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 · 2019-02-16 · 来源：乌有之乡

苏联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惨重的教训，它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思想的正确性。有人指出，苏联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在五十年代初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正面的镜子的话，那么，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的演变，则是一面反面的镜子。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政权。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它为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们面临着两项相互联系的任务，一是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二是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在这两方面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种探索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来分析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也就是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的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飞跃，形成了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也犯过一些错误。我们的任务是，对毛泽东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在这方面的思想做具体分析：对于其确实是错误的思想，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对于其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思想，应当继承和发展;对于一些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的思想，则应当仔细分析，吸收其正确的部分，剔除其错误的部分。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探索。而这一点恰恰是当前需要引起注意的一种倾向。

围绕着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国内是有着原则分歧的。由于毛泽东对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甚至今后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何对待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就成为一块政治试金石。借用英国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告诉我你如何看待毛泽东，我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关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很多，党的十七大也对此作了总的评价。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带全局性的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又是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而有人对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不慎重的。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详细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些错误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条：一是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二是在方法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斗。

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富有远见的，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作科学的分析，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

薄一波同志曾经指出：“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毛主席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如果实事求是地对此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加以抛弃的。”[1]

应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里客观上存在着敌对势力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时还会激化，敌对势力还会利用一切机会、尽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动乱，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第二，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或几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发生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局面，而且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科技上、政治上、军事上以至意识形态上处于优势，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状态下存在和发展的。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性，总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种态势客观地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许只有到了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拥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这种危险才会从根本上消除。

如果说资本主义复辟在我国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性、一种可能，那么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生的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悲剧，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注意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正确的，它具有极大的预见性。毛泽东最早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为了批评赫鲁晓夫的错误而主持写作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这一警告的，苏东剧变后的1995年，我们党根据新的情况，再一次充分肯定了《一论》、《再论》的基本论点，指出《一论》、《再论》发表距今已近40年了，现在看来，当时写的一些基本观点仍然是很好的。今天，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也解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空前严重的挫折。回过头来重读《一论》、《再论》，我们惊人地发现，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一论》、《再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

联系到苏东剧变的教训，面对当前我国国际国内的新的形势，毛泽东当年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有哪些值得我们永远牢记的东西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核心是政权问题。敌对势力要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必须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利用政权的力量，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然而要夺取政权，必须先做意识形态工作。道理很简单，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党内以及整个社会有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统一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那么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可能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的。只有把思想搞乱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党内没有了社会主义的信念，那么党组织也就瘫痪了，丧失了战斗力，这样敌对势力就可以顺利地夺取政权。所以，意识形态领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突破口。毛泽东指出，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总是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苏东剧变的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存在一种倾向，即有人往往只重视经济工作，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仿佛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无产阶级政权就自然而然地巩固了。毫无疑问，经济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把经济搞好了，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才会拥护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的基础。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仅仅把经济搞上去是不够的。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到七十年时间里，在发展经济的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从一个工农业生产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却在短短六年时间里突然崩溃，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我们党中央在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时指出，“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所以叶利钦一声令下，解散苏共，“苏共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因此中央多次强调，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会出大问题，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这是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在苏联的演变过程中，敌对势力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可以概括如下：核心是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突破口是丑化和诬蔑党的领袖，方法是把非意识形态化作为过渡，逐步诱导群众。我们不来展开说明这一过程。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角度看，值得重视的是，敌对势力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尽管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谬论，为什么能在苏联社会上蔓延开来，并逐渐地成为主流思想，左右了舆论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不仅不同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反而摆出一副“开明”、“宽容”的形象，提出所谓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方针。他主张的民主化，是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和集中的民主，这为反共势力的猖狂进攻打开了绿灯;他主张的公开性，是放手让反共势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苏联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错误和消极现象，甚至允许造谣，即所谓的“不留历史的空白”;他主张的多元论，是允许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的言行合法化，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准有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却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只能听任敌对势力的攻击，束手待毙。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曾详细叙述了这样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事件：敌对势力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从未提出异议;而安德烈耶娃的主张对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却立即作出反应，又是开会讨论要求人人表态，又是组织写批评文章进行反击，又是查背景力图揪出后台。用利加乔夫的话来说，这是思维的“双重标准”，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出现捍卫社会主义的反驳文章，则进行追查，予以围剿。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敌对势力制造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当然就畅行无阻了。

