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专题3万字长文：民企的春天来了

——优化营商环境，中央连出“十”招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李永华∣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优化营商环境，中央连出实招。

3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

就解决影响创新创业创造的体制机制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解放思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给创新创业创造以更好的环境。其中，他特别提到，“要为中小企业、年轻人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为高技术企业成长建立加速机制”。

就如何帮助民营企业实现创新发展，习近平要求，一方面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鼓励引导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公平、透明、法治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营造有利于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在市场竞争中打造一支有开拓精神、前瞻眼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企业界代表委员中引起了热烈反响，给了民营企业家们巨大的鼓舞。

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

2018年以来，内外部因素交织下，民企发展环境更加复杂，挑战更加严峻，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企的重视与支持也前所未有。

2018年下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民营经济发表重要讲话，鼓励、支持民企发展壮大，频次之密集尤显关爱之深切。11月1日，总书记在民企座谈会上一锤定音，“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民企有多重要？一个概括的说法是，民企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在总结2018年政府工作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针对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千方百计帮助解忧纾困。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我国有上亿市场主体，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把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保持住、提上去，是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所在。

上亿市场主体中，民企占比90%。

去年以来，直面民企经营发展的痛点、堵点，更大力度、更加实惠、更加接地气的大招密集放出市场，前所未有地力推营商环境的优化——减税降费2万亿元，缓解融资贵融资难问题，市场“非禁即入”，审批应放尽放，坚定不移保护产权，冤假错案有错必纠……

优化营商环境中央连出实招。每一招都解决民企发展的痛点，每一招都疏解民企经营的堵点，每一招都打消民企顾虑，每一招都提振民企信心。

民企的春天来了！

① 放管服改革

改善营商环境，是中央不遗余力在抓的事情。

放管服是核心。简政放权，减少企业的束缚。今年，针对行政审批权力，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审批事项应减尽减。时间表上，2020年底前基本实现行政许可事项“应放尽放”。

去了存量，还要防增量。国务院还提出，坚决防止以备案、登记、行政确认、征求意见等为名行审批和许可之实，消除审批和许可的“灰色地?带”。

公正监管，力推“双随机、一公开”新监管模式，让权力运行制度化、透明化。

更值一提的是，即将建立的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考核的权力交给企业。

② 产权保护

有恒产者有恒心。

“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支持民企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他明确表示，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他还多次强调要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保护产权必须坚定不移，对侵权行为要依法惩处，对错案冤案要有错必纠。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2018年，顾雏军案、张文中案重审，最高院改判张文中无罪，这些典型案例，被认为是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强烈信号。

③ 公平市场准入

2019年新春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我们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开放，既是对外开放，也是对内开放。竞争中性原则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国企、民企和外企等各类企业将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获得平等地位。

开放，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

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或将让民企分享更多的红利。

被视为赚大钱的自然垄断行业，也要拿出来“共享”——电力、油气、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将竞争性业务全面推向市场。

④ 减税降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2019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的目标。这被认为是放了个大招。

而2018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超出原定目标2000多亿元。

减税降费大餐，增值税是“主菜”，在2018年5月1日已下调的基础上，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

降费力度也很大：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这意味有些省份可降低4个点，大部分省份可降低3个点，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尤为利好。

值得注意的是，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有专家估计，这个政策的含金量预计高达1500亿元以上。

⑤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民企，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老大难问题。如何化解？今年2月，银保监会专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

而政府工作报告则拿出了真金白银：首先是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今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强调，运用好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工具，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当天，央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央行有关负责人称，此次降准净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亿元。

其次，明确要求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这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针对该问题提出如此具体的要求，释放的资金将是万亿级别。

不仅要多给民营企业贷款，还要少收费。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清理规范银行及中介服务收费。

一句话，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降低。

⑥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这是空前之高的定位。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

民企将受益良多。长期以来，我国间接融资为主，但民企在间接融资总额中占比仅三成左右。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如债转股、企业债券、股权融资等方式都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更重要的是，科创板+注册制这一股权融资方式将成为撬动民企创新发展的杠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鼓励发行双创金融债券，支持发展创业投资。

民企创新的机会来了。

⑦ 清还欠账

民企与政府合作，一旦出现政府欠款，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要债不易，有的企业就因为政府欠款而被拖垮。

看到民企的烦恼，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守契约，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对拖欠企业的款项年底前要清偿一半以上，决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

欠款方包括各级政府部门、政府的事业单位，以及地方国企与央企，工程款是清欠的重点。有数据显示，截至1月末，全国政府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已清偿民营企业账款超过1600亿元。

据悉，到2018年12月底，对于拖欠企业款项情况的阶段性摸底已经完成，从今年3月开始，每个月报一次摸底的情况。

摸清了底，接下来就会有针对性的措施。今年，拿到欠款的民企会开心过大年了。

⑧ 支持民企技术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民企的地位已不同以往。

在2018年11月1日的民企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这是新的定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表示，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各种充满干货的政策如期而至：将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扩大至所有企业；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

这都是超级大礼包。不仅如此，国家对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还有很多，比如高新技术企所得税税率为15%，比一般企业低10%，已是执行多年的政策。

民企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还体现在哪里？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此前，中央强调，支持龙头企业整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力量，建立创新联合体，鼓励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进入企业，完善创新投入机制和科技金融政策。

龙头企业是谁？既有国企也有民企，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已经有28家。

⑨ 对政策执行“一刀切”说不

近年来，政策“一刀切”，伤害的往往是民企；政策“大转弯”甚至“大掉头”，让民企无所适从。更让企业头疼的是，政策的执行往往是隐性的，即便遭遇不公正，也哭诉无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有些是部门和地方对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执行有偏差；有的是政策制定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

怎么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监管者也要强监管、立规矩，决不允许搞选择性执法、任性执法，决不允许刁难企业和群众。在提及备受关注的环保执法时，特别强调要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一关了之。

更重要的是，即将建立的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考核的权力交给企业,才能有效遏制政策执行的乱作为。

