可能不继续支持商人，使经济持续发展。一个有清晰思维的领导就会明白，只有缔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才可做大做强，推动经济，就如习近平主席坚持改革开放，将会带来更多奇迹，为国家经济开创康庄大道；他亦重申，深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富足，对推动良治的坚持，将燃起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在全球一体化下，国与国之间竞争越趋激烈，科技不断创新，社会要有健康流动，就一定要投资教育、创造未来。■

【专访李嘉诚之三】香港须自强

“不要因社会一些表面现象，扭曲港人对民族认同的心”

财新记者：面对近年的内地与香港矛盾问题，包括“高铁事件”“奶粉风波”“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是否可以推论，普通港人认为他们从内地的经济腾飞中获得的福利有限，而受到的冲击更大？你认为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应该如何化解这些矛盾？

李嘉诚：正如我之前所述，香港人是很真心的，我们不要因社会一些表面现象，扭曲港人对民族认同的心；我相信，认真沟通和包容，可化解矛盾。香港地方小，若因为资源安排分配问题，令到部分香港人有所感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应该真心欢迎所有访港旅客，正如我们出外旅行，也想得到别人的礼待，若对旅客说出一些令人难受的说话，那是不应该的。针对资源不足导致市民不便的问题，政府应尽快检讨。

财新记者：最近《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遇袭，万人上街游行反暴力和力撑新闻自由。对于接连有香港传媒高层遇袭或受恐吓事件，你如何看待现今的香港传媒环境以及舆论监督能力的转变？

李嘉诚：当看见刘先生遇袭的新闻，我是心伤的，无论任何原因，暴力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法治对香港是最重要的，如果香港没有法治的话，我们便什么都没有。新闻自由亦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如果香港没有新闻自由，在我们来说是很大损失。

财新记者：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推出，对于香港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冲击，因为香港过去引以为傲优势，如一些开放的政策，随着内地的开放，这些优势将逐渐减弱和消退。在这种情形下，你如何评估内地进一步开放对香港的影响，香港应该如何应对？

李嘉诚：上海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辉煌成就的城市之表表者。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对很多专业、商界来说，这是天大的机会，很多朋友恨不得立刻参与。自贸区进一步扩大开放，会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综合看来，自贸区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旅游服务、金融保险等多项业务，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合作的机会多得很，对香港商界都是好事。我亦要说一句我一向服膺的话：“自强不息”！

自贸区产生的涟漪效应，香港也会受惠。此外，认真地与广东合作，对香港来说亦是生机处处，不少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在双方由衷合作的基础上都会得以解决。

我在2001年应邀出席官员和工商界云集的香港总商会140周年庆祝晚会的演辞内容中提到：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大中华地区的理想投资环境，无异是香港的一个大宝藏，与其他地区相比，我们更了解内地的运作和拥有敏锐的世界市场触觉；加上香港优厚的融资能力及财务经验，与内地可相互配合，各行各业均有无限商机。例如由我领导的企业，一直以香港为基地，十多年前（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力投资海外和内地，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我觉得港人需要增加危机意识。虽然这个说法或许令人感到不安，不过若要向前迈进，必须具有危机感。不能因为长期生活在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形成自我膨胀的心态；忽视其他地方的潜力和优势，只会僵化自己。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其实已于十多二十年前开始；但可能香港由于需应付回归的问题，没有就经济的转型作出相应及有效的对策。近年内地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力迅速发展，我们需要思变求变，懂得其他地区的潜力，化为自己的“东风”，得与竞争对手并驾齐驱。

香港需要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要知道，由内地及海外引入优质专业人才，不一定打击本地员工的士气；而经济一进入良性循环，必然会带动及制造更多就业机会。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色列在俄罗斯犹太移民大量涌入之前，原本只拥有6万名工程师，不足够应付高科技先进产业人才的殷切需求，随着80万俄罗斯移民进入，带来了20万名工程师，问题得以解决，并带动经济发展，值得香港借镜。

以上是我12年前对香港说的话，今天已应验。■

【专访李嘉诚之四】全球化投资心得

　投资法治完善国家，回避福利陷阱国家

财新记者：你是投资全球化较早和最成功者的华人之一。你怎样在全球作战略布局？

李嘉诚：集团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有投资和营运，除了香港与内地和亚洲区外，还遍及中东、欧洲以至远及美加、中南美洲。旗下业务主要包括基建、零售、能源、电讯、地产、酒店及货柜码头等。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的不同行业的表现各有其循环起伏，有助于集团平衡营运风险。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定律中，行业间会在不同时期出现不一样的周期性发展，例如，有些时候能源行业会表现较好，有些时候则是地产或零售行业较好。“长和系”业务的全球性布局，使我们即使面对2007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仍然能够保持稳健发展。

