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的离去并非意味着这一红色家族的落幕。留守中信泰富的荣家子嗣已然粉墨登场。

2009年年初的一系列关于中信泰富外汇巨额亏损、重挫于“澳元对赌协约”的报道将荣智健——这位荣氏家族的第三代子嗣推向舆论的顶峰。

随着4月8号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的董事长及主席职位，所有的舆论报道逐渐趋于平静。但是外界对于当时仍留守中信泰富的荣家子嗣——荣智健之子荣明杰及女儿荣明方依然猜疑纷纷。

受此重挫的荣氏家族能否一如既往安然化险为夷？荣家四代将会是荣氏家族辉煌的终结者，还是厚积薄发再创荣氏家族商业神话的英雄？一切不得而知。

作为中国民族资本的首富，荣氏家族在走过的这百年之中，从来就没有缺少过神话。棉纱大王、面粉大王、红色资本家又或是中国的洛克菲勒，这一个又一个王牌称号都无不显示出荣家在商场的驰骋纵横，独领风骚。难怪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评价说：“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只有荣家一家。”

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另类传承 

不会有人能像荣毅仁这样，一生之中经历了这么多次的角色转变——阔少、企业家、民族资本家、上海市副市长、看门人，然后是中信集团的奠基人再到国家副主席。但是在世人眼中，荣毅仁不变的身份始终还是上个世纪的华商巨子、“红色资本家”。

1932年，尚处弱冠的荣毅仁进入家族企业开始自己的经营之路，随着第二年伯父荣宗敬的病逝，荣氏家族也迎来了最暗淡的一段时期：家族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实际上，作为荣氏家族第二代，荣毅仁并没有太多地享受到看守家业的轻松，反而背负着更多的责任。

解放前夕上海局势的动荡，再加上荣家自身内部的震荡，荣家第二代后人除了荣毅仁和少数几个人外，都纷纷离开大陆，资金地抽离导致荣家在大陆的企业几乎只剩空壳。

凭借朴素的爱国情怀，荣毅仁决定留在上海，继承了支离破碎的荣家企业。上海解放后，荣毅仁通过国家发放贷款，提供原料以及统购统销的政策，逐步恢复了纱厂的生气。此外，他还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也就由此得来。很快，这份荣家留下的祖业在荣毅仁的苦心经营下，从亏损走向了盈利，迎来了新的生机。

1979年10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成立了一个直属国务院的CITIC投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荣毅仁运用荣氏经营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在与国家获得双赢的同时，中信也成为荣氏财富的引擎，经营触角遍布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等各大领域、

1986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名单，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他成为新中国成立近40年以来，第一个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国内企业家，荣氏企业也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传奇的一笔。

与父辈相比，荣毅仁的经历更为复杂，他深知政治的魅力。文革时期对国家朴素的热爱和坚持，换来了政府对他的信任。与此同时，荣毅仁与不少国家领导人，包括叶剑英、王震等人，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后来，这个亲密的关系一直庇护着荣智健。荣家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和政府的关系。

同荣智健相比，生活中的荣毅仁是节俭朴素的，因为从小深受父亲荣德生的影响，他的生活相当简单，1998年退休后他与夫人居住在北京的一间四合院中，读书看报养花，过着低调宁静的生活。

在生活中，荣毅仁处处体现出低调和韬略。对于财富，荣毅仁总是告诉儿子荣智健：“一千间房子，我们也只能住一间，成百张凳子、沙发，你只能坐一个，所以生活上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像浮云一样，主要的还是看实业，看事业。”

将父子二人进行比较，不难发现，父亲荣毅仁的眼光和胸襟，是儿子荣智健难以企及的。更进一步讲，荣氏家族最优秀的传统，也许荣智健并没有继承。

荣智健：盛名之下的自我辉煌

如果说中信集团浓缩了新中国最为辉煌的一段创业传奇，那么中信泰富的成功，更多的则是浓缩了荣智健个人的一段辉煌历史。

跟荣毅仁不一样，荣智健的生活似乎要奢华得多。一些当年认识荣智健的人回忆，16岁的荣智健就有一辆红色的敞篷跑车，常请同学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是上海知名的“公子”。

相比较而言，荣智健的性格更像祖辈荣宗敬，敢于冒险，有魄力，做起事来很是雷厉风行。如果说显赫的家族背景让荣智健从出生起就已经奠定好将来要走的路，那么文革中的逆境磨练则更加造就了他在商海中敢打敢拼、坚韧不拔的性格。

文革过后， 36岁的他告别妻儿，南下香港开拓自己的事业。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公司，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对他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走马上任之前，荣智健的“用人制度自主”和“相当的权力”就得到其父荣毅仁的点头首肯。而此后，荣智健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被后人称为“收购香港”的并购。

荣智健的第一个并购对象是国泰航空公司，遭到了香港中信董事会的一致反对。然而他绕开了香港董事会直接找到父亲荣毅仁。不久之后，国务院同意他的计划，还借给他8亿元做收购资金。在此之后，中信泰富发展得越来越大，被港人称之为“紫筹股”。之所以有这个称呼，是因为中信泰富连年业绩优良，被视作蓝筹股，而同时由于荣智健背靠中信集团，又被看作红筹公司，红色再加上蓝色，自然就是紫色。中信泰富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公司，业务涉及航空、钢铁、地产、发电等众多领域。

