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威

话语是交往的工具，也是文化的神经。话语权背后隐含着国与国之间地位、实力的角逐，记录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竞技。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打破西方垄断、谋求国际传播话语权提供了新契机，也为意识形态之争开辟了新场域。

西方话语垄断下的国际传播现实图景

法国后现代学者福柯说：“话语即权利。”他认为历史的塑造掌控于权力和知识的拥有者手中。长期以来，国际传播领域话语体系为西方主导，发达国家既是世界话语的主产地，又是传播渠道的主控者，内容与手段双重操控下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媒介世界的现实图景。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传媒形成了高度垄断的国际话语体系，维亚康姆、美国在线等六大传媒公司掌控了国际媒体市场，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四大通讯社更成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媒体的主要信源。其中，美属传媒集团控制全球超过90%的新闻和75%的视频节目制作;BBC、CNN裹挟着西方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无孔不入;好莱坞用“铁匣子中的美国价值观”攻城略地。西方传播机构在不断吞噬全球传播商业利润的同时，推行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其政治影响力弥漫全球。

在“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语境中，中国话语的影响力显得微弱。最新的调查显示，当代国际受众借助于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信息获取率高达 68%，经过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有10%，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这表明，当代中国国际形象的树立主要源于“他塑”，而非“自塑”，中国媒体的话语空间遭到严重挤压。

而国际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从选择角度、新闻素材到叙事结构、观点安排无不充斥着西方观念、标准、立场和逻辑，连“中国议题”也往往为西方媒体所设置。近年来，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媒体利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能源危机、昆明暴恐等重大事件、突发热点等进行意识形态干预和操控，中国故事不仅得不到真实呈现，还常常被误读、歪曲甚至“妖魔化”。

美国学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曾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意在证实长期以来东西方关系和地位的不平等。今天，这种不平等仍明显存在于传播关系之中。西方话语垄断下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世界的“中国记忆”被打上了浓重的“西方烙印”，西方话语框架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巨大障碍。

中国国际传播能力面临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获得长足发展，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迅速提升，对外传播在媒介数量、规模、质量上都有了快速进展。目前，中国虽已成为一个传媒大国，但远非传媒强国，既未形成世界承认的独立话语体系，又缺乏普遍认可的世界级媒体。究其原因，西方话语体系的强势压力固然是一方面，中国媒体自身理论素养不足、观念滞后、传播技能和整体传播战略的缺失也不容忽视。中国欲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必须解决以下三个现实问题。

问题一：一些媒体受制于西方专业主义新闻思想，对西方媒体偏信、盲从或依赖，主动让出话语权。西方媒体常常打着客观、公正、自由、公信的专业主义旗帜，将其奉行的西方新闻价值观升格为“普世”标准，只要谁的新闻价值取向与其不一致，就会被贴上“压制言论自由”的标签。对此，一些中国媒体并没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一些媒体从业者在学习现代新闻传播技能的过程中，产生了唯西方专业主义是从的思想倾向。面对一些新问题、新现象时，判断力不足，盲目追随西方转发议题，报道视角、观点上都呈现出依赖西方主流报道的倾向。不仅主动出让了话语权，而且间接扩展了西方的话语影响。

问题二：固守既有传播思维，对受众需求和接受心理不甚了解，造成对外传播特色不足，缺乏吸引力。最近一部双语主流动画片流传于网络，幽默对比中美政治体制，揭露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但是，这种观点鲜明、声画并茂、生动有趣的传播作品在当前对外传播中并不多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传播对象接受心理的了解，使得中国媒体在不同文化理念的公众面前缺乏针对性和可读性，难以达到理想效果。一些外国受众认为中国的媒体都是官办的，往往给他们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这种怀疑与不信任态度的形成固然受其自身偏见的影响，也与中国媒体对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不充分、话语表达不给力有一定关系。

问题三：传播技术影响中国话语表达的清晰度和接近性。虽然我国网络新媒体发展很快，但在对外传播中，新媒体形态的应用、渗透与西方国家仍有很大差距，视频和音频传播速度等也对传输质量造成影响。目前，新媒体已成为国际传播发展的助推器，世界各国媒体都在运用新媒体技术在虚拟空间开展新一轮的话语争夺战。在阿拉伯大动荡、西亚北非动荡中，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在组织动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BBC、CNN等对马航失联事件、乌克兰政变的实时跟踪报道，凸显了其对新传播技术的狂热应用。对新媒体技术加大投入，是增强对外传播话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媒体建设的当务之急。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路径

