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青钊   来源：昆仑策网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征，那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人民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基本特征。这同样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形态决定的，同样是由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决定了的。

文化一说，众说纷纭。这里的文化，是指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对一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的文化。这种文化，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界定的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定的社会形态形成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而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其最显著的特点，它是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形成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人民文化，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文化。这个文化大抵可以分为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两个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文化，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为人民所创造又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最主要是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农兵所创造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并且，这个文化还主要是由工农兵所写所总结且为工农兵服务的。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一定社会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排斥和否定历史文化和外来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辨别和分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泉源和源流。

文化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只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攀上人类文化的最高峰，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的文明智慧，也才能使中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就必须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积极的扬弃，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反民主的糟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发掘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创造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人”。必须建立起宏大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又红又专的社会科学家队伍和文学艺术家队；这支队伍是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呐喊的，是为中国富强而工作的，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与此同时，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坚持不懈地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将中国人民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有觉悟的有文化的有科学技术的有严明纪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个劳动者不仅只能体力的干活，而且能进行文化的创造和传播。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因无他，盖因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为指针，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先进的人民文化。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打好“组合拳”，依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提出切合实际的一整套的文化发展方针、政策，庶几，方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加速发展。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文化

比较科学全面系统地阐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当代第一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对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这种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自然继承和发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人民文化。

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有它的泉源和源流。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社会科学是直接反映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因而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科学是直接反映和体现无产阶级思想的文化；即使看起来相对独立的文学艺术，也有“源”与“流”的对立统一、重大分野：一定社会的实际的生活是一定社会文学艺术的泉源，而历史文化（包括外来文化）不过是一定文化的源流，因而社会主义文化的泉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生活，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流是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实行“拿来主义”的外来文化。

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依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而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民文化，是为人民创造和服务的文化，并且主要是为工农兵所创造和服务的文化，并且主要还是为工农兵所总结和所写的并且为工农兵自己服务的文化。这种文化之所以为人民（主体是工农兵）所创造，是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创造了社会的实际生活；这种文化之所以为工农兵所总结所写的，是因为文化化了的中国人民有能力总结和描写自己的实际生活，因而这种文化当然地是为人民自己（主要是工农兵）服务的文化。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长期的发展过程。在人民群众还没有从根本上掌握自己的文化命运之前，必须逐步建立起宏大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又红又专的社会科学队伍和文学艺术部队，使他们成为人民的喉舌和代言人。

毛主席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在坚持具体的六条政治标准和具体的文艺标准的前提下，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毛主席的文化思想。他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毛主席的文化思想和习总书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昭示人们：一定社会的文化虽然是一定社会第二性的东西，但却是一定社会的“头脑”，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文化结构，是对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甚至是指引一定社会前进的向导，因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因而建设强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文化。

毛主席的文化思想和习总书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昭示人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一定的社会”时代，文化必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和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人民文化——社会主义人民文化，而绝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更不是封建主义的文化。既然是社会主义人民文化，就必然要求无产阶级的政党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处理这种关系的标准，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判断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个标准。并且，既然社会主义文化，熔铸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中，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因而社会主义人民文化就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映、把握和讴歌，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描写、揭示和概括，就是对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生活的反映、批评和赞美，就是对社会主义祖国未来远景的向往、摹写和擘画。

毛主席的文化思想和习总书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昭示人们：为什么人和为什么社会服务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首先就是为人民的主体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服务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

毛主席的文化思想和习总书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昭示人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人民性、民族性、相对独立性、历史传承性和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两重性，因而我们应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予总结，承继这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中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去其毒素和弃其糟粕，不能让其毒素毒害社会主义文化的肌体，也不能让其糟粕污染社会主义文化的环境。

毛主席的文化思想和习总书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观昭示人们：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文化，这个阵地必须由社会主义人民文化去占领。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社会主义人民文化不去占领这个阵地，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就必然会去占领，因而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第328页）

毛主席的文化思想和习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昭示人们：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习近平：十九大政治报告）其中尤其需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上的香花和毒草需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辨别，艺术上的香花和毒草也需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辨别，因而只有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上述毛主席的文化思想和习总书记的文化观，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性质、文化内涵和文化观念，因而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性质、文化内涵和文化观念，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文化。

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泉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生活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泉，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生活的反映、总结和表现。中国共产党诞生已经98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即社会主义改革阶段也已走过了40年。

三个阶段的具体目标和具体任务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它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是高度一致的，从而反映三个阶段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的实际的精神内涵也是高度一致的：中国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准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准备和奠基，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果和继承发展。

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和任务，就是一个，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争取全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也是一个，就是下定决心，不忘初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一穷二白”，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最终建成社会主义，跨入共产主义。

如果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经过了一代多人的流血牺牲艰苦努力的话，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则必须经过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这正像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指出和所预见到的：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七十年后的今天，回看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同样有当年毛主席的感受：过去的建设和改革是伟大的，但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惟其如此，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今后的工作，才显得壮丽，值得骄傲，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民文化的源泉，因而也只有立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才能创造出辉煌壮丽、傲娇天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形成和创造了人类至尊的为人民服务的实际生活。紧密地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因为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并虚心接受批评和敢于自我批评；因为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能随时坚持真理又随时修正错误；因为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人民至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而没有自己任何别的私利；因为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能百折不挠九死不悔，一代接着一代干，直至看见共产主义的壮丽日出。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形成和创造了不怕牺牲勇往无前的实际生活。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压倒了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百折不回、永不言败，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只要有一个人，这个人就会继续奋斗下去；只要有一个人，这个人就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形成和创造了平等团结的实际生活。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平等互爱的，都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在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基本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平等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平等和团结，这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顺利推进。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形成和创造了共产主义的实际生活。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这些人间奇迹，反过来又成就了中国人民永垂不朽、感天动地的共产主义精神文化。这个精神文化基本内涵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坚贞不屈、刚正不阿、大义凛然、大气磅礴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压倒的精神，孜孜以求、不懈奋斗、上下求索、精益求精的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错必改的精神，体恤民情、平易近人、虚怀若谷、诲人不倦的精神，胸怀祖国、放眼全球、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民为依归的精神，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临危不惧、嫉恶如仇、忍辱负重、视死如归的精神。