从一开始，荣智健的成功就与他的红色背景息息相关：他赚钱太容易了。在经营方面，荣智健旗下的大昌贸易主营家电与汽车，在国内，享有在批文、配额方面的优先权。而中信泰富一系列的收购活动，都有中信集团在背后“保驾护航”。

即使在荣智健“独断专行”对中信泰富股权变更的第二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仍然选择北上北京，而中信集团一如既往支持他，给了他10多亿港元。时至今日，中信泰富由于荣智健的“澳元对赌合约”深陷危机，母公司中信集团又一次扶起中信泰富。但这一次，却没能扶住荣智健。

毋庸置疑的是，荣智健的战略前瞻性眼光和魄力确实非同一般，如果没有当初的大胆冒险，或许就没有荣智健第一笔财富的累积。同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信泰富的澳元期权交易公布后，业内很多人士都批评荣智健的做法过于冒险，才使得荣智健贸然选择实业之外的金融衍生品，陷入资本的漩涡，从而从中信泰富“谢幕”，而这也与荣智健性格深处的“公子哥”作风息息相关。

跟香港大多数白手兴家的富豪不一样，荣智健更喜欢开快车，住舒适的房子；频繁购置房产，拥有加拿大和英国房产物业。与视财富为浮云的父亲不一样，荣智健在香港有游艇、多部跑车和房车，喜欢古董和字画、打高尔夫球、钓鱼，他非常安于挥霍财富给自身带来的优越享受。

荣明杰：危机之下堪以重任

不同于大多数流连社交场所的富家子弟，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的行事为人则更加低调。作为中信泰富的副董事总经理，荣明杰在香港商界口碑甚佳。热爱抽品牌雪茄的他，常与司机一起抽烟讨论香车，体恤下属；注重诚信，言行一致。承诺过的事，总是尽力而为。

1993年大学毕业后荣明杰进入中信泰富，历任中国部助理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地产部总经理、公司发展部总经理等等。2000年3月，荣明杰进入中信泰富董事局，成为最年轻的执行董事。

2002年，中信泰富开发上海“老西门新苑”地产项目，荣明杰冒着35度的高温与项目管理班子一起坐镇工地，和员工一起日夜奋战。同父亲荣智健相比，有“低调大公子”之称的荣明杰更像一个兢兢业业的实业家，做事情也更为踏实谨慎。

今年4月，父亲荣智健的退幕，让外界对于这个尚留中信泰富的荣家后代能否带领荣家走出危机，猜疑纷纷。甚至有人认为，荣智健的离去已经意味着荣家这个红色贵族的落幕。

如果荣氏家族就此走向衰败，那么这个红色贵族仍然没有逃离华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荣智健身上有着很多中国新富的“通病”——奢侈、享受，对于金钱的概念模糊，导致他在投资市场上多了一份豪爽少了很多份严谨。而作为家族传人，在事业上的顺风顺水、没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荣明杰，在此次荣家的商业危机中，已经粉墨登场。他是宿命的一代，还是超越的一代，现在还未有定论。然而从荣氏家族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值得中国的财富家族深思。

旧中国的唯一财团：荣氏家族的崛起

提起中国近代企业史，就不得不提起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说，在旧中国能够算得上财团的就只有荣氏一家。从无锡的小商人到上海乃至中国的面粉、棉纱大王，荣氏兄弟走的是一条艰辛的创业路。纵观两人一生的事业，可以说他们的兴衰荣枯都与当时的大时代密切相关。

受美国富豪影响，决心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

荣氏兄弟是无锡人，相传祖上曾有人做过大官，但当时家境早已中落，所以很小的时候，荣宗敬和荣德生就被父亲送到上海的钱庄去做学徒。大上海的繁华既让年纪轻轻的荣氏兄弟感到新奇，也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接触到了现代商业经济。

1891年，荣宗敬学徒期满，转而做钱庄的“跑街”，这其实就是跑码头，做钱庄的收放款业务。3年下来，荣宗敬不仅有了自己的人脉，对于金融市场的运行和资金的调拨也十分清楚，更为关键的是，这时候钱庄的倒闭更让他体味到市场的残酷。与兄长不同，荣德生在学徒期满后，就南下广东，在帮助父亲收税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两类企业是最为赚钱的，那就是与民众吃和穿有关的企业。在工作之余，他还广泛阅读一些介绍西方实业和科技的书籍，这时候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给他很大的启发，这本书介绍了美国十位大资本家通过兴办实业成为商业巨子的过程，使得荣德生明白世界上有比办钱庄更有意义的事业，那就是开办实业，这不仅可以致富，也可以救国。不久，他目睹的一幕情景，更让他坚信了这一点。1900年，荣德生回无锡时途经香港，他看到码头上雪白一片，层层叠叠十分壮观，原来是进口的面粉正在卸货，这不禁让荣德生感慨不已，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也广产小麦，却要这样仰食于人！恰在此时，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接着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在这样的情势下，荣德生只得滞留上海。在上海，荣德生发现，当时很多行业都不免凋敝，唯独面粉业却十分兴旺。大概越是兵荒马乱的时期，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越为急迫。同样的，荣宗敬在天津进货时也发现了这一点，兄弟二人一拍即合，决心要开办面粉厂，并且暗地发誓一定要办出比洋人更大更好的面粉厂。1901年，荣氏主持的“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动工，这是荣氏家族兴起的第一步。

