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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中国不应照搬美国模式 |
来源:人大重阳 关键字: 中国,美国,可持续发展,中等收入陷阱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70年里,中国至少创造了三个世界奇迹:和平发展的奇迹,自主繁荣的奇迹,高速增长的奇迹。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纵览世界大势,未来中国将走向何处?未来的世界将有何变化?3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论坛中,“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杰弗里·萨克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能邀请我来到这里发言。星期日早上这么多人来参加今天这样的对话,也展示出中国为什么逐渐成为世界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我们能够谈的话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我们的过往、现在和未来;同时,我也提一些我们的看法。 我相信,在发展过程当中积累的经验,对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可以成为探讨的主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在历史发展进程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独特的挑战,这个挑战对于这个国家和世界来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会特别愿意探讨在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挑战,这都是要求中国能够解决的挑战,尤其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这个话题至关重要,对于全球来说都是个关键性的话题,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定义一些基本的经济战略层面的话题。 可持续发展背后的意义是这样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达到经济的增长,社会公正以及在环境承载之内,这三个元素是最大的挑战,是所有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以及其他的国家都逃脱不了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平衡。考虑到中国在现在发展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美国在发展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中美两个国家其实遇到的问题有很多相似性。 中国在过去40年当中取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巨大的经济成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并且就经济规模来说,如果说我们衡量的是按照国际价格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五年之前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 但是和美国一样,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国家也面对着两大重要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收入不平衡,这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逐渐出现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收入的不平衡也越来越突出。有一些数据,比如基尼指数就反映出了一点,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社会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如何保证经济的发展是公平的,是能够惠及全国所有人的,这是有待应对的挑战。 第二大挑战是和环境相关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环境作为代价的,可以说在中国国内造成了高昂的环境成本,并在国际上也影响到了环境,因为中国的污染影响到的不只是中国本身,而是全世界。所以我想指出的是,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 在美国,情况也非常类似。美国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无论按什么标准来说,富足程度都比较高,而且就人均收入水平来说,可能比中国高出3倍,特别是按照一般价格水平来看。所以,美国是个非常富足的国家,但不平等现象也尤其突出,有些人可以说富可敌国,但还有一些人是极度贫穷的。这些人甚至都觉得没有办法有尊严地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自己的基本健康。 在美国,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惊人,并且有整整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都饱受疾病之苦,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有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平均寿命都比较短,就是因为他们生活极度贫穷。而与此同时,美国又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造成了很多环境方面的破坏,特别是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也是一样。 所以,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有很多相似之处。即便中国经济增长是快速的,惊人的,但人均收入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当然,中国现在在技术上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非常重视研发,有大量的创新活动蓬勃发展,并且也给世界创造了巨大的价值,造福了世界,造福了中国。 