⑩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

这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连续第四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每次具体表述略有不同。

而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法，始于2016年。当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别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亲”“清”二字廓清了政商边界。

2017年，“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下，要“亲”，就是政府要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按照市场的原则去服务企业，打造出亲商、重商、扶商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别无旁骛谋发展；要“清”，就要对政商往来中“权力寻租、吃拿卡要”和“为官不为”等问题，列出“负面清单”，划定红线。

对企业来说，有了健全的政企沟通机制，就可以少瞎跑，少找人，少花钱，企业效益自然提上来了。

放管服：动刀子的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李永华 姚冬琴 孙冰| 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要努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让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金声玉振，赢得现场的热烈掌声。

改善营商环境，“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一直在路上。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给力，更多新思路、新办法。

“这可是动刀子的改革啊！是要得罪人的”

“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简政放权这一刀子有多快有多狠？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审批事项应减尽减，全国推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行网上审批和服务；持续开展“减证便民”改革行动等等，无一不是将政府自身权力放进笼子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下称“国办发〔2018〕79号文”）极为清晰地显示出简政放权的力度之大，而且每一项工作都列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责任分工。

该通知明确指出，对现有审批和许可事项要逐一深入论证，除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等的项目外，能取消的坚决取消，能下放的尽快下放，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不再保留审批和许可。对一些以备案、登记、行政确认、征求意见等为名的变相审批和许可事项，要尽快加以整改。

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国务院组织全面摸底清理现有的1300多项行政许可事项（包括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和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明确提出2020年底前基本实现行政许可事项“应放尽放”。

不仅如此，全国启动变相审批和许可自查整改工作，坚决防止以备案、登记、行政确认、征求意见等为名行审批和许可之实，消除审批和许可的“灰色地带”。

每一项审批和许可，都意味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及其背后的利益。

“不管是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还是带有垄断性质企业的收费，降起来哪是那么容易的，这可是动刀子的改革啊！要动奶酪，内部人员利益会做很大调整，是要得罪人的。”李克强总理3月8日在广西代表团说，“但这是人民的呼声、市场主体的要求，改革再难再痛我们也要进行到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蔡仲光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简化审批的流程与环节，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用时间跑审批，这个礼包你看不到，它虽然没有直接数据，但是软实力是十分厉害的，直接地让企业受益。”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作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先行省份，浙江省的“放管服”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早在2016年下半年，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浙江省提出了“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到了2018年，“最多跑一次”成为对全国各地政府的改革要求。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必须到现场办的也要力争做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姒健敏在“代表通道”接受集中采访时介绍：两年多的实践下来，“最多跑一次”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浙江省民商事以及企业投资建设审批程序90%以上都实现了最多跑一次，有60%的事项可以不跑，甚至在掌上办、网上办。

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对浙江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成效颇为感慨。“浙江是民营经济强省，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们一路走来，之所以能够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把项目做成功，把企业发展起来，就是得益于浙江非常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浙江一直非常重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不仅要打造生命健康的创新高地，也营造了优越的营商环境。”

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一个判断：“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全国都在拼营商环境。

在湖南岳阳，一名基层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现在的企业选择某个地方投资，首先就看政府服务怎么样，环境不好，就赶紧跑。

“作为地方党委政府，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放管服’改革带来的动力和红利。去年以来，我们着力加速度、破壁垒、降门槛、减负担，全面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全国人大代表、茂名市委书记许志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茂名“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启动，市级“最多跑一次”能办成的事项1173项，占比65.4%；企业开办时间缩短至5个工作日；上线了“粤省事”微信小程序茂名专版，足不出户可办理200项民生事项。

在欠发达的西南地区，昆明也在不遗余力地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优化营商环境，以赢得企业家的青睐。

2016年8月起，昆明市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全市的各区县、各审批部门、政务服务大厅以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第三方评价，评价重点从前台服务、工作作风到后台审批流程、审批效率，实现全覆盖。评价结果形成报告，报送市领导和被评价单位一把手，并将此作为年度考核专项目标，规定“对年度累计两次排名末位单位一把手进行问责”，还建立了“当期评价存在问题反馈机制、问题清单报送反馈制度、评价结果和整改情况公示制度、存在问题整改回头看制度、整改联席会议制度”。

最新的第三方评价结果显示：有超过60%的企业表示，在未来3年准备在昆明扩大投资，比前一年同期的调查数据上升了11.1%，企业投资昆明的信心有较明显改善。

良好的营商让企业安心，提振信心。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谈到营商环境时说，“在小米的经营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各级政府部门对企业主动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优化营商环境的措施也越来越给力。这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感到更有奔头，更加振奋。”

那么，营商环境到底好不好，最应该由谁说了算？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第一次登台亮相。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新的评价办法：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服务绩效由企业和群众来评判。政府部门做好服务是本分，服务不好是失职。

蔡仲光评价道，政府的某某同志、某某部门做得好不好依凭是全社会了，绩效由企业和群众来评判，“这个利是很大的”。

但有了好的环境，企业就可以躺着睡大觉吗？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能单单依靠政府，企业也要追求高质量发展，有好的产品，获得社会认同，这样营商环境才能慢慢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寄语：企业家要讲正气、走正道，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产权保护的“东风”来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陈惟杉 贾国强 | 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3月5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工商联小组会上，一位委员在小组会议发言时特别提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保护产权必须坚定不移，对侵权行为要依法惩处，对错案冤案要有错必纠。

“我听到总理讲到这句话时感到非常激动”，这位来自河南的委员表示，“我们省有一位企业家被判处无期徒刑，我们认为他的案件没有尊重事实，可能存在错和冤的问题，下一步我们也想对他的案件进一步申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更是在参加小组会议时直言，不应该动不动就抓人、封企业。只要老板不逃跑、不串供并愿意配合调查，就可以先谈话。

2018年，有为身陷囹圄多年的企业家做无罪辩护成功的律师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出感慨：要感谢司法大环境的改变。

