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爱国  钛禾产业观察

中国军贸从短暂辉煌，到曲折困顿，再到突围重生的一段历史，是大国崛起的一个缩影。

作者 | 刘爱国

数据支持 | 钛禾产业研究院

在北京的所有央企办公大楼中，位于东四十条的新保利大厦绝对是够新潮、够刺激。这座2009年被评为“北京当代十大建筑”的气派大楼，拥有90米高、70米宽的单层双向点式柔索幕墙，版幅之巨雄居世界首席。大厦里还有一座重约5000吨的悬浮吊楼，在吊楼顶部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内，珍藏了中国大陆仅有的4尊圆明园铜兽首，同时还藏有大量稀世商周青铜器和北朝石刻佛像。

大厦里的这家公司，如同它荫藏在巨幅幕墙背后的办公楼一样。张扬、威严、但又高深莫测。公众对这家公司的印象，除了楼盘遍布全国、曾与万科等并列“招保万金”的房地产，还有多次创下天价纪录的艺术品拍卖。除此之外，保利的其它业务则鲜有进入媒体和公众视线的机会，显得异常低调。而其中最为神秘的，是被坊间不断传说的军贸业务。

现在保利集团的前身——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1983年，时任中信公司总经理徐兆龙为公司起名“保利”，取保卫胜利之意。

80年代中期，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中央决定在部分领域开始尝试放开部队经商。当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为背景组建成立了三家集团，即总后军需部：新兴公司，总参装备部：保利公司，总政联络部：凯利公司。保利科技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联合组建，当时的主要使命，是为了解决军队装备进出口的需要。

保利集团的标识P，取自英文“PLA”、“POLY”、“POWER”的含义，变形的英文字母P，由赖维武、王小朝于1987年设计，象征拳头，代表信心和力量。P中心的空间，喻意把握现在，放眼未来。

资料显示，保利科技公司，通过出口中国生产的武器装备，包括军队库存装备，为军队创汇数百亿元，全部用于军队装备建设，弥补了当时军费不足。仅在“七五"期间就拿出了200亿元，订购了一批陆、海、空三军的装备。同时，保利还承担为军队进口先进装备的任务。诸如为解放军引进黑鹰直升机，苏-27、S300俄制驱逐舰的国际军贸，都是由保利的杰作。

保利公司和另外九家拥有军品出口授权的军贸公司，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军工走向世界的棋局中，举足轻重的十枚棋子。也参与了那段历史中，风云诡谲的国际舞台上的诸多大事件。

军贸历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游戏，它是大国博弈极其重要的一局棋。它所流通的每一件商品，所触发的每一次蝴蝶效应，都悄然改变着全世界的政治力量版图。

新中国的军贸起源于邓小平时代，而它的故事，则要从毛泽东时代讲起。

1

不当军火商不行了

 “我们不当军火商。”

这是毛泽东主席当时对武器出口的著名指示。此话最早的出处源于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会见期间。当时西哈努克向毛泽东谈及中国向柬埔寨军事援助的偿还问题，毛泽东则当面表示说：“我们不是军火商[1]。”

若干年后，很多人把这句话拿出来反复解读，一部分人认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不懂做生意，当了冤大头。一部分人则认为，“军火商”从那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贬义词。

现在回过头来审视当时的时局，并非中国不想赚钱，而是有更大的账需要算在前面。当时国际的主流方式是：超级大国们的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换取地缘政治的优势。而对于输出武器装备，国际流行的方式则是：低价倾销甚至免费赠送。

1949-1953年,美国把二战后剩余的大量武器装备，都转赠给西欧国家，让后者迅速建立起能够抗衡社会主义阵营的武装力量，避免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塌。60年代开始，由于西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美国的军事援助始大量转向亚洲。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向台湾、韩国、日本无偿提供大量二手兵器。而在肯尼迪政府的时代，美国不但向当时的南越政权无偿提供了大量装备，还直接派军队参与作战。