这个精神文化的内涵既是通过共产党培养的典型人物，譬如方志敏、黄公略、张思德、白求恩、董存瑞、刘胡兰、杨子荣、黄继光、雷锋、王杰、焦裕禄、钱学森等表现出来的，又是通过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深圳精神等具体的集体精神表现出来的，因而这个共产主义的实际生活不是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幻象，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血有肉的具象，是实实在在、如假包换的东西。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和创造的这些实际生活，已经作为人类最大气、最美好的事物融进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血液，成为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并且必然会成为人类的终极价值而永葆青春和永放光芒。

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生活，既往的中国不仅创立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而且产生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文艺，创造出了能基本满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人民群众需要的社会主义人民文化。

这个社会主义人民文化，在社会科学领域，主要的成就就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社会主义人民文化，在文学艺术领域，就是创造了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社会主义人民文艺是为人民大众和社会主义服务的。无论是中国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和改革时期，文艺工作者都创造了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要的文艺作品，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金光大道》《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东方》《平凡的世界》《乔厂长上任记》等，戏剧如《白毛女》《打铜锣》《补锅》《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红色娘子军》等，电影如《洪湖赤卫队》《怒潮》《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难忘的战斗》《闪闪的红星》《长征》《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文艺作品。

这些作品来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活，反映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活，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文艺。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告诉我们，现实的生活是文化的源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告诉我们，现实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唯一源泉，只有不断地发掘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生活，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地泉涌，才能真正成就社会主义的人民文化，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要，才能最终站上世界文化的巅峰。

三、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流

如何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是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的是封建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毛泽东文集》 第八卷 第225页）

毛主席的这个论述，应当成为人民批判地继承和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基础，应当成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人民文化的纲领和方针。

中华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流，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传承，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固有其人民性、民族性和革命性，因而社会主义人民文化可以直接从其中吸取其营养；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封建性、腐朽性和反动性，因而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摈弃其毒素和糟粕。

（一）中华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人民性

鲁迅先生说过：先民发出的第一声“哇”的哭声，喊出的第一声“哟嗬”，就是文化的发源。这大概是“文学即人学”的铁证。可是，当我们的先民喊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时，中华传统文化就有了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统治阶级文化与劳动人民文化的分野。

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民性首推劳动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化。在漫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过程中，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成果是全方位的，从精神化了的物质财富文化到精神财富文化，无不体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巨大的文化创造力。

从精神化了的物质财富方面来说，从饮食文化到服饰文化，从工艺文化到建筑文化，从农耕文化到手工业文化，无不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巧思妙想、勤劳智慧。

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大概是最能反映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精神化的物质财富文化能力的。人们参观故宫、孔府时，在被这些威风凛凛、气象森严、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的建筑所震慑的同时，不由会感叹中国劳动人民的物质创造力、科技创造力和文学艺术创造力！

从精神财富文化方面来说，从雕塑艺术到文学创作，都展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杰出的文化创造力。就雕塑艺术来说，且不说遍布全国城乡各地建筑上的雕塑，单就秦始皇兵马俑里的雕塑，就直叫当今那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雕塑家自叹不如，而创造秦始皇兵马俑的那些成千上万的人确是连“大字也不识几个”的地地道道的“耍泥巴”的劳动者！

就文学艺术来说，且不说已经载入经典的《诗经》“十五国风”，单就流传至今的中华各民族的民歌，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而且还是中华文化的“无冕之王”。这些民歌，基本是历朝历代劳动人民的创作，反映的是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所思所感、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因而正如明朝小说编著家冯梦龙所说：“世上但有假诗文，没有假的山（民）歌”，从而成为口口相传的经典，成为至诚至真的中华文学。

中华文化的人民性还在于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大抵为统治阶级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人所作，其中还有“独立知识分子”的作品。然而 ，不论是统治阶级作品，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人和“独立知识分子”的作品，也大抵或多或少有人民性的一面，反映着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从《尚书》《周易》到《论语》《孟子》，从《离骚》《九歌》到“唐诗”“宋词”，从《春秋》“三传”到《史记》《汉书》，以至到《明史》《清史稿》，基本都延续了这一优良文化传统。

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的开篇《尧典》《皋陶谟》，就将唐尧、皋陶等历史传说人物描绘成天下为公、揖让盛德、大公无私、为民服务的理想圣人，这既多少反映了远古中华当时社会的质朴而美妙，也基本反映了远古人民的愿望和诉求。而到了孔夫子那里，则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描绘了一幅“乌托邦式”的前景：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这虽然是孔圣人的愿望，但不能不说，这也基本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意愿。虽然孔夫子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太平盛世，但他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却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

“天下为公”，既是个人修养之要，也是天下社会公德之范：它所要求的关心他人、扶危济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追求平等、公正、视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规范，成为了孔夫子身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的主线。

这些当然只是属于“举例说明”。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上的名篇佳作，“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这样的文化作品多如恒河沙数。习近平总书记的举例说明就说明了这个的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第316页）总之，中华传统主流文化中骨子里是有着天下胸怀、家国情怀、人文关怀的人民性的一面的，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人类优秀文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其民族性

中华传统文化是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族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首要表现为多元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导民族，有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在他们的相交相融的过程中激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璀璨夺目、熠熠生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融合，也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光彩夺目、格外耀眼。

其次，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文化主要表现为“人”的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以及承继这些文化的欧美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等，无一例外地表现为“神”的文化，神是人的主宰，人不过是神的奴仆。而中华民族文化，很早以前就是“人”的文化，人就是人的世界，人就是人的主宰，人就是国家和社会。即使中华民族文化有“神”的文化即宗教文化的一席之地，人也并没有完全成为“神”的奴仆，人与“神”即宗教大多不过是“和平共处”。