产权保护“东风”劲吹

产权保护的“东风”确实已经来到，而这股“东风”可以追溯至2016年11月。

当时，一份被外界认为是里程碑式的文件出台，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份产权保护“顶层设计”首次提出，坚持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撰文分析称，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对自己的财产财富缺乏安全感，对企业前途没有稳定的预期，因而投资兴业的意愿低落。

可见增强企业家对自己财产财富的安全感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去年11月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要抓好6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实。其中就包括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既要查清问题，也要保障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两年多来，除了中央层面的多次表态之外，坚定民营企业家对产权保护信心的还有冤案错案的平反。

2017年年末，备受关注的顾雏军案、张文中案启动再审。其中，最高院直接提审张文中案。

案件再审半个月后，张文中曾发表了他出狱5年后的首次公开演讲。他表示，最高院再审张文中案的意义也不仅仅是案件本身，不仅仅是还他清白，而是党和国家对企业家群体的关注，对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对企业家创业环境的营造，是改革开放40年来，推进依法治国的又一个新起点。

2018年5月，最高院改判张文中无罪。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再次作出承诺：对错案冤案要有错必纠。

地方工商联：每天2/3时间处理民企侵权问题

“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现象比较严重，我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处理相关问题。这个官司还没结束，那个官司又来了。有的侵权行为匪夷所思、不可想象，并且大部分都是政府在侵权。”

3月6日，还是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工商联小组会议上，一位来自地方工商联的全国政协委员发出上述感慨。他建议全国工商联开一次会，集中研究采取什么办法。“乘着东风，应集中采取一些措施。”

在产权保护的“东风”劲吹之时，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经济、法律领域的代表委员们也在探究冤案错案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记者会上表示，一些现象说明，我们有些同志头脑中还是缺少产权保护这个弦，缺乏契约精神，缺乏法治观念。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直言，“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权力未受约束是根源，通过公权力谋取财产利益是诱因，某些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选择性执法和逐利性执法是主要表现形式。”

朱征夫认为，要根治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通过羁押逼使企业家就范、不当利用司法权掠夺民财等顽疾，必须围绕“规范司法权，切断利益链”的目标找措施、想办法。

他也提出了更广泛的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暂停对非法经营、非法集资、合同诈骗案件的异地执法；严格执行行贿犯罪的认定标准；不牵连企业家的家属子女；被迫签订的合同无效和可撤销；罚没所得上缴中央财政等六项建议。

政府工作报告首提“竞争中性原则”

民企：无需特殊政策，只求一视同仁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陈惟杉 | 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几个地方特别需要关注”，3月6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工商联小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钱颖一并未着重提及此前多位委员热议的减税降费举措，而是首先提到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新提法”——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何谓“竞争中性原则”？

他解释说，它体现在立法、监管、准入、采购等各方面的规则应该是中性规则，也就是说与所有制无关。“去年在浙江调研时，有民营企业认为，其实优惠政策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被平等对待。”

其实，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多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民企无需特殊政策，只求对民企、国企、外企一视同仁。

从放宽市场准入看竞争中性原则

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放宽市场准入。

对此，外资可能感触颇深，例如，金融、汽车等行业的进一步扩大开放。2018年4月，央行行长易纲曾给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证券、基金、期货、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设限；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

对内外资一视同仁也体现在今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中。“其中明确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对大家来讲是一颗‘定心丸’。”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副主席蒋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特别谈到了外商投资法（草案）中的几个条款，“从参与政府采购、融资的角度，国内企业可以做的，通过公开渠道发行股票、债券，外资企业都可以依法去做。”

“最主要的其实是确定性和一致性，”蒋颖认为，“只要跟我在同一个市场竞争的人交同样的税，我就会感受到公平。如果确定性和一致性尽可能地强，大家就不会焦虑别人得到什么优惠条件而自己得不到，营商环境也会更加稳定。这不仅针对外资，对国内民企来讲也是如此。”

确实，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也应体现在民资和国资的平等上。

3月6日，在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便强调，“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开放。”

对于民企来讲，放宽市场准入也是动作频频。

十九大报告已指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不到两个月之后，2018年年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对外发布，标志通过几年的试点，负面清单制度在全国实施。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地方政府此前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中，均提到了“非禁即入”。如天津于今年年初发布的民营经济“19条”中便提出，实施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政策执行上一视同仁，不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

如今，放宽市场准入已经收到成效。刘世锦特别提到了联通混改的案例，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后推出了低价格产品，产品出来以后就像一条鲶鱼，把电信市场搅活，其他电信运营商也得跟进。

竞争中性原则仍待落地

有意思的是，不光民营企业在期待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国企亦是如此。

3月7日，在经济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天津石化总经理李永林表示，央企、国企都非常愿意跟民企进行公平竞争，“我们怕的就是跟民企进行不公平的竞争，比如央企、国企在安全、环保上的投资是‘不差钱’的，再比如社保，我们是‘正儿八经’缴纳的，而一些民企存在社保缴不够，甚至不缴的情况。”

放宽市场准入只是竞争中性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列举的需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的方面就包括：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而从原则的首次提出到具体落实，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就像刘世锦所担忧的，“我们讲过很多年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地方这个门打开了，民营企业也进去了，但是感觉不到舒服，比如话语权不多、决策权不多，然后又出来了。”

在3月6日的工商联小组会议上，就有委员提出，在建筑行业，政府招标更希望将项目交给国有企业，“好处是如果错了政府没有责任，给民营企业则会有很多双眼睛盯着政府，质疑它是不是拿回扣了？是不是拿好处了？招标过程中存在的不公平还很多。”

正如钱颖一在小组会议期间所言，“这只是一个原则，具体落实在监管、市场规制、法律等方面，可做的文章非常之多。”

减税降费2万亿！一份来自春天的大礼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李永华 孙冰 侯隽∣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这是一份来自春天的大礼！”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走出人民大会堂难掩激动的心情。

他指的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明确提出了2019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的目标。