刚经历二战战火摧残的苏联人，则没有美国人这么财大气粗。苏联人的武器援助，多低价或者亏本销售给受援国家。但是苏联人有自己的办法。在中东市场上，苏联不到5年时间就打破了西方的垄断。除了利用了当时中东国家对西方的反感之外，绝招就在于定价超低和发货超快。苏联人在提供武器时，条件往往优惠，信贷利率为2%，偿还期平均为10年，定限期为1-3年，而且可以用当地货币或商品支付，甚至还可以用许可证延期偿还[2]。

这一时期的军火贸易，大国们算的主要不是经济账。和武器赔本倾销带来的地缘战略优势相比，军火销售那点蝇头小利是无法相比的。更何况，当时刚刚建立的中国国防工业，技术水平薄弱，产品大多以仿制苏制武器为主，想当赚取外汇的“军火商”，无疑还不够资格。毛泽东白送武器装备，说得俗一点，就是赔本赚吆喝。但这些古老的营销路数依然有效，大量赠送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积攒了深厚的人脉。这些国家将来都是中国武器装备的潜在出口市场。

在“不当军火商”的大背景下，从1958年开始前后20年中，中国的航空工业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尼泊尔、埃及、赞比亚、坦桑尼亚、苏丹等16国提供了10种飞机共1153架，还有多种发动机和航空零备件；向其中3个国家提供了少量海防导弹和空对空导弹；还帮助其中5个国家建设了飞机修理厂[3]。

时间穿越文革。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破冰，军工厂也开始了自力更生的企业化经营。一些在60年代接受我国无偿援助的国家，也差不多到了武器该大面积升级换代或更换重要部件的时候，此时的背景下，继续再以白送的方式，无疑对经历文革重创的中国军工产业是不堪重负。同时，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需要考虑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而当时又极缺外汇。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突破‘不做军火商’的传统观念”[4]。后来被坊间演绎为小平同志说：“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

1979年1月2日，中央批准对外军事援助由原来的全部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1月3日，王震副总理召集国防工业各部门会议，明确提出各部应积极出口产品，所收外汇原则上归各部自己使用。

1月18日，中央决定成立外事领导小组，由段子俊副部长任组长，陈少中副部长负责日常工作；并上报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从此，中国航空工业开启了出口创汇的新时期。

2

短暂的黄金时代

“小、穷、黑”，西方世界曾如是评价中国军火市场。

但是对于这些“小、穷、黑”国家的无偿援助，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友好行为，却帮助中国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让中国武器能够顺利进入到当时全球最大的军火消耗市场——中东地区。

中航技成立的第一个客户，就是正逢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不久的埃及。

彼时，苏联人在向中东大规模输送武器长达15年之后，终于要连本带利“收回投资”了。苛刻的附加条件、和军售一起打包的政治绑定，已经让埃及人不堪其辱。就在中航技成立的当月，已经和苏联关系恶化的埃及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我国提供几种飞机、发动机和航空备件。

1979年5月2日, 在历经四个月谈判之后，中国和埃及签署了50 架歼-6、歼教-6飞机和248台发动机的出口合同, 总计金额超过1.5 亿美元。

这笔订单，是航空工业的第一笔外汇收入。它为中国航空工业在改革开放初期，赢得了一笔非常宝贵的周转资金和技术引进启动资金。

从出口埃及的第一单开始，中国军火商开启了在中东武器市场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在随后历时八年的两伊边境战争中，中国共计向伊朗和伊拉克出售了66.7亿美元的武器，占据整个80年代武器出口总额的40.7%，仅次于苏联。而对于遭到多国禁运的伊朗，中国则是最大的出口国。

当时的景象是，国内各大军工企业纷纷通过不同渠道进口苏制武器，仿制后再通过军贸公司卖给两伊。由于中国武器价格便宜、维护简便，且没有附加政治条件，对于急需大量军火弹药消耗的两伊军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比较尴尬的局面是，当时大量中国出口武器的战斗力确实不敢恭维，常常在战场上被美国和法国的“高级货”揍得满地找牙。相当程度的影响了中国武器的形象。日后海湾战争的爆发，宣告了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现代战争的到来。中国落后的仿制武器，也在中东市场上一败再败。