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人”的文化，既是自己的特点，又是自己的优点，它使得中国人民具有瓜瓞绵绵、生生不息的自强能力，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奋斗精神。这大概就是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民族的根本原因。

再次，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是辩证思维的文化。当世界上其他民族开始匍匐在神的脚下乞求神的宽恕时，我们的祖先就已开始探求宇宙的规律、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如果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易经》开了辩证思维的先河，那么老子的《道德经》则达到了远古人类辩证思维的一个高峰。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有短短五千言，但上天入地，中及人事，充满了自然辩证法。

老子的自然辩证法，可以看作是素朴的“道”的辩证法——它探求的是天之道即宇宙规律，地之道即自然规律，人之道即人类社会规律。无论是天之道、地之道，还是人之道，老子的“道”都充满辩证法即规律。老子从天之道、地之道入手，引出人之道，重点在于阐释人之道即人类社会规律。老子的人之道，旨在阐明圣人、君主、统治者、管理者，事天、治人，处事、为人，都要合乎天之道、地之道和人之道。因而无论老子的思想倾向性如何，老子的方法论都是革命性的，他使得中国人很早看问题，就懂得“一分为二”。这是了不起的思想成就，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傲视群雄的重要原因。

又次，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融合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传统文化正是体现了这样的气度。佛教文化是外来文化，可是传入中国后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成为了中国佛教文化。拜火教文化是外来文化，可是传入中国后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后成为了中国明教文化。正是中华传统文化这样强大的融合力，才有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又次，中华传统文化独具自己的风格和气派。拿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来说，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具有韵脚的汉字，中国的汉语言是世界上唯一相通的语言，中国的汉语言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文言文、白话文曾经并行不悖的语言，中国的语法修辞是世界上最一词多义、丰富多彩的语法修辞，中国的诗词和韵文是世界上唯一押韵和能吟唱的文学。

中华文化由于有了这些独具的风格，自然就生出中华文化独具的气派来。读《庄子》自然觉得汪洋恣肆、神龙不见首尾；读《孟子》自然觉得浩然之气充满天地之间；读屈原，仿佛见到诗人的故国神思、去复还来。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敢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最后，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是他固有的民族精神性。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表现。

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精神，自古以来就有大象无形、至柔至刚的浩然精神，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有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精神，有舍生取义、杀身以成仁的舍身精神，有道之所存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毅勇精神，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自强精神，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担当精神，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精神，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的决死精神，有一诺千金、重诺轻利的诚信精神，等等。

这些精神成就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在传承中华民族不老的传说，激励着中国人民谱写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是他的革命性

中华传统文化是革命的文化。他的革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思想传播上是革命的。我国最早的文化典籍《尚书》中，就有“汤武革命”“革故鼎新”的记载。孟子更有“武王伐纣，只见诛暴，未见弑君”的说法。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传播革命思想的传统一直在延续，成为人民反抗暴政、追求平等等革命思想的主要来源。

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是革命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文以载道”，主张“诗歌合为时而歌，文章合为事而著”。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有风花雪月、浅斟低唱，但更多的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身在草野、心忧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种为时代发声、为人民呐喊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人民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革命性。

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形式是革命的。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个时代都发展出了与自己时代需要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形式。春秋战国，诸侯奋起，诸子百家，各逞其辞，形成了散文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大汉一统、天下太平，汉赋渐领风骚；汉末乱离、一分而三，建安风骨、高标于世；唐诗宋词，千古绝唱；元代戏曲、明清小说，敢称各得其时。正是这种文学形式的不断革命，保持了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清新活泼。

（四）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封建性、腐朽性和反动性

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毕竟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主义社会，近代中国又陷入了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的文化，毕竟主要是为奴隶主阶级和他的统治者服务的；对后来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封建文化，最主要的是为地主阶级和他的统治者服务的；近代中国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也就不仅表现为封建的旧文化，而且还受到了帝国主义文化的毒害和侵蚀。

表现为奴隶社会文化、封建社会文化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除了表现出上面相当的人民性、民族精神性和革命性外，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出它的封建性、腐朽性和反动性。这些正是社会主义人民文化所要排斥和否定的，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不能健康发展、实现繁荣。

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民性、民族精神性和革命性，足以让中华传统文化傲娇天下，也足以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主要源流和根本。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也应该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主要源流和根本。但源流就是源流，根本就是根本，绝对不能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泉。

这个结论，其实上述四个方面已经揭示了，因为其一，中华传统文化有主流文化，也有非主流文化；其二，中华传统文化有健康文化，也有非健康文化；其三，中华传统文化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其四，中华传统文化有优秀文化，也有非优秀的文化；其五，中华优秀文化中，有些也因“时过境迁、世事变异”逐渐也变得不优秀了；其六，即使是中华优秀文化，也要“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四、对外来文化必须实行吸其精华去其糟粕

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里的“一切民族”，自然是除了中国以外的一切民族、国家和地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应该和必须有这样“海纳百川，包容天下”的胸怀，吸收天下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外来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西方文化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从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

这里的“西方”是一个政治概念，意指西方先进到资本主义的国家；吸取西方文化，就是对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化，实行“拿来主义”，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为什么要实行“拿来主义”？是因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有他的长处和特点；是因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有“海纳百川、不捐细流”的胸怀，学习和吸收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历史地创造了先进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科学文化，自然科学文化现在还走在世界的前头。

英国“光荣革命”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标志。如果说，英国的“光荣革命”还基本是英国的社会革命，那么，十八世纪从英国发轫的西方“工业革命”，则既是伟大的经济革命，又是伟大的社会革命了。

这个革命，确立起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把“田园牧歌”式的西欧农奴制的生产关系，演变成了“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钱关系，劳动力生产商品，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并由此转化成的资本成为统治劳动力——雇佣工人的异己力量：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陷入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购买雇佣工人的“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则愈来愈富，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这个革命，使得登上社会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工人。”“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第253、254页）

