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马国川 | 文  苏琦 | 编辑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年间，世界政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世界越来越令人不安。

“在我看来，世界政治正进入新阶段，”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如果说冷战结束时天下大势以‘合’为主流的话，新阶段的世界政治‘分’的逆流迎面而来。”

王缉思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但是近年来他更多地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国际关系”局限性很大，“世界政治”涉及的领域更深更广，“借助世界政治的视角，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复杂多变的世界”。

最近出版的《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是王缉思研究世界政治的一个成果。“我认为，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这五大政治目标是各国政府、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普遍追求的。”王缉思说。“如果仅仅以国家为中心提出理念，就很难和世界其他国家对话。”他试图跳出国家视角，更多从人类世界的角度来看问题。

王缉思承认，自己构想的是一个永远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国”，“可是有了目标，就有了方向，知道向哪里走”，“在国家还存在的今天，现实的政治目标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或者说‘成功国家’。这也是走向世界‘理想国’的第一步”。

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

《财经》：您所说的“世界政治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王缉思：如果说冷战结束时天下大势以“合”为主流的话，新阶段的世界政治“分”的逆流迎面而来。

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对既有政治秩序形成新的挑战，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裂痕，也在国家之间造成裂痕。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通过“美国第一”等口号当选美国总统，都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融合的产物。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强人”们又利用本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强化个人权力。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影响下降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各国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此外，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应用等技术进步也孕育着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例如政府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审查和监控的行为，冲击着言论自由、隐私权观念，改善人类基因的技术也引发了道德争议。

《财经》：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会不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

王缉思：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可能产生很多冲突的时代。从全球层面看，各国在国际上的不安全感往往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互为因果。某些国家的国内治理不善、社会分裂和经济停滞，同国际关系层面的利益冲突相互交织，对全球安全秩序将造成巨大冲击。“新冷战”会不会爆发？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会不会使全球的长期和平稳定局面出现逆转？这些都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

实际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已发生变化。当今世界和平问题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安全问题。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但安全挑战、特别是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突出。现在整个世界政治失衡，可是又不能通过打仗和革命的旧办法把失衡的世界扳回来，新的手段也没有找到。

《财经》：如此看来，未来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世界政治新阶段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

王缉思：至少若干年内，新阶段的特点还是显著的。可能是一代人的时间，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30年以前冷战结束，再往前推30年，1958年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再往前就是世界大战了。

乐观地看，世界政治新阶段可能是20世纪晚期开始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中的一段间奏，但也可能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新时代的序曲。

《财经》：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面前，怎么认识和把握世界政治的发展和变化，是一个重大挑战。

王缉思：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讲过十几年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国际关系立足点是本国政治和各种利益，局限性很大。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国际关系就好比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它的运动和形状取决于海平面之下的冰川和地壳的运动,也就是世界范围和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经济活动、文化底蕴等。

因此，近年来我开始关注和思考“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研究的就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世界政治研究的是冰山隐藏在海平面下面的部分，它比通常理解的国际关系涉及的领域更深更广。借助世界政治的视角，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复杂多变的世界。

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

《财经》：政治都是有目标的，在您看来，世界政治的目标是什么？

王缉思：世界政治目标有多种，有初级目标、中间目标，也有终极目标。什么叫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又是值得人们去追求的。我最近出版的《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就是试图找出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都接受的长远目标。

《财经》：您提出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不是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动荡的影响和启发？或者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这些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

王缉思：是的，越是在纷乱的世界里，我们越要找到终极目标，才能够反观世界，不失去方向。如果追根溯源，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时候我就想，和平与发展是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100年前、1000年前的世界是不是也要和平与发展？人类是不是还有别的主题？这就是我的思考原点。

后来，我到过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感触最多的是不同社会里的人对国家、信仰、社会组织、家庭等的不同观念。我从接触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人,开始了对“世界政治终极目标”的感悟。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引起国际学界的争论，触发了我对这个议题的深入思考。

《财经》：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焦点不再是意识形态冲突或大国争霸，而是以宗教界定的“文明”之间的碰撞,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当时，中国思想家和学者认为亨廷顿的论点完全站不住脚。

王缉思：这并不足为怪。在那个年代，中国学者辩论的焦点是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有人强调邓小平的论断否定了过去“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看法，也有人争辩说邓小平的原话其实是和平与发展是“两大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还有人争论世界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是南北矛盾、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是中美矛盾？

这些问题跟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完全搭不上边。那时我就感觉到，中国跟许多西方国家、伊斯兰国家在政治话语体系方面有很大区别，主要区别在于国情、文化和历史经验不同，对政治的终极目标的理解也就大有区别。很多中国人认为,世界如能保持长期和平和经济高速发展，就天下太平了；中国高举和平与发展两面大旗，就能赢得世界的尊重。但是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政治”不仅仅是解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在寻找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的过程中，我不断地阅读古今中外书籍，自己和自己辩论，也不断地找外国人讨论。例如，在我和法国人交流时，他们就提出“尊严”应该是终极目标，所有人都要尊严。于是我考察了尊严的含义。但是后来发现，“尊严”和其他目标有重合，如果一个国家有自由、有公正、有信仰，人们自然就有尊严了。于是我没有把它单列到终极目标里。

《财经》：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思考，您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有哪些？

王缉思：我认为，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这五大政治目标是各国政府、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普遍追求的。世界各国都将保障安全、促进国民福祉（一般都表现为财富的拥有）、维护信仰、社会公正、个人自由列为国家的目标，写入宪法。宪法对于多数国家来说是庄严而长久不变的，因此宪法中这些目标也可以看作是其制定者心目中的终极目标。

