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托克维尔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官衙是当前最八面威风、一本万利的地方，进入官衙成为千百万年轻人的“中国梦”，有人表达了“死也要死在体制内”的强烈愿望。在体制内，即使不能当官，也进入了高一级的“种姓”，能够得到官的庇荫，从官的巨大食鼎中分一小杯羹。然而，盛极必衰。近来网上有人甚至做出了“官民对立”的判断。现在是对官和官僚阶级多做一些了解的时候了。

官僚的产生和壮大

官僚不是权力的合法拥有者。他们附生在权力之下，代替权力的合法所有者行使权力。为官不是“最古老的职业”，而是在统治方式变得复杂之后出现的一个职业。在欧洲中世纪，官员多由贵族担任，他们的身份下降，自由丧失。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官员也多由贵族担任，但不排斥平民。那是各国竞争、需要才华的时代。孔子有不少弟子担任官职；晚些时候，出身平民的苏秦挂六国相印。汉朝实行察举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延续到20世纪初，都是以血统之外的标准选拔官员，给下层人士留下了上升空间。

在司马迁看来，官无非三种。他在《史记》中写有“循吏”、“酷吏”和“佞幸”三部列传。关于“循吏”，他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循吏只在本职工作中循规蹈矩，何必向老百姓摆威风呢？“酷吏”以酷刑和滥杀为手段，少有廉洁奉公，而“多以权富”，“家訾累数巨万亦”。至于“佞幸”，司马迁说：“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他又感叹：“以色幸者多矣。”太史公说的佞幸，是要向上“献身”的男子，与今天的一些女官员一样。不过，现在官场上的佞幸更多是谄媚者，卖艺不卖身的，而他们的长官也只爱女色。

做一个出色的官也需要才华。循吏要会瞒上欺下，酷吏必须心狠手辣，佞幸尤擅溜须拍马。他们都要行贿受贿，于是升官成为一场“痞子运动”，有些自尊的人往往被逆淘汰了。

在过去，“僚”是“官”的辅佐，“吏”供“官”差遣，官、僚、吏各司其职，界限分明。在县衙里负责打人的衙役，不指望有一天坐到县太爷的椅子上。如今这三者却少有分别，如有机会在官身边跑腿，僚与吏更踏上了一条宽阔的升迁捷径。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属于“佞幸”。

西方技术（如监控技术、组织技能）传来后，官僚控制社会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两千多年来，“秦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秦始皇要求百姓“以吏为师”，而现在的领导在任何领域内都发布“重要指示”。崇尚做官是社会堕落的最显著迹象，且不论盛行的贪污、渎职等罪行，庞大低效的官僚机构本身就构成一大祸害。

宋朝的政治开明，吏治相对清明，但也有很多黑暗的事情。当时的南方，瘴疠（恶性疟疾）流行，几乎是不治之症。梅挚把官场的五种恶习比作瘴疠，作《五瘴说》：“急征暴敛，剥下以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晨昏荒宴，废驰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陈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

这“五瘴”是官场罪行，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五毒俱全”大致如此。官场流行潜规则，五瘴或五毒都不是罪，而是对上级忠诚的最可靠保障。因此，上级不仅接受贪腐的下级官员，有时还保护和鼓励。他们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所以官官相护。在官的这种制度下，即使官僚的合法收入或开支，也同样是对百姓的盘剥。现在，国家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被用于官员合法的吃喝玩乐（所谓三公消费），许多地方的财政只是吃饭财政。我们知道“苛政猛于虎”，也听过“武松打虎”的故事。如今真正的老虎已是弱势群体，苛政之虎却依然嚣张。官僚阶级已经壮大到不可遏止。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但是，官僚们滥用的权力并没有合法性。

在古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说战场上的胜利者是人民的选择，就是把军事和政治混为一谈，强权等同于公理，侵略者和暴君的罪行都得到洗刷，而张献忠的屠川、清兵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日军的南京大屠杀，都有了合理性。其实，在战争时期，百姓是无助的，甚至只能引颈就戮。既然国家的兴与亡都免不了“百姓苦”，胜利和失败也就与他们无关。