“这是放了一个大招。”王填估算，这次释放的政策红利，步步高一年预计可以增加超过一个亿的净利润。

步步高是一家大型连锁商业零售行业上市公司。如果减税能带来新增1亿元的净利润，对这家企业意味着什么呢？其业绩快报显示，预计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186.59亿元，净利润1.62亿元，其2017年净利润为1.46亿元。两相比较，难怪王填会如此激动。

高兴的不光是王填。“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听下来，一共有50多处掌声，其中关于减税降费的掌声最多。”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在3月5日下午经济组第35组发言中表示。

增值税改革减税或达6500亿元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

据财政部数据，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56401亿元，增值税为61529亿元，占比近四成。其中，以制造业为主的16%增值税这一档，对全国增值税的贡献约60%。

2012年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增值税的改革一直在不断推进。2018年5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并在一定期限内允许已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让更多企业享受按较低征收率计税的优惠。

2018年增值税减税力度有多大？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12月降低增值税税率减税约2700亿元，制造业减税占35%；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惠及50万户纳税人，减税约80亿元。

此后，多位财税系统官员表示，中国正在研究推出新一轮普惠性减税降负举措，各界对增值税下调也存在预期。

尽管如此，这一次制造业增值税直降3个点，仍出乎外界意料。

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原来在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究竟是降一个点还是两个点的问题上，意见没有达成统一。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应降低一个点，因为降低的太多，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影响太大。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应该多降一点。”

“但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最后既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两个点，总理宣布了，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要从去年16%再降低3个点，降低到13%。这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非常良好的预期，也为制造业企业度过眼前的困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苗圩说。

的确，此次减税就是要提振制造业。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公开表示，初步测算，此次减税80%以上的规模都体现在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减税上。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增值税降低3%，下降幅度接近20%，这对制造业企业有巨大好处，企业轻装上阵。作为企业家和投资人，我预测企业创新的热情将会被大大激发。”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为什么没有将三档并两档一次到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称，增值税税率保持6%这一档，正好释放了政府力图减税降费更明显的信号，因为6%主要对应的是营改增时的服务业企业，如果取消6%，改为9%，那么，这些企业的税负反而上升了。“对适应6%这一档税率的企业，增加税收抵扣等措施，就是为了降低税负。”

2019年增值税减负力度有多大？

海通证券称，预计这次增值税改革将带来减税6500亿元，占GDP的0.8%。天风证券研报则认为，16%税档下调3个点，理论上最多可以减税6684亿元。

社保缴费“两个不得”

降低小微企业税收负担被放在与降低制造业税负同等重要的位置，李克强总理表示，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

1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预计每年可为小微企业减负约2000亿元。

小微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我国小微企业法人约有2800万户，个体工商户约6200万户，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占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超过90%，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就业。小微企业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提到降低社保缴费比例时，李克强总理着重强调“两个不得”，即，各地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今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

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劲波说，总理明确提出稳定现行征缴方式，对企业普遍担心的税务部门征缴社保一事做出了明确回应。

根据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的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2018年7月，在这一改革措施发布的几乎同一时间，常州一家企业被追征10年社保。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的恐慌。

中金公司测算，社保征收交由税务部门进行后，若缴费基数完全规范化且不降低社保费率，将使企业利润总额下滑3％，民企上市公司利润下滑约8%，中小创公司利润下滑约9%，过往缴费基数较低的中小企业受冲击程度尤为明显。

一家零售业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所在企业缴纳“五险一金”时企业和职工合计缴费比例已经超过职工工资三分之一，而且最近几年缴费基数以15%左右的幅度不断上升。

很快，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一律保持现有社保政策不变。?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

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尚未实现全国统筹，各地缴费比例并不一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介绍，各地社保缴费比例，大体上有7个省市是20%，21个省区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19%，还有两个省是18%，有两个省是14%左右。

若某企业员工缴费基数为10000元，养老保险按照企业20%、个人8%的标准进行缴纳，则当月企业应承担的养老保险费用为2000元。若下调至16%，则该企业仅为这一名员工每月就可减少养老保险费用400元。

为何要大规模减税降费？

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减税降费？

李克强总理表示，这次减税，着眼“放水养鱼”、增强发展后劲并考虑财政可持续，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

不少企业的确感觉税负水平偏高，挤压了企业利润，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称，2018年海信集团实现收入1266亿元，缴纳税收87亿元，整体利润69亿元，纳税额是利润的1.26倍。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董事长张学武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平均税负约占销售收入的8%～10%，而利润仅为销售收入的3%～5%。税负高让农产品加工企业深陷困局。

“相对于东南亚来讲，我们税负偏高，他们的优惠多，再加上中国房子太贵，人力资源成本太高，我们很多民营企业跑到那里投资去了。”全国人大代表、正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印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对企业感受到的痛点，政府也感同身受。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减税降费直击当前市场主体的痛点和难点，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政策。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减税降费释放了重大信号，一是从供给侧改革来看，降成本是重要的部分，而减税降费就是为企业直接降成本；二是继续向全社会传递“两个毫不动摇”的决心，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姚劲波说，促就业和减税减费等举措，给经济下行时遭遇严峻挑战的企业家们打了一针强心剂。

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也称，减税降费将给企业的转型发展提供强劲的发展动能。

对减税降费还有哪些期待？

“接下来就看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得快与慢，看落实的最终结果。”林印孙说。

2018年全国两会时，李克强总理表示，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

一年后，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8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超出目标2000多亿元。

与此同时，财政部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同比增长6.2%，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同比分别增长9.1%、10%、15.9%。

在大规模减税降费之时，财政收入为何仍保持高于GDP增速的增长？

“税收规模增加和减税，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冯俏彬教授解释说，这与税制结构、税基、税费征收等多个因素相关。

据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介绍，过去几年，国内的税收收入增长迅速，税收征管加强是重要因素。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许多本来游离在个税征管范围之外的个人被纳入其中。营改增试点之后，增值税抵扣链条更完整，将过去相当数量的游离在税收征管之外的企业纳入了税收征管体系。