总之，资产阶级对封建农奴制的革命、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是一个需要思想家并且是产生了思想家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理性的光辉并且理性的阳光已经照进了人类心灵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灿烂文化并且是产生了灿烂文化的时代。这些灿烂文化至今还闪耀着某些真理的光辉，体现着一定的人文关怀，成为了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

首先，西方文化曾经为人类提供了先进的哲学思想。新兴的资产阶级、新型的社会制度，需要他们的思想家为之鼓吹和开辟道路。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是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等人。

马克思曾经指出：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培根深入考察了古代以来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尖锐地揭露了经院哲学的神学婢女的性质，认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霍布斯则反对“天赋观念论”，认为认识起源于经验，“如果观念是天赋的，那么，观念应该永远活动，永远出现在人的心中，但是，事实却不是。

”洛克也是如此，他批判了天赋观念说，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形成了法制和分权学说。正是由于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英国才既为世界提供了工业革命，也给世界提供了比以往更为进步的世界观。这个更先进的世界观，主要表现在：反封建、自由贸易、主权至上，特别是个人自由诸方面。尤其是商品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选民”的观念，这既是对人的大解放，也是英国给世界提供的比封建意识更进步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让世界耳目一新，正是这样一个世界观才让世界接受了英国并使英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引领近代文明的国家。

在法国，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发起了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这个思想家群体里有伏尔泰、爱尔维修、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名字。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更加强调理性和人的创造力，竭力批判封建专制和其精神支柱，从而真正确立起了理性主义的“世界观”。

尤其是具有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的卢梭。可以说，卢梭建构起了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社会、再到新的自然状态的社会历史序列，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基础，同时又是历史的进步，“进步同时就是退步”，“进步以同自己本身想对抗的形式而出现，向自己的对立面过渡，使最初的统一内在地分裂为与它对立的各个因素。

”这看起来已经与“唯物史观”的历史非常接近。正因为法国思想家们的思考和鼓吹，法国革命的旗帜上从此就写上了“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这面旗帜也从此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统”。

尔后的德国，更是诞生了康德、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等哲学大师。在康德那里，“理性”是核心的哲学范畴，它所针对的就是“战争”这一人类最“不理性的行为”；所谓“理性的批判”，就是人类寻求合理的、和平的交往方式，批判和排除“战争”这一非理性的行为；而要实现“理性”，人类就必须进入法律状态；人类只有进入法律状态，才能达到和平和秩序的自觉，才能实现人的“先验综合判断力”，因而康德哲学的实质是“世界永久和平论。

”而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理论体系，“这种近代的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以至“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美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第63页）

从而黑格尔这个思想理论体系，不仅为德国的统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体系的直接思想来源。马克思之后，西方哲学家，例如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罗素等人都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而人类文化史不能不写上他们的名字。

其次，西方文化曾经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它的思想家为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做出“科学”的阐述和说明，于是法国的重农学派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便应运而生。他们把抽象的人性论运用到现实经济运动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规律。

例如，亚当.斯密就从抽象的“经济人”出发，把启蒙运动中的“自然秩序”思想和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结合起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得出资本主义符合人的利己心的结论。这固然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但不能不说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经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某些秘密。

例如，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大卫.李嘉图的剩余价值论，就成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至于他们之后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理论，例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等虽然总体上在为资本主义辩护，但同样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产物，具有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现实合理性。

再次，西方文化曾经为人类社会勾画了动人心魄的理想前景。

西方资本主义下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人类社会勾画了一幅幅令人心动不已的光辉前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先驱英国人摩尔的《乌托邦》里，就对英国和欧洲当时现实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批判的前提下描绘出了一个未来乌托邦的理想社会。

在另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先驱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则向人们展示了光明、温暖的未来，为早期无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敲响了振奋人心、激荡社会的钟声。

至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更是我们早就熟悉的历史人物。法国人圣西门了解法国的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斗争；他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表明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呈现出一个连续的、上升的、进步的过程，因而人们能够研究和认识社会规律。

作为圣西门的同胞，傅立叶更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掌握了历史的辩证法，他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上升和下降的时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的“千年王国”；他谴责了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困问题，揭露了他的无政府状态和寄生性，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和谐制度”所代替；而对于未来的“和谐制度”，他更作了“比较宏伟的想象”和“合理的观测”。被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的英国人欧文，与其说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者。

欧文创立的带有“共产主义小区特征”的“实验小区”曾经获得过巨大的成功，但是，最终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陷入了失败。尽管如此，欧文的伟大实验，昭示了另一种美好、“和谐的制度”是可能的。

最后，西方文化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文学艺术曾经走过一段很长时期的上升道路。可以说，在那个需要文化大师的时代确实应运而生了一拨又一拨的文化大师。

意大利人但丁，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其长诗《神曲》，开了鞭笞天主教会的先河，他通过对“地狱”、“炼狱”和“天堂”三界的描写，揭示了人类通过“炼狱之火”的炙烤一定会获得新生，进入天堂。

达.芬奇则把艺术精神和科学探索有机结合，创造了众多生动完美的人物艺术形象，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

英国人莎士比亚，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文学巨匠，一生创作了三十多部和许多诗篇。这些作品深刻地批判了封建道德和陈规陋习，弘扬了人文精神和充满了人文关怀。

在他们之后，西方文学艺术界的明星灿若星辰。弥尔顿、迪福、布莱克、雪莱、哈代、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歌德、莫扎特、普希金、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果戈里、斯托夫人、马克.吐温、玛格丽特.米切尔、海明威、杰克.伦敦、川德康城等都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人类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应该也必须从它们之中吸取营养，以使社会主义文化变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但是，西方文化，总体上已经落后，有些甚至已经腐朽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方哲学已经陷入了衰落和危机。尽管西方哲学看起了还是流派纷呈、很有生机，但其实早就没有多少生命力和创造力了。

