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绍良 · 2019-03-31 · 来源：乌有之乡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多次讲了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通过党的文献，不仅首倡了“共同富裕”的理念和目标，而且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奋斗，在追求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凝聚并引领全国各族人民终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艰辛探索

萧绍良

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富裕则是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作为人类的理想，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古今中外，无数先贤，孜孜以求，艰辛探索，同时也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对共产主义的探索，达到了历史探索的高潮，这段历程将永载史册。

共同富裕，是几千年来人类，特别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大同理想。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进行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艰辛探索。伟人毛泽东就是这些人中最突出的一位。让人民共同富裕是毛泽东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毛泽东的探索，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多次讲了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通过党的文献，不仅首倡了“共同富裕”的理念和目标，而且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奋斗，在追求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凝聚并引领全国各族人民终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一、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内涵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党的正规文献中是一九五三年。这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一《决议》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起草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参与了起草，并对决议草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决议指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正是“共同富裕”这一明白易懂的语言，让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有了朴素的理解并产生了深切的渴求和向往，引导他们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如此，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很快为广大工商界人士和其它社会阶层所接受，鼓舞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也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所谓共同富裕，具有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其一是新中国所有社会成员都摆脱绝对贫困状态，过上富裕而美好生活;其二是人们之间的财富差距规避两极分化，保持适度的差距，这种差距只是富裕程度上的差别，仅是劳动能力和生活需要的差异。因此，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剥削、消灭贫穷和消除两极分化。这一必然性，既要求共同富裕必须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断发展生产力之上，必须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努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效率作为物质保证;又内在地包含着合理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和文明。简而言之，欲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物质富裕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共同富裕在现阶段，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目标。

毛泽东作为一位现代无产阶级领袖，他把共同富裕当作他一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终极目标。他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贫富分化，人人富裕而文明生活的社会。他最初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建立一种保证人人都有饭吃、生活日益改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社会制度。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均贫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之上。所以，他选择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毛泽东一生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己任。对他而言，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理想目标，又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原则。在通向共同富裕的漫漫征途中，应该始终贯彻共同富裕的原则。对于毛泽东而言，社会公平应该是终极目标，经济效率应该从属于这个目标，应该服务于这个目标。公平是效率的归宿，也是效率的前提，公平可以促进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可以说是“公平第一”的信奉者和践履者。毛泽东认为，即使效率还很低，也应当优先保证公平，因为公平是效率的目标。毛泽东并不是忽视经济效率，但在他心目中公平永远是第一位的，效率要始终为公平服务。

综观毛泽东一生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毛泽东对共同富裕作了如下的设定：作为起点，共同富裕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有相同的公平机会和权利，这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作为过程，共同富裕意味着同步富裕，集体致富，宁愿慢点，但不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导致剥削和压迫，反对在私有制基础上个人“单干”致富。因为那样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来说，就存在着富人和穷人的差异，富人必然会剥削和压迫穷人，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同一时空而言，先富者和穷人之间必然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异，先富者必然贪婪，利用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深化剥削，使富人越来越富，使穷人及其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本就不可能富起来。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极不公平的，因此他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结果，共同富裕意味着所有人都过上富裕而幸福的生活，所以共同富裕意味着同等富裕。同等富裕当然存在差别，但绝不是差距。从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内涵的设定来看，他把共同富裕作为一项社会公平的标尺贯彻在他所探求共同富裕道路的全过程之中。

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如何实现毛泽东所设想的共同富裕呢?毛泽东把社会主义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把生产现代化作为建立共同富裕的物质手段。毛泽东出身中国农村，对于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深恶痛绝。挥之不去的“大同”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使他对“两极分化”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共同富裕”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早在1953年，毛泽东在审改《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表述时，在“工业化”之前加了“社会主义”这一限定词，以突出其社会主义性质。他明确指出：“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①] 不搞资本主义，就是为了避免“两极分化”的痛苦道路，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建国后不久，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指出：“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②]毛泽东坚定的认为：“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③]毛泽东避免两极分化引导大家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为党内和广大群众普遍接受，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也许这一进程有些短，有些快，出现过“左”倾或右倾那样的问题，但它毕竟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所有制基础。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共同富裕不可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那样只能是贫穷的普遍性和持久化，和旧社会差不多，使绝大多数人贫穷落后。社会公平是需要以公有制和生产效率作为物质基础的。他一生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公正的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实现经济公正，才能建成先进经济”。[④]毛泽东坚信，只有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结果，因为“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⑤]在私有制条件下，从来没有过劳动者共同富裕，也永远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因为私有制是人与人之间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可以阻断剥削的根源，可以消灭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这是一种平等的分配方式，“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这种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既能反对平均主义，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又可以保证每个人靠自己劳动都富起来，不会在通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产生两极分化。因为人的技能，体力差异是相对很小的，“搬运工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而“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词，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所以“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产品的社会生产和支配，以使所有劳动者都能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⑥]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他所理解的共同富裕。所以他一生以在中国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社会主义能从起点(所有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面前平等占有生产资料)、过程(按劳分配)、结果(所有人都富裕)三个环节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