只有不断提升传播能力，在国际传播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才能真正讲述好中国故事、传达好中国声音、书写好中国历史，也才能纠正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

积极运用网络新媒体传播手段推动对外传播，形成资源共享、立体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对外传播模式，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西方的对华传播，随着时代发展不断翻新手段、调整策略。例如，在面向中国受众报道中国新闻时，注重以互联网为依托，从“草根阶层”入手，综合运用宗教和政治手段，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舆论渗透。我国媒体话语体系的建立也要加强互联网新媒体传播的创新，并以此为依托，发展新媒体业务，拓展传播渠道，推进主流新媒体业态的健全和转型，通过多语种网站、网络电台、网络电视台、手机广播电视、APP新闻终端等形式，促进视听互动、资源共享、形态融合、语种集合等对外传播特色的形成。

引导媒体建立以效果为导向的传播意识和话语体系，处理好“讲道理”和“讲故事”的关系，既阐明立场和观点，又潜移默化达到说服效果。构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要注重效果导向，不仅要让人们接受我们的观点，还要让他们认为这是其自身产生的观念、选择的行动。在传播实践中欲达此目标，媒体需处理好“讲道理”与“讲故事”的关系。要学会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也要学会用中国的语言讲世界的故事;要把“讲故事”和“讲道理”结合起来，而不是依靠话语的强势生硬推销;要善用生动地表述，而不是照本宣科、僵化地宣教。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理想效果，也才能使对外传播事半功倍。

紧紧围绕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针对“信息需求”阐述“中国价值”，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对外话语体系的创新，无论是对当代国际关系建构的总体看法，还是对国际金融、资源环境、世界文化发展等具体问题，都开始发出中国声音。例如，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发言和演讲中，运用“大同世界”阐释全球观、“和而不同”阐释和谐观、“以人为本”表达政策观，这些具有“中国色彩”的表述为中国媒体的话语创新提供了范本。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李北方：中国应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

豪门世族全球视野  2014-09-24 国家战略

文/李北方

新中国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义”的立场，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那时的中国在与各色的霸权主义的理论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在国际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西方国家发生的民权运动就深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

和平时期的国家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体系的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竞争。话语体系是规则的基础，在话语的竞争中不占有优势，在规则的制定中就没有发言权。

这在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了，但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此外，西方国家还经常拿其他话题对中国说三道四，时常将中国置于不得不自我辩解的境地。这是因为当今世界上的主导性话语体系是西方人发明的，定义权不在中国人的手中。

出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中国急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必定要是普世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西方的话语体系是普世主义的，能够与一种普世主义抗衡的只能是另一种普世主义。

普世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它没有实质性的内涵，只是一种认为某种特定的价值应该普世适用的倾向。在各种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思想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主义本身便是普世的，并非西方的专利。

中国思想中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但儒家思想是不讲求主动扩张的，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传播。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取向并没有影响中国文明的自然扩展。

新中国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义的立场，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那时的中国在与各色的霸权主义的理论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虽说中国没有直接输出革命，但从未停止输出革命思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民权运动就深受中国争取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国力并不算强盛，但凭借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在国际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前30年的普世主义与儒家传统相比，是更加进取的，但同样不以掠夺他国为目的，是非侵略性的。如果我们姑且将中国传统中的这种倾向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相对应的， 西方的普世主义则是“霸道”的，无论是在殖民主义历史，还是当下仍在继续的霸权主义行径中，西方普世主义的漂亮言辞都只不过是侵略、掠夺和屠戮的“化妆品”而已。