尽管如此,中国依然面临着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基本问题,因为中国希望实现的是和谐发展,希望能够减少社会的不平衡,希望能够进一步增加环境的可持续性,而美国也是完全一样的。美国收入水平较高,但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而且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双方可以互学互鉴。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可以明显借鉴的模式。我们必须要找到新的发展模式,找到新的发展理念,没有办法照搬某一个国家的经验,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方案可以套用。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应该照搬美国的模式,至少现在是不行的,因为美国自己都要做出极大的调整才行,中国肯定不希望照搬了这个模式之后也照搬美国的所有问题对吧?所以,现在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适合可持续发展?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同于是否依靠市场经济,也不同于是否使用休克主义或渐进主义的疗法。当然,这几个问题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针对于某些特定的问题,比方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如何应对政治危机等等,这些方法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新的解决方案,要找到一些新的方法性的模式。 简而言之,当我在思考现在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时,我们认为需要中国和美国都进行创新发明,要找到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过去一直在使用的建制模式。其他国家也是要迎头赶上的。或者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这种模式历史书上没有,教科书上没有,需要我们另辟蹊径。 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有哪几大特点呢? 首先,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市场经济作为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说我们需要一种混合制的经济模式,有市场也有政府。这也意味着我们所需要的更加复杂,不像公众讨论得这么简单,因为有时候公众的讨论是需要私有化,需要更多市场的力量。有些人可能更加支持政府发挥作用。实际上我们两者都需要,私营行业和政府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现在已经是这样一种模式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有了一定的既有优势,但也是需要做出一些重大调整才能够让政府和市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很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面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例子,就是能源结构的转型,这可能也是最重要,最迫切的结构转型方面的调整,也是所有国家都面对的重大挑战。中国现在所有的能源结构都是以煤作为主导的,但这种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所以,中国必须要实现能源体制的重大转型,而且速度要快,步幅要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环境的健康和安全,真正地应对气候变化。 对煤炭以及其他化石燃料,包括天然气和石油的大量使用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并且也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所以,中国现在正面对着两大环境危机,一是现在的气候变化;二是在中国国内非常严重的空气、水体、海洋、土壤的环境污染。 为了应对双重环境的挑战和气候变化,要迈出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能源转型,减少煤、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使用,更多地使用新能源,包括水利、核能、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一次能源。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点。目前中国能源结构当中依然80%是燃煤,基本每天都会有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每一天我们都继续面对着气候变化的挑战。 在美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我们对化石燃料依赖比较多,除了煤炭还有天然气和原油,我们的空气的污染没有中国这么严重,但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比中国要多1倍。所以,我们两国的经济都需要重大的结构调整,实现真正的能源转型。 怎样才能够实现呢?通过市场的力量还是政府的监管,还是说要两者兼具?在我看来,一定要政府和企业都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一定要搭台,比如规划阶段就要为能源转型设立框架。与此同时,私营行业的企业也一定要以创新的方式提供低成本的太阳能、风能等可持续能源作为基础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公有部门和私营部门要各司其职。 我们面对的另外一个现实是,需要进行长期的规划才行。其实中国的规划一直都是非常有效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但以五年为周期的规划制定还是太短期了,因为整个能源转型可能涉及到的是未来20-30年的长久大计。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整个机制层面需要考虑的,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框架才能够真正地带来结构性的调整和转型。 在美国,并没有非常完善的全国层面的规划程序。