此时的中国军工，伴随着国内的体制改革，重新进入一个严酷的“寒冬”期。转制、破产、兼并、下岗，中国军工企业在史无前例的大改革、大重组中，一边探索着现代化与市场化运营的出路，一边靠着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军品市场上摸爬滚打，赚着国际军火巨头看不上的辛苦钱。

直到2007年之后，随着一大批新式外贸武器型号的问世，中国军贸才开始了重新的逆袭。其中以枭龙战机、F-22P级护卫舰、VT1A主战坦克等为代表，被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国家大量采购装备。不仅重新敲开了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富国的大门，甚至进入了曾经老大哥俄罗斯的传统市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

这些新式外贸型号的背后，是中国军工人历经在无数次挫折后的艰难突围。虽然仍存在一定的仿制痕迹，一些关键零部件仍然需要从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进口，但无论从产品性能上，还是从营销方式上，都已经深刻带有中国式创新的烙印，与80年代出口的一批武器装备不可同日而语。

3

全面突围

在中国十大军贸公司里，北方工业绝对算得上是近年来最大的“网红”。这家被军迷圈标榜为“有能力独自装备一支顶级陆军”的公司，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褪下一些神秘的色彩。

根据SIPRI官网发布的2015年全球军工百强榜称， “由于缺少足够数据对中国军备贸易进行可靠的评估，因此中国企业并没有出现在军工百强名单中。但是北方工业公司很可能可以和中航工业一起，进入世界军工企业10强”。

在网络上，关于北方工业公司的“江湖传说”很多。例如“能承包一个中等强国陆军的所有装备”；“推销武器包打赢，不打赢不给钱”等等。这些段子虽然略显夸张，但也并不是完全空穴来风。

根据北方工业的官网显示，北方工业的产品范围，涵盖坦克装甲车辆、压制兵器、制导武器、弹药、机载武器系统、舰炮产品、防空系统、岸防和边境监控系统、无人平台、雷达和光电产品、步兵武器、反恐防暴、工程装备等。在2018年珠海航展上，北方工业集团展出的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一次可以释放15架六轴或四轴无人机，每架可以挂载5枚末敏弹或2枚反坦克导弹，相当于携带75颗末敏弹或30枚反坦克导弹，理论上一次可摧毁70辆坦克，其作战效率甚至比四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还要高。

除此之外，北方工业的经典作品还有很多，比如曾出口委内瑞拉和肯尼亚等国的VN4装甲车，在非洲比坦克还受欢迎的ST1轮式突击炮，外表帅气的VN12步兵战车、国际深受好评的红箭9重型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GT6反坦克导弹系统等等。

有军事网站总结北方工业能在近年来屡屡斩获的三大法宝：

一是技术至上。与美俄经常给别国出售减配置的“猴版”不同，北方工业出口的外贸武器与中国陆军现役装备没有太大差距，还可以量身定做。即使对老旧坦克，也能用最新技术升级，还能保证优惠价格。

二是支付灵活。五常里中国附加条件最少，而且中国还可以合作生产甚至技术转让。现金不够，还可以用资源、矿产、甚至农产品进行支付。

三是武器系统体系化。以北方工业为代表的中国军工企业，前瞻性的开创了“全套武装力量解决方案”，并且成套出售，足以满足一个中等国家建立自身强大国防力量的需要，被业界称为“中国军工套餐”。而且，来自同一家公司的武器会在维护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也正因为不断地从欧美的传统军售地盘中虎口抢食，近年来中国的军工企业屡屡现身美国的制裁名单，其中以北方工业被美国制裁7次为最。但这并不能阻挡得了中国智慧，以北方工业为代表的中国军工人，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开疆拓土，甚至将生意做到了北约国家的地盘——土耳其。

关于土耳其，又是中国军贸史上一个不得不提的故事。

早在1997年，土耳其就从中国购买了1个连的WS-1火箭系统，并很快开始在中国的帮助下自行生产。后期又得到WS-1B火箭炮的制造授权，并仿制出了WS-1B的土耳其版本——TR-300型四联装远程火箭炮系统，又在B611导弹和WS-1火箭炮的基础上，组合出了J-600T型地地战术弹道导弹。并且都开始往外卖，出口到阿联酋和非洲，跟中国军火商抢生意。

