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 · 2019-04-03 · 来源：乌有之乡

一些高校的若干“公知”因为有人告密倒霉了，于是在眼下的中国就有了强烈的谴责告密、鞭笞“告密”文化的舆论浪潮。

炒作告密问题背后的逻辑值得关注

张志坤

最近，有关“告密”的问题，重又激烈地炒作了起来，比如，人民日报2015年发表的题为《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一文在网络媒体上再次火爆起来，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某位校领导《不告密是你们应坚守的人生底线》的讲演持续发热，在网络飞传，得到广泛转载推介，被冠以诸如“中国高校‘告密’盛行，人大副校长鼓励学生坚守道德底线”等类的标题，相当耸人听闻。应该说，类似这样的标题非常醒目，让人一下子就能明白这场炒作的缘由，那就是一些著名的“公知”人士因此倒了霉。

名闻遐迩的“公知”倒霉了，理所当然要引起这个思想阵营的激烈反抗。但他们现在已不太敢向当局发难了，所以就只能把矛头指向那些“告密”者，于是就风起云涌地发动攻势，针对他们所认定的告密行为给予猛烈的谴责，并把告密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加以鞭笞，力图对所谓的“告密”者进行一场道德与道义上的审判，以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做到输人不输阵，丢掉一些人，却收获思想道义成果。

应该承认，这种做法完全可以理解，而且相当策略、十分高明。但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却大有问题，这就是有关“告密”者对与错、罪与罚的问题。显然，这也算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了。

首先，要明确现如今中国在政治上还有什么“密”

告密的核心要素是“密”，所以必须首先把什么是“密”说清楚。个人的一些私密显然不具备任何价值，张家长李家短或者谁出轨谁劈腿之类的事情，不会为当权者所理会，告之无用。告密者所告，无非就是为当局所不容的言论与行动，这些都属于政治范畴问题，古往今来都是如此，现在当然也是这样。那么，现如今中国还存在哪些为当局所不容、所打压的思想与行为呢?

让我们把视点聚焦在高校。显然，一些人长期在高校这一特殊的思想舆论场上发布各种同当局对着干的言论，他们以思想理论为武器，以高校讲堂为依托，迂回曲折但却持之以恒地从事着反共、反体制乃至反华的勾当。这种情形早已世人皆知，其实已算不得什么秘密了，但现如今中国的官僚机构同当年的国民党差不多一样颟顸愚钝、低效无能，面对这等情形很多时候都无能为力，只是在有人举报告状之后，才能逮住其中一两个跳得太厉害、太猖狂的倒霉蛋，偶尔可捞到几条像样的大鱼，而这些举报告状之徒，或者是学生，或者是教师，于是就成了一些人逻辑定义下的“告密者”。也就是说，在中国当局的政治统治下，那些在思想与政治上同当局对着干的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及其具体活动任然具有秘密或者不能公开、或者至少不能对当局公开的性质。这就是流行于今日中国的现代政治之“密”。对此，人们可以对比历史上类似的秘密活动，这类“密”在中国的历史上司空见惯，比如清代的“反清复明”活动，秘密会党活动等等，共产党当年闹革命也属于这样的性质。与上述这些“密”所伴生共存的，就是各种形式的“告密”，有人将其概括为“告密文化”。

其次，告密是不是“出卖”，在什么情况下算是“出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上述对告密所进行的文化与道德攻击，可谓不分青红皂白，这种攻击往往把告密者与告密行为一股脑统统打进十八层地狱，判定为罪恶与可耻的出卖。笔者以为，这种做法太过简单，还是应加以区分辩证为好。

如果执政当局已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失去了政治与历史合法性，则任何反抗的思想与行为就都应该受到保护与支持。譬如清朝末年，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已经沦为人民的公敌，无数仁人志士及革命党人都在从事革命推翻的活动，这时如果有谁把他们的秘密活动告诉当局，则无疑是可耻的告密，是甘当朝廷鹰犬令人鄙视的行为，这样的告密者与相应的告密行为，就理应受到最严厉的道德与道义审判。