在目前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很难避免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关键是如何对待这种思潮，是坚决制止和斗争，还是任其泛滥。苏联的教训是当敌对势力散布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时，共产党不仅不与之进行斗争，反而予以鼓励，甚至沆瀣一气，于是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被妖魔化了，群众对党失去了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从而为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动乱创造了条件。苏联的剧变从反面证明，我们党强调全党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是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要警惕党的领导层出问题

毛泽东在反对赫鲁晓夫错误的斗争中，看到了党内、尤其是领导层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他把警惕党内尤其是领导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危险，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来。1965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一切都变了，整个国家会改变颜色。所以，他特别重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他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他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该具备的条件。尽管在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一思想这不能不说是很有预见的。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问题就出在领导集团、尤其是第一把手戈尔巴乔夫身上。由于戈尔巴乔夫集团积极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与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以所谓的民主派为代表的敌对势力沆瀣一起，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搞垮了，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我们不来全面地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戈尔巴乔夫在其中起了极其恶劣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我们党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招认，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他说，“我只有身居高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他“不懈地努力往上爬”，一直爬到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的位子。苏联解体，他离开了苏联总统的职位，“上百的记者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 [2]在他这个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瓦解，资本主义迅速复辟，那就毫不奇怪了。

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以消灭共产主义为终身目的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很难免的。这是因为，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环境下，存在着产生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土壤和条件，而戈尔巴乔夫正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列宁说过：“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3] 对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新思维”也应该这样看待。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外部条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内部条件。这一分析完全适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反共思潮。我们不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带来的后果仅仅看作是他一个人的作用，而应该把它放到国际国内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激烈斗争的背景下加以观察，这样才能触及事情的本质，才能真正从“戈尔巴乔夫现象”中吸取教训。

从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教训看，防止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混进领导岗位，保证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领导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改变颜色的关键。为了做到这一点，决定性的事情是要培养和选择接班人。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 [4]他是从中国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高度考虑接班人问题的。他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5]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四化”标准，最重要的是“革命化”，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是邓小平同志说的，领导班子“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 [6]一旦发现接班人有原则性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坚决调整，绝不姑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党两任总书记接连栽跟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7]后来，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谈到培养接班人的教训时，再一次阐述了这一点。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就着手选拔接班人，找好第三代领导集体，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但找的“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 [8]正是在接班人问题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放在第一位，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必须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状况怎样?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矛盾综合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对待和处理阶级斗争?这些都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实践问题。毛泽东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几乎把主要精力用来探讨这些问题。他在这个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既有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也有严重的失误，导致人为的阶级斗争，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冷静地进行分析，既要对其中错误的东西要引以为戒，又要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我们不来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只是想指出一点：苏联演变证明了毛泽东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是有极大的预见性的。

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的实质是敌对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共产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鼓励和纵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整个过程显示出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党外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沆瀣一气，全盘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做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工作，搞乱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第二步，敌对势力在广大党员和群众思想混乱的基础上，瓦解党的组织，制造政治动乱，乘乱一步一步夺取政权，而共产党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最后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并酿成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被肢解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第三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夺取到的政权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

苏联演变的过程，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

第一回合，敌对势力成立各种“非正式组织”，公开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戈尔巴乔夫非但不予制止，反而予以纵容和鼓励。80年代下半期，苏联社会上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1987年底，非正式组织就达3万多个，而到1989年2月则发展为6万多个，至1990年8月又陡增到9万多个。这些组织绝大多数宗旨都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它们公开组织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一时间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以至民族冲突接连不断。据官方公布，仅1989年一年，全国就举行了5300次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参加者达1260万人次，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

第二回合，为了在政治舞台上同共产党相抗衡，敌对势力并不满足于非正式组织的建立和公开活动，而是得寸进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党，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实行民主化、多元化，必然“会导致在某一阶段建立一些政党”，“多党制并不是悲剧”，“不应当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宣布苏共准备同新成立的政党“合作并进行对话”，同时决定修改宪法，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这实际上是共产党主动从法律上放弃领导地位，允许敌对势力向共产党夺权。

第三回合，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敌对势力一步一步地夺取地方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在取消共产党领导以后，敌对势力利用地方权力机关换届之机，在选举中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频频发表竞选演说，并组织各种群众集会进行声援，声势夺人;而苏共中央却不断向下发指示：“不准干预”选举，因而共产党的候选人几乎毫无声息。结果，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反对派以及各种犯罪分子进入苏维埃，并在许多地区取得了多数地位。在“8ž19”事件之前，苏共已在七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和一系列重要城市(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失去了政权，沦为在野党。敌对势力并不以夺取部分地方政权为满足，他们的目标是夺取全国的政权。在政局急剧动荡的情况下，1991年4月23日举行了“9+1”会议。这次会议撇开合法产生的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政府，以共产党与反对派“平等对话”的方式，决定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实际上推翻了现有的中央政权，成为一场政变。