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人应接不暇，但同时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必须留意投资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变化，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要抱有高度警觉，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去保护股东的利益。

公司自上世纪80年代起已开始海外投资，因为当时我知道香港的几百万人的市场发展规模是有所限制的，今天证明这决定是健康的。例如我们全球的零售店铺有1.2万家，其中香港只占600多家；假如在香港多开300家，就算是增加就业，但批评将不绝。目前和黄的香港业务占全球投资比例约15%，长实在香港的投资约占全球投资的三分之一。

过去多年来，公司在许多国家都是当地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例如加拿大、英国、澳洲、荷兰、意大利、瑞典及奥地利等。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明白，为营商者提供稳定的政经环境非常重要，商业发展成功才能为社会带来就业及繁荣。一直以来，我每天都会检讨集团的投资和营运策略；生意规模大小及资产布局，视乎业务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政经状况而决定。

集团以香港为基地，绝对不会迁册。我们常常积极寻找香港的投资机会，由于政府的政策很多时候需要时间消化，所以我们在港的投资步伐或许未如其他国家和地区那么快。集团将继续保持一贯稳健务实的作风，确保在多变的经济环境下，业务仍能保持佳绩。

财新记者：你旗下集团近年在欧洲市场大举收购能源公用行业。你如何整体评估欧洲业务？业务重心向欧洲市场倾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李嘉诚：欧洲经济复苏迹象越见明显。其中德国预期2014年的GDP会有1.7%的增长，北欧其他多国的增长都是乐观的（根据欧盟数字, 今年第三季欧元地区(EA17)及欧盟(EU28)的国民生产总值, 按季升0.1%及0.2%；与去年同期比较,欧盟(EU28)更是上升1%)；连情况较差的希腊，GDP负增长亦有放缓。因此，集团在欧洲的业务前景是可以说审慎乐观。

欧洲各国本身亦拥有很完善的法律制度，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给予中国内地及香港人不少投资机会。

集团在瑞典、丹麦、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等均经营业务，生意挺好。如北欧的几个国家，经济非常好，现在的奥地利比德国还要好。集团2013年在欧洲赚的钱已比2012年多，相信2014年在欧洲赚的钱还会比2013年多。

当然，欧洲有一些国家的经济有问题，如法国被福利主义“拖死了”。我们在法国有业务投资，但不是非常大。有一天法国一位部长与人数不少的随行人员来港与我见面，问我为什么在英国有这么多投资，而法国则比较少？我说，我在英国做的事在你们法国是做不来的：第一，英国的税率是20%，你们的税率却是全欧洲最高的；第二，按英国的法律，今天企业控告政府，输了，明天再来投资，英国政府仍会欢迎；第三，法国经济差，但无法调整欧元的汇率，英国政府需要时可以将英镑汇率下调，以缓和经济问题。

财新记者：环顾全球，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时刻。美国QE正在退出；日本搞安倍经济学，三箭已发。中国、日本、美国，这些重要的经济体都处在关键时刻，只要有一个发生问题，影响都是世界性的。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反馈，这是当前投资者面临的复杂现实局面。你有什么建议？

 

李嘉诚：先说美国，美国面对问题也不少。本来，随着页岩气和石油这些天然资源业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美国的科技和教育的多元竞争力是领先和灵活的。美国宣布短期间可于页岩生产的油或天然气，可令美国有足够的能源自给自足。但在过去的两三年间，专家们持有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不容忽视。虽然有人相信美国的能源将能够纾缓美国部分赤字问题，但现在不少人对此大有怀疑。

至于日本，跟随美国大量印制钞票，制造通胀，有利出口。但日本面对资源欠缺和人口老化的威胁，其制造业的劳工平均年龄是40多岁，而韩国是30多岁。

中国的新领导层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策，将能引领国家走向正确和辉煌的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是最大的经济试验。30年来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沿途纵然有波折，领导人无畏无惧，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这种决心，对美国和日本当下面对的困局，是可以借鉴的。

美国经济较欧洲容易复苏，美元仍属世界第一货币。对于人民币，改革路途无论有多困难，只要能够自由兑换，国力就会更强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别人要沽空并不容易。因此，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

美国负债大，财政问题不容易解决，赤字不断增加，不过美国可以印钞票；日本的国民爱国，也通过印钞来改善经济，但其经济根基不及中国。如果中国能实现自由兑换，那么这个地图就更大了。■

