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 英国脱欧公投，欧洲民粹主义，法国“黄背心”运动，欧洲新自由主义

约翰·朱迪斯：美国政治分析家，资深记者

编者按：近年来欧洲的民粹主义大有燎原之势。从英国的“脱欧公投”到意大利政党五星运动的执政，再到法国近来的“黄背心”运动，这些事件无一不标志着民粹化时代的到来。

美国政治分析家、资深记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曾著书《民粹主义大爆炸》（The Populist Explosion），对欧美民粹主义的来龙去脉做了细致的梳理。本文为其书摘，录入时略有修订。

19世纪下半叶，人民党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表现活跃，而在欧洲，受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社会民主党派风起云涌。其后的70年间，欧洲左、中、右都出现了一系列党派，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欧洲才出现了与美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气氛。

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社会气氛演化为一股潮流，各个国家都沿袭了其美式名字——在法语中，民粹主义是“populiste”，在德语中，它被称为“populist”。

欧洲民粹兴起

正如原始的美国人民党，欧洲民粹政党也围绕政治选举这个舞台，发动“人民”对抗“建制”与“精英”：法国国民阵线称其代表“小民”及“被遗忘的人群”，对抗“等级”。 芬兰的芬兰人党（Finns Party）寻求“一种基于人民授权，而非社会精英及官僚的民主”。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同样发动人民对抗阶层分化。意大利的贝珀·格里奥抨击“三类破坏力量”——记者、实业家和政客。 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自由党代表“汉克和英格丽”对抗“政治精英”。

第一批欧洲民粹政党来自右翼。他们指责社会精英纵容共产主义者和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包括移民）。这种情况导致“民粹主义者”一词在欧洲受到了左翼及中间派政治家和学术界人士的轻蔑。

政治学家卡茨·穆德（Cas Mudde）曾写道：“在公共讨论中，民粹主义通常用以谴责某种形式的政治表达——其内涵煽动性强，领袖往往极具感召力，成员定期集会。”近年某颇具名望的智库发布了一份有关欧洲民粹政党的研究，题目为“揭露煽动者”。

但是，在过去十年间，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正在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逐渐崛起，他们反对的是本国建制派或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美国与欧洲民粹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美国政党及政党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一些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则持续存在几十年。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有多党制度，许多国家采用比例代表制，即规模不大的党派即使在大选中仅拥有不到7%的支持率也能存活。（例如，在法国，大选采用多数票制，但基于比例代表制，国民阵线不仅能够赢得地方选举，还能在欧洲议会赢得席位。）

源于繁荣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里，民粹主义政治在西欧基本处于缺位状态。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及工人党与基督教民主党、托利党、戴高乐主义者及其他中立、中右党派权力相当。在法国和意大利，甚至共产主义政党也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党派及其在商业、工人及中产阶层中的支持者们渴望避免20世纪20年代的冲突，他们在扩大社会事业方面进行合作。

国家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失业救助、家庭补助和免费大学教育系统。中立及中右党派往往掌握权力。与新政自由主义支配美国（甚至包括了共和党执政时期）的情况相似，改革思维下的社会民主政治及凯恩斯经济主导了西欧。支撑社会民主制的是经济的繁荣发展。西欧从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所称的“良性循环”中获益良多。

贸易扩张提振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扩大了社保项目、提升了实际工资水平，社保项目和实际工资有了保证，社会随之呈现出一片安定祥和，尽管产出扩张迅速，但通胀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产出的快速扩张又带来了高投资率，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为国际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时期，失业率极低。20世纪70年代西德的失业率仅有0.6%，英国为2.2%，法国则是2.5%。在法国，这一时期被称为“les trente glorieuses”，即“辉煌的30年”。

然而，70年代早期，欧洲经济出现了下行，与美国的情况相同，其主要原因是激进的劳工运动导致利润空间被挤压，而纺织及钢铁等战后核心工业出现了全球产能过剩。在西欧，对资本控制的抛弃及美国废除固定且高估的汇率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形势。1973年开始的能源价格狂飙突进也严重打击了能源依赖进口的欧洲。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上升。

对比1950年至1973年与1973年至1995年，可以发现法国的平均增长率从5.1%跌至2.7%；德国从6%跌至2.7%；瑞士从4.1%跌至1.5%。20世纪60年代，西欧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1.6%，然而到70年代末，该数字蹿升至7%之多。1971年意大利的失业率为3.2%，到了70年代末，该国14—2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已大幅上涨至17.2%。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政府财政收入降低，社会福利开支却陡然激增。1976年，赤字急剧增加，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英国及意大利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

在整个西欧，面对通胀压力，政府试图限制工资增长，却遭到强大的工会力量的极力反对。1969年至1973年，意大利见证了一系列工人罢工及学生抗议事件，政府只好在工资和社会福利上一再妥协。在英国，1974年年初发生的矿工罢工事件导致保守派政府宣布一周工作三天以节约能源。

意大利1969年的“热秋”罢工运动

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工资增长可被不断提升的生产力消化掉，然而当经济下行，通胀问题显现，工资居高不下只会导致产品价格高企，威胁贸易平衡。