对此，林印孙表示认同，“以前，有些税费是谈判式的征收，不是硬性的，而是按一个指标交。划转到税务来征收以后，按照统一严格的规定来交，更规范，更到位。”

但在2018年大规模减税以后，我国税收增速步入下降通道。2018年税收增速由前4个月的16.8%回落到后8个月的5.2%，2018年10月份全国税收收入甚至同比下降5.1%，出现负增长。

今年减税力度如此之大，税收增速低于名义GDP增速未来或是常态。

在降低增值税税率这样的普惠性减税之时，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结构性减税也让人充满期待。

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国家对畜禽养殖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水产养殖企业则仍要缴纳12.5%的企业所得税，导致大量水产养殖者选择干个体户而不愿公司化运作，制约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另外，大宗农产品交易的毛利率一般只有1%至2%，但农产品交易环节的印花税按照购销合同金额的0.03%征收，一进一出，两个环节的印花税合计0.06%，加重了企业税收负担。

为此，刘汉元建议，免征水产品流通环节的增值税和印花税。

张学武担心，当前，我国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一直处于“高征低扣” （深加工进项12%，销项16%）的困局中，增值税调降至13%以后，在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进项税和销项税仍然存在差额，“高征低扣”的局面可能依然存在。

更多的担忧，还是收费。湖南某上市公司高管说，企业需要缴纳的费用还较多，如环评、安评、水评等评估报告收费仍然过高，人防建设费、地铁建设费、工会经费等费用名目繁多。

2019年，这样的担忧也将减轻。增值税下降意味着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同步下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清理电价附加收费，降低过路过桥费用，治理对客货运车辆不合理审批和乱收费、乱罚款，两年内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继续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快收费清单“一张网”建设，让收费公开透明，让乱收费无处藏身。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政府干的，都应是人民盼的。”

银行“不愿贷、不敢贷、不会贷”

民企融资困局如何解？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燕 陈惟杉 侯隽 宋杰 王红茹 |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2018年工作的时候表示，针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先后4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多措并举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状况，融资成本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然而，他同时也指出，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

那么，究竟应如何有效化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困局？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年7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近年来，国企融资大幅改善，而民企融资在持续恶化。从融资规模来看，过去3年国有企业平均融资规模迅速上升，从2015年的7.15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22.54亿元，民营企业则从5.99亿元下降到4.6亿元。而从融资成本来看，国有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和其他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都低于民营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主席傅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分析说：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仍然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民企被严重歧视，不能享受国企同等融资待遇；二是民企信用评级低，债券发行非常难；三是民企融资成本高，企业不堪重负；四是民企融资期限短期化严重，企业倒贷压力大。

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贷款程序设置复杂、审批周期过长，使民营企业融资门槛高、资产利用率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在同等条件下较非民营企业为高。”

“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主要是以不动产作为抵押担保，而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资产大多是动产，所以银行融资很难。” 全国政协委员、雪松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劲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认为，这是问题的主要症结。

“大多数信贷需求在1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没有被满足。”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周桐宇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传统银行在服务占总量20%左右的头部中小企业方面有其优势，但在触达体量更小、代表我国经济“毛细血管”的小微企业方面，力有不逮。

没有银行长期贷款的支持，企业只有自身想办法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蔡仲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有些企业急于发展，抽用短期流动资金投入到回收期长的长期固定资产中，往往造成基建搞好了，设备就位了，但流动资金也没有了，且银行贷款也到期了。为了筹措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有的企业铤而走险借高利贷维持，企业经营陷入随时倒闭的危机，这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一种伤害。”

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

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认为，这一目标充分体现了政府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小微企业的坚定决心。

他建议，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关键是要建立一个让银行“敢贷、能贷、会贷”的机制。具体来说，在资源配置上，商业银行要单列信贷计划，加大对小微企业倾斜力度，给予一定资金价格优惠。在服务效率上，应持续下沉服务重心，打通金融活水流向小微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在激励机制上，适度增加小微业务绩效考核权重，鼓励员工愿意去做小微企业贷款。

张劲认为，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始终存在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也同样指出了这一问题。她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部分银行从业者思想上存在顾虑，往往出现“不愿贷、不敢贷、不会贷”的情况。建议银行出台关于执行人员对于民营企业贷款切实可行的考核及激励措施，解决具体执行人员“不愿贷”的情况；在尽职调查和审批流程上，项目人员只要克尽职责，项目出险后可免除“不可控”责任，以此解决“不敢贷”问题；业务人员和风控人员加强专业学习和培训，与同行、租赁公司、信托公司加强交流，对症下药、精准放贷，逐步解决“不会贷”问题。

傅军建议，国务院派出专门督查巡视组到银行、到各地、到民企进行专项督查，严肃查处不作为乱作为的机构与人员，了解“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的真实情况，确保政策真正能落地和有效执行。

“要消除所有制歧视的顽疾。尤其是金融机构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应当一视同仁，坚决消除贷款‘国企违约政府兜底，民企违约终身追究’的错误认识，客观和平等对待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傅军认为，信用评级机构不应把企业所有制作为评级内容，坚决消除同等条件下国企评级高、民企评级低的普遍现象，坚决消除民企融资的各种隐形壁垒。

蔡仲光则建议，银行应该适当放宽借新还旧的限制。“企业有资金需求才向银行申请贷款，且正常营运过程中不可能具备随时还款的能力，需要长时间筹划。遇上生产淡季、收款达不到预期目标或市场变化等不利因素的，只能自筹或外借资金还款，甚至过桥高利贷还款。企业想有雪中送炭的，不料碰上下雨收伞。”

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目标能实现吗？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认为，民营企业是否面临融资难不能以偏概全，“其实有的民营企业融资并不难，我的企业融资就很容易，银行的人请我吃饭。”