在华盛顿,美国的联邦政府并没有像中国发改委这样的规划部门。如果说华盛顿在做什么规划的话,肯定会有人提出质疑,会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但我们需要调整美国人民的心态,告诉他们,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是需要具有前瞻性规划的。而美国的一个劣势、弱点就是,他们都有点理想主义,认为政府就不应该做任何的规划。实际上没有这种规划的话,我们不可能为结构转型做好准备的。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在各州层面(不是联邦层面),有很多规划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事实就是美国是有规划的,但只是在各州层面,并没有在联邦和全国层面上。所以未来美国肯定要以各州为基础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制问题是没有办法在全国层面来解决。我们在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过程中,已经必须要实现六大转型,我们的社会才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一点,就是实现能源的转型。第二个需要实现的转型是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型,我们要更好地保护水体、土地、土壤、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大部分国家并没有持续的土地使用战略,至少现在没有。中国正在制定这样的战略,但在过去40多年当中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污染,导致大部分的河流、海岸、土壤都受到了污染,污染程度在世界方面都是比较高的,这对转型是个重大的挑战,中美两国都是这样的。 第三个转型当中的挑战是高质量的教育,同时要达到更高素质的教育,我觉得中国在这个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因为中国有非常坚实的教育体系和系统,有知名的大学,非常棒的研究员,还有更多在教育方面的努力。所以,中国在全球教育当中是发展最快的,已经达到全球高质量的发展水平,可以和美国并肩。这是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因为高质量的教育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可以在未来提供一些技术上的解决方案。 创新机构和研发机构这个话题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有市场介导,另一方面有政府驱动。一个创新的生态系统是由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介导的生态系统,我相信中国是可以形成这一套创新生态系统的,既强大又非常活跃。 第四个转型是关于中国医疗卫生和全民健康方面。 良好的全国医疗卫生条件很有必要,尤其对于老龄化社会,像我这样的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医疗卫生支持和服务。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医疗卫生生命周期服务,覆盖所有年龄层的人。中国现在正在应对这个问题,就和美国一样,这个问题是很难的。中国有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卫生部委,有二十多个相关的卫生机构。有一些卫生部门的领导告诉我不可能,太复杂、太庞大了,无法进行医疗卫生的彻底改革。 我们要考虑到医疗卫生服务的提升是个挑战,这其中还包括高质量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不够健康,在城市生活的推动之下,走路不够,运动不够,同时我们的饮食结构也愈发不健康。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有大量的肥胖人口,这也是个提醒,美国成年人40%都在肥胖线以上。 中国人民可能会说“哦,天呐,我不想像美国人那么胖”,所以中国的人民一定要小心,不要吃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也要少喝,因为这些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产品,会导致糟糕的全球肥胖疾病。你们应该吃得健康,而不是吃美国餐,这点是我想给大家提供的重要信息。因为很多中国孩子都有发胖的趋势,这是很不健康的,对发展也不好。 这种发胖的趋势来得很快,最主要的是缺少运动,同时缺少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以前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大概38年前的1981年,那时候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骑自行车,没人开车,1981年的中国只有几辆卡车,也没有所谓的私人轿车,每个人都骑自行车上班,那时候的中国人看上去非常瘦长,当然吃得也不太好。现在时代变了,自行车还是有,但不像以前那么多人骑了,现在中国人也开始吃美国餐,所以这个势头不是很好。 第五个转型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中国基本上城市化了,40年前大部分都是农村地区,但现在中国有60%的城市化率,在这个世纪中期很快能达到80%、90%的城市化率,这样就有很多的就业机会,大量的人要进入到城市当中。 问题是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城市呢?有一点毫无疑问,有150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市,这么大的城市需要更多人性化的设计,让城市变得更加健康和宜居。这个城市是否有清洁的水源和空气、令人愉悦的公园或者有一定的愉悦感?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没有达到。很多中国的城市开发都是在过去40年当中迅速完成的,没有非常绿色的发展,城市中也没有很多公园。在北京散步是很难的,有一些城市在路上安静地走几分钟都是有问题的。 在曼哈顿居住的我们是太幸运的一群人了,曼哈顿是非常不错的适合散步的城市,因为280年前的1811年,有一群城市设计师很好地设计了曼哈顿大街。他们提出了一个计划,比如东南向是电网,他们联系得非常密切,而且让整个曼哈顿大街适合散步,是一个网格的设计。 200年以后实现了他们所说的城市发展趋势,所以现在曼哈顿很适合散步,在280年之后,曼哈顿的北部成为现在这个城市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中央公园,这个公园是受保护的区域。