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ybil

近几年，粉丝经济逐渐成为中国娱乐产业的核心商业模式。前有《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偶像养成”节目大热，后有梅格妮（吴亦凡粉丝）屠榜iTunes引来全网争议。

从时间线看，中国饭圈文化主要受日韩影响，投票、打榜、做数据、控评被认为是饭圈人士的自我修养。但近年不时爆发出的饭圈内外的舆论冲突，也使得圈外人对后者多是负面评价。

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国内的饭圈生态是如何形成的？其狂热甚至非理性特征，是否独有？对比欧美粉丝文化（这里并非指中国的欧美饭圈），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欧美粉丝追星也疯狂

欧美粉丝文化由来已久。有人说，欧美粉丝个人主义较强，不会将太多时间浪费在追星上，而中国粉丝恨不得24小时在线追星，且异于日本粉丝偏爱私藏，中国粉丝集体荣誉感极强，喜欢抱团干大事。

集体主义当然只是原因之一。其实，欧美粉丝也不完全就是理性追星，在对粉丝群体的界定以及部分行为上，欧美粉丝和国内的饭圈有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许多流行艺人的粉丝群体有自己的专属称号，例如，Lady Gaga的粉丝自称Little Monsters（小怪物），Katy Perry的粉丝为Katy Cats，其他明星与粉丝群体的对应称呼，还有如The Killers - The Victims，Charli XCX - Charli's Angels，Nicki Minaj - Barbies，Rihanna - Rihanna Navy，Ariana Grande - Arianators，Demi Lovato – Lovatics等。这些粉丝群体名称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种身份标识，意味着这个群体比普通乐迷更加“硬核”。

由左至右、由上及下分别为Lady Gaga, Katy Perry, The Killers, Charli XCX, Nicki Minaj, Rihanna, Ariana Grande, Demi Lovato

其次，粉丝们同样会在明星的Twitter、Facebook Page等社交媒体上表达强烈的爱意，也会与人争执，甚至引起骂战。比如这位Barby就跑到Cardi B主页宣称Nicki才是最棒的，招致Cardi B粉丝们的集体声讨。不过从效果看，这场“骂战”倒也欢乐。

当然，更为极端的追星案例，也在欧美粉丝中真实发生过。

1980年12月，约翰·列侬被早有预谋的粉丝Mark David Chapman射杀；1995年3月，歌手Selena Quintanilla-Pérez遭粉丝俱乐部主席Yolanda Saldívar枪杀；2004年12月，重金属乐手Dimebag Darrell在演唱会上被狙杀；2016年6月，演出结束后在入口处签名的Christina Grimmie被枪杀。

因此，说欧美没有“脑残粉”，显然是个伪命题。

粉丝心理：通过偶像照见自己

关于粉丝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欧美多从媒介角度切入，认为名人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与大众互动，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对此，Donald Horton、Richard Wohl提出了粉丝心理假说。

他们认为，不同于与名人直接接触和交流，大众对名人的认识常常是单方面、远距离的，这是一种“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而粉丝对偶像产生心理上的依恋，便基于这种虚构的社会关系。

当然，即便是想象的连接关系，也会对现实产生作用。有研究称，与朋友、情人、亲子、师生等其他社会关系相比，粉丝与偶像间的（拟）社会关系可以是不满于现实关系的补偿或替代，进而形成“理想的自我形象”。

也就是说，追星不单是一种（拟）社会关系，还是一种身份认同，粉丝通过对名人的“镜像”认识自己，塑造价值观。

具体来说，追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娱乐社交向的，表现为对偶像娱乐能力和社交焦点的喜爱，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追星就保持在这一程度；第二层的追星表现为强烈的个人倾向，对偶像有迷恋、冲动的感觉，饭圈多属于这个层级；而极端的追星则更不理性，表现为一种边缘型病态迷恋。

当然，从欣赏到病态，追星也存在个体差异。更常见的追星行为，可能一开始是通过社交关系形成的。例如，因朋友的关系开始听某明星的音乐，随即产生感情，而随着时间推移，对明星的认知进一步加深并产生认同，作用于自我。

这时，他喜欢的就不再仅仅是音乐，还包括明星的整个人格及文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程式化的粉丝行为会相应生成，包括强烈、反复的消费，收集和幻想等。

以Lady Gaga为例，她的粉丝群体Little Monsters将自己和一般乐迷区分开来，并表示效忠于“Mother Monster”（母亲怪物）。

在大量语境中，怪物的涵义是负面的，诞生于“将弱者边缘化、使强者正常化”的意识形态作用，是同类中差异的象征。考虑到欧美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环境，校园霸凌、同性恋恐惧症的持续存在使得不少年轻人不得不从别处寻求精神慰藉，而Little Monsters中有很多是青少年，与Lady Gaga的联系帮助他们度过了所经历的欺凌和边缘化。