毛泽东认定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不仅仅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而且还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能有高效率，更文明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是吸纳了资本主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先进制度。它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能带来物质财富的丰裕，因为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它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克服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铲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阻碍生产力正常发展的种种障碍，能保证物质财富在其应有高度和水平上得到丰富。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财富在占有、分配和享受上的不公平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成员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逐步实现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所以毛泽东一生对资本主义是持厌恶态度的。对他来说，一定时期的资本主义存在是一种必然，因为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来说是先进的，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只是一种手段。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基础上，他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去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去发展生产力，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但他始终处处提防资本主义，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漫长而又痛苦的道路。所以他晚年要在各个层面去铲除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除资本主义的来源”[⑦]，“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⑧]开展文化革命，“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产生的观念根源。

对于毛泽东来说，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内涵就在于从各个方面都能保证社会公平的实现。但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平的实现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才能保证。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却是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与中世纪的农业社会主义无异，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也无从发挥，这种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其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为此，晚年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从中国既有的国情和历史出发，精心设计了他心目中的共同富裕道路：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在这种公平的社会制度下，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化生产力，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目标。从此出发，毛泽东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层面进行了具体构划。

在经济上：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农村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农民纳入集体经济轨道，使农民原有的经济条件(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差别逐步消失，从而不同农户间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趋于均等化。毛泽东认为，使农民摆脱“陷于永远痛苦”状况的“惟一办法”是“集体化”，因为“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⑨]在毛泽东看来，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农村贫富不均，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个体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同时又不适应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需要，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互助组比单干，大社比小社更能发展生产力，大大增加农业产量”。毛泽东坚决反对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一年就要分化”，“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⑩]毛泽东主张集体同步富裕，反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那样会造成贫富分化，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总之，毛泽东认为，在农村走集体化道路，既适应现代机器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能大大提高生产力，又可以使农村社会经济改造成为单一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便于有计划地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这样就可以避免贫富分化，保证所有农民都能同时逐步富裕起来。

在城市，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个体手工业改造，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有效地实施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确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后，毛泽东相信在先进的生产关系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一定会大大提高，因为人们第一次是为自己劳动。他相信公平的社会制度一定会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开辟广阔前景。毛泽东并不是不重视发展生产力，他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置于社会公平的目标之下。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就非常重视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革命的实质是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必须最终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1]“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2]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正是在公有制确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毛泽东相信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快速地把中国人民带向共同富裕。所以他在1958年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后来又提出“超英超美”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是把共同富裕的实现建基于现代发达的生产力之上的，他也高度重视经济效率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抓革命”，其目的也是为了“促生产”。为了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还把大兵团作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运用于发展经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的“比、学、赶、帮、超”运动就是这一产物。

如何在各地发展中保持同步前进呢?毛泽东运用计划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全国发展设置了均衡协调发展目标，要求全国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发展，实现全国经济一盘棋。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西部开发，如大三线建设，在经济布局上既有均衡发展的意图，也是防侵略战备的需要。

如何做到全国人民同时富裕呢?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同样致富的机会和权利，按劳分配为全国人民提供了相同致富的手段。为了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保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发展提供相当的积累资金，毛泽东亲自带头降低工资级别，主张实行低工资制度。每次工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实行低工资的前提下，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差别过大。为了真正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原则，要求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参加劳动，因此在全国推行普遍就业，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劳动致富。健全社会主义集体福利和社会主义基本保障制度，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基本的社会财富。

总之，毛泽东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上经济方面的设想是通过建立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去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通过集体劳动，在生产力逐步发展基础上通过公平分配、同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政治上：毛泽东非常注重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去激发人们的政治热情，以高昂的政治激情去发展生产力。为了反对干部特权，防止权力为少数人谋私利，避免人民的公仆沦为人民的主子，毛泽东经常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去整风整党，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腐败作风，反对脱离实际。经济上的公平需要政治上的平等和广泛的政治参与来保证。为此毛泽东极力想通过“群治”的方式去谋求政治上的公正。他想通过广泛的人民民主去充分调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主人翁地位。他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对腐败更是毫不留情。为了防止他所领导的政权变为特权阶层的工具，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剥削阶级，他不惜砸烂他亲手建立的政权，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防止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沦为“修正主义”。毛泽东一生视人民为上帝，所以为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人民富裕提供政治保证，一直在探索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权。他要求人民公仆应具有高尚的政治情操、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此他经常用整风、运动的方式去教育人民公仆，防患于未然。

