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观察者网；作者：贝淡宁

【随着组织者相继被捕，“黄马甲”运动渐渐退潮。与英国和加拿大的议会制体系不同，法国公务员系统和政治领袖之间的界限是流动性的，多位总统都出自需要层层选拔的公务员队伍，因此也带有一定的“贤能政治”特征。然而，法国的“贤能政治”带有深深的精英主义色彩，这也许是马克龙政府未能预见到黄马甲运动，并且应对失措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尚贤理想，一种政治制度应该旨在选拔拥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领袖。

在战国时期，政治人才的市场基本上是国际性的。士人们从一国跑到另一个国，希望说服明君，被选为谋士或宰相。正如孟子所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也。”而且，政治制度应该旨在挑选最优秀的人，不看他的阶级背景。荀子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在同一时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柏拉图将尚贤原则延伸到另外两个群体。第一，最高首脑也应该根据贤能选拔（荀子没有把尚贤原则推广到国家统治者的任选）。第二，女性也应该有机会成为君主。

简而言之，尚贤理想意味着人人都有平等机会成为政治官员，无论其社会背景如何，这个政治制度应该旨在在所有竞争者中选拔最有才能和美德的人。

政治尚贤制的早期辩护者思想很超前。但是今天，政治尚贤制仍然认为政治制度应该从尽可能宽泛的人才库中选拔人才（除了将高等官职留给公民去选择）。考虑到社会中人才的广泛分布，人们可能期待像中国和新加坡这样尚贤制国家的政治领袖应该拥有多样化的社会背景。

但是，实际上，政治等级体系中官员的社会背景越来越单一。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即政治选拔过程或许漏掉了其他领域的人才；政治尚贤制并不如理想中那么好。但是，将政治领袖局限在狭隘的社会圈子内将导致更加严重的问题，甚至威胁整个制度的可行性。

首先，政治精英轻视社会背景和运气在他们的成功中起到的作用，很容易相信自己天生的优越性，以至于瞧不起在所谓的争夺高位的公平竞争中失败的人。

对此，新加坡的一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问题。曾任建屋发展局兼中央公积金局主席的严崇涛曾经注意到：“新加坡的精英团体中不知不觉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傲慢。某些公务员的行为似乎表明他们有无尚的授权。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小李光耀。”聪明的政府奖学金获得者逐渐觉得，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理所当然，因而常常产生一种蔑视普通人的态度。

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例是，名牌初级学院（新加坡的高中）的文科奖学金获得者在2006年写的博客中，批评一名曾对外国人的竞争以及年长工人缺乏工作机会表示过担忧的年轻管理者。“我们的国家由聪明能干者主导，其他阶级都是补充……如果你不够优秀，生活会给你颜色瞧瞧。人生就是这样子……拜托，从我这个不屑理你的精英面前滚开。”这篇博客公开之后，马上引起了公众的口诛笔伐。

该博客作者的父亲（一名国会议员）不得不出面代表女儿发言：“如果忽略语言中表达的冷漠，她的基本观点是有道理的，即为跨国公司工作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应该向政府哭诉，而应该迎接人生的挑战，不管怎样，我已经教导她要从中吸取教训。有些人无法接受残酷的真相和那样的语言。”

但针对这位父亲的采访发表后引起了更广泛的不满，因为他暗示他继续相信“残酷的真相”。

在民众心里，贤能政治已经成为那种一心赢得胜利以及将赢家利益最大化，同时限制、弱化弱势群体的竞争机会的精英主义的代名词。

在于1957年出版的讽刺贤能政治的著作中（故事背景设定在2033年），作者迈克尔·杨预测，尚贤制选拔出来的领袖将变得傲慢自大和脱离社会：“贤能政治体制中的某些成员，正像大部分温和的改革者承认的那样，已经陶醉于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丧失了对他们管理的民众的同情，甚至让下层民众感到冒犯和不快。”他还预测了解决办法，“中学和大学要竭力灌输一种更加适当的谦卑意识”。

面对民众的支持率不断下降，新加坡政治领袖已经重新将其执政的意识形态描述为“仁慈的贤能政治”。与李光耀不那么谦卑的政治话语相反，他的儿子李显龙强调，政治领袖必须“谦逊地为人民服务。让我们做正确的事，把事情做好，但永远不要自以为是和傲慢。谦逊也意味着政府并不是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

简而言之，政府领导人应该谦逊和同情民众，而不是瞧不起民众。但是，光同情就够了吗？

法国的政治精英主义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是在1945年由戴高乐创办的，初衷就是要实现政治尚贤制。该学院的目标是挑选全国范围内的思想政治精英，不管其社会背景如何，都培养他们为民众服务。

想要获得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录取需要通过世界上最严格和最折磨人的考试。考生需要参加5场笔试（内容包括公共法、经济学、公共知识、有关欧洲法律和政策或社会法与政策的文件概述以及由考生从数学到语言等各科中任选的一门学科）；成绩优异的考生将继续参加5场口试（内容涉及公共金融、国际政治、欧洲或社会议题、外语，最后一场是时长45分钟的面向公众的口试，公众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包括个人问题），以及一项检验身体素质的考试。

每年选拔的人数不足100人。在经过了长达两年的竞争超级激烈的教育和培训后，毕业生会根据学业成绩排定名次。他们通常会被保送到公务员系统，排名进入前15名的人几乎都会选择进入三大行政机关：最高行政法院、财政总监察局和审计法院。原因很简单：这些机构是行政、商业和政治领域令人艳羡的职业平台。

与英国和加拿大的议会制体系不同，法国公务员系统和政治领袖之间的界限是流动性的：当选或者被任命担任政治职务的公务员无须辞去在公务员体系中的职位；而如果他们没有重新当选或者被任命新职务，可以要求回到公务员队伍中。