总的来说，经济下行削弱了社会民主及凯恩斯主义政策，将“良性循环”转为“恶性循环”。随着油价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原本为了刺激经济、降低失业率的财政赤字措施更加剧了通胀，这进一步打击了投资，拉低了就业率。在全球自由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赤字会导致进口需求增加及贸易逆差扩大，威胁着一国的汇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没什么大动作，直至90年代，因为与美国社会相似的原因，民粹主义之势才熊熊燃烧。在欧洲，经历了70年代的经济下行，新自由主义代替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

新自由主义加剧不平等

在英国和法国，人们首先发现，旧有的发展模式陷阱重重，而欧洲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恰恰也诞生于这两个国家的发展经验之中。

1978年至1979年冬，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限制工资增长计划遭遇了一股罢工潮，人们用“不满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来形容劳动者的不满。卡拉汉没能控制住英国的通胀和失业问题，这导致他于1979年输给了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

撒切尔抛弃了保守党所忠于的凯恩斯主义，从新自由主义中寻求解决方案。她将重心放在“供给侧”——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非需求侧上。通过限制货币供给，她提高了利率，这虽然招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但缓解了工资、价格压力及进口需求，将落后企业驱逐出市场，为幸存企业利润率的提升注入了力量。

撒切尔还取消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各项规定限制，为企业和富人减税。她将某些由政府控制的行业私有化，同时缩小其他政府行业的规模。1984年，煤炭企业拒绝大幅裁员，正如罗纳德·里根下令解聘所有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一样，撒切尔在这方面也毫不退让。国家工业虽然丧失了25万个就业岗位，但这项举措提升了工业发展的效率。

1984年后，英国经济逐渐好转。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写道：“毫无疑问，经历了1979—1981年的经济衰退后，英国经济的表现在撒切尔时期的确得到了改善。”

不过，正如美国所面临的情况，英国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的差距拉大了，中等收入蓝领工人几乎要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在撒切尔时期（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从60%降低至40%），收入处于最上层1/5的富人，其收入占全民收入的比重从36%增至42%。制造业是许多中等收入工作的来源，撒切尔执政初期，制造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18%，1992年她卸任时，该数字降至15%。经济不平等在其后工党和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持续蔓延。2010年，制造业仅占GDP的10%，不平等问题持续加剧。

1995年，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上台，他继续执行撒切尔夫人的金融及商业自由化政策。因此2002年，撒切尔夫人被问及什么是她最大的政绩，她回答道：“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因为我们迫使对手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在法国，到1981年总统大选时，通货膨胀率飙升至14%，150万人失去工作。这种状况促成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位社会主义政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上台。

密特朗希望发展出一套与撒切尔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改革方法。

1981年，在中右翼政府未能抑制住法国经济衰退势头的情况下，密特朗及其顾问推测，经济下行应该已经见底，需求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恢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密特朗及其社会党人士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支出刺激方案，旨在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提振消费者需求，并推行广泛的国有化，以保证企业所赚得的利润能够得到再投资。如果不将这样的改革称为社会主义式的，那么也可以认为，这是夏尔·戴高乐计划经济的左翼版本。

密特朗的政策的确提振了经济增长。在他执政的最初两年，尽管欧洲大多数经济体仍处于衰退之中，法国经济获得了2%的增长。然而相应地，因为欧洲和美国尚处于衰退之中，从法国进口产品的需求远远跟不上法国消费者对他国进口产品的需求。法国的贸易赤字在密特朗执政第一年几乎翻倍了，这造成了一场国际收支危机。

一般来讲，贸易赤字严重的国家可以选择本币贬值，此举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但也会使出口商品价格相应地下降。法国惧怕货币贬值。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如果法国选择本币贬值，其石油账单数额将扶摇直上，抵消掉任何本币贬值可能带来的贸易额。

除此之外，因担心浮动的美元会破坏其货币稳定性，1979年，法国同意与西德及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其他四个成员国，联手成立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之间的货币汇率保持在一定区间内。

时任密特朗政府工业研究部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enement）提议，离开欧洲货币体系，允许法郎贬值。然而深受“强势法郎”这一概念影响的密特朗仍旧认为坚挺的货币是法国强盛的标志，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撒切尔走的那条路。

1982年起，密特朗通过削减支出、增加税收、冻结工资来降低进口需求。失业率从1981年的7.3%上涨至1985年的10.5%，通胀放缓，贸易账有所改善，一度急转直下的经济增长率又一点点爬了上来。

社会党人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是密特朗继任者雅克·勒内·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政府总理。后来，他将密特朗国有化的许多公司私有化，并为富人减税。虽曾对欧盟出台的限制贸易赤字规模的《稳定与增长协定》保持着相当的质疑，若斯潘还是选择尊重这一协定的要求。

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中的某些党派成功组阁，甚至赢得连任，比如布莱尔，然而，因为他们抛弃日益扩大的公共部门和制造业，支持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资本主义，这相当于他们舍弃了工薪阶层选民对自己的忠诚。随着苏联解体，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瓦解，工薪阶层代言人的位置空了出来。而欧洲移民人数快速增长、工作机会不再充足这一事实则给右翼民粹主义的进入增添了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