在文化上：毛泽东非常强调社会主义集体精神，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他鼓励人们应该见利思义。他一生抓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他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13]1958年2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一生抓文化教育不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精神支撑，是人民以主人翁态度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重要保证。解决人们利益矛盾，单纯靠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是不够的。要用社会主义理想、共同富裕信念去为经济效率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保证。要鼓励人们多想大家富，少想个人发财，要走共同富裕、集体致富道路。毛泽东晚年一直反对个人单干发家致富，所以他不仅铲除了个人发家致富的经济基础——私有制，而且还要人们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斗私批修”。他认为“人越穷越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好办”。[14]他认为要富大家一起富，走集体致富道路，他之所以消灭私有制，乃至铲除个体经济，就是害怕一部分人利用剥削先富起来，在中国会出现贫富分化，出现他所担心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与他追求的走集体致富的同步富裕道路是相违背的。毛泽东反对过分地强调物质刺激，反对人们对物质欲望和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他所要求的共同富裕，也隐含了精神文化上的富有和道德情操高尚的内涵。他强调用思想教育鼓励人们为天下人发财，走大家一起富的道路。毛泽东还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去做”。[15]显然，毛泽东反对割裂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凭空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把政治突出为可以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把政治工作简化为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而是强调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与张平化、王卓超等人的谈话中曾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吗!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忧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毛泽东的重要论述，对我们深刻认识和领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举措极具重大意义。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一再深刻地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节  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的成效与遗憾

毛泽东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在实践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从经济效率上讲，毛泽东的现代化努力使中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为以后的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中……从1957年—197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多”。“在毛泽东主义时代的中国，从1952年—1972年，每十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人均34%)”。[16]毛泽东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积贫积弱状况，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社会公平讲，毛泽东启动的中国工业化避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贫富两极分化状况。中国人民从中国现代化中普遍享受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果实。“在毛泽东领导的25年时间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延长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17]在毛泽东时代，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实现了共同进步。虽然由于总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在低水平基础上的共同进步近似于“共同贫穷”，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确是中国历史上乃至当时世界上最为公平的时代。所以，毛泽东的探索，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而且为长期继续发展，不断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但是，毛泽东共同富裕道路的艰辛探索，也遇到了有生之年来不及解决的难题和遗憾——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依然很复杂，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实属不易。党内一些人本来就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他们的“基因”里仍然保持着剥削阶级的遗传因子，世界观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投机钻营，心怀他图，实际上是党的同路人。革命前他们虽然家庭富有，生活无忧，但由于剥削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而不得志，难以实现其“宏图”，便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来，一有机会就谋求私利，腐化堕落。还有一些人，虽然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但个人主义滋长，实际上贪图名利和享受，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也并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还能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情，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就不想再继续前进了，争权夺利，贪图享受，他们很自然地结成“既得利益集团”，要享受既得利益，强烈向往资本主义，他们不顾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争特权，搞“特供”，拉山头，结帮派，搞团团伙伙，培育私人势力，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等等，以权谋私，坐享胜利的果实，逐步沦落为资产阶级腐败分子。他们的本质在骨子里是极右，而行动上却表现为“极左”，例如在土地革命、整风、反右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等运动中，赤膊上阵，装出“最革命”，推行人人过关，大搞扩大化，混淆敌我友，挫伤正能量，旨在制造混乱，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常进行，等待或制造机会，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伙搞极左、“联动”、“西纠”之流搞打砸抢、建国初的刘青山、张子善和后来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一大批高官腐败分子被查处就是非常典型的实例。

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培养和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这一战略性大问题。毛泽东坚定地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四、“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18]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培养和选拔了数以万计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骨干，但是达到以上五条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却比较少，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接班人，培养和选拔相当难，选拔一个，失败一个，似乎都失败了。毛泽东经长期努力，临终也没有选拔和培养出自己满意的可靠接班人。正如《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陈晓楠解说：“选择接班人，是晚年毛泽东思虑最多的问题，也是让他备受折磨的一块心病。周恩来逝世之后，毛泽东曾经和华国锋等人谈话，他忧心忡忡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19]可见选拔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实属不易。这不仅成为毛泽东晚年及临终最大最沉痛最遗憾的心病，而且也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其遗憾的头等大事。这意味着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剥削阶级世界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及其自私自利习惯势力还根深蒂固而强大，而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及其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能量势力似乎还比较弱，但毕竟在斗争中茁壮成长，新的杰出领袖也就在其中。共产党人的逻辑就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共产主义前途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共产主义最终会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对共同富裕道路的艰辛探索，虽然活着未能实现其目标，但是他对共同富裕的执着追求，对共同富裕道路的长期艰辛的探索，都深深地激励着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为党和各族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征途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就没有我们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同富裕的方向和道路，就更难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人类共同的美好理想。[20]

(摘自《毛泽东政济经济济学理论辑要》书稿)

[①]《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②]引自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第31—32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1版。

[③]引自《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④](韩)金泳三：《开创21世纪的新韩国》第48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⑤]马克思：《资本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8—99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

[⑥]《列宁全集》第34卷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⑦]《毛在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⑧]《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

[⑩]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谈话。

[11]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出版。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14]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960年)。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

[16]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48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17]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18]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19]来源：凤凰卫视2016年8月15日《凤凰大视野》播出“宠辱不惊：华国锋生平纪事”，主持人陈晓楠解说。

[20]资料来源：龚云：《论晚年毛泽东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载《福建党史月刊》2003年第6期。龚云，湖北省南漳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