对此，学者赵敦华有过比较准确的评价，他认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历着希腊自然哲学、罗马伦理化危机和经院哲学之后的第四次哲学危机。现代的哲学出版物的数量以及号称‘哲学家’的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然而，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本世纪西方哲学并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派别。一个个哲学流派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斑驳陆离的学说透露出内容的贫乏和重复，新颖时髦的语言掩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至罗蒂借用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描述哲学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赵敦华：《20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与出路》）

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文化在走向末路。法国革命的旗帜上标榜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四个“普世价值”。可是，资产阶级在它取得阶级的统治权以来，从来没有“博爱”过；“人人生而平等”，而不过归结为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且说到底是商品——金钱面前的平等。这样的事实，自然不能再忽悠雇佣劳动者的亲身“感受”，因而“平等”和“博爱”，就在它们的旗帜上被抹掉了，好像西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普世价值。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向全世界推销它们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文化。

曾几何时，西方的“民主、自由”携资本的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死死抓住中国人的神经、搅得中国大地周天寒彻。这一页就要翻过去了。

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在其国家内部纯粹是资本民主和资本自由，在外部纯粹是侵略和欺压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幌子。

美国议会和政府专为华尔街办事已是公开的秘密。日本《金融财政商贸》2017年3月27日一期援引学者依藤贯的话说：“美国政治是被华尔街的金融家所操纵的。”克林顿政府在鲁宾、萨默斯等人的领导下，“对华尔街金融家的要求照单全收”。议会内外充斥着代理人，金权操纵、党派恶斗、否决政治、迁就眼前，已成了这种民主的代名词。

难怪“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7年3月18日的一次访谈中说：“我的确认为，美国政治体系出现了故障，两极分化、瘫痪、由特殊利益主导。” 最糟糕的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把这样的民主“普世化”，或动刀动枪，或颜色革命，闹得所在国战火纷飞，难民如潮，天怒人怨。现在，在西方精英吵吵嚷嚷“推广民主”几十年后，世界上大多数人已经看清了西方民主的成色。

至于“自由”，在西方有过十多年生活经验的李东宏先生对此有过深刻的揭示，他说：“在缺乏劳动就业保障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极少数幸运者以外，劳动者终生无法从生存于匮乏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安居乐业永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与神话。

所以，几乎所有西方人的一生都是为了争取经济自由与生存保障（即找到工作与保住工作）而殊死搏斗的一生。”（李东宏：《无法承受的西方自由之重》）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被吹得灿若桃花、美若天仙的西方“民主、自由”的实质内容是如此的不堪，不能不说，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文化已经是像毛泽东当年指出的那样：“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第686页）

西方经济学文化早就演化成庸俗的国际金融资本“官房学”。

马克思早就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之后的西方经济学通过约翰.穆勒完成了从古典到庸俗的转变：“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hui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第213页）

可是，这些庸俗的经济学却偏偏被包装城“科学”，使西方经济学成为体系庞大、学派众多的“科学家族”，他们认为，经济世界是理性的。其“自然秩序”是，经济社会的一切均处于严格的逻辑秩序之中，而且按照精确的数学规律合乎逻辑和理性地运动，其运动的轨迹是有序的、稳定的和确定的。

同样，这个世界里的活动主体也是理性的，他们严格按照“理性原则”进行选择和行动，他们总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而行动，而且能够以最合乎目的的方式行动。但是，被研究的东西不过是西方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是虚拟世界里的虚拟人的虚拟的“理性成为”而不是真实世界里的人类行为。也许是看到确定的轨道的经济理论的荒谬，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出了实证的理性主义经济学。

在实证的理性主义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欲成为科学，必须尽可能驱逐诸如价值判断之类的不确定因素，必须放弃归纳推理，运用逻辑严密、能够提供必然性知识的演绎推理，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这样，也就拥有了“不可抗拒的真理”。但是，这样一来，“科学就被看作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也即实证的理性主义经济学成了“科学神”。

也许是看到确定的轨道的经济学理论、实证经济学的荒谬，西方经济学家族里又发展出了证实的理性主义经济学。在证实的理性主义经济学家看来，“预言就是一切，假设无足轻重”，于是他们放心大胆地运用各种假设，建立起一个个貌似科学的理论模型，并且他们确信这些貌似科学的理论模型就是科学的经济学。

然而，这种证实的理性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它假设一开始就产生了“科学的”结论，因为它们不过是由经验所证实的循环理论。更要命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铁的事实，宣告了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本质上不过是为国际金融资本服务的理论，按照他们的理论照方抓药，吃下去不仅肚子痛，更可能是要出人命的，从而“至少在这个领域内，最保险的是根本没有科学。”这个号称“科学”的西方经济学文化，由于“根本没有科学”，自然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西方文学艺术总体上在走向没落。西方文学艺术曾经是那样的群星璀璨、生机勃勃，可是，当代西方文学艺术看起来还是“星光灿烂”、繁花似锦，但内囊早就上来了。

西方的小说，几乎没有了震撼人心的鸿篇巨制；西方的诗歌，再也难出莎士比亚、雪莱；西方的绘画艺术竟然沦落到将抽水马桶作为最美的行为艺术；西方的电影电视明星们虽然仍然年年在这节那节的红地毯上走过，但他们已没有了当年简.方达、伊丽莎白.泰勒、史泰龙、凯瑟琳.赫本等明星的大红大紫、光芒耀眼。整个西方弥漫着一种颓废的、萎靡的文学艺术气氛。

西方的文学艺术已经走在衰败、没落的路上。这些事实表明，西方当代文学艺术的方向决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必须引以为戒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新道路。

总之，马克思之前西方创造的哲学文化和社会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已经融进了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血脉。而马克思之后西方思想家创造的优秀文化也产生于那个时代，或多或少解决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值得人们“刮垢磨光，张皇幽眇”，吸取其中合理性的因素，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

（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从其他民族中吸收营养

这里的“其他民族”，自然是除了中国和西方以外的一切民族、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应该和必须有“海纳百川，包容天下”的胸怀，吸收这些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首先，世界文明发源地创造的古代文明是世界文化的源头。