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虚伪的“霸道的普世主义”，而不是普世主义本身。故而，对“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否定并不妨碍中国人也可以成为普世主义者，我们应该以一种良性的普世主义来批判它、取代它，这一思想的和话语的斗争是反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发展和完善普世主义话语也是确立“道路自信”的需要。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西方之所以秉持普世主义的姿态，是自恃站在了文明的最高点;其他文明中的普世主义倾向也源于类似的自信。可以说，如果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自然会导向普世主义的倾向;反过来说也成立，即普世主义立场是“道路自信”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主动放弃了普世主义的立场，代之以“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在现实中，“中国特色”往往被用来为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进一步导致了在自我表述的时候理不直气不壮。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转变与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领域的盛行也不无关系。

如今，中国的发展走到了新的阶段，新阶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将其集中表述为要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是对挑战的回应。

确立“三个自信”要求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出现。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承认新中国6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我们的经验中必定会有值得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分享的成果，这些便是中国人创造的高等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还只是将眼光盯在对“中国道路”的总结上，甚至执迷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那就不但达不到确立“道路自信”的目的，也贬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正确探索方向，每一条价值观都不只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值得所有人共享的。但这一概括仍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借助中国人的普世主义思想传统和新时期的实践来丰富全人类的思想宝库。在新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对世界秩序的新设想，发展我们的“软实力”，争得我们的话语权。

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战略与文化霸权

豪门世族全球视野  2014-09-24 国家战略

文/童珊

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并巩固霸权体系的过程中，以文化战为代表的竞争手段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作为文化的最重要载体--语言，显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语言战略成了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经济利益、维护霸权特别是文化霸权的独特方式。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战略和文化霸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并指出语言战略在构筑文化霸权、争夺国际话语权、传播本国价值观和获取本国利益中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面对激烈的语言和文化战竞赛，应该从战略高度积极参与。我们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制定一套务实的政策，确保本国语言的主体性，重塑语言和文化自信，从“实”和“虚”两个方面努力推进本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更好地服务于本国语言战略的实施。

“语言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武器。”最近几年，我国开始从战略高度重视语言问题，这是由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新的竞争形态所决定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并巩固霸权体系的过程中，以文化战为代表的竞争手段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作为文化的最重要载体--语言，显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语言战略成了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经济利益、维护霸权特别是文化霸权的独特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在中国的教育、传媒等机构，汉语大有被英语取代、成为非主流语言的危险趋势。毋庸置疑，为了维护文化霸权进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而实施的语言战略行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种软战争，对此，我国不仅要高度重视，而且应制定相应的对策。

一、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与语言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目前关于文化依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关于文化的构成有不同的说法，常见的是三层次说，即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个层次。而语言与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储存了文化的整体信息。文化的传播显然是依靠语言进行的。正如《国际文化学》一书中所说的：“只有了解语言才能使文化影响卓有成效，才能进入外国的灵魂，进入其文学、智力和精神遗产。”

近年来，文化霸权、语言战略、软实力已成为比较流行的词语，而实际上，它们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争夺经济、政治利益而产生的。因此，根据唯物史观，文化霸权、语言战略、软实力是历史的产物，只要有阶级和国家存在，就会有利益斗争，相应的，文化霸权和语言战略就会继续存在，尽管存在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在这里，有必要对文化霸权、战略、软实力等概念进行简单阐释。

“文化霸权”一词由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安东尼•葛兰西发明。他指出，对权力的服从有两种，一种是被迫的服从，这叫作“强制”;一种是自觉的服从，这叫作“认同”;而“霸权”就是指“为被统治者认同的权利”，是“被统治者自觉服从”的权利。文化霸权显然就是要被统治者做到自觉自愿的服从。“战略”一词早已被引入政治、经济等领域，泛指具有统领性的、全局性的方案、对策和路线。现代国际战争，大部分情况下是软战争(如文化战、金融战、货币战)，是不见刀光剑影的无形战争、虚拟战争。软战争往往比硬战争还要惊心动魄。战略之“战”通常是指虚拟的战争。战略之“略”，就是思路、谋略。战略制订总是要未雨绸缪，制订在事态发生之前。作为对未来的设想、构思、策划，“战略”为指导未来战争或对抗提供了大思路和总谋略。所以战略学实际上是未来之学。好的战略一定要制订在对抗和博弈发生之前，并且要包含预设和预测。这种预设和预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前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存在。在当代国际博弈中，软战争的主要形式是战略竞争和文化竞争。语言战略的制定对于西方强国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语言战略构成了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

