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宋鸿兵：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退潮？从世界工厂到最大市场

■ 文 | 宋鸿兵

我们上期节目谈到了全球化重构了中国的经济网络，带来了工业化的爆炸性进步，中国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工业化同时刺激了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中国经济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经历了一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然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暴露了全球化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危机之后，一股反全球化的潜流开始席卷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反移民倾向、国际规则的破坏、地缘冲突的激化，全球化的红利逐渐萎缩。

为什么全球化会遭遇逆流？中国面对新的挑战应该如何应对？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当教科书说到自由贸易这个概念时，一致的结论是互利互惠，所有人都能获益。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逻辑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它忽略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交换时，具有时间优势、积累优势和体系优势。

实际上，贸易互惠但并不对等。我想用保姆理论来解释这个观点。当一个企业家雇佣了一个保姆时，这就是典型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自由贸易，从市场交易的角度看，双方自愿，地位平等，互惠互利，企业家节省了做家务的时间，而保姆获得了工作机会。但从长远看，企业家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更有价值的财富创造、商业经验积累、人脉关系拓展，他的每一个小时都在不断升值，而保姆则从事简单而单调的重复劳动，无论在时间价值、经验积累、体系扩展上都停滞不前。

所以，自由贸易必然使双方的长久地位出现更严重的分化。在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中，经济结构复杂度更高的国家占有时间、积累和体系优势，而生产简单产品的国家则消耗了各种资源，更重要的是消耗了时间，从而使自己处于长久性的不利地位。

比如，我曾去过的波兰、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被迫放弃了自己已经建成的工业体系，要么被跨国公司兼并，要么任由大量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工业人才流失到欧盟其他国家，而苦心积累的工业技术烟消云散，工业体系的土崩瓦解使它们的经济体系被挤压成了简单脆弱的服务型经济模式，如旅游业和原材料出口，从而退化成了保姆经济体。

为什么现在东欧和中欧的许多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民粹主义思潮，就是因为高薪工作岗位大量被摧毁使中产阶级严重失血，贫富两极化必然导致社会情绪极端化。其实，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被公平分配给中低阶层，产业空心化使中产阶级同样遭到打击。

简单地说，自由贸易必然带来国家之间的两级分化，同时也会造成各国内部的贫富分化。

既然如此，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以简单劳动交换复杂劳动，如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结构没有被压扁，反而进化出越来越复杂的体系呢？中美贸易战的主要根源不就是因为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在中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吗？

实，在历史上能够逆势崛起的强国，没有一个是遵守教科书的自由贸易理论的。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在工业崛起的时代，谁不是靠保护国内制造业起家的？

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从19世纪初一直保持到二战结束，为本国工业体系提供了长达100多年的保护。德国和日本也一样，只不过他们没有美国的国内大市场，他们保护自己的工业，反过来则必遭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报复，不给你原材料和世界市场，逼得德国和日本只能打砸抢，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

国加入WTO后，国内工业体系得到的保护程度要远远低于美国19世纪崛起的时代，而中国也没有像当年德国和日本那样去搞扩张侵略，在自由贸易的激烈竞争之中，居然没有像波兰等东欧国家退化成保姆经济，反而不断进化出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结构，这的确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

中国能够逆风飞扬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加入全球化之前，经过前30年艰苦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后20年的乡镇企业大发展，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当完备的工业体系。如果我们今天看联合国的制造业分类，中国工业体系门类齐全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能够制造工业产品种类最多的国家。

从网络科学的角度看，中国加入世贸之前，在中国的经济网络上，已经布满了上中下游的各类节点，国有企业的节点主要分布在上游和中游，民营企业的节点则密布在下游，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港资、台资和外资节点，这个网络最主要的毛病有四个：第一是中上游节点活力不足；第二是下游节点能量有限；第三是整个网络的连接数量太少，通讯协议很落后；第四是总体来看，节点的数量和密度都还远远不足。

当中国进入世贸之后，欧美日跨国公司在钢铁、冶金、石油、化工、煤炭、装备制造等中上游领域并没有挤垮大型国有企业，它们只是在特定的优势领域做布局，比如在高精尖的化工、制药、装备、汽车、IT、微电子等行业占据了强大的地位，从而与国有大型企业形成了节点互补。

而港澳台投资则集中在下游的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还有消费电子产品和服务业，非但没有导致民营企业的大面积破产，反而创造出规模巨大的小微企业与它们形成协同进化的经济生态，从而使网络节点的密度大大强化。

从全局看，全球化不但没有压扁中国的经济网络，反而使这个网络规模暴涨，密度大增，连接高效，活力喷发，结构更加复杂。前30年艰苦的工业化创造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体系使人才、技术和经验完成了大规模积累，改革开放的头20年使这种积累开始横向流动，从而实现了工业化从城市向乡村的有效扩散，21世纪的全球化带来了中国工业体系的扩大、升级和活力。所以，中国避免了全球化最不利的后果，而收获了最香甜的果实。

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全球化目前出现的是一次三五年的寒流逆袭，还是一个十年以上的大退潮，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下一次涨潮的规模必然远远大于现在。关键是，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国应该做什么才能确保在下一次全球化的涨潮中仍然能够成为大赢家。

首先，经济战略需要做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世界最大的工厂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全球化使中国的生产率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但最大的获益者却并非是国内市场，中国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被用于出口，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高达60%以上，这种出口导向的政策以压低本币汇率、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方式将国内的经济资源向海外大幅度倾斜，也就是说，中国消耗了巨大的人力资本、土地资源、矿产能源，污染了自然环境，来满足海外市场的消费者，而本国市场的消费需求则遭到长期压抑。

从数据上看，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2.3%，到201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48.8%。更不利的情况是，中国赚回的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却投资于回报率极低的海外金融资产，如美国国债，这等于是一个人没日没夜的苦干，存下来的钱既舍不得花，也没有用来给自己充电，而是几乎免费地借给别人胡吃海喝，那他忙的死去活来到底是为了啥？

中国既出口产品，又出口储蓄，这是一种双重严重透支国力的短视策略，同时还纵容了发达国家过度超前消费的恶习，间接诱发了世界金融危机，结果辛苦没好报，还招来恶性竞争、造成其他国家严重失业的坏名声。

我认为通过全球化重构中国经济网络这一战略目标已经阶段性实现，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将主要经济资源和储蓄转向国内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起到了强制调整的作用。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来看，2010年的48.8%是个谷底，然后开始缓慢爬升，到2017年上升到了53.6%。当然，与世界平均水平（接近80%）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甚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

消费不振的根源主要包括三个原因：1、高地价导致的高房价严重透支了消费能力；2、医疗、教育、养老这三座大山严重威胁了消费欲望；3、由于前面两个原因，老百姓不得不保持很高的储蓄率，有钱也不敢消费。不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重大障碍，中国就难以实现向世界最大市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