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除中国外，其他文明古国，也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些文化也都成为了世界文化的源头。

其中的古印度，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绘画艺术方面，他们创作了精美的绘画和雕塑；在文学方面，他们创作了不朽的史诗《摩诃婆国多》和《罗摩衍那》；在哲学方面，创立了“因明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了16世纪到21世纪世界通用的计数法，创造了包括“0”在内的10个数字符号。

继古巴比伦文明而起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犹太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也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都是世界文化的重要遗产。

其次，现存和原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苏联创造了高度的社会主义文化。

俄国和苏联在长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理论上创立了列宁主义，这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和苏联取得的文学成就，不仅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而且使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了人类文学的一个高峰。

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毁灭》，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戈洛夫科的《布里扬》，乔尔内的《土地》，伊勃拉吉莫夫的《深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和《好！》等文学作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一、两代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然还得从中营养，甚至还要发扬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精神，以提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精气神。

最后，被压迫民族的文化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文化，他们争得民族独立后又发展了自身特色和风格的民族文化。例如，亚非拉那些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贡献的英雄们，如阿卜杜勒.纳赛尔、帕特里斯.卢蒙巴、纳尔逊.曼德拉、艾哈迈德.苏加诺、英甘地、尼赫鲁、圣马丁和玻利瓦尔等人，既是创造了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又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学，因为他们的演讲，既是鼓舞人心的战斗檄文，又是文采飞扬的美文。

而现代拉美文学、非洲文学、阿拉伯文学、印度文学、东南亚文学，自然在现代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印度文豪泰戈尔为印度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拉丁美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无疑是具有国际声望的作家。这些无疑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重视和学习的。

五、改革开放时期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指的是改革开放开始至改革开放新时期之间这段时期。“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在理论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产生和形成，又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

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基本坚持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特别是在苏东改旗易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国际大环境条件下，“中国拯救了社会主义”，从而拯救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显得难能可贵；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发展，不仅促使马克思主义逐步深入人心，而且促使全世界“社会主义有点潮”，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值得骄傲的成就。

在价值观方面，党和国家在大力推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后来又提出了“八荣八耻”的价值观念，现在又形成了富强、民主等“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提出和坚持，对于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文明程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还在贯彻和执行，基本还在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烂漫主义的文艺创作导向，建立了一支为时代而歌、为人民而唱的文艺家队伍，形成了一批反映时代心声、人民心愿的作品。王树增的《长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肖灵的《浴血大别山》等小说读来令人遐思、血脉贲张；彭丽媛、郁钧剑、阎维文等人的歌唱叫人向往军营、热爱祖国；《亮剑》、《长征》、《换了人间》等电影电视剧让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业艰难、百折不饶，等等。这些作品赓续革命文艺，在改革开放时期谱写出了新的华章；这些作品弘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给人民以启迪教育、情爱欢乐，是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精华。

在文化教育方面，全国基本普及中等教育，基本实现了大学教育大众化。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的全民化、大众化，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也提升了全社会的一些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事业和产业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公共文化体系在逐步完善，文化惠民工程在大力推进，社会文化企业似雨后春笋。电影电视电信，早就是“老三件”，微信、微博、博客，也已是百姓寻常事。这些事实表明，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大踏步地赶上世界时代的步伐，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上迈进。

六、改革开放时期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

成绩和问题，从来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我们在看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更应该看到我国文化领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些更是颠覆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在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被严重弱化。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一些人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过时了，可又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教科书”；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他们又不全面系统阐明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是空想”。

二是一些人公开宣称中国要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革。例如，前党总书记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就自供：“过去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政治，倒是西方的社会民主制度显示了他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制度”。“所以，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

三是一些人公开宣扬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们认为历史终结了，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市场、民主和自由，从此，市场、民主和自由的“理性之光”将照彻环球，引导人类走向终极。

四是一些人虚无社会主义的历史。例如，于幼军就像个历史判官对现实社会主义作了这样的判决：“可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在后人的实践中被片面理解和扭曲走样了。苏联在推行集体农庄时把农民剥夺得一干二净；中国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再把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等个人拥有的生活资料及必要的生产工具等，都作为消灭私有制的对象，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而且，屡屡拔苗助长、急于求成，用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强行消灭私有制，试图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这些所谓的消灭私有制的举措，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消灭私有制的初衷和本意大相径庭，......实践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如果离开了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离开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去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公有制，那么，无论口号多么响亮，政策措施多么‘革命’，都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了。”（于幼军、黎元江《社会主义五百年》 第一卷 第236-237页）

奇怪的是，就是这样明显诋毁马克思主义、掘墓社会主义的观点，却一度成为“主流”和流行的观点——就在于幼军、黎元江那本打着科学社会主义旗号、竭力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大作”《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封面，印着的都是体制内的学术大腕们满满的溢美之词！足见国人的价值观混蛋到何等地步，也足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岌岌可危！

在价值观方面，社会主义价值观被严重模糊化。价值观，是人生的总开关，也是社会道德的前提和基础，因而社会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提出了富强、民主等“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字面上看，没有什么不科学的地方。但是，如果对这些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词语不作严格的实际内容的界定，或者界定了却不能按照界定的内容实行，那么，每一个词语都会是一个矛盾体，每一个词语都会有他的反面内容相拮抗：富强：富强是我们孜孜以求并且一以贯之地做着的，但是，欧美不是早就实现了吗？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原则并且是一直以来“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但是，欧美讲民主不是比我们讲得还好吗？并且在相当多的国人看来，讲的民主不就是美式民主而中国倒成了专制独裁了么？等等。

正因为如此，没有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很难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动力和共同的价值的。