作为终极目标，它们都是不可能得到终极满足的。一个人可能觉得自由不够充分，社会不够公正，信仰不够充分，安全没有得到完全保障，财富没有满足。虽然不可能得到终极满足，但是值得人们永远去追求。

《财经》：显然，有一些重要的目标似乎被忽略了，例如，平等就是古今中外都很重视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

王缉思：平等是很重要的价值，很多人崇尚平等，我也承认平等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之一，但是之所以没有将它同其他终极目标并列，是因为“平等”可以涵盖在“公正”和“自由”的含义之中。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不公正即不平等，公正即平等。”如果自由平等和公正不可分割，把平等单独列为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没有必要了。

另外，人人都追求自由、公正，但并非人人都追求平等。平等是弱者追求的目标，强者往往享受不平等。尽管人人都会承认“平等是好东西”，但在具体事情上，特别是涉及收入分配的问题上，他们心目中“平等”的含义完全不同。

《财经》：人们普遍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为什么民主不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呢？

王缉思：民主是表达个人自由意志的一种方式。诚如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者斯坦·林根所说:“民主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自由。自由就是民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作为制度安排，民主在推进世界政治文明的进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许多近现代西方思想家承认，民主只是达到国家长远政治目标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

同样，法治也是被普遍认同的“好东西”，但它也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实现公正的一种手段。因此，我未将民主和法治列入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之中。当然，作为政治理念，民主法治比独裁专制先进得多，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还有稳定、秩序、和谐、国家统一等价值，也被许多人所推崇。但是它们是达到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这五大政治终极目标的过程、手段和方式,或者可以包含在这五大目标的诉求中。

“有了目标，就有了方向”

《财经》：我理解，世界政治的五大终极目标其实就是普遍价值的体现。它超越了国家，是站在人类的角度来认识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有助于人们思考世界政治的走向。

王缉思：是的。其实国家是人构建出来的，国家为人民而生。从历史上看，国家是不断变化、不断消亡的。几大宗教的生命力都超过国家，民族和文化生命力也比国家强。比如基督教比欧洲任何民族的历史都长，汉字比清王朝时间长。这是文明的传承，但是不能反过来说传承的文明就是国家。按照共产主义的说法，未来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国家本身不是终极目标，而是达到人类社会各种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之一。

我的体会是，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淡化各国的“特色”。在当今世界，应该破除“国家至上”观念，更多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问题。我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对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有所贡献。当成为一个大国以后，要有原创性的思想理论，它们可能是从中国出发的，还要能够解释世界。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应该给别的国家讲大家都能够认可的东西，不能停留于宣传成就、反驳批评、为本国辩解的层面上。如果以国家为中心提出理念，就很难和世界其他国家对话。如果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以人为本的，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就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就容易和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流。

《财经》：您提出世界政治的五大终极目标，似乎是在构建一个“理想国”。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描绘过的“理想国”，都建立在国家消亡的基础之上。可是从今天看，国家消亡还没有任何现实可能。

王缉思：世界上预测未来50年、10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著作很多，我没有读到其中任何一部认为主权国家体系，或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衰落下去。我认为，在国家还存在的今天，现实的政治目标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或者说“成功国家”。这也是走向世界“理想国”的第一步。我在书中构想出“理想国”是什么样子的，虽然永远达不到目标，永远在路上，可是有了目标，就有了方向，知道向哪里走。

《财经》：在您看来，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缉思：用五大目标来衡量，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五位一体，是衡量“成功国家”还是“失败国家”的一个有机的指标体系。

具体来说，一个成功国家应该具备五个特征：第一，没有严重的外部和内部的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第二，国家和民众都比较富裕，经济稳步增长；第三，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一部分公民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第四，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官员腐败能够得到抑制；第五，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

《财经》：以这些目标来衡量，当今世界上，全部实现这些目标的“成功国家”并不多。

王缉思：确实不多。丹麦是相对成功的国家之一。丹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国民幸福指数很高，民族凝聚力较强，政府清廉指数很高，国内贫富悬殊不大，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方面，丹麦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自由化的国家之一。

另一个北欧国家挪威，和丹麦相仿，在各项社会发展指标中名列世界前茅。还有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也被公认为“治理良好的民主国家”。

这三个“良治国家”，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共同特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单一族群国家，国家以外的身份认同问题不明显，比较容易实现公正和自由。

可是在全球化时代，单一族群国家也在面临挑战，因为全球化很容易使现有的单一族群国家变成族群多元的社会。至于那些在族群、宗教、文化上多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新阶段，如何成为成功国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财经》：不过，新加坡的例子似乎可以证明多族群国家也可以走向“成功国家”。这个由100多年来从亚洲其他地区迁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国家，今天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

王缉思：新加坡相对来说比较平等，但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要在大国间维持微妙的战略平衡。族群多元的特殊国情又让新加坡至今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就不得不采取相当严格的社会管控政策，牺牲某些个人自由。所以，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称之为“在民主匮乏的情形下取得经济奇迹”，并不把新加坡视为当代国家中的典范。

《财经》：作为亨廷顿的弟子，福山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以三个指标来衡量国家发展，即“成功国家”应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

王缉思：我无意否认福山提出的衡量成功国家的尺度，他提出的并不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而是他心目中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我提出的是终极目标，但是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丹麦无法复制，新加坡也无法复制。不同国家想要实现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这些目标，成为成功国家，都需要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

世界各个民族、不同集团，都有不同的价值。但是在这些不同的价值之上，还有一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价值。可能排序不一样，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会追求不同的目标，但最终都要追求的目标，应该没有根本性区别。虽然当前世界动荡多变，令人不安，但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要向着这些目标努力，我相信人类会越来越接近“理想国”。 （本文首刊于2018年11月1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