“我们都是那些在普通社会中不被接受的人，我们不是那些受欢迎的人，我们不是那些好看的人，我们不是那些穿着最好衣服的富人。”从被遗弃、被贬为“怪胎”到重新定义“怪物”，Little Monsters找到了彼此，也找到了自我。

因为需要，所以追星。对粉丝来说，追星是自我观照的过程，现实生活中被孤立的个体因偶像聚到一起，产生强烈的群体认同，自我价值得到肯定。

真实与否，重要吗？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粉丝与偶像间的联系。Twitter、Instagram、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的流行，使得明星可以绕过媒体、公关与粉丝直接互动，粉丝通过这些“窗口”直接与明星对话。

正如许多Little Monsters表述的那样，他们不愿从第三方获取来自Mother Monster的消息和新闻，而是依赖偶像公共与私人领域重合的社交媒体平台。即使淹没于千万追随者，Lady Gaga的每一条Twitter，都能让粉丝感受到强烈的共鸣。借助社交媒体，Little Monsters收获了亲密与真实。

不过，对于沉迷于想象关系中的粉丝，他们所感受到的亲密与真实是否只是一种自我陶醉？实际上，粉丝对偶像的理解终究是主观的，更会因偶像的变化在粉丝群体内部造成分裂，“偶像一直是这样的”“偶像是真实的”等说法，也是基于粉丝设定的“何为真实”的一个标准。

举个例子，Lady Gaga的专辑《Cheek to Cheek》推出后，粉丝群体内部产生了两极分化。有人认为Lady Gaga一直以来都走流行路线，这张有着爵士元素的专辑不是她风格，也有人认为Lady Gaga的音乐品位是“正统的”，她生来就是爵士音乐人。

其实，这一“真实悖论”正是粉丝模糊了自我与所迷恋对象界限的结果。当粉丝将自我意识叠加在明星身上后，对他们而言，偶像是最真实的，哪怕这种真实并不客观。

借用《乌合之众》对群体的描述，人们需要榜样，需要模仿。猫王的粉丝通过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来模仿他，同样，王菲的中产阶级女性粉丝将偶像视作亚洲女性叛逆气质的象征，在社会规则与对规则的否定中寻得精神的出口。

通过追星，粉丝创造出一个“多元化的想象空间”，并从中获得动力，建立自信，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粉丝经济在中国

互联网时代以前，粉丝群体更多是基于兴趣的文化构建，我们很容易在科幻领域找到有关粉丝文化的起源及其演变等相关研究。时至今日，全新的互动方式解放了粉丝能量，更便于参与其中和二次创作。这时，粉丝并非被动消费，他们同时也是创作者。

商业角度来看，特别在东亚，我们看到的是“自产自销”“面向粉丝的偶像工业”，粉丝开始成为被讨好的对象，粉丝文化也发展成为一种“对偶像的集体占有”。

2018年上半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的爆红，开启了中国“偶像团体元年”。视频平台与经纪公司联合打造的流量偶像，无论人气还是商业价值已经直逼更早前的TFBOYS、“归国四子”（鹿晗、吴亦凡、张艺兴、黄子韬）等流量艺人。

不过业内也有人认为，这些新兴偶像的流量再高，也有注水的成分。根据知微数据发布的一篇文章分析，蔡徐坤微博转发明显注水，9条微博总转发量达1.3亿次，其中仅有7953个粉丝的账号带动了近3000万转发。聚众刷数据，成为“粉丝经济”一景，也是被圈外诟病的原因之一。

此前，“界面文化”也从性别文化的角度对当下的偶像文化作出了解释。文章认为，表面上“她经济”使得女性地位崛起，大量“弱男性气质”的小鲜肉得到女性粉丝的追捧，粉丝心甘情愿为偶像奉献“爱的供养”，而实际上，这一模式更像是对父权意识的复制，是一种商业包装下的“位置消费”。

文娱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还很短，对比欧美明星与我们的流量明星，同样是包装，明星的作品、个人气质、能力是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这里面，粉丝的一厢情愿，有多少依附于明星，又有多少是明星背后的商业操纵？这些都关乎整个产业的持续运行。

粉丝的想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利用这种想象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将追星视作粉丝的“自我欺骗”，那么，诱导粉丝“自愿为偶像花钱”，难道不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结语

在消费社会，文化是一种消费品，偶像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说自己从未喜欢过什么，这是一个人人即消费者、人人即粉丝的时代。从产生好感到深深迷恋某个明星，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当社交媒体将粉丝对偶像的“镜像”认知放大，并能够成为明星及其背后利益方强调和巩固双方联系的工具之时，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需要清醒认识到粉丝迷恋偶像的本质，警惕被商业操纵。在对符号意义的追寻以及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我们希望，一切都不是一场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