回看我们的社会，爱国者成了“爱国贼”，“狼牙山五壮士”成了小偷，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雷锋叔叔是“摆拍”出来的，王伟撞美机没有人祭奠、王宝强离婚国人却到处八卦，老人倒地扶起来本来天经地义、现在扶不扶却成了天大的问题，足见当前国人的价值观扭曲到了何等的程度，也足见国人的道德水准倒退到了何等的地步！

在文化教育方面，党的教育方针被严重边缘化。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问题。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党的教育方针中关于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都几乎不提了，其结果，小学开展的是素质教育，所谓素质，无非是一身多技，至于有没有健全的人格却鲜有问津；中学开展的是“科举”应试教育，人生的成功就在于跑赢自己的同学；大学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自以为能上升到“象牙之塔”的部分学生能够“三更灯火五更鸡”，多数沦为普通劳动者的学生就只是“六十分万岁”了，并且，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大学的普及，相当一部分学生尚未“经济”就成为了“经济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凡此种种，长期一段时间，我们的教育不像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倒是有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掘墓人之嫌疑。

在政治思想方面，党的政治工作被严重孤立化。政治思想工作，历来是我们党的优势，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就是靠做政治思想工作起家的。可是，现在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被严重削弱了。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外来的基督教，据说在中国已发展到一亿以上的教众。其他的宗教徒还不知还有凡几。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宗教教义，都有“排他性”。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已被严重孤立和削弱了。

在文艺创作方面，党的“二为”方针被严重虚化。长期以来，一些人打着“文学是人学”的口号，结果将社会主义文艺变成了文艺家的“个人学”，甚至变成了“人的下半身学”。凡此种种，必然使文学艺术失道、失德。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背离了“二为”方针、现实主义和烂漫主义的创作原则，主流文艺作品竟被逼成了“伊壁鸠鲁的神”，银屏上、荧屏上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或者是老板、豪绅，痞子、土匪，小资、淑女，脸谱化、雷同化现象日趋严重。抗美剧成了禁忌，抗日剧成了“神剧”，关系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途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角逐和决战，成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权谋之争，蒋介石成了民族英雄、现代完人。社会主义文艺虽然在顽强地成长和抗争，但相当一部分文艺作品成了文艺人孤芳自赏的文艺，人民大众逐渐淡出了文艺作品。

七、改革开放时期文化问题产生的原因

水有源，树有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自有它产生的诸多原因的。

改革开放以来严重的文化问题，是因某些人直接否定毛泽东的文化理论而产生的。

毛主席在领导长期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文化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整套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这个文化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完全中国化的。毛主席的这套文化理论，择其要者，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毛主席的文化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毛主席认为，要争得无产阶级发文化领导权，就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保证中国新文化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就必须确立一条正确的文化路线，以指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以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创造崭新的文化，以重塑国民灵魂、再造民族意志，让全国人民看到希望、激发全国人民的斗志；就必须让人民群众自觉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以使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化权利。

第二，毛主席的文化理论是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自然，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来发展到了社会主义文化，但这两个文化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关于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认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关于科学性，毛主席认为，这个文化是批判地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文化，“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个文化是反对反动文化的文化，“它是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文化，“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这个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它“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关于大众性，毛主席认为， 这个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第三，毛主席的文化理论是关于人民的文学艺术理论。毛主席的文艺理论是坚持“两化两改造”的方针的。

首先，他要求知识分子要进行改造和实行知识分子工农化。这是因为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这对矛盾中，知识分子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导地位，因为他们垄断了文化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提倡知识分子工农化，不是要将知识分子的地位降低到工农的地位，也不是要将知识分子的知识水平降低到工农兵的水平，而是要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其次，毛主席从来注重对工农的改造和“工农分子知识化”。这是因为在人民大众这一方面同样还有一个学习和改造的任务，而且是一个更加繁重和艰巨的任务。虽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主力军，但他们并非天然地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他们不可避免地遗留旧社会的脐带、残留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意识；又由于他们基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必然地比较无知和愚昧，因此，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的文艺批评理论是坚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个标准的。毛泽东认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文艺为什么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毛主席的文艺理论是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理论。这是毛主席文艺理论最大的特点，也是毛主席文艺理论的最大的优点。

毛主席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又强调艺术标准，他认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869页）毛主席的文艺理论又是坚持“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则的。

毛主席认为，人民生活的原料应当也必须提高到文学艺术的高度，否则，人民生活的“艺术”必然也只能是生活的艺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 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第860-861页）

毛主席的文艺理论更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的。这是毛主席特别强调的问题。他要求文艺工作者不负时代召唤、无愧人民希望，推出大量的文艺精品，筑就社会主义的文艺高峰；而不是写“人性”、“人心之爱”、“暴露黑暗”，等等。

显然，毛主席的文化理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文化理论。可是，这样一个科学的文化理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不是被冷落、搁置，就是被诋毁、污蔑。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里，文化领域能不出严重问题吗？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的严重问题，是在那些“灰色”理论的侵蚀下产生的。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创立科学的理论。改革开放时代，我们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更创立了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创立过一些神马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比如说，以下的一些所谓理论。

“一切向钱看”理论。“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一切向钱看”，国家就富强，人民就富裕了？资产阶级还直接利用资本参与财富的创造呢，你能比资产阶级还能“向钱看”？

“生产资料创造价值”理论。“生产资料直接创造价值”？——工人们真是不幸：工人们牺牲了自己的劳动、幸福和安宁，可是却被自己的劳动成果即生产的生产资料夺去劳动价值！这样看来，资本家确实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因而世界上最伟大的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了！

“文学即人学”理论。这是老掉牙的理论了，但说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新”理论了。不错，文学就是写“人”的，但写什么“人”，却是根本问题。他们心中的“人”，就是有产者：不比房子大，而是比房子占有的风景有多大；不必小车多和好，而是比小车司机多和好；不比女人多，而是比谁占有的明星女人多。他们心中的“人”，就是与类人猿相似的人：性的冲动、性的意象、性的演绎、性的饥渴、性的满足。唯独没有了文明人、劳动的人、无产阶级的人。