纽约人想要赚钱,想要开发房地产,但这个公园150年没有人动过。我就住在公园的边上,基本每天都要到公园里散步,在几个街区的距离就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 在城市中心有一个令人安静下来的公园,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心健康,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也需要这样的公园。我认为城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由市场介导的活动,必须由人来完成,因为曼哈顿这个城市就是由人所规划的网格设计。我住在一个都是大楼的城市当中,曼哈顿有很多大楼,但也需要人本的精神,每个人都需要在城市当中生活,需要一个有趣的生活空间。 第六个转型,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名,可能中国已经是世界领先了,就是数字化社会的形成。 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使用互联网最普及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也在告诉别的国家如何有效使用互联网,如何用微信、如何通过手机来付款,一切都在电子化,这些都是由中国所引领的。在中国的引领下,这种模式也在向世界扩散。我们开发的数字系统要有利于人民,同时还能够保护人民的隐私、提供更好的民众服务、连接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我相信,数字上的改革是个巨大的变化,一部分是市场驱动的,一部分是非市场驱动的,这是新型的经济。我们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来解决贫困,同时有足够的能力来确保医疗、教育、清洁的空气、可再生能源,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这些资源。当然,它也会要求更多的规划和指导,与此同时,要有市场参与者。因此,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以上的这些目标。中国没有完成,美国更是没有完成。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在美国,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难的情况,就是要从一种完全资本化的经济模式,要进入可持续化的经济模式。为什么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呢?因为这个国家是处在权力结构之中,这个权力结构是受金钱主导的,金钱是首要的任务,所以他们想要累积财富。这样一种考虑已经超过了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因此在美国,我们也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忽略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也忽略了经济和平等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的政治体系,至少现在还是主要由有钱人或有势之人主导的,而不是平等民主的每个人所决定的,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政治层面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可能是我们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届政府,因为总统完全不在乎我刚才讲到的这些信息,同时他手上的这些权力,会考虑的是现有主导人士,包括污染者、制造者和有钱人的利益。这是来自于政府层面的挑战。 至少我自己还在不断地努力,希望能够未来看到不一样的政府,明年就要进行大选,政府是否转向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让亿万富翁变得越来越有钱,他们已经够有钱的了;同时,还会影响整个气候的变化,因为这是特朗普不太支持的一个事业。这是政治层面上的巨大挑战,也是经济结构上的挑战。 总结一下中美两国的关系。 为什么现在出现了问题,我们如何找到钥匙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就像我刚才所讲到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经济层面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应该是结合了增长、平等和环境的三合一的合作。 2015年联合国包括美国在内的193个成员国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峰会上通过了17个要达到的SD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包括促进繁荣、推动平等,以及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大家都知道,各国政府采纳了联合国的目标,但不见得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政府现在对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完全不关注的,特朗普总统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能更关注Twitter吧。我们需要新一届的政府,希望新一届的政府能采取不同的措施。 原则上来说,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世界性的,各国应本着这个目标一起来合作,通过合作我们能做很多,共同加速进步,真正实现能源消费当中零碳排,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来使用土地,真正实现数字消费的转型。 事实上,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提供支持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现在美国正对中国发动经济方面的攻势。但还好不是深层次上的,到目前来说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我们应该更清楚地来理解美国的这个态度。美国不希望中国和它竞争,因为美国已经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技术上,至少在过去50年,美国都处于世界第一,从1950年到2000年左右,这个地位始终没有受到过挑战。 在美国,政治领导者的心态就是,美国应该永远都是全球老大,永远都是排名第一的,他们觉得只有这种方式世界才能公平。