我们的古人知道，可以在马上打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他们从暴力向和平的转变中获得合法性，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权力不是由选民授予，而是由暴力夺得，并由暴力维持，就避免不了暴力的循环。如果统治者用暴力维护他们的非法权力，人民就只能用武力反抗，就像中国一再发生的那样，近来又在大中东地区重复着。反抗暴政是人民的合法权利。

对于皇权时期战场胜利者的继承人，血统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皇权之后，即使承认战胜者的初始权力，他指定的接班人也只是一碗汤，然后是继续加水的汤……合法性被一再稀释。

权力合法性的关键是权力的来源，统治者数量的多寡不能确立权力的合法性。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打败雅典，在雅典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这个政府有30位领导人，史称“三十僭主”。这些寡头实行集体领导，仍被视为非法的寡头政治。寡头的统治不被接受，他们大肆杀戮，以维护稳定。希腊语中的“僭主”是英语词tyrant（暴君、专制统治者）的词源。由此可见，人们早已认识到，如果统治者的权力是非法攫取的，他们的政治必然是残暴的。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为了禁止士大夫的批评，他们兴起“党锢”之祸。有两位宦官凌驾于皇帝之上，汉灵帝卑微地称他们为“父母”。又有10位宦官一起擅权，号称“十常侍”。常侍是他们的官职。东汉的灭亡，“十常侍“是最后的推手。后来，宦官们被杀戮殆尽，中国陷入战乱，东汉也快灭亡了。范晔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正确地指出，东汉“缘阉尹倾国”。

无论三十僭主还是十常侍，篡权者的数量都没有给他们带来统治的合法性。相反，他们遭到激烈反抗。

宦官化的官僚阶级

秦之后，只有皇帝一人具有统治权。官僚的权力来自皇帝的授予，他们为皇帝服务。但是，皇帝从来没有真正享受到完全的权力。历史反复证明，高度集中的权力的“下放”是不可避免的。在清朝之前，士大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到皇帝的权力，皇帝也要控制官僚。

公元983年，宋太宗向官员们颁布最高指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他明确了是人民在养官，不是皇帝在养官，更不是官养百姓——宋太宗思想比当代政治高明很多。明清两朝继承了宋太宗思想，皇帝要求官员把这16字箴言刻在石头上，立在他们的衙门里，但警示作用并不明显。残酷的明太祖把贪官们剥皮实草，也没起到足够的吓阻作用。

皇帝逐渐丧失他们的权力，官僚得到一部分，而宦官——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宦官是皇帝的最大潜在敌人，因为他们离权力中心最近。清顺治帝深知宦官之害，他在皇宫竖立铁牌，宣布宦官干政者，凌迟处死。清朝是宦官干政较少的朝代。但在慈禧太后时期，仍然涌现出一批有权势的太监，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等太后助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宦官是皇帝的奴仆。他们是真正的奴仆，不是自称的私仆或公仆。但他们仍然敢出卖皇帝，玩弄皇帝，监禁皇帝，杀害皇帝。他们利用工作的便利，控制了皇帝，尤其当皇帝暗弱的时候。“反仆为主”的宦官知道，天下不是他们私有财产。所以，他们不会为国家和未来考虑，奴仆一般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宦官干政的目的就是攫取钱财，最后的后果就是乱政。

皇帝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实体，尚且被宦官欺凌，残杀。当权力只在名义上属于人民的时候，“主仆”关系就更容易颠倒了。现在的人民像是以前被宦官架空和欺压的皇帝；现在的官僚更像是以前的宦官，而不是士大夫。宦官化的官僚在拼命地欺压百姓——他们的主人。

人民的权力已被官僚私有化，这个事实有两个公开的案例。国企用公权力和消费者做生意，不仅坐享垄断暴利，还成为官僚的退身之处，为他们的私人享乐提供更方便的条件，补偿他们在官场的不得意。这完全违背设立企业的初衷。去年10月，山西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公安局局长之子醉驾，追打阻拦他的交警，对劝阻者叫喊：“都给老子滚远点。老子这是执行家法！”事发后，这位小老子的大老子动用刑侦手段销毁证据，伪造案卷，监听事主，过滤信息，无所不用其极——也是在执行“家法”。国法何在？国法早被官的“家法”废了。