与日货竞争，成为中国的面粉、棉纱大王

荣氏创办面粉厂，很快就迎来了发展契机。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日俄战争爆发，导致俄国人在东北开办的面粉厂纷纷关门，这使得面粉的产量下降，价格上升。看到赚钱的良机，荣氏兄弟决定扩大生产，将利润不断投入引进设备和开办新厂，短短数年间，荣氏的面粉厂就发展到12家，所产面粉占全国产量的1/4。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荣氏企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战使得欧洲各国忙于战争，不仅无力插手东亚事务，而且其本身因粮食减产，纷纷向中国购买面粉，荣氏的面粉厂一接订单就是几万包，乃至几十万包，荣氏面粉行销海外，畅通无阻，盈利丰厚。在面粉业成功的刺激下，荣氏兄弟又开始涉足纺织业。

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的面粉、纱布历来向中国倾销，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诸国忙于战争，日本却闲居一旁，全力在东亚扩张，这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但正是在与日资企业残酷的竞争中，荣氏家族恰好完成了自己实业王国的构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结果使得日本向中国输入棉纱、面粉的数量锐减。与其他民族企业家一样，荣氏兄弟秉承实业救国理念，在办厂之初创立的品牌就富含爱国气息。比如面粉厂的名牌产品叫做“兵船”，寓意就是“振兴中华、以牙还牙”。棉纱厂的名牌叫做“人钟”，图案是一个人拿着钟绳在敲钟，寓意是让国人警醒。荣氏兄弟捐款支持罢工、罢市活动，不仅奠定了自己面粉大王的地位，而且还并购了日本纱厂，大涨国人志气。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欧洲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中国的面粉出口减少，而日本凭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又开始大力向中国输出面粉，荣氏的面粉厂开始亏损。棉纱也境况不妙，日企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始在中国大力购买棉花，造成棉花价格上涨，然后又猛压棉纱价格，结果使得多家中国企业破产，荣氏的棉纱厂也十分艰难。“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全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荣宗敬提出“全国人民一致抵制日货，如能坚持到底，则实业有振兴之望，而国家亦可转弱为强”。荣氏家族的纱厂扩充到9家，拥有工人数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当时日商竞争失败后，一些人竟然将自己面粉贴上“兵船”的商标进行销售，荣氏面粉的影响可见一斑。

1929年，为了扩张纱厂，荣宗敬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银元，将一家英国纱厂吞并，更名为申新七厂。1934年底，抵押借款的契约到期。由于纱厂亏损严重，荣宗敬无力还款，他希望汇丰能够将贷款转期，条件是将申新七厂全部财产作为抵押。汇丰却死活不同意，决定要拍卖申新七厂。当时作为第二债权人的两家中国银行，为保护自身利益，向法院申请暂时扣押申新七厂的财产，以避免被汇丰单方面拍卖。但汇丰却不顾中国法律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竟然自己单方面组织拍卖会，当时申新七厂的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上，结果申新七厂被日本律师村上以250万银元拍得。消息传回厂内，一时舆论哗然。当时申新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多是荣宗敬的老乡，对于企业有着很强的认同。他们将厂子里面的机器拆下，甚至组织护厂队，阻止日本人来接收。同时，荣宗敬将汇丰低价拍卖申新七厂给日本人的消息对外公布，诉诸民意。结果舆论纷纷声援，要求市民抵制汇丰。当时的全国国产厂商联合会还因此发出呼吁，要求全国国货企业不要再与外国银行发生金融往来，以抗议汇丰银行无视中国法律和国货厂商利益的行为。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汇丰被迫取消拍卖，并允许荣宗敬将贷款转期。在强大的民众压力下，申新七厂终于得以保全。

抵制日伪“合作”，安心迎接解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受战争的打击，荣氏家族遭遇重创，不仅很多企业陷入敌手，机器设备和资产被劫夺，就是在上海租界和香港暂时保全的企业也时时被日本人觊觎。在1942年前后，日商提出租借或强行收购荣氏家族旗下的相关企业，结果被荣德生严词拒绝，面对上门的日商丰田，他愤怒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绝不把中国人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当时的大汉奸褚民谊为了此事特地设宴招待荣德生。荣德生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竟不赴宴。结果荣氏在无锡的企业尽被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企业也被日军军管。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一度雄心勃勃，但很快就遭遇绑架，加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得他心灰意冷。当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很多人劝说他避居海外时，他笑着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不仅不走，而且告诫其子弟也不要走，因为他坚信，不管是哪个政府，实业救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他暮年自谓，“余虽年老，雄心未死，惜时局未平，不能大举创业。他日世平若健，此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