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国外表儒雅，深谈后《论语》中“温良恭俭让”五个字便找到了坐标。他的人生中很多是未曾预设的轨迹，初中想学自然科学，却被推荐上了北京外国语学校；不曾想当老师，却在中外高校做了30余年；出国深造一直是别人的梦，却突然悬挂于窗口，跳着摘下后成了职业中的常态。但是两件事却是他自己明确的选择：一是回国；二是做个好学者。

本文系《文汇报》记者李念对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贾庆国的采访整理，文章来源于“文汇网”。

贾庆国外表儒雅，深谈后《论语》中“温良恭俭让”五个字便找到了坐标。他的人生中很多是未曾预设的轨迹，初中想学自然科学，却被推荐上了北京外国语学校；不曾想当老师，却在中外高校做了30余年；出国深造一直是别人的梦，却突然悬挂于窗口，跳着摘下后成了职业中的常态。但是两件事却是他自己明确的选择：一是回国；二是做个好学者。

2018年12月，贾庆国卸任5年的院长，加上此前16年的副院长，他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管理任上耕耘了21年。2016年主持了国关学院的20年院庆，2018年迎接了北大120年校庆。如今，他还肩负着全国政协常委和外事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两个身份。离他撰写书作《转型中的中国外交》的愿望越来越接近了，又将回到1980年代末的单一学者身份，只是背后的祖国已经今非昔比。

北外里15个拿着工资的本科生

在填履历时，贾庆国时常要为一段非典型经历而费口舌。从记者的视角看去，可以用1979年的“拿着工资的本科生”来形容，其中却折射出当时国家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急迫性。

作为尖子生，未毕业就被赋予重任

本科生，是因为贾庆国和同年龄段的老三届小三届一样，也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生，21岁的他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但他却在1979年6月被视为毕业，即是北外新扩招的分校的未来老师，和他一起的共有15个同学，尽管他们想继续学习而非马上工作，但是现在看来实在是校方求才心切所致。北外归属于外交部管辖，学生毕业时外交部有用人优先权，优秀的学生自然会被选入外交战线，但北京外语学院也想吸收优秀人才留校，以渔养鱼。当时的77级本科生又参加了入学考，按成绩分了快班、中班、慢班。外院在快班里选拔了15位“读书种子”，提前让他们留校任教，并给他们组织了个“师资班”继续深造，配备了当时最好的师资和学习条件，希望他们未来挑起北外教学科研的大梁。于是，这15人成了“拿着工资的本科生”。

“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这15人，都没有在北外留下。如今有人任部长，有人任大使，有人从教，有人经商。我们都感谢北外，珍惜那段经历，至今同学之间不少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贾庆国向记者历数今昔。1982年6月，他们正常毕业。

两年中专集训，思考1973年政治事件

能进入北外“快班”，得益于贾庆国此前2年的北京外国语学校中专学习和3年的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的工作实践。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明确英语是中学生必修课程。在初中学习时，贾庆国一心想学自然科学，但当时被学校推荐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当时专门为培养外语教师而设的中专。推荐了如果不去，就只能下乡了。

1973年至1975年的两年学习中，第一年，大家从ABC开始学起，教学严谨密集，学生极为认真。1973年下半年发生了两件政治事情。当年6月30日，兴城县白塔公社小队长张铁生在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入学考时，因为理化题目没时间复习答不出来，在考卷背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吐露了参加繁重劳动和复习之间的矛盾，表达了无法做出题目的不满。8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信并加按语刊发，后被“四人帮”利用树典型为“白卷英雄”；当年9、10 月间，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与老师发生矛盾后，写信给《北京日报》，声讨“师道尊严”，12月18日被《人民日报》大幅转载后，被“四人帮”树为“反潮流”英雄。第二年的学习中，政治运动和下乡劳动占去了不少时间。“但经过两年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熏陶，我也逐步认同了教师这个职业。”

导游和翻译就是半个外宣，尝试讲“中国故事”