当前，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每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各个民族和国家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始终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依靠利于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西方发达国家所实施的一系列包括语言战略在内的软战争更能强化其霸权地位，进而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各种利益。

对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我们应该持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一方面，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全球化带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资本贪婪的本性造成跨过资本对当地资源的掠夺，对当地国工人的剥夺，不断出现劳资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富国与穷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在经济侵略的同时，资本开始使用“文明手段”--文化霸权的手段控制落后国家，即向这些国家输出文化精神产品，通过书籍、电影、电视剧等音像制品宣传其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使这些国家逐渐丧失话语权，这就是语言战略的由来。

西方国家的语言战略促进了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这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列宁说：“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周转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照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者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因此，语言战略是同整个国家的战略和全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大事，西方国家几百年来一直都高度重视语言战略的推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欧洲国家将文化建设纳入外交战略的总体规划。1913年德国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学校的预算拨款达150万马克。1920年，法国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著作司，明确其使命为‘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

同时，语言战略成了西方国家实现文化霸权、维系国际霸权地位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竞争手段。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阿尔贝尔深刻地指出：“文化霸权，它在美国历史上的每次兴衰中都无所不在。这种霸权还在不断强化。对于世界上几十亿人来说，进入现代化就等于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这种文化霸权至少依赖三个因素，即语言、大学和媒体。国际精英们从美国这些学校中感受到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学术繁荣。美国可以在较高的水平上传播它的价值观、它的文化和方法，从斯坦福大学或伯克利大学毕业的外国留学生，回国以后自然会变成为美国价值观的传播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对苏联等国家实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战(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秘密的文化渗透和文化商品输出等行为(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将语言战略运用到了极致，成功地摧毁了一个又一个潜在对手。美国的软实力包括语言、文化、教育等理念的创造和传播能力。美国无疑是将软实力运用得最好的国家，它的语言战略毫无疑问也是非常成功的。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重视并推进语言战略

1.当前我国汉语面临的严峻形势

语言是民族的命脉，是民族的凝聚力，是民族独立的象征。国家亡了可以复国，但语言灭了，这个民族就永远不会在世界上找到立足之地。犹太民族在历史上遭受过无尽的苦难，但现在依然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因为犹太人一直执着捍卫着自己的语言。吉卜赛民族在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地方，很大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留住自己的语言。

汉语和汉字是华夏祖先留给中国人的宝贵遗产，是人类文字符号系统中一种最高等、最灵活的综合表意符号系统。我国著名学者何新先生早就指出，汉字不是象形文字。在甲骨文卜辞中，近音假借字、形声字已经超过70%，隶化以后，汉字就不具有象形文字功能而成为形音义融合一体的多功能符号文字系统。语言是有强弱之分的，语言的强弱是由其所属的国家、民族的实力决定的。

尽管“中国语言学在今天已超越学科范围，外溢到战略学领域”，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汉语和汉字在某些领域却处于不牢靠的地位，大有被外语(主要是英语)代替而成为边缘语言的危险趋势。必须承认，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英语教育热潮对于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英语在我国国内享受如此高的“待遇”却是耐人寻味的。无论从国内还是国外看，汉语都不能称之为强语言。

首先，我国现在的教育让学生花费在学习英语上的时间和金钱超过了任何一门课程。从幼儿园到博士，英语都是主课。英语过不了级就拿不到学位证书，考职称需要考英语，可是很多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英语。中国本土高级技术人员少的部分原因就是在高级技工证书的考试中需要考英语。我国实施的双语教学将本已经毫无限制的英语教育推到了极端，浪费了国家的大量资源。同时，汉语也面临着中英文拼盘化的危险。五四运动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现象今天正发生在中国的汉字上。一些中国人自己称汉字“没有效率而且太古老”，“汉字是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们的思想和世界隔开”。在我国本土召开的许多学术会议，工作语言竟然是英语，汉语却不能使用，会场连翻译都没有。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西方的影响占据了重要地位。西方文化几乎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孔子》在国外遭遇冷场和笑场，而《阿凡达》则在中国攻城略地。面对汉语汉字所遭受的种种尴尬局面，有的学者喊出了“中国站起来”的豪迈而又无奈的口号。语言教育是实现语言战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如果我们在本土都守不住本国语言的主体地位，谈何实施语言战略和软实力建设？