第四回合，借“8ž19”事件失败之机，解散苏共，肢解苏联。敌对势力以共产党在这一事件中“未能站在谴责和抵制的坚决立场上”为由，宣布解散共产党，没收苏共财产，查封党的各级机构及其报刊，停止党的各级组织和活动。随后，宣布苏联解体，从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资本主义复辟在苏联疆域内成为现实。

回顾苏联演变的过程，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敌对势力是多么的猖獗，他们步步进逼，咄咄逼人，而苏联共产党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却是不断妥协，直至让出政权、自动解散。这一过程真是惊心动魄!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9]这一论断，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多人不理解，而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内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然而我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10]而苏东剧变用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多么正确、多么具有预见性。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地估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11]我们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以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12]这是科学的论断。苏联的悲剧恰恰是忘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用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调和论来处理客观上存在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结果丢失了政权，落得个亡党亡国的悲惨下场。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即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同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区分开来。“纲”是指党的中心工作。毫无疑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的情况下，党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然而正如上面指出的，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我们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江泽民曾经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 [13]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有关的政治生活现象。

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自从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帝国主义就一直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开始时主要想用武力来消灭社会主义，结果不断遭到失败，于是他们转而采用和平演变的战略来实现这项任务。最早提出和平演变的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他在1953年朝鲜战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要求对美国的国际战略作重大调整，明确提出战胜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告诫说：“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随着帝国主义战略的调整，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和平演变的危险。他把杜勒斯三次讲话的材料加上自己的批注发给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杜勒斯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并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步骤。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并没有引起重视，甚至遭到嘲笑。然而过了不到三十年，苏联东欧国家发生了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悲剧，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

苏联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产生了效果。这一点，美国自己是直认不讳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苏联解体后曾得意洋洋洋地说，如果看不到美国在苏联演变过程中作用，那等于在一件谋杀案中没有找到凶手。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联演变就是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得手。

美国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不外是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施加军事、政治压力、加强思想渗透等促使执政的共产党改变性质，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这是主要的方面。毛泽东同志说过，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外部条件。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迅速泛滥，是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分不开的。正如季诺维也夫指出的：“没有西方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分子和激进分子恐怕连一个月也坚持不了。他们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只是因为他们按照西方的意志行事。”戈尔巴乔夫实质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利益在苏联的代理人。二是帝国主义通过资金资助、舆论支持以及其它手段，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即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民主派”，使他们的影响和力量壮大起来，以便伺机夺取政权。苏联的演变正是敌对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造成的思想混乱、经济凋敝、政局动荡的机会，夺取政权，全面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苏东剧变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邓小平看到了这种形势，他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14]美国不喜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千方百计要把它搞掉。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宣誓时再次强调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决心，他们是绝不会放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这项战略任务的，只要有机会就会把这一决心付诸实施。这类事例比比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吧。我国海外民运分子和国内自由化分子相互勾结，炮制出了一份作为颠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行动纲领的《零八宪章》，美国不仅在舆论上加以支持，而且提供资金予以资助，鼓励这些人继续搞下去。以炮制《七七宪章》而成名的哈维尔，竟然提出要给《零八宪章》的签名者每人发一笔奖金。事实充分证明，和平演变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毛泽东敲起的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国内有人却在经济全球化、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来往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忘记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还在推行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战略，甚至对提醒和平演变危险的人进行嘲笑。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根据我国面临的形势，最近党中央再一次强调指出，渗透与反渗透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各种敌对势力正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而且组织越来越周密，方式越来越多样。他们大肆炒作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议题，利用一些群体性事件、社会热点、重大活动、重大事件煽风点火，大造反华舆论，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造谣攻击，始终把矛头对准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苏联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惨重的教训，它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思想的正确性。有人指出，苏联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在五十年代初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正面的镜子的话，那么，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的演变，则是一面反面的镜子。殷鉴不远，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远未结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远没有过去。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

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这些思想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灿烂的真理光芒。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2]捷克《对话》杂志，1999年底146期。

[3]《列宁选集》，第2卷，第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2、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204年版。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