1973年至1974年期间，国家开始重视旅游事业，外国游客来华大幅增加，亟需导游和翻译。学校推选了5人前往支持。所以，1975年3月，中专毕业后，贾庆国就有了第一份工作——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导游和翻译。“当时的导游和翻译，跟现在不一样，干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做外国人的工作。”在完成了前台填表、机场接送、订房等基础工作后，业务过关的贾庆国开始全程陪同外宾，除了旅游景点以外，常常去参观人民公社、工厂、学校、医院和街道。“我们这些导游和翻译的任务就是让外国客人从最好的角度了解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及其背后的逻辑。”虽然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去下乡，但是，旅行社的经历让贾庆国了解了当时政府的理想和体制的逻辑，对他此后理解国情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在国旅的工作也为他人生埋下了转折点。

第一批在海外执教的国关博士

成了拿工资的本科生，本就稀奇。一向平和的贾庆国不久又成了“吃螃蟹者”——1981年9月，尚未拿到本科文凭的他自费公派赴美留学了，去的是美国名校康奈尔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研究生。“出国一直是别人的梦想。”回忆往事，贾庆国对记者描述的口气依然有点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用别国语言学自己不懂的专业

上大学第一年寒假，贾庆国返回国旅带团，其间认识了一位委内瑞拉裔法国银行家。出于商人的精明，他超前地嗅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商机。所以，1980又返回中国学中文，他找贾庆国这位老朋友练口语。为了回报中国朋友的志愿行为，他常请贾庆国等吃饭。有一次问到是否想出国学习，贾庆国没想过，说没有钱怎么出国。法国银行家详细地介绍了美国高校的奖学金制度，并帮助贾庆国要来几份申请资料和表格。在他的帮助下，贾庆国填写了表格并“参加了科学院主持的密歇根考试，类似现在的托福。”在申请专业时，贾庆国选择了他熟悉的英美文学和国际关系。“我本科教育是中国人民提供的，研究生教育是美国人民提供的，作为回报，我想学国际关系致力于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不久，康奈尔大学给了他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的全奖。就这样，贾庆国凭着朴实的观念进入了康奈尔大学的政府系。

尽管语言不是大障碍，但是，“毕竟是用别国的语言学自己不懂的专业，还是很有挑战性的。由于文化、历史和国情都有不同，有时课堂上老师讲笑话，美国学生会意地大笑，我却反应不过来。”但中国学生向来刻苦。贾庆国本科学的是英美文学，但在北外也上过富布莱特美国学者教的美国政治思想史，加拿大学者讲授的北美社会，外教教授的《世界政治》，现在这些记忆都浮现了出来。为了补拙，贾庆国第一年同时上本科生的《美国政治》和研究生的《美国政治研究》。第一学期下来，他的四门课，三门得了A-，一门B+。系里老师看他有学习的潜力，便询问是否愿意读博。想到那年系里拿到博士学位的同学中有人竟读了17年，贾庆国有些犹豫。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同意。

1981年9月，尚未拿到本科文凭的贾庆国自费公派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研究生

在佛蒙特州立大学执教的博士

第三年开始，贾庆国在康奈尔做了两年助教，第五年他去布鲁金斯学会访学一年，第六年1987年1月博士论文完成答辩后，他应聘佛蒙特州立大学被录取担任助理教授，在这所全美排名第14名的公立高校任教一年。此前他已经答应毕业后去北大工作，“我想挣点钱，这样回国后就无需整天因柴米油盐而分心。”

一年过去了，尽管佛蒙特大学和另外一所学校都希望贾庆国留下任教，但贾庆国还是选择回国工作。一则他是家中独子，军人家庭的教育尤其重视家国情怀，尽孝是他的职责。二则，他认为“美国有如此多的博士，多一个少一个无关紧要，而国内博士可是稀缺物资，国家需要。”三则，虽然语言和生活习惯不是问题，但作为中国人，贾庆国关注的大多是国内的发展，而美国人关注的都是美国的事情，没有多少交集。当然，曾在芝加哥大学读过研究生的中国妇产科奠基人之一的林巧稚的一句话一直印在他脑海里：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所以，回国从事中美研究是他内心坚定的抉择。他的首选和终选都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系。

在1988年1月回国后的第二年，贾庆国再次赴美，先是在康奈尔大学（1990年2月到1991年6月）担任访问助理教授，然后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做博士后和在商学院担任访问助理教授，最后又去悉尼大学政府系任六级讲师，执教两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养成的对教师的兴趣，在海外得到了实践。同期在美国学政治学毕业的其他两位中国博士，一位在美国任教，一位到香港从商。“新中国成立后，我是出国留学生中最早获博士学位并任教的。”贾庆国说。