其次，从国际来看，英语仍然是全球强势语言。单从人数上来看，2010年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宣称海外学习汉语的总人数已经超过4000万人。与之相比，“目前世界上说英语的人数达到15亿，英语是62个国家的官方语言，70%-80%的学术出版物用英语出版，英语几乎是所有国际组织与机构以及学术会议的工作语言，同时英语是国际上外语教育最主要的语言”。显然，从全球范围来看，英语仍然是强势语言。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对中国对外的语言传播行为极为敏感。中国在西方国家开设的孔子学院不断遭到打压，一些西方国家宣称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

2.在全球化背景下应重视语言战略

我国本土汉语和汉字面临的不容乐观的形势以及英语教育在我国毫无限制的推进说明了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依然没有从战略的高度认识语言、文化的重要作用。尽管在200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就提出“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命题，同时，我国最近几年在对外宣传上花费颇大，但成果却不令人满意，难以影响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并非自由媒体，西方对内对外有一整套严密的战略（包括语言战略）。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我国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准确把握西方文化霸权中的语言战略的形式和特点十分重要。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第一，语言是构筑文化霸权进而实现全球化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语言关乎民族兴衰。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早已超出了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已经拓展到了文化、太空宇宙等方面。其中，构筑文化霸权，实施语言战略进而“改造人心”是一种长期的、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其效果甚至超过战场上的百万大军。西方几百年来的殖民过程是全面而深刻的，军事殖民是初级阶段，经济殖民是中级阶段，文化和语言殖民才是高级阶段。语言已经不仅仅是用于交流的工具，更是用来传播思想、生活方式进而施加无形影响的媒介。早有学者提出“文化上的帝国主义”的概念。

语言与民族兴衰息息相关。当中国是世界强国时，汉语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语言，曾经是东亚地区的强势语言;当罗马帝国称雄时，拉丁语在欧洲是通用语;当法兰西民族崛起时，法语是欧洲的外交用语;当日不落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先后称霸世界时，英语几乎成了整个世界的通用语言。今天，到处可见的麦当劳、肯德基就是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象征，其标识性的字母就是无形而强大的语言战略。“英语的胜利是大英帝国在东西方新的海外世界争夺军事、政治和商业控制权斗争胜利的必然结果。”

　　第二，语言战略与文化战略不可分割，成为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今天，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为了经济利益、商业利益，纷纷展开了激烈竞争，语言战略与文化战略是两大隐形的竞争手段。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这样评价语言和语言战略的重要性：“在我们试图理解其他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要取得长期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具备传播民主的能力。我们必须向世界传达自由社会的好处。但如果不具备沟通所需的语言能力，上述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就是这样“努力”运用语言战略和文化战略，对外传播其价值观，并获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对日本的民族特性、文化、语言等进行详细研究，写成《菊与刀》一书，此书后来成为美国分析、改造日本的指导书。冷战期间，美国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普世价值”，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最终使得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不仅获得了长达20多年的“冷战红利”，而且使大量的资本从苏东地区涌入美国，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转向亚太地区，中国毫无疑问是美国正在“积极”实施语言战略和文化战的最主要对象。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发展潜力的不断释放，“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随着中国出口导向政策的大力推行，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尽情享受中国制造带来的福利。今天，中国的发展过于依赖外部市场，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方面使我国在进行文化传播和对外交流中受到外国的干扰时往往束手无策(因为顾忌大量的海外财富);另一方面，由于发展方式转变迟缓，使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发展滞后，而服务业对于语言和文化的承载能力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语言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第三，语言也是一种经济资源，语言战略可以用来夺取国际话语权进而谋取大量的经济利益。语言承载着文化，一旦将文化变成了文化资源，其经济效益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我们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不够重视，但西方人却从中挖掘出了金矿。例如，当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被改造为韩国的游戏和日本的动画后，再次进军中国市场时就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将中国的传统题材《花木兰》拍摄成动画大片，票房过亿。最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西方国家巧用语言战略，创造新奇的名词概念，进而占领道德制高点、夺取国际话语权，最终实现国家利益。如碳排放量就是一个典型。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打着保护地球环境的旗号，站在人类命运发展的道德制高点上提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即确定二氧化碳排放的上限值，达不到相应的减排目标的国家就必须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他国多余的排放指标，这样就赋予了碳排放配额潜在的高额的经济价值。碳排放量这样的变相的语言战略显然有利于发达国家，因为他们早就实现了工业化且传统工业正在加速转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碳排放量肯定在减少，而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其碳排放量肯定在不断增加，这样西方发达国家便可以凭空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语言战略的最优路径选择