这当然是一个误解,而且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心态。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觉得自己好,如果一个国家已经是头号强国了,就觉得自己应该永远是强国。美国现在在世界强国的位置已经有50年了,这就导致了美国人的心态,我们始终应该是世界第一,不应该受到挑战。 1991年美苏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成为15个加盟共和国,这时候美国就认为自己成为了世界上绝对的头号强国。在经济上,至少未来几代人在几十年当中是不可能再受到挑战的。后来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美国公众来说,看到中国快速的崛起,还是比较惊奇的,因为毕竟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这么迅速,技术发展这么迅速,都让美国人吃了一惊,几乎达到了美国的程度。 我个人的观点,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这表明了中国的进步,是一个好消息,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我们这样反而多了一个合作伙伴,和中国一起可以共同解决很多难题,比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减贫的问题。 很不幸的是,美国大部分人的心态就是“妈呀,现在中国成了我们一大威胁了”,因为感觉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人的心态是觉得“怎么就在几年当中,中国就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成为了和我们平起平坐的国家,突然成了我们的一个威胁”。在媒体当中,甚至有人把中国描述成美国的敌人。 几年之中,美国人对中国的心态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这主要是在心理层面的问题,并不是地缘政治上真正存在的现实。请大家记得,很少有美国人是真正来过中国的,大部分美国人不了解中国,没有和中国人面对面沟通交流过,只有少数精英真正和中国有过接触。 所以,政策制定者就很容易说服民众,说中国现在是我们的敌人,特朗普总统就有这样的问题。他在自己的政治宣传当中,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美国出现什么问题都是其他国家导致的,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这个心态非常危险。双方政治家都说,问题不是我们,问题都在对方,而公众都信这一点。 人往往都会在内心划分阵营,非我即你,这种心态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但现在就存在这种心态。所以在美国,基本上每一天我都在试图解释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一个与我们平等的国家,中国没有违反任何规则,只是在寻求自己的发展。而且中国在发展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应该和中国多合作,而不是多竞争。 但在过去几年当中看到的措施,比如美国加的关税,美国现在希望阻止中国技术进入美国的市场而对华为采取的各种做法,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人的心态受到美国政治家的蛊惑和影响。 如果大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了解这个情况的话,就应该宣传中美两国之间要多合作,这点非常迫切。而且要多宣传说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是友好的关系,不应该变成敌对的关系,因为如果两国关系出现敌对,对于中国和美国都非常危险,有可能擦枪走火,甚至最终失控,就像冷战阶段苏美之间的关系,几乎就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持续了大概40年之久的时间,这对世界来说非常危险,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中美双边关系走到这一步。 我希望,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势态可以缓解的一个方式,就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自己的领导力,成为明确的领导者,说“我们不仅不是一个威胁,而且在世界上发挥着领导者的角色,来解决世界的问题,帮助世界应对一些最最重要的挑战”。 有一大领域,在我看来,是中国可以发挥领导力的,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因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一个中国项目,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希望和亚洲、欧洲合作,来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加强互联互通,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倡议,很高尚的倡议,但现在好像落地方面做得还不是特别好。如果要让“一带一路”成功,项目的设计和落地一定要做得非常好,不能说一个项目做到一半就破产了,或者做到最后没有办法保证服务的质量。 我想建议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过程当中做好可持续发展的示范,比如中国和邻国进行能源体制转型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不要再大力发展煤电,不要再兴建天然气管道,而是大力地发展风电厂、水电厂、太阳能发电厂等清洁能源,让邻国和全世界都能够看到,这是21世纪可持续发展之道。中国会使用自己既有的先进技术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获得清洁的空气,降低自己的污染,以更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土地,获得高质量的数码技术服务,而且使用能源时是清洁的,零碳排的。 如果真正能够实现的话,我相信是极大的鼓励,将会让全世界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努力,中国人勤劳、智慧和节俭,而且中国也是正能量的传播者,有利于世界。在我看来,中国的崛起确实有利于世界。 