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纪文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距今整整2240年。

对于2240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这场奇迹，人们一直以来从两个角度不断讨论着——秦何以兴？六国何以亡？

战国之时，僻处一隅的秦国在列强环伺之下瑟瑟发抖。秦孝公二十一岁即位，在国中遍发求贤令，以重金高官求英才共谋强秦之策。与此同时，歌舞升平的魏国都城安邑，年轻的士子卫鞅就将目光投向了秦国这个贫弱的边陲小国……

自此以后，秦国开始了一场漫长而深彻的历史变革。秦孝公和商鞅这对志同道合的千古君臣在战火瓦砾中寻找变法强国之路；鬼谷门下名士张仪怀连横之策入秦，助秦国东出中原与六国争雄；深谋远略的女性政治家宣太后一力破格起用白起，造就了后世声震天下的绝世名将；传奇巨贾吕不韦出手搅弄天下，一举扭转秦国疲弊之势；始皇帝嬴政横空出世，开创秦帝国前所未有的格局……

而就在秦国国力一路狂飙的同时，山东六国各自走上了花样翻新的灭亡之路。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有名言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也就是说，山东六国的灭亡各有各的必然性。在当代学者孙皓晖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中，秦每灭一国，作者都会提供分析这个国家灭亡原因的思路以供读者参考。

术治亡韩

公元前31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发动了变法。

韩非将法家分为“势”“术”“法”三派，而申不害正是“术治”派的代表人物。

所谓术治，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申不害所讲的“术”有阴阳之别，“阳术”指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而“阴术”，则是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的权谋术。《韩非子》中记载，韩昭侯曾经假装丢了一片指甲，急急忙忙地命人寻找，随从于是剪下自己的指甲献给他，韩昭侯凭此考察随从是否忠于自己。这便是典型的“阴术”了。

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本来无可厚非，然而，种种权术一旦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说到底，“术”只不过是一种管理的方法，无法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它短时间内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尤其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时间一长，“术治”所取得的成果就会递减或消亡，最终还得重新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急速衰落。

乱政亡赵

赵国灭亡，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是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

依其族源，秦赵同根，而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也恰恰是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朝廷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然则，在历史的发展中，秦部族却经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商鞅变法，并由此衍生出一种崇尚法治的新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

而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赵氏立国之后，12代中竟经历了11次内乱。

● 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方死，其弟赵桓子密谋兵变，自立为赵主。

● 前424年，赵桓子死，赵部族将军大臣再度兵变，乱兵杀死赵桓子儿子，复立赵襄子之子赵浣，是为赵献侯。

● 前387年，赵武公死，赵部族将军举事政变，废黜武公子，而改立赵烈侯子赵章，是为赵敬侯。

● 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被攻破，逃亡魏国。

● 前374年，赵成侯元年，公子赵胜兵变争位，被攻破。

● 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绁发动兵变与太子赵语争位，失败后逃亡韩国。

● 前299年，安阳君赵章发动兵变，与惠文王赵何争位。权臣大将赵成支持赵何，击杀赵章。

● 赵成再度政变，包围沙丘行宫三月余，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 前245年，赵悼襄王命乐乘代廉颇为将攻燕，廉颇不服生怒，率军攻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无以立足而逃亡魏国。

● 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原太子赵嘉，改立新后之子赵迁为太子，种下最后大乱的祸根。

● 赵迁即位，内乱迭起，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战国大争之世，每个国家都曾有过内争事件，然而像赵国这般连绵不断，且总是发生在强盛之期，乱后又突然跌入低谷者，实在没有第二家。

迂政亡燕

说到燕国的迂政，就不得不提起著名的燕王哙的禅让事件了。

燕国任用苏秦、首倡合纵之后，地位一度得到较大提高。可是，正在这个时候，燕国发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事件，从而导致了一次最严重的亡国危机。这个事件，便是燕王哙的禅让事件。这位燕王在位期间做了这件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大事——仿效圣王古制，禅让国君之位，让位给燕相子之。他命令凡三百石以上俸禄的地方官都将印信缴回，再由子之颁行。子之行王事，燕王哙反而称臣，不理政事。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16年，其造成的严重内乱持续了五年之久。

燕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诸侯国，是传承周天子血统的老牌王族大国，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国家。