不少军事爱好者据此认为，中国干了一件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情。但其实背后另有玄机。

中国之所以在明知土耳其别有用心的情况下，还将远程火箭炮和近程战术导弹技术拿出来卖给土耳其。就是因为我们掌握着这些导弹火箭炮的命根子——高精度惯性制导系统。目前不管是土耳其采购的火箭弹还是战术导弹，其惯导、发动机等核心设备都采购自中国，它们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部件，比如外壳。

同样的例子，还有中国转让彩虹4无人机生产线给沙特。

一方面，转移生产线充分体现了研发单位对自身彩虹无人机技术改进的自信。近年来彩虹家族的更新迭代层出不穷，几乎每一年都有大的改款问世。到2018年的珠海航展，已经推出最新型的高空亚音速隐身型无人机彩虹-7。

另一方面，彩虹4无人机的核心是飞控软件和卫星数据链，即使将制造组装转移给沙特，软件还是得从中国购买。卫星数据链必须要用到中国的卫星，才能实时传输数据给后方操控人员。另外，彩虹4用的精确制导弹药，都是中国专门为之设计的无人机定制版。只能从我们这里采购，用得越多，也意味着我们赚得越多。

转让低端技术，将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外包，利用其廉价劳动力，造个壳子。自己只卖分系统和耗材，拿最高的利润。这是大国的生意经。

而对于购买武器的国家来说，购买了一件武器，也意味着购买了长期的培训、升级和技术支持，甚至意味着政治的站队，和国家战略利益的绑定。以军售带动的后续生意——国家贷款、基础设施建设、大宗贸易、文化交流，将深刻的改变着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

4

十大公司

除保利、中航技、北方工业外，中国目前获得军品出口授权的，一共有10家公司。分别是：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华腾工业有限公司、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航天长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国新兴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京安进出口公司。

最低调神秘的京安公司，位于北京东城区西堂子胡同25号，这里曾经是左宗棠故居

十大公司里，除保利公司独立存在外，其它几家公司各有自己背靠的体系。

如中航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背靠航空工业集团，主要从事航空产品外贸业务；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则依托中国船舶工业系统，从事军用舰艇及其舰载系统出口；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由兵器工业和兵器装备两家集团按1:1出资成立，主打地面武器；中国华腾工业有限公司背靠航天科工，主要出口导弹类武器。而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则分别依托中电科和中电子集团，负责军用电子装备的进出口。航天长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航天科技集团的子公司，主要从事防务、反恐、防暴装备及技术进出口等业务。中国新兴进出口总公司原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是中国政府唯一授权专营军需品和后勤装备生产及出口的国有大型军品贸易公司。中国京安进出口公司则接受公安部的指令性任务，主要从事警用装备进出口贸易。

军品出口，一方面受本国规定限制，另一方面受国际条约限制。目前中国签署的联合国武器出口条约主要有三个：一是1980年签署的《特定常规公约》，主要是对地雷、饵雷、燃烧武器、激光致盲武器等使用和出口进行限制；二是1991年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通过对作战坦克、装甲战斗车等7类武器纳入登记范围并规定技术参数，鼓励有关国家谨慎控制武器出口，是目前控制常规武器扩散方面最广泛的全球性机制；三是2013年，共由130个国家缔结的《武器贸易条约》，主要是监管坦克、装甲战车、大口径大炮、战斗机、攻击直升机、战舰、导弹与导弹发射器，以及小型军火等八类常规武器，以确保所输出的武器不被用于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或落入恐怖分子和犯罪团伙手中。

国内于1997年发布，并在2002年进行了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作为中国军工出口的指南文件。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列出一个清单，上面的列出的装备才是能够出口的。在清单范围内的军品出口合同签订后，由军品出口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出口才算通过。

民营企业想要出口装备，目前只有一条路径，即通过保利这样的公司进入国际市场。

但军贸这条漫漫路，除了一纸证书许可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还需要有极强的军工体系背景作为支撑。即使背景深厚如保利这样的公司，经过1999年的军企分开，失去“军队企业”这一光环的保利，也需要多元化业务来支撑其发展。