官僚的道德和利益脱离他们本应为之服务的百姓，彼此对立起来。社会道德的败坏实际上只是官僚道德的普及而已，虽然大多数百姓仍在坚守他们的道德标准。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上之草，必偃。”这句话可以从好的方面理解，也可以从坏的方面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社会道德的普遍低落是由官德败坏引起的。坏疽可以造成生命的死亡。

帕金森定律

英国有世界上相对高效和廉洁的文官制度，新加坡和香港仍受其益。诺斯科特·帕金森是英国人，他批评官僚政治的灵感来自对1950年代英国的观察。帕金森定律是官僚阶级无法治愈的痼疾。

帕金森定律指出，官衙的冗员一定会增加，因为每个官员都要增加下属，并彼此制造工作；官僚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因此没有主见、意志薄弱的中间派会成为主角；官僚们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花费很多时间，却在大预算案上花很少的时间，因为他们弄不明白大事；办公室越豪华，办事效率越低。

帕金森认为，官僚可能被替换，失去权力，所以他们要使用和提拔庸人，嫉妒和消除能手。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所以他们要在权力有效期内实现利益最大化，并尽可能延迟退休。

一个机构一旦建立，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从帕金森定律可见，官僚不可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为国民服务上。他们整天忙着开会、扯皮、升迁、争权，只是一群碌碌之辈，即使他们自称为“公仆”，也不会获得神圣性。上天的恩典、上帝的恩赐、历史的责任，都不会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也无力承担。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中，政治与行政混杂在一起，官僚们在他们自己捏造的政治神话中假装负有神圣使命，仿佛兼差的神父。但他们的谎言不会维持很久。

官僚的工作枯燥乏味，缺乏新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官僚体制》中指出，官僚制度缺乏改变和创新的动力，因为它没有利润动机的激励。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仅适用于官僚受到控制的国家。官僚横行的国家更缺乏改变和创新，因为他们有巨大的利润，却来自对社会的剥削和控制。他们的努力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不管他们天生的才华如何，官僚注定是平庸的，很多人还会达到“恶的平庸”——不仅平庸，而且还在庸庸碌碌中助纣为虐。

独特的算术

上述的这种官僚形成一个阶级。他们的利益最为一致，他们的敌人最为明确，因此他们的阶级意识也最明确，以至有“官官相护”之说。

官僚形成自己的封闭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对年轻的候选人开放，这些人一般需要强大的“关系”才能够进入特权阶层。他们进去之后几乎不会被淘汰，即使严重违法，也会得到宽大对待。他们在退休之后，死亡之后，仍然属于这个小社会，享有特别的优厚待遇。他们掌握绝对权力，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即使知道也冷漠无情。他们的利益与普通人的利益是对立的，来自对他人的剥夺。所以，这一类型的官僚在本质上是反社会的，他们的存在是对国家的背叛。

算术大概不属于普世价值，但世界各地的算术是一样的。可是，官僚仍有他们独特的算术。在他们的算术里，他们自己不仅高于全体，而且大于全体。官僚凌驾在国家之上，大于全体国民。这是什么理论？试以1≥100≥∞为前提进行算术运算。假如这个不等式成立，那么，我们所知道的数学和整个科学体系都将被推翻，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必将被掀得翻天覆地。但是，这个怪异的不等式在官僚政治中是成立的。

官场与黑社会是否应该有所区别？在一个正常国家，政治属于全体人民，官僚只是决策的执行者，他们的权力受到严密的监督和制约。在专制国家，官僚以人民的名义欺压人民。他们自称先进，行为却如土匪恶霸。他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在“他们那儿”，法律只不过是少数人制定的、针对多数人的惩罚规定，权利是一纸空文。官僚们高于并大于全体国民，他们不仅高居在法律之上，还践踏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做完他们的算术题之后，官僚就会飘飘然。他们好大喜功，掏百姓的钱办他们的“大事”。一件事本身不足以构成“大事”，还必须有极尽奢华的排场，而浮华之中必有腐化。官僚们也在“进化”。原来他们还能照顾到阶级利益，现在却个个争先，为一己一家之私，罔顾本阶级的整体利益。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物欲不受制度、道德和法律的有效约束。

当国家成为官僚阶级的私有财产，官僚居于国家之上，效忠国家就是效忠官僚的私产。臣民的效忠对象从人物降低到财物，这算不上是进步。作为财产的国家不会说话，不会思考，却会被偷盗，霸占，出卖，代表。这都是因为国家的主人不确定。如果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的地位必然高于国家，而不是向国家（官僚的私产）效忠。