“有限合作和冲突”论经受了验证

为从未受过国内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科班训练的贾庆国，在美国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接受了全面而严格的美式学术训练，此后又在执教中不断互动回温。如何杂糅两种不同的风格呢？

就拿材料说话而言，中美学者并无太多差异

1986年，贾庆国回大陆和中国香港参加了两次学术研讨会，感受了中外学术界的风格。一次是浸会大学组织的“纪念《美国宪法》颁布1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一次是北大袁明教授组织的“中美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这也是第一次中美两国的同领域学者相识。

“其实，中外学者做学问都要实事求是，观点并不是那么重要，当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选题兴趣和看问题的角度还是从各自国家的角度出发的。”贾庆国举了一个小例子：就中美关系史而言，相比较，当时的情况是美国学者长期做理论，史料积累更丰富，而中国学者在掌握中方资料上有优势。贾庆国如是点评。

贾庆国的博士论文是中美关系主题。他的导师是颇有威望的美国东南亚学会会长乔治·凯恩（George Kahin）。1950年代，年轻的他就活跃在东南亚地区，见了很多当时的领导人，撰写了关于印尼政变的书籍，以至于被印尼政府列入黑名单。导师温文尔雅，学问极好，指导他确立理论的选取。其后是贾庆国自己对材料的搜集。

为了找博士论文详尽的资料，贾庆国走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南下位于密苏里州的杜鲁门图书馆、堪萨斯州的艾森豪威尔博物馆和图书馆，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图书馆。其中最重要的机缘——美国解密了一批1950年代的中美关系史料，这使得他如鱼得水。

出版20多年，依然经得起历史检验

贾庆国的博士论文聚焦的是1950年代中期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回国后形成了书稿，几经磨难后，一次出国开会期间，这本书被某出版社出版，印数高达10万册，一时热销。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该出版社在没有经过贾庆国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书名更改为《中国不仅仅说不》，删掉所有注释，并加上几篇涉及《中国可以说不》的文章，以呼应当时市场热销“说不”系列。贾庆国闻讯后非常生气，将版权回收，后来在另一家出版社以《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出版，印数为2万册。记者写此稿时，在当当网搜寻，居然在二手新书里找到了《中国不仅仅说不》。这组强烈对比，犹如今日的新媒体标题大战前夜。

“今天看来，这本书对中美关系规律的概括依然站得住，经得起考验。”贾庆国此后的研究已经延伸到台海、中国外交、外交理论、全球治理等更深广领域。但是其主要观点“中美关系的特点是有限的冲突与有限的合作”并无改变。

分析中美关系的历史，贾庆国发现，两国历史上从没正式打过仗，也没有正式结过盟，朝鲜战争是两国打着其他的旗号（联合国军和志愿军）在其他国家打的，二战期间两国虽然并肩战斗，但从来没有正式签署过盟约，所以冲突有限度合作也有限度。为什么是这样？一是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二是两国是非常不同的国家。超大型国家决定了两国对彼此都很重要，在任何时候都有重要的利益需要合作，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安全上。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主要指：历史、文化、政治体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实力和在近代史上的经历。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两国关系好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很多人强调两个之间的不同，反对两国走得太近；关系坏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很多人强调两国之间的众多共同和重叠利益，反对两国走向对抗和战争。邓小平曾说，中美两国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也可如此解读。

2017年11月底，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不少人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有所调整，认为“钟摆规律”可能要突破。对此，贾庆国认为，作为全球领袖或霸主，美国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维护自己的利益，但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极高，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他《大国兴衰》一书中指出，历史上，霸权国家都不是被崛起国家打败的，而是被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耗垮的。对美国来讲，最佳方案是与中国合作，让中国帮助其分摊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才可能以最小的成本维护国际秩序，从而维护美国的利益；对于中国而言，弱时搭便车，强时利用好美国的资源帮助自己维护国际秩序也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尽管中美双方各有变化，但除非两国中有一个国家或两国同时非理性行事，否则“有限冲突和有限合作”这个两国关系发展的规律依然适用。