保利的多元化经营，早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就开始探索。据主要创始人之一陈洪生回忆[5]，当时保利按照“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式扩张，集团迅速拥有了百亿资产和两三百家公司，涉猎产业除了国际贸易，还有房地产、旅游、物业管理、卫星、通信、电子、广告、摄影、剧场、服装、制鞋、仓储运输、零售百货，甚至养猪、种果树、以及训练大象表演等等。

而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保利的“无序”多元化扩张弊病凸显。除了军贸之外，剩下的业务线大都亏损。

1999年3月“军企分开”，保利正式与军队脱离关系，唯一赚钱的军贸业务也大幅下滑。因为没有主业，没有产品，没有市场，保利被当时主管部门定义为“三无”企业。依靠贸易起家的大型央企，失去政府军队的直接庇护，结束了价格双轨制，靠批文和配额就能过好日子的时代一去不返。

经过两年痛苦的内部整合，将18个一级子公司砍得只剩下5个，2001年，在时任董事长单亦和、总经理贺平的主持下，保利初步提出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做大做强贸易和房地产两个主业，培育文化、旅游和高科技三个产业。”

现在的保利集团，已经形成以军民品贸易、房地产开发、文化艺术经营、矿产资源领域投资开发民爆器材生产及爆破服务为主业的“五轮驱动”格局，堪称央企转型的典范。

2018年7月19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全球同步发布，中国保利集团排名312位。截至2018年6月30日，保利集团资产总额突破一万亿，在97家中央企业中排名第14位，营业收入排名第40位，利润总额排名第13位。

与保利集团一样，靠军贸起家，走向多元并举的还有北方工业公司。

在军贸行业里，伴随着市场份额而来的通常是外交影响力。北方工业公司在两伊战争中向双方出口了大量的武器。而在21世纪初，北方工业公司石油产业和国际工程业务的大发展，同样与这两个国家有关。

2001 年，伊拉克同意北方工业可以采购伊石油，参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2003年8月，抓住中国入世的机会，北方工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振华石油成立。随后，利用北方工业公司的国际关系，振华石油迅速切入上游领域。据《21世纪经济报道》透露，2009年振华石油就打破重重阻力，成为除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外唯一一家将海外一手原油直接进口到自己炼厂的公司。

2018年5月23日，振华石油和伊拉克石油部签署开发东巴格达油田南段项目的合同。

北方工业公司在伊拉克打开石油产业，而在伊朗则以国际工程承包为主。2004年5月，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与德黑兰城乡铁路公司签订了德黑兰地铁四号线项目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6.8亿美元。这是当时中国签署的最大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现在北方工业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已连续多年排名全球 225 家最大国际工程承包商前列，成为实施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团队。

2014年，彭博社和IHS简氏信息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5年中，北方工业销售额每年的增长速度平均在20%以上，增速超过F-35战机的制造商洛·马公司、“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制造商通用动力公司等老牌军工巨头。

5

尾声

天地为局，众生为棋。中国军贸的幕后执棋者，是强大的国家意志。

他们是打个喷嚏都可以让地球颤抖一下的军火巨头，令人仰望、敬畏。但他们也只是中国全球棋局中的一枚棋子，执棋者说下到哪，就得下到哪。在阡陌纵横的国际棋局上，他们常常要为了国家利益，扮演不同的角色。

中国军贸从短暂辉煌，到曲折困顿，再到突围重生的一段历史，是大国崛起的一个缩影。

一边是中国军队装备现代化建设，一边是对外军贸，二者互相促进融合，成为推动中国科技和高端装备制造业有序发展的发动机。而从中国军工企业无数次失败、复盘、破局、成功、喜悦中，我们看到的另一面，是中国军工企业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模式都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参考资料：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定年谱》，2013

【2】郑文军事《中国对外军贸观察》，2015

【3】人民网《1978年邓小平说：不当军火商不行了》,2011

【4】张云川《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开创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新局面》，2004

【5】朱雪尘、梁海松、孟杰《保利潜行》，英才杂志，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