谢谢大家! Q1:请问萨克斯先生,关于美国一直在推动的印太战略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尤其每一次中美贸易谈判前一天或同时,美国国务院都会召开印太战略的记者会,您对此怎么评论? 杰弗里·萨克斯: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有两个进程或者说两件事情现在是在讨论当中,第一是美国的态度,认为中国是威胁,中国的规模之大、竞争能力之强,可能会让美国产生更加激进或计划的念想。美国想要维持住自己大国的地位,这是整体的战略观点,至少美国的观念当中有这样的因素存在。 还有一个更加贴近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迥异的政治、经济和技术体系,两个迥异的系统如何能够合作、共存,如何改变一些现有的规则?美国有一些非常激进的但非常不理想的想法,也有一些比较诚实的原因,但这种诚实的原因没有以透明的方式传递出来。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单边关税,我认为是打破了所有国际规则的疆界,只能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确实是有差异的。企业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应该是什么,补贴是什么?美国的观点是把它留给市场,但其实美国有很多关于工业的政策不会被称作是“工业的政策”,而是贴上其他标签,也不会承认美国政府其实给了美国这些公司国家补贴。这也让整个谈判无法有更好的预测。 且特朗普总统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一届美国总统,不像其他总统具有可预见性,甚至可以说最无知的总统,至少特朗普总统没有什么历史知识,也没有什么未来发展观。所以,如果他当总统的话,我没什么安全感。 至于说未来是什么情况,我认为,如果中国能保持克制冷静,不要反应过激,我们可能可以避免最糟糕的关系崩溃。中国也应该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欧洲国家和地区加强沟通,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的重要性,尽量避免采取单边行动。我们可能需要新的游戏规则,但我并不认为这个规则的制定是让单边国家按自己的意愿一意孤行,这会导致国际紧张势态升级。 我和我的同事都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新规则的制定,为了保护环境需要对企业行为进行一定限制,制定相应的规则,而不是所有规则都是关于贸易和市场的。如果我们能基于可持续发展来制定一些目标和规则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自己的体系进行良性调整。 总结一下,第一,我认为中国应该保持克制;第二,中国应该和其他国家加强通力合作,继续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第三,中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时要本着绿色发展的观点;第四,我们也应该和其他国家共同来讨论这些规则,并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意来制定这些规则。 说到印太战略,首先,大部分美国人对印太战略没什么概念,所以我说美国只是很少一部分在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而不是美国大众。美国大众对这个并不了解,和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他们顶多在新闻当中看到,但在过程中并不发挥主导作用,发挥主导作用的只是美国少数精英阶层,他们并不代表大众。但在战略层面做决定的政策制定者当中,有些人确实受过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方面的训练,他们希望能推动美国战略和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甚至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方面都有这样的观点。 美国的政策是希望寻求新的联盟,通过这种联盟的方式能够对中国形成钳制,比方说让印度站到美国一边,让韩国、日本成为美国的联盟,对中国进行制衡,也就是把世界人为地划分成美国阵营和中国阵营。实际上这种心态非常危险,正是这种心态会导致战争。没必要把社会划分成非黑即白,非你即我,我个人反对这样的思维,但确实有一些安全方面的国家顾问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们的世界观就是零和游戏,有人赢就必须有人输,不可能是双赢的。但我们认为在经济方面,是可以达到共赢的。 我不希望中美双方划定阵营,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该是有个开放的合作式系统。我希望中国能够和日本、韩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现在中日韩关系并不是那么得好,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由于中国体量巨大导致的邻国恐惧情绪。因为中国的规模比较大,实力更强,中国又有核武器,是世界上重要的国家,作为中国的邻国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安全必须要通过美国来进行保障。 事实上,他们的安全应该通过合作体制来保障。如果中国非常密切地和韩国、日本进行合作,相信可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中国的邻国智商非常高,他们的技术发展程度也非常高,三星就做得非常好,日本也有一些非常好的技术型企业,如果中日韩能实现密切合作,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妥善解决,无论是能源还是污染,还是海洋环境问题。 所以,我是希望各国之间加强沟通,而不是划分阵营,非你即我。 Q2:中国的经济从人均收入来讲已经将近1万美元了,我们知道1.2万美元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中国从去年到今年的经济发展不是那么乐观,在中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中国进一步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 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理解为高新技术产业还没发展起来,但劳动力不再廉价,导致失去国际竞争力,最后经济倒退、收入下降。 吴晓求:我非常欣赏刚才萨克斯教授的一段解释,他这套解释的语言体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而且和我们主流的看法高度一致。如果美国社会都像他这样的主张,中美关系会变得非常好。 