战国之世，兴亡选择骤然尖锐化，燕国在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与国家较量中依然奉行着古老的王道传统，处置重大的社会矛盾时暴露出明显的迂腐，形成一种浓烈的迂政之风；另一方面，在变革体制与增强国力的现实需求面前，则迫不得已地实行有限变法，稍见功效便浅尝辄止。

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造成了极为混乱的自相摧残。国家屡屡陷入震颤瘫痪，国家灾难接踵而来，“几灭者数矣”。

失才亡魏

战国时期，魏国曾开文明风气之先，有识之士纷纷以去魏国求学游历为荣耀。安邑、大梁两座都城，曾先后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风华圣地，鲜有名士大家不游学魏国而能开阔眼界者。为此，魏国若想搜求人才，可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魏国在战国时期流失了大量的人才，以下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与魏国失之交臂：

● 孙膑，在魏国被庞涓陷害，后投靠齐国攻击魏国。

● 商鞅，在魏国不受重用，后投靠秦国主导变法。

● 张仪，纵横家，魏国大梁人，后也投提靠秦国破坏合纵。

● 范睢，魏国人，在魏国结仇投靠了秦国。提出远交近攻，先灭魏国。

● 吴起，魏国人，后投靠楚国，并主持变法。

● 尉缭，魏国大梁人，入秦为国尉，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

以魏惠王为代表的几代魏国国君，对待人才的态度可用四个字概括：外宽内忌。

一、大做尊贤敬贤文章，敬贤之名传遍天下；

二、对身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

三、对已经成为他国栋梁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为本国的兼职丞相（事实上是辅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内政）；

四、对尚未成名的潜在人才一律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

五、对无法挤走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分外戒惧，宁肯束之高阁。

自魏惠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都不出这五种做派。到了最后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毁而死，魏国人才已经萧疏之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魏国的灭亡。

分治亡楚

楚国体制的一大特点是大族分治。

楚国起源于江汉山川，在其崛起之前，整个南中国的族群基本上全部处于自治自立自生自灭的状态。一方面，楚国迫使相邻部族臣服，允许臣服部族继续在自己原有的土地上大体以原有方式自治自立地生存，可以拥有自己的封邑武装；另一方面，对于拥有良好生存土地而又拒绝臣服的部族政权，楚国仿效中原诸侯，以武力吞灭之，这些部族人群被直接纳入了君主部族直辖的族群，土地也变成了君主部族所直辖的土地。

如上两种情形，形成了楚国的分治之势：

● 经济上分为王室直辖的土地与世族封邑土地，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国缴纳赋税；

● 世族封邑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兵武装；

● 政治权力依据族群实力之大小而分割，国政稳定长期地由王族与大世族分割执掌，吸纳外邦与社会人才的路径基本被堵死。

进入战国之世，中原各大国的变法强国浪潮此起彼伏，几乎都曾经有过至少一次的成功变法，唯独楚国，短暂的吴起变法根本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便被对变法极其警觉的老世族合力谋杀了。

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吴起入楚，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2年）病逝，吴起于葬礼中被杀，楚国变法宣告终结。

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的岁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二则是实力尚在的老世族在绝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统率楚军的项氏父子本身就是老世族，这是最好的说明。然则，一战大胜，老世族相互掣肘的恶习复发，聚合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灭亡遂也不可避免。

偏安亡齐

好战者必亡，而忘战者必危。秦灭五国，虽说最终都取得了胜利，但是每一个国家都经历了惨烈和悲壮的抵抗。然而到了齐国，却是另一番景象。

齐国东靠大海，偏安一隅，战国后期大概有将近四五十年的时间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在秦与五国交战时更是奉行一种中立的外交政策，对秦国攻灭六国的军事行动完全不予干涉，坐视其他大国一一被秦所灭。

齐国的这一中立政策，正中秦国“远交近攻”政策下怀。因为秦国上下也非常清楚，只要齐国出兵帮助任何一个国家，以齐国的财力支撑，秦国恐怕很难与之抗衡。

虽然这种中立政策让齐收到“四十年不受兵”的效果，然而当中原的各个诸侯国一一被秦所灭的时候，齐国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史记》载：“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在国破之际，素来以勇武著称的齐国民众竟然不敢甚至不愿与敌军搏杀，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齐国的广大民众对于这个国家已经有些绝望了，不然以齐人的性格决不至于无动于衷；第二，齐人长时间处于安乐之中，没有危机感，斗志弥散，曾经彪悍威武的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

齐国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幻想的偏安一隅中，试图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又岂有不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