　　今天，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面临一系列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当我们从国家发展的高度研究语言问题，赋予其战略意义时，就应该研究我国语言战略的最优路径选择问题，即对内和对外制定一套务实有效操作性强的语言和文化政策，加快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

　　1.以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为基本目标，以本国语言为主体，重塑语言自信

　　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就提出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五位一体”的新发展观。而当前令人忧虑的情况是，我国的年轻人对母语的认同感不断下降，外来语言(主要是英语)在我国的地位不断提高，文化建设在我国的受重视程度远不如经济建设，似乎经济建设是一切，其他都可以忽视。事实上，今天我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仅仅依靠经济发展是不能解决的，因为发展经济本身就会带来大量问题，如果只注重硬实力，不注重软实力，长此以往，文化领导权就会丧失，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的语言便失去了承载的附体，本国语言主体性丧失，民族命运可想而知。

　　因此，当前应该以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为基本目标，突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针对本国语言不够受重视的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我国汉语的主体语言地位，保护我国族群语言和地方方言，有针对性地整顿英语在我国的无限制的传播。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宣传和教育，使维护本国语言纯洁和安全成为每个人的神圣责任，让每个国人做到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本国的语言和文化。

　　重塑语言自信的任务很紧迫，这是固本之策。相比英语，汉语事实上具有许多优越性。如汉语对于逻辑、情感、意境的表达能力是无限的，这种能力隐藏在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中。汉字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汉字可以组合成歇后语、成语，表达丰富的内涵和灵活的情感。

　　2.从“实”和“虚”两个方面努力推进汉语的国际传播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很迅速，国家硬实力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增强，这就为我们从“实”处推进汉语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我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显然就是传播中国文化和汉语的重要平台，今后应该加大资金投入，不断增加类似孔子学院这样的文化传播基地数量。比如，可以在国外与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共同建立中国图书馆这样的设施。

　　所谓从“虚”处推进汉语传播，是针对过去我国的对外贸易基本都是有形商品和劳务的出口而言的，今后应该加大文化和语言类产品的输出力度。如我国的武术、功夫类电影、京剧、戏曲、小品节目在一些国家就很受欢迎。当然，这需要根据各国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等，采取当地民众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另一方面，我国应该重视网络数据库的建设。建立网络数据库不仅可以使中国文化以数字化的媒体方式永久保持，而且可以方便中外研究者开发我国文化的宝藏，促进汉语在国际互联网上的无障碍交流。

　　同时，另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就是推行一种“中性语言”--世界语。由于欧美文化依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强势地位，欧美文化传播所依托的工具--英语依然是强势语言，短时期内汉语无法撼动并取代之。汉语在国外推广时面临的压力和冲击不可小觑。实际上，有学者曾指出，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需要满足这样的几个条件：超民族，中立，具有科学结构，分音节的能上口的有声语言，有生命力和有弹性，容易学习而又不是粗劣的。也有学者论证过在世界上推行世界语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提出了发展世界语的具体建议。因此，从现实需要出发，在国际上呼吁推行世界语，可以大大减轻汉语面临的压力，待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真正强大之时，汉语的推广便可水到渠成。

　　四、结语

　　今天，在隐形的语言和文化战竞赛中，我国应该勇敢而积极地参与这场竞争，加强和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作为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语言，起着塑造民族个性，维护国家形象，促进对外交流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在当前和今后，应该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制定一整套务实而有效的语言战略，扎实、灵活地推进本国语言和文化的对外传播，不断夯实民族复兴的基础。只要能够从战略意义和全局高度矢志不渝地推进语言战略，民族复兴的步伐就一定能加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