为培养国家谋士做廿多年服务

从1994年开始，贾庆国第二次出国归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而1996年，北大国际政治系开始组建国际关系学院，1998年组建完毕时，贾庆国就被任命为副院长，主管外事和人事，一直到2013年12月担任院长，5年后卸任。在学院管理岗位上长达21年，贾庆国对北大国关学院的一草一木都知晓无漏。同时，他从1997年加入民盟中央，200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至今。院长、民主党派、政协常委，每个岗位都意味着努力做好服务。

服务宗旨：让学生、教师、学院各怀梦想

2019年1月，北大国关学院召开战略研究会，校长郝平在致辞中说“学院创办路程艰难，今日成果来之不易”。在座的贾庆国深有体会。不久前公布的国际高校国关学院排名中，北大国关排名第26名，可谓不俗，至于旗下各类研究中心，作为智库的排名也和北大声誉相当。在院庆20周年暨建系56周年之际的2016年11月，北大国关学院迎来了京城内外兄弟高校、研究机构的祝贺和祝福。贾庆国在致辞中提出了学院、教师、学生的三层梦想。并总结了20年来，在教学、科研、人才引进、对外交流、社会服务等七个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就自己任内的服务，贾庆国用了一句话概括：决策科学化、完善学科布局、改进教学、加强合作办学、引进人才、筹2300多万装修20多年前筹款自建的大楼，帮助学生就业。每一项背后却都是多年探索积累的小突破。管理工作需要的是耐心、平衡和前瞻，贾庆国宠辱不惊的风格也增加了学院同仁们和谐气氛，助推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对外交流的稳步发展。

诸多身份既带来繁复的责任，也增加了他参与国际交流的优势。贾庆国例举了几组他直接参与组织的二轨交流。中美民间战略对话、中美韩三边对话、中日韩三边对话、中美日韩新五国五校会议、中日智者对话。这些对话每年举办，有内部研讨，有公开辩论，影响较大。如2010年在韩国举行的中美韩三边对话的公开讨论部分，有1000人参与，其中有50国大使，70多国外交官。在美国举行的那一轮，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还做了全程电视直播，获得了良好的社会传播效果。而贾庆国直接负责的中美人文交流基地，成立以来一直为中美人文高层磋商机制服务，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受国家委托举办的“中美大学智库论坛”。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原创理论

1990年代中期，西方各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被翻译进入中国。作为曾在美国接受系统理论训练的贾庆国非常谙熟。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各有溯源。在贾庆国看来，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现实主义理论，究其原因，是它跟中国历史上处理国际关系的思路比较接近，如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同时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问题。后来对自由主义的青睐则与中国引入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有关，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学者们也越来越关注国际组织与国际规范。对建构主义的关注则源于对学术创新的追求，超脱利益思考国际关系，侧重身份、认同、社会化，注重变化过程，建构主义成为学者们从新的角度审视国际关系的抓手。

在消化引进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挖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外交思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走向成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2010年开始，面临了不同往昔的国际格局环境，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新型大国关系、义利观、命运共同体等等，新问题层出不穷，新实践也应运而生。

研究国际关系关乎政治的高度敏感。不少人认为，在此过程中，政治是第一位的，学术要为政治服务。贾庆国并不认同这种将政治与学术对立起来的看法。对学者而言，学术就是政治，因为只有把学术做好了，实事求是，客观务实，学者们才能做到上不误导领导，下不忽悠百姓，才能给外交出好主意，给民众提供理性和客观的解读和分析。

因为各种身份带来的责任，贾庆国坦言无法专著于写书，但是他依然保持每年3-4篇高质量的论文刊发。“每次参加学术和政策研讨会都要发言，这对对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很有帮助，撰写发言稿是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聆听他国学者的观点也是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回来后修改则是思考和学习的再提升。这些年在国内外各类学术刊物中发表了120多篇论文，如果分类出书，大概也有七八册。”就像人生的选择，贾庆国从不刻意，计划和非计划在他这里都会调整为淡定、从容而为。即便对网络上无端的非理性攻击，他也只是强调“气氛不正常，有损正常学术讨论”。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只要心中有国，便会行动有方，学术研究就是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