反之，如果执政当局站在人民一边，所作所为总体上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则相应的对当局的反逆与背叛行为就具有叛国汉奸的性质，任何人对这种行为就都有检举揭发的责任和义务。譬如清王朝同日本之间发生甲午战争，当此之时，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是罪恶的行径，清王朝进行自卫战争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如果这时有谁同当局对着干，对当局的自卫战争进行捣乱与破坏，那就是叛国，就是汉奸，就人人得而诛之，对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为检举揭发，这就不是出卖，而是爱国，非但不受谴责，而且应该予以鼓励、支持和表彰。

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抗日战争也是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民族死敌是日本法西斯，如果有谁在日占区搞假侵略者之手对付自己的政敌的那一套，也一概属于汉奸行径，可归于出卖、叛国一类。

总之，关于告密，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把一切所谓的“告密”都做道德与道义定罪。

最后，“告密”的对错，完全取决于立场，这是一个站在哪一方的政治问题

看过《水浒传》的人，大概都知道浔阳楼宋江题反诗的故事。这一回书的题目是《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内中有一个揭发告密宋江的关键任务叫黄文炳，黄文炳这个人在书中着墨不多，但形象鲜明，宋江在楼上所提的反诗一般人看不出来，但黄文炳却能一眼看穿。于是他立即向官府告发，在此之后又屡屡帮官府出谋划策，先后识破宋江装疯卖傻的把戏，看穿吴用等人伪造的蔡京假书信等，十分精明强干，为维护大宋朝的统治尽心尽力。但最后的结果却在书中落下千古骂名，原因无他，就因为作者施耐庵的立场站在了宋江等这群打家劫舍造反草寇的这边，施耐庵认为宋江等人才是英雄，才代表公平与正义，才符合他心目中道德与道义的范式，既然这样，黄文炳自然也就成了告密害人的卑鄙小人了。

如果不是这样，换一个立场，站在大宋政府的角度，则情形完全相反。宋江所题反诗的性质十分恶劣，这个家伙长期以来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身为政府官员，却一贯勾结江湖草寇，为他们打掩护、寻开脱。此时犯案发配江州，他不思认罪服法，却还“敢笑黄巢不丈夫”，妄想要“血染浔阳江口”，这在封建朝廷时代就是谋大逆。

作者施耐庵是这样描写黄文炳的反映：

黄文炳看了冷笑，正看到宋江题西江月词并所吟四句诗，大惊道：“这个不是反诗!谁写在此”!后面却书道“郓城宋江作”五个大字。黄文炳再读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冷笑道：“这人自负不浅!”又读道：“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侧着头道：“那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又读：“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又笑道："也不是个高尚其志的人，看来只个配军。"又读道：“他年若得报雠，血染浔阳江口!”摇头道：“这厮报仇兀谁，却要在此间生事?量你是个配军，做得甚用!”又读诗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一点头道：“这两句兀自可恕。”又读道：“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伸着舌，摇着头，道：“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

任何人读完这段文字，都会客观公正地承认，黄文炳的评语与评价句句到位、事实求是、切中要害，没有任何诬陷之辞，并不是捕风捉影要搞文字狱。对于题写这种反诗的人，毫无疑问应该绳之以法，作为大宋官员，黄文炳举报宋江，可谓完全正当、非常及时。

这里就是一个立场问题：站在大宋王朝的对立面，黄文炳就是十恶不赦的小人，一家大小四十余口满门被屠杀都是罪有应得;站在维护大宋王朝的立场上，黄文炳事件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是忠臣不得好报的典型。

现在，一些高校的若干“公知”因为有人告密倒霉了，于是在眼下的中国就有了强烈的谴责告密、鞭笞“告密”文化的舆论浪潮。笔者以为，这件事本身不值得大惊小怪，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舆论背后所蕴藏的逻辑。须知，这股舆论浪潮所审判的，表面上是那些“告密者”，其实是等于宣判权力的政治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