“银行也是企业，不是国家机构，也要生存，要相互理解。”叶青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对于很多急于发展的企业，融资肯定难，但企业为什么要急于发展？不能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的成长速度来理解当下中国企业的发展现实，在国外，一家小微企业成长为中小企业要几十年，而我们是赚快钱赚惯了。”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西省分局局长张智富看来，小微企业融资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相对不稳定。多数小微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核心能力不突出，市场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较弱，根据对江西新设小微企业的持续观察，小微企业自成立后3年的存活比例仅在1/3左右。二是小微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问题持续存在。相对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普遍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财务管理不够规范，信息透明度不高。三是小微企业负债率过高、可抵押资产缺乏是制约其获得信贷融资的重要因素。据对江西小微样本企业的调查，如果将对外担保计为负债，其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70.3%。

但他同时认为，小微企业庞大的融资需求也意味着信贷市场潜力非常大。

张智富判断，随着中央加大对地方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杠杆率的约束，小微企业信贷更是金融部门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的重要着力点，有望成为银行机构主要利润增长点。

面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的任务，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部长通道”上答记者问时说：“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郭树清表示，解决小微企业包括中型企业、民营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做好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及金融支持，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说，保险也大有可为，保险现在总的投资基金有16万亿元左右，可以投资到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要建设一个更强大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大型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更好地支持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产品。

科创板诞生，发力股权融资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李永华 |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资本市场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资本市场多有着墨：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

十九大报告也曾指出，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民企有什么好处？

长期以来，我国融资结构一直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低。通俗地说，间接融资就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

间接融资成本为何高？

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解释，企业间接融资的资金来自银行，银行的资金来自老百姓，银行本身负债成本逐年提高，银行再给企业授信时成本更高，所以企业间接融资成本较贵。

毋庸讳言的是，相对于国企，民企借款更难，融资成本也更高。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主席傅军认为，目前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未得到真正解决，民企被严重歧视，不能享受国企同等融资待遇。

这样的融资结构亟待改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提出，改变目前间接融资占比太大的现状，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这是金融适应实体经济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傅军看来，鼓励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提高民企融资效率，就是降低融资成本。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也指出，发展前景好的企业可采取债转股、发行企业债券、上市直接融资等方法减轻债务负担。

科创板是为新经济量身打造的平台

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

具体操作路径是什么？改革完善金融支持机制，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鼓励发行双创金融债券，支持发展创业投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局长柳磊表示，科创板是发展直接融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建立完善的制度是发展直接融资的关键之重。

2018年11月5日，在首届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此后，这一工作快马加鞭。1月30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3月2日凌晨1时，证监会网站发布了《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交所随后发布相关业务规则和配套指引。

证监会称，科创板根据板块定位和科创企业特点，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允许符合科创板定位、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和红筹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哪些板块备受青睐？证监会强调，在上交所新设科创板，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科创板+注册制可以说是为新经济量身打造的平台，而新经济的主体毫无疑问是广大的民营企业。

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说，“去年年底上交所邀请我们参与了相关调研座谈，（湖南）省政府也将公司作为重点企业予以推荐，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科创板上市，助力公司更好更快地发展。”

市场普遍关注的焦点是，科创板放松了盈利要求，亏损企业也能上市。

湖南明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罗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公司研发的高性能活性纳米无机复合材料已进入产业运营阶段，在军民融合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亟需融资支持，但公司缺乏向银行贷款的相关抵押物，更多要依靠股权融资，“科创板放开了盈利限制，对我们这样的民营科技创新公司，是非常大的利好，我们今年也在积极准备。”

这并非个案。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新华认为，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的改革，将对全国的科创产业发展产生比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支持全国科技创新类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政府工作报告再提清偿民企欠账

年底政府清欠一半以上，央企“零拖欠”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贺诗 陈惟杉｜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守契约，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对拖欠企业的款项年底前要清偿一半以上，决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清还民企欠账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的行为，对企业的资金周转、经济效益、正常运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企业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事实上，去年底和今年初，在先后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总理都对切实解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

相比此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两个重点——“年底还一半以上”“不允许新的拖欠”。

这也成了民企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代表委员们表示，这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令他们感到非常振奋。

大家都希望，政府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已清还欠款1600多亿元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并强调要高度重视“三角债”问题，纠正一些政府部门、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行为。

2018年11月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0次常务会议，要求抓紧开展清欠专项行动，切实解决政府部门和国有大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

2019年1月3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清欠阶段性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对进一步做好清欠工作进行了部署。

在那一次的常务会议上，总理要求，对目前已确认的多年拖欠款，力争年底前全国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清偿一半以上，中央企业要带头优先偿还对民营企业的逾期债务，年底前做到“零拖欠”，其他国有企业也要加快清欠。

“总理这次明确提出，今年要还50%以上。”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是结合实际给各级政府提出的明确要求，“以往政府拖欠款项可能对民营企业没有什么交代，这次就必须制定还款计划。”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在年初集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各省级政府已经开始执行国务院的指令，将清欠工作列入了2019年施政目标——旧账不仅要依法偿还，还要列出具体时间表。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此前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的发言，截至1月末，全国政府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已清偿民营企业账款超过1600亿元。

国资委财务监管局局长邬红兵则表示：“央企方面，拖欠农民工工资8.2亿元已全部清零，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已清偿839亿元，清欠进度75.2%。”

地方政府清欠难度最大

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曾说，“一个政府不守信，那太可怕了，社会的契约精神都会变成一句空话，企业家精神更无从谈起。”

刘强东谈到了京东遭遇的“新官不理旧账”问题。就在去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京东所投资的某区新换了区长，前任区长答应了道路拓宽计划，但现任区长则推脱没钱，不能拓宽道路。“我们跟他说，之前合同不是写了投资20亿元，现在钱也到账了，道路得拓宽，新区长说那是上一任的事，你找上一任区长去，而上一任已经升任副省长了。”刘强东说。

现在，政府和国企紧锣密鼓开展的清欠行动，势必将提升政府公信力，提振民间投资的信心。

但清欠的整体难度依然不小。

黄荣介绍说，清欠工作主要涉及三个部分：各级政府（包括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地方国企和央企。“难度最大的是地方政府拖欠的账款，其中主要是工程款。”黄荣担心，以部分地方政府的财力，若一次性还清欠款，政府运转可能受到影响。