以上说到的“国家”只是表现为政治组织的国家，不是作为土地或人民的国家。在现代汉语里，这三者被统称为“国家”，从而扩大了政治的范畴和官僚的权力。

官僚以做官为志业。他们期望先当上小官，然后继续升官发财。如果权力不受严格限制，他们就会见利忘义。他们的腐败速度堪比夏天的死鱼。一场革命能够摧毁官僚阶级，却不能阻止他们卷土重来。革命者在夺取权力之后可能堕落为官僚，并且很快繁殖或提拔出第二代官僚。二代和更后代的官僚不会在意当年革命的初衷。肆虐的官僚体制成为有害细菌和病毒。官僚将杀死国家，也将杀死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寄生在国家的躯体之内。大肠杆菌是对人类身体有用的细菌，但这些杆菌只应留在大肠里面，到了外部就会传染疾病，导致疾病和死亡。官僚控制社会可能带来社会的停滞，窒息和死亡，那将是历史的另一种终结方式。当官僚阶级已经尾大不掉的时候，任何改革的提议都很可能是与虎谋皮。

革命的最终胜利

在极权制度中，权力不受制约，官僚们飞扬跋扈，“自我”过于肥大。他们自诩为“先进”，所以高高在上，阶级观念固化，阶级思维僵化。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空洞无物，充满谎言。他们抗拒世界广泛传播的价值，践踏本国明文公布的法律，而自行一套“潜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潜规则构成了他们的政治“范式”，拿不上台面却在阶级内部通行。

在谋利方面，官僚们有强大的适应性。他们像变色龙一样变化颜色，守候在新的捕食地点。苏联解体后，民主进展并不顺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说：“7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国家和人民再度遭受掠夺，俄罗斯重又陷入了毁灭的旋涡。人民不能当家作主，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自治是被压制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的政界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这些人是上级任命的、他们一生都在咒骂资本主义，而现在他们却在大肆吹捧它，还有贪婪的原共青团头目、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以及见风驶舵的经济强盗。当然他们中一些人本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历史让他们进入了角色。”

俄国的官僚继承了极权时期的传统。他们不愿意接受新的政治范式，而变革的不彻底也减少了他们做出改变的压力。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托马斯·库恩详细分析了科学史上的革命。他指出，由于长期无法解释一些现象，疏漏越来越明显，旧的范式受到挑战，而挑战者通常是学科的边缘人物。虽然新的科学真理是可验证的事实，老科学家们却不肯接受。库恩赞同马克斯·普朗克的判断：“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不是靠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

在科学领域中，新范式的反对者固守旧的思维模式，不能或不愿改变。在政治领域，这个原因同样存在，更重要的原因是，新范式的反对者在旧制度中攫取的巨大私利、滥用权力的满足感。革命之后，新制度可以在短时期内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但新价值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许一代人）才可能深入人心，尽管这些价值在另一些国家早已不新了。

虽然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是发生在不同领域内的事件，其为革命则一。库恩指出了两种革命的一致性。政治革命不像是科学革命那样是必然的。如果官僚们普遍反对任何可能损害他们私利的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引发革命。

以往的革命使用暴力镇压反对者，以及想象中的反对者。在当今世界，这种做法不被接受。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多数官僚已不再适合掌权。在旧制度解体之后，只有经历过一场“范式转换”，才可能还权于民，“人民”、“权力”、“权利”、“价值”、“民主”等一系列概念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才有了真实的含义，新的政治范式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近来《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红极一时。托克维尔论证了“旧制度”必然引爆革命。为了避免革命，只有彻底改变旧制度。可是，托克维尔还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于是仍然要爆发革命。法国革命是推翻旧制度的第一场革命，距今已有200多年。在今天，主要是信息而不是改革使得苦难“变得无法忍受了”。当谎言不再能够遮盖残酷现实的时候，旧制度就具备了发生革命的条件。革命后的政治制度“范式”是什么？托克维尔还有一本名著：《美国的民主》（1835、1840）。民主有很多种，也都不完善，但有一个要义，那就是人民拥有并行使主权，而不是官有——到那时，将不再有人权和主权的激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