因此，若干著名政治人物都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如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雅克·希拉克、弗朗索瓦·奥朗德）和总理（洛朗·法比尤斯、米歇尔·罗卡尔、爱德华·巴拉迪尔、阿兰·朱佩、利昂内尔·若斯潘、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等。（观察者网注：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也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

典型的情况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历届内阁中1/3到一半的人（除了萨科奇政府之外）都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虽然这么说，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校友中只有3%的人进入政界，80%的校友在公务员系统工作，剩下的人则进入私营领域。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教育旨在培养能够胜任行政管理、政治和企业工作的通才。他们应该擅长解决问题，无须担忧引发媒体的关注。在校期间，他们学习了诸如公平对待所有公民、忠诚于民主政府、符合道德要求地使用公共资金等价值观。他们应该是有能力处理异常复杂的管理问题的技术型官员，同时并没有忘记那些政策是要应用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

总之，一个完美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应该既是个懂技术的官员，又具有人文情怀。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成功在于，其毕业生常在权力部门担任职务，并从为民服务中获得自尊心的满足。

不幸的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的公共形象并不那么正面。他们越来越多地被看作傲慢自大、脱离民众，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民众服务。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出身于特权家庭。

在2011年的毕业生中，50%的人的父亲或母亲在国民教育领域工作，而全部81名毕业生中只有3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一开始，法国国家学院的毕业生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包括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前总统希拉克）。但是，后来出身贫寒的人就越来越难挤进该学院了：竭力保持自身特权利益的富人和白人精英会为自己的孩子提供通过考试所需要的社交技能、经济支持和文化知识。

为准备考试，考生会在预科学校经过额外两年的深入学习。结果就是毕业生的相对同质化，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现任院长伯纳德·波考特（Bernard Boucault）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对于国家管理意味着什么：“为了清楚了解社会的需要，行政机构的人员必须来自整个社会的不同领域。我认识到，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观点，但无论一个人思想多么开放、才华多么横溢，总有一些东西是只能从个人亲身经历中才能获得的。”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表达对民众同情的谦卑政治话语无论多么真诚，都不足以驱使决策者站在民众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制定政策。也就是说，代表民众利益制定政策不仅取决于同情，而且取决于社会背景。

政治决策的制定，尤其是政府高层的决策制定涉及不同利益间的权衡和取舍，政治家在面对竞争性的考虑时，很有可能为与他来自同样背景的民众群体争取利益。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有些人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背景，甚至卡尔·马克思都不否认存在资本家（比如恩格斯）会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可能性，但让整个社会群体都这样“背叛”自己的阶层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政治精英团体是由来自某个特定社会背景的人组成，即便他们会做出特别的努力帮助其他社会背景的人，统治者或许仍会缺乏执行有利于其他族群的政策所需要的知识。即使由杰出的政治顾问提供详尽的介绍，出生于富裕和特权家庭的领袖仍将缺乏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从亲身体验中获得的知识。因此，政治精英由越来越狭隘的富裕特权家庭子弟组成的事实是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无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话语说得多么动人，这样的领袖常常缺乏足够的动机和知识去为这些人争取利益。简而言之，政治领袖的社会背景越多样，政策制定的质量就越高。

那么，怎么办呢？在民主国家，问题并不是很难解决，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比如，在法国，民众不会投票支持被认为是特权精英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因为他们既没有动机也没有知识为民众的利益服务。

尼古拉·萨科奇当选总统的至少部分原因是，他被视为是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政治精英不同的人。人们渴望看起来更像他们自己的领袖，希望他们拥有高情商而不是单纯的高智商。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选区选举中利用充满敌意的民粹主义发言打败了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让–弗朗索瓦·科佩（Jean-Francois Cope）：“何其蔑视！何其傲慢自大啊！科佣先生，这种傲慢自大将葬送你的政治前途。法国人民会转身离去。国民阵线的候选人是学生，是失业者。他们也是为家庭辛劳的母亲和工人。这些都是你抛弃的人。当然，他们不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我们更愿意与该校毕业生和高级管理者为伍。啊，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

无论人们是否倾向于让极右派的民粹主义者而不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统治国家，似乎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进入政界的该校毕业生将会越来越少。

在政治尚贤制中，如何对付相对封闭而且要求维持自身特权利益长存的政治精英这一问题并没有确切答案。避免统治阶级基本上由来自特权家庭的人组成的唯一方法是，提升政治精英中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比例。

在新加坡，民主过程存在诸多的限制，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失去政权，但执政党已经针对民意支持度下降做出了反应，如颁行了限制以家庭背景为基础的学校录取以及将获得政府奖学金的机会扩展到非名牌学校，覆盖更加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等政策，目的是让机会变得更加平等，并最终增加政治精英中来自非特权阶级的代表比例。

……

但是，这些措施仍然不足以对付政治等级体系的僵化和不灵活。即使政治领导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但如果他们是依据死板的、并没有适应当下情况的贤能标准选拔出来的话，就仍然存在问题。新情况要求不同类型的领袖拥有不同的品德。

在迈克尔·杨的反讽意义的贤能政治中，社会背景的影响已经被最小化，但是，因为领袖是根据狭隘的贤能标准——智商加后天努力选出来的，结果是统治阶层往往缺乏社交能力和公共服务精神。

在法国，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学家认为，对于像数学这种抽象能力的重视将稀释家庭和社会出身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于是形成了名牌大学重视数学能力的招生选拔制度。而在众多考生之中只有数学成绩顶尖的5%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名牌大学。

结果就是，法国精英的分析能力很强，但是在团队协作、倾听他人意见、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比较弱，而且往往很傲慢，因为他们逐渐相信，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自己优秀，不是因为好运气或强大的社会背景。（本文摘自贝淡宁《贤能政治》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