辛国斌也认为，由于一些地方存在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等历史遗留问题，按期还款存在一定压力，确需分步骤研究解决。

对于各地方政府的主政官员而言，压力的确不小。全国人大代表、茂名市委书记许志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茂名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也认真负责，一桩一桩地去解决、消化和处理，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守契约。

某中央企业一家子公司则表示，要梳理清楚全部账款，需核查6万份合同。根据国资委的统计，全国央企需核查合同接近700万份。同时，部分地区上下游企业“三角债”问题突出，不仅国企拖欠民企账款，也有民企拖欠国企账款的现象，这都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甄别。

另外，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上对于严防“前清后欠”也提出了要求：抓紧建立防范拖欠长效机制，严禁政府工程项目以各种方式要求企业带资承包，提高支付工程进度款最低比例要求。

广东的一位企业家代表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讲述了他所遇到的困惑。近年来，一些政府和央企的项目均实行10%质量保证金质押36个月的制度，也就是说，一个项目结束后，必须扣押10%的资金，3年后项目没问题才能返还。

这样的政策使得他所经营的电缆企业财务成本大幅上升，与资金雄厚的国企和上市公司相比，市场竞争力大大减弱。“最近三年，集团公司需不断向电缆企业输送流动资金，才能艰难经营下去。”

“某些国企的单子现在我们都不愿接，利润比不上银行利息，风险太大，接了又是新的欠款。”这位广东的企业家说。

辛国斌认为，要建立长效机制，解决好法律缺失的问题，才能真正杜绝“前清后欠”。他透露，接下来，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在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条例中，进一步对企业之间正常经营账款的支付时限、支付责任、惩戒措施等做出规定，希望通过法律来保障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解决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问题。

科技创新：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 被很多民营企业家形容为发展中遇到的“三座大山”。

有企业家感叹说：火山跨不过去就会死掉。尤见转型的风险之大。这是因为转型意味着在创新上的突破，但创新往往意味着风险，尤其是搞科技创新，过程漫长而艰难，需要大量的投入和不懈的努力，而且很可能短时间内也没有回报，这导致很多民营企业会不敢、也不愿意去冒险，这就非常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态掷地有声：“大力优化创新生态，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积极性。”“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将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扩大至所有企业。”

这对致力于科技创新的民营企业无疑是大利好。

在形容民营企业“五六七八九”的特征中，“七”指的是民营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11月1日举行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来自科技互联网领域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今年已经是第七年“上两会”了。李彦宏说，履职七年来，他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来自科技互联网领域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关于科技互联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整个社会越来越接受创新、新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对于社会的价值。

这一定程度上亦可管窥中央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以及科技创新在政治经济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作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科技型民营企业之一，百度无疑也是依靠科技创新、靠拼技术赢得市场的典型案例。居于其中的李彦宏更明显地感受到了变化。

“去年11月1日，我参加了总书记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关怀。总书记讲，民营企业是自己人，我深受鼓舞，也感受到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和决心。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是把当时总书记的很多想法落实下来了，也提了很多非常实际的措施，这对于提振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非常有作用。”李彦宏说。

“技术是百度的第一信仰。”李彦宏多年来一直不断强调，“百度一直专注于自己擅长的技术创新，大概从八九年以前，我们就开始大规模地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这几年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的15%左右，应该是国内主流公司里面研发占比最高的。”

而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让李彦宏有了更强的责任感，也更加坚定信念。他说，“百度会继续推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云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国家应对当前发展中的困难和压力提供新燃料。”

财税手段激励民企科技成果转化

企业的科技创新当然要靠自己，但来自国家的政策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搜狗CEO王小川提交了一份《关于运用财税手段优化科技评价的提案》，针对应用类科技项目评审缺少成果转化税收要求、缺乏引导企业参与科技项目成果转化的税收优惠和民营企业科技人员享受不到成果转化个税优惠等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比如，建议科技项目评审与民营企业成果转化创造税收挂钩，激励更多的科技型民营企业及其科技人员参与国家科研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建议对科技型民营企业，将应用类科技项目事前资金补助转变为事后依据成果转化税收情况减税；建议对民营企业科技人员，同等享受科技成果转化个税优惠政策。

实际上，王小川去年也提交了这方面的提案，并被确定为“重点提案”，以提案办理协商会形式进行督办。在2018年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下发的《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8号）中，还部分采纳了王小川提案中的建议。

这些都让王小川感到非常欣喜和振奋：“今年北京市税务局在落实中央减税降费重要工作中，委派专员来到搜狗，与我和相关同事展开深入交流，为进一步运用财税手段激励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探索新路。”

民企的科技梦想可以变得更大

已是第七年履职的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今年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提高创新能力、大力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的建议》。

雷军表示，这份建议的缘起来自于他的几位朋友分别开设了卫星公司、火箭公司，而他本人也很想参与其中，向太空进发。而实际上，随着社会资本的进入以及各项政策的出台，国内已成立了近百家商业航天公司。

航天，这在过去是民营企业想都不敢想的领域，而现在大门正在慢慢打开，民营企业的科技梦想可以变得更大。

不过，雷军也提出了一些当前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与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现状不相适应，我国在商业航天立法、行业政策、资质准入、资源共享、市场培育及产业发展等方面仍不够完善；再比如，商业航天属于快速发展的新兴行业，门槛高、投资大、战略意义显著，比多数产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监管和行业政策的影响，亟需破解商业航天发展的体制机制桎梏，引导商业航天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商业航天行业规模未来预计可达数万亿美元，将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可重复使用火箭、巨型商业星座、商业载人空间站等航天计划，正在逐渐成真，彰显出商业航天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巨大力量。”雷军说。

对“一刀切”说不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陈惟杉 | 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各项综合要素成本都在增长，包括工资、社保、环保、原料等支出都在上涨，但最终价格并没有上涨。”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如此总结2018年部分民企遭遇困境的原因。