“文艺意象”理论。不错，文艺是有意象的，没有意象，就不是文艺。可是，他们的“意象”却是“癔症”——胡编乱造：裤裆里能藏手榴弹，八路军一枪能消灭好几个鬼子，残酷的战争，变成了一场场好玩的游戏；不惟如此，在影视剧中，民国竟是那么的美妙：花团锦簇、灯红酒绿、民丰物阜、繁荣和谐，直叫人感慨：毛泽东和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错到底，中国革命错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错了。

这些神马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你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可它却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你说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可它却又特别时髦和流行，这些理论只能说是“灰色”理论吧。这些“灰色”理论不仅时髦和流行，而且还俨然成了某些具体的成文不成文的文化政策。在这些“灰色”理论指导下，能不造成文化领域的混乱吗？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里的严重问题，是在“分利联盟”利益集团的“黑色”理论的进攻下产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分利联盟”利益集团。这个“分利联盟”利益集团，不仅需要经济上的领导权，而且也需要文化上的领导权。为此，他们与国际垄断资本合谋，或拾人牙慧、或鼓吹异端，占领了我国不少的舆论阵地、意识形态和文化阵地。

他们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说”。是的，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人类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问题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解和要求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由、民主、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价值，而是专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他们一方面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一方面把中国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制度和体制，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们鼓吹“宪政民主说”。“宪政民主”是继“普世价值”思潮之后又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他们主张的“宪政民主”就是西方那一套制度模式。他们攻击中国“有宪法，无宪政”、“共产党一党执政不具合法性”、“党大于法”。这分明是要否定、反对我国的现行宪法，是要压中国进行他们所期望的“政治改革”，根本目的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他们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党史国史，把党史国史描绘成一部罪恶史、权斗史、阴谋史，否定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贬损革命前辈，诋毁党的领袖，甚至不惜编造事实，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搞历史虚无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搞乱人们的历史认知，进而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否定宪法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发展成果。

他们鼓吹“新自由主义思潮”。他们集中攻击国有企业，把国企说得一无是处，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极力主张国企私有化、国有资产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思潮，事实上在中国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他们还不满足，不将国企赶尽杀绝，绝不满足。

他们鼓吹“改制”。他们明面上鼓吹改革，认为改革就是好，就是好。但是他们主张的改革，却是地地道道的改制——改革不照西方模式和标准改，就是“不真改”、“不到位”、“不彻底”。

他们鼓吹“民国美好论”。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社会。可是在他们笔下的民国却是美若天仙、灿若桃花：整个社会是民主、自由；知识分子秉持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师辈出、人才涌现；黄金十年、发展良好，要不是共产党捣乱，中国早就现代化了，甚至比美国还美国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异端邪说，在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却已经取得了相当一部分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反体制是英雄，是公知，是自由、民主、人权的践行者；为政府说话，是奴隶、是帮凶，是自由、民主、人权的践踏者，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氛围，能不产生严重的文化问题吗？

八、建设高度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文化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也需要有高度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文化，也只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繁荣，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才能引领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必然要求写出新的哲学名篇。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哲学名篇；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又写出了《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在新的时代，必然要求新时代的思想家写出这个时代新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哲学需要。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必然要求创立立在历史潮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总纲。

但是，光有总纲还不够，还必须有反映时代要求，揭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的科学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文化理论。这些理论的基础已经打好，重要的是需要构建这个理论的大厦了。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必然要求充分涌流出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要求的文学艺术作品。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

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恢复和弘扬文艺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身入”、“心入”、“情入”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写出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反映人民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涌现出新时代的鲁迅、郭沫若、矛盾、老舍、柳青、路遥，写出和谱出新时代的《阿Q正传》《屈原》《春蚕》《创业史》《平凡的世界》。时代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应该也必然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横空出世、充分涌流。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必然要求确保文化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领导者手里。领导权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要想使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就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人真学、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必须牢牢地树立各级党的领导人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就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加强对各级党的领导人的党内监督与人民民主监督；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清除各级文化组织中鲁炜那样的“两面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必然要求确保党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针得到切实贯彻执行。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确立了一条清晰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针，这就是：

在意识形态领域，党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价值观上，全社会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道德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做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在文学艺术方面，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在文化教育方面，坚持使广大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美术各个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觉悟有文化有知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

在文化事业和产业方面，“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针已经明确，关键就是如何落实。这就必然要求各个地方的党委和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认真领会和执行党的文化工作方针，结合各地实际，将文化这一“软任务”变成“硬任务”，认真地加以执行和落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的文化方针的落实，党也才能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必然要求确保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干部和党员的共同信仰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更不是僵化的宗教教义，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揭示，是指导人类前进的思想灯塔，是洒向人间的真理。它体现着一系列的统一，例如，体现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与未来的统一、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与文化的统一、经济与文化的统一、人的发展与物的生产的统一、存在与意识的统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等等。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真理性，必然要求党的干部和党员“姓马”“信马”“学马”“懂马”“用马”，而绝不能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社会主义信资本主义！因此，只有确保党的干部和党员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才能使党的干部和党员思想无迷雾、工作有方向、行动有力量，也才能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也才能通过党风的根本好转带动民风的根本好转，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根本落实，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准得到普遍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普遍加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风民风的根本好转，党也才能掌握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必然要求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更在于创新和创造。毛泽东曾经说过：非驴非马，也可以是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则明确提出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只有创造、创新，才能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要充分吸收和利用中华五千年的优秀文化，要充分吸收和利用外来优秀文化，要充分发掘中国革命这一精神文化富矿，要充分开掘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时期可歌可泣的文化原料，要充分表现出改革开放时期的艰难辉煌。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文化才有生命力，党也才能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必然要求确保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全社会的根本追求，也是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推动文化体制的改革，必须完善公共文化体系，必须推动文化惠民工程，必须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必须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党也才能从根本上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中国已经走进了新时代，张开我们的双臂，拥抱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文化的壮丽日出吧！只有拥抱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文化的壮丽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