【专访李嘉诚之五】下一个大机会

“全球都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科技对劳动力带来的挑战”

财新记者：过去几十年，香港地产是一个大机会，然后全球化是一个大机会，中国市场爆发是第三个大机会，这三个机会你全都抓住了，下一个大机会是什么？

 

李嘉诚：无论美国，以至全球，都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科技对劳动力带来的挑战。基层劳工的边际劳动力可以是零的。

每间公司都花尽心思提高竞争力，用科技、用数据开源，那么如何节流？随着产业机械自动化，劳动力需要越来越少，一些工种的失业情况只会持续增加，这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惟一出路就是靠投资教育，推动改革，培养下一代懂得解决问题、懂得沟通等计算机不能取代的能力。

产业有两种，传统事业还是会有的。至于新的科技，你一定要马上抓住。以制造业“改进过程”为例，有了科技，生产过程只会不断优化，对未来的制造业带来很大变化。你看这个杯子，现在是用自动化技术制造出来的，若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等于在制造过程中注入“思想”，它能够告诉你如何改善生产。

从前工资便宜，土地便宜，现在未必是绝对有利的条件。以中国的制造业来讲，现时面对不少挑战。比如，最近出现一种儿童用的手表手机（Myfilip)，跟手机互通的，生产过程只在办公室里进行，180万元的投入资本，就可满足1万个产品的需要，根本不需要为了降低劳工成本而在中国设厂生产，因为所用的工人不多。

再比如说，我有部分投资的一间以色列公司Kaiima，发展了一种农业新技术，用一样的水，一样的土，农产量可以增加30%，并没有使用转基因技术。这个不得了！我原本打算帮中国争取五年的先机专利，帮助农业增产，但可惜最终没有成功。

在以色列，当地的土壤不太好，当地人就说，“土地不能滋润我们，我们就用脑袋滋润土地。”

我是一个傻气的人，如果没有傻气，不会办汕头大学一办30年。如果为了赚钱，为了名跟利，要我鞠躬屈膝，我不肯的；但如果为了自己的基金，教育、医疗，或者民族大义，我就都可以做。■

 

　　【专访李嘉诚之六】下一代商业领袖

“今天科技领域推动着各行各业实际的改变，这次改变，本质上与2000年完全不一样”

财新记者：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问题有很多争论，很多人认为AB股制度或者阿里巴巴所称的合伙人制度，不利于保护小股东权益；也有很多人支持马云的看法，认为唯有创始人才真正关心企业的未来。作为一名杰出的商业领袖，你是如何看待企业创始人与投资人的关系？怎样的治理架构才能保持企业的良性发展？

李嘉诚：首先，对于港交所的决定和运作，不作评论。

另外，马云先生年轻有为。对我们民族来说，最重要是代代有杰出企业家，能够投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见到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我内心只会为他们鼓掌打气。就如朋友打高尔夫球时又远又准，我们也会高叫一句：“好球﹗”

财新记者：提到马云，他前段在香港见记者时说到，如果上市成功，阿里巴巴市值比香港四大地产商加起来还要多，香港这套做法已经过时。你怎么回应？

李嘉诚：年轻人、中国人有新的做法，真的是好事，我们需要多一点人才，这只会更好！绝不会因一句话而介怀，可能人家也误会他。

财新记者：你在新科技领域有很多投资，如何点评全球最近一轮的互联网企业并购潮？对于资本市场而言，现在这些高科技企业的估值已经很高了，有人认为将会出现2000年前后的dot-com泡沫破裂事件，对此你如何看待？

李嘉诚：我个人认为，今天科技领域推动着各行各业实际的改变，这次改变，本质上与2000年完全不一样。我跟很多年轻创业人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有股很大的热情，改变着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他们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若今天这个行业能重新开始，我们会以今天的模式运作吗？”以科技改变运作的方式，是很大的动力，特别是那些能带给现状更高效、更精准运作，更价廉物美的选择！各行各业，都要对运作上的改变高度注意。

财新记者：你和几位香港商界领袖已经站在顶层几十年，再没有出现像你们一样的人物，给外界的印象是香港商界领袖无人为继。这是香港整体营商环境的变化造成的吗？如何评估中长期香港商界的发展？

李嘉诚：香港代代都有能人，今天他们都受到良好教育，只要专注企业发展，敢于面对挑战，放眼四海，机会多得是。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很多时候要接受眼前的失望，但必须永不放弃希望。”（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but we mus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财新特派香港记者戴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