一些民营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确实在提高。毕竟保护环境也是民营企业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黎昌晋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坦言，有一段时期企业注重发展速度，对于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可能有所忽视。但企业现在也在主动地配合现有法律、标准和政策，积极地治理污染。

他介绍说，天津2017年一年关停了2.1万家重污染企业，“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在过去一段时间，环保“一刀切”的现象确实存在，这对民营企业造成的伤害也不可谓不小。

有家居建材企业负责人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家居建材行业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短时间无法满足国家环评工作的硬件要求，如“厂房防护距离50米以外”等。如果按照“一刀切”的标准，这些企业注定短期内无法达到要求，将持续停工停产，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单靠规模企业是无法撑起家居建材这个产业的，一旦产业链断裂，家居建材行业的竞争优势将丧失殆尽。没有这些小微配套企业，产业链上的大中型企业也会无以为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直言，一些地方搞污染治理，本来应该按照环保的标准，但是却按照某种企业类型，搞简单的“一刀切”，说关就关。

环保“一刀切”的问题在一年前便引发关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环保部部长李干杰便对“一刀切”做过解释：指的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分违法还是合法，一竿子打下去，一律进行关停的做法。

2018年5月，就在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督察组进驻各省份之前，生态环境部出台《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旨在防止一些地方在督察进驻期间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集中停工、停业、停产行为。

其中特别明确，对于工程施工、生活服务业、养殖业、地方特色产业、工业园区及企业、采砂采石采矿、城市管理等易出现环保“一刀切”的行业或领域，在边督边改时要分类施策。“对于具有合法手续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不得采取集中停工停产停业的整治措施；对于具有合法手续，但没有达到环境保护要求的，应当根据具体问题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

到了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去产能、去杠杆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执行同样标准，在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过程中避免简单化、“一刀切”。

记者注意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干杰表示，在推动工作时，既要追求好的环境效益，也要追求有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力争能够实现三个“有利于”，其中就包括“有利于结构的调整优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对于如何化解企业环境治理成本上升的压力，黎昌晋表示，现在要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让企业可预期，要明确在哪个时间段实行怎样的标准，“不应该随意性太大”，对于具体行业要在技术上给予较好的引导。

他认为，这事关企业运行成本的问题，在哪个时间段执行哪个标准明确后，企业就可以把成本算得很准，对资金的调配也可以做得比较准确，“治污的决心也就会更大”。

对于如何减轻企业治理污染成本的问题，今年1月对外发布的《关于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积极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引入第三方治理模式，降低环境治理成本，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连续四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渐入人心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贺诗 银昕｜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法，始于2016年。

当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别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亲”“清”二字廓清了政商边界。

2017年，“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从第78位升到第46位，跃升32位。世界银行说，中国相关领域改革“令人惊叹地快速且有效”。

几年间，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已渐入人心。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连续四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连续第四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具体表述略有不同。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促进各类企业各展其长、共同发展。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深入落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

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

多位民企代表委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对政府工作报告再度重申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印象深刻。

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董明珠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说，“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企业的营商环境有了很大好转。”

全国人大代表、韶关市工商联主席张红伟则表示，“去年贸易战，觉得企业压力很大，融资难、转型难，现在中央给我们鼓劲加油，我们觉得一下子恢复了信心”。张红伟认为，只要具体政策落实，企业的发展就会越来越好，精神鼓励和政策支持，就是新型政商关系起作用的具体体现。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企业家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金发科技董事长袁志敏对当地政府营造的营商环境十分满意。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就在不久前，广州市市长召集市内企业家代表举办小型闭门会议，“市长一共召集了20多家企业代表，不断询问企业需要政府提供哪些帮助和支持，当然这不可能解决广州市所有的民营经济问题，但这种姿态一摆出，所有人立刻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基本态度。”

从袁志敏的观察看，在中央连续数年力推的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已经从之前的以“征税”为主演变为“管理和服务”为主的服务型政府。“一个地方好的营商环境的标志，是企业在此地经商成本低，且有规则，不需要通过熟人而只需手续齐全就能办成事。政府要有信誉，说到的事情一定做到。”

袁志敏说，广东作为开风气之先的地区，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地区性信誉，“来自广东的企业到其他地方做生意总能得到更多的信任，大家可以把精力更多地放到业务本身。”

“亲”而有度、“清”而有为

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确考验着全国各地方政府的智慧，尤其是欠发达的内陆地区。

3月6日下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刘奇谈到了相关话题，“有的企业办事非要找人，主要还是担心政府工作人员不够亲，不会用真情去帮民营企业办实事”。他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还需在“亲”字上下功夫。

除了“亲”，还要“清”，才能真正形成新型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而这最终需要靠制度建设来保障。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不良政商关系，与制度、机制设计的防火墙尚不完备有很大的关系。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了制度性文件，规范党政机关服务行为。

这次，袁志敏带来的建议正是关于如何完善“亲清型”政商关系。他认为，“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良好政治生态有助于营造干事创业环境。“要反对政商勾结和吃拿卡要等违法违规行为，更要落实容错纠错机制消除党政干部与企业家正常交往的后顾之忧。强化政企沟通，推动各地领导挂点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制度、领导与民营企业家恳谈会制度，深入民营企业开展调研和座谈，关注企业诉求，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袁志敏对“亲”的理解是，“当民营企业遇到困难，政府也理应想各种办法解决，而不能因‘清’的要求而老死不相往来，见到企业的困难不管不顾。”

来自安徽省的界首市市长何逢阳说，他理解的新型政商关系落实到基层就是政府官员要与企业家交纯粹的事业上的朋友。

作为基层政府官员，他们与企业家的这种事业上的交往包括：组织企业来参加像中国经济论坛这样的高端会议听专家的经济政策解读和研判，带领企业去对接院士等科研资源来解决中小民营企业的科研瓶颈，帮助企业争取国家或省里的政策扶持资金。

“我们始终坚持的一点是：企业发展，政府支持但不指导，帮忙但不添乱；企业需要时我们立马出现，企业不需要我们远在天边。”何逢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