国与国的关系,包括经贸关系,谈判是基本的手段,不是制裁,不是恐吓,不是威胁。恐吓、威胁这就是不公平,本来人类社会追求的就是相互尊重,有什么事双方可以谈判,了解彼此的诉求是什么,找到最大公约数,双方的利益都不要受到损害。如果双方起冲突的话,都会受到损害的。 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个非常大的命题,它最核心的是制度陷阱,当制度没有激励功能的时候,一定会退化。我去年和同事们一起去巴西、阿根廷访问了十天,巴西在60年代已经非常厉害,阿根廷在上世纪初是第七大经济体,但1970年以后,南美模式无一例外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到现在为止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都没有提高。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没有激励功能,人们都去享受了,那么财富从哪里来?科技创新和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未来有AI也可以,但那时候还没有AI,你还得自己去劳动。 所以,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第一是一定要设立一整套的激励制度,不能搞平均主义。要搞平均主义,搞计划经济,走老路,我们一定会后退的。必须要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继续推进,要不断地深化,千万不能说我们达到了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就自以为了不起了,还是要以非常谦虚的态度向发达国家学习。 第二是技术创新。我们的产业很多都是比较传统的,对资源依赖很重,对环境破坏很大,甚至对人口红利的依赖也很大。经济如果只依靠人口规模是不行的,还是要提高劳动力生产力水平,要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第三,要进一步开放,开放才能在全球配置资源。开放包括经济体系的开放,也包括金融体系的开放。 这三点特别重要,只要我们恪守了这三点,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没有问题。因为中国人有个特质,就是勤劳,你给他一片天地,他能创出无限的光彩。怕就怕你不给他一片天地,把他的手脚都捆住了,他就完了。只要不捆住他们的手脚,他们能不断地创造辉煌。 我们千万不能再走老路,把人们的积极性、手脚捆起来。现在有种倾向,干事的人越来越少,监督的人越来越多。我经常到企业和哪个部门,在工地里看到一个工人在那里挖,旁边站着七八个监督的,这不行啊!监督的人那么多,干活的人太少了,而且干活的人还不敢干,因为怕出事,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要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这方面我们还在探索,一定要保持信心。 杰弗里·萨克斯: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我也想补充一点,其实我完全不担心中国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创新体制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方式,只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自己活力,继续推动技术创新,我相信中国肯定不会重复阿根廷和巴西的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两个国家,有两个现象非常得重要,一个现象是普遍教育水平比较低,技术教育尤其缺乏,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理工科教育在这两个国家当时做得非常不好。而且这两个国家主要的经济支柱是大宗商品的出口,阿根廷主要是肉类和谷类,巴西主要是肉类、谷类、大豆、橡胶、矿物以及其他初级产品、原材料。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大力地发展技术,无论是产业还是服务业,做得都是不好的。 有40年的时间,我反复在拉美和亚洲之间访问,能够感觉到亚洲在技术方面的创新活力是非常充分的,而在拉美就不太关注技术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点。 现在中国技术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中国已经找到发展的重头戏,包括交通、半导体、机器人、人工智能、精准医疗、精准农业等。而且中国不仅仅是制定计划,同时也会鼓励私营部门,鼓励更多资源来发展这些领域,这是让美国人最害怕的一点,因为这是非常实际的,最前沿的技术比赛。 美国人不是说自己喜欢竞争吗?其实你可以花更多的钱做研发,更多的钱推动技术,不要总是抱怨,你应该去进行技术上的竞争,这样才能更好地找到所需要的技术解决方案。我相信“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想法是能够起到作用的,这种想法也是拉丁美洲不曾有的。 接下来是高等教育、高质量教育,以及更加良好的创新体系,这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再讲一个理念:社会是需要寻求一种平衡的,它不仅是追求财富,当然财富很重要。它要平衡大家的幸福感和全民的福利,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想法,代表着社会的最终目标,是更高的价值追求,而不仅仅是追求权力或金钱。这种良好的价值是能够指导社会发展的,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寻求内心当中的良好价值,追求社会共同的进步和福利。 我们要保持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即在公正的背后不仅是财富,不仅是物质和金钱的追求。一旦打破了这种社会的平衡,就进入到了极大的危险漩涡当中,我们现在极度接近危险的漩涡,因为赚钱是很具有吸引力的,而且很容易让人失去自己的价值方向,忘记要保护环境,忘记全民的共同利益,忘记整个社会发展。这是另外一个陷阱,美国没有在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在富裕陷阱里,因为美国社会追求的目标就是“金钱”二字。这种思想导致我们失去了社会的平衡感,无法保护环境,无法救助低收入人群,无法达到心理上的平衡。所以,良好的价值观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的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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