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良

来源：民族复兴网

看到法律界关于《多专家呼吁改变“先刑后民”思维保护民企 不能涉罪即诉》的讨论和呼吁，感到无比震惊，这是自奴隶社会“刑不上大夫”、殖民地社会“刑不上洋人”以来，中国再次出现了要为富人和洋人单独立法，让富人和洋人享有法外特权的改革建议，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这种“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改革建议。

由于中国法律党采用故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只有少数人能够听懂的所谓“专业语言”（实际上就是流氓语言）来表述问题，一般老百姓很难明白他们所谓不能“先刑后民”、不能“涉罪即诉”这些东西究竟在说什么（他们的目的也就是让老百姓不明白），所以并不知道他们正在策划出台一个悖逆天理人伦，背弃人类政治文明的保护企业家法律，出台一个把中国的富人和穷人分成两种法律身份的法律，或者叫做“一国两法”、“一国两民”的法律。

这个对民营企业家犯罪不能“先刑后民”、不能“涉罪即诉”的说法，翻译成古汉语就是“刑不上富人”，“刑不上洋人”；翻译成现在老百姓的语言就是，民营企业家（资本家）犯罪不能像老百姓犯罪那样进行处罚，而是要从宽处罚。宽到什么程度？要宽到不能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程度，否则就会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破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由于中国政府部门已明确规定，民营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所有中外私人企业，这就意味着今后所有中外资本家违法犯罪，将不能按照处罚老百姓的法律标准进行处罚。

莫说我们现在还称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连资本主义社会（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连中国封建社会（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从未有过这样的法律。可以说这是自秦始皇建立封建王朝以来，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富人单独享有一个法律的法治改革。所以当看到这个讨论和呼吁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这是发生在人类21世纪的事情，可是白纸黑字就写在那里，让人不得不发出今夕是何年的悲叹。

虽然此前我们曾多次指出，中国法律党是堕落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堕落的，但是中国法律党和知识分子能够堕落到这种不顾天理人伦的罪恶程度，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特别是他们所列举的私人老板应该享有法外特权的理由，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不敢相信人会无耻到这种程度！他们说老百姓犯罪必须惩处，是因为惩处一个人，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国有企业老板犯罪必须惩处，是因为国有企业不会因此而倒闭，也不影响经济发展；而如果惩处犯罪的民营企业家（私人老板），则会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影响经济发展。所以对私营企业老板犯罪免于惩处，是为了维护工人利益和国家经济发展。

简直荒谬到了不能再荒谬的程度！私人老板比老百姓占有更多社会财富，形成贫富两极分化，本应是需要解决的社会不公，现代社会包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采取劫富济贫的各种政策，尽可能缩小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可是当今中国不仅不立法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反而以富人占有更多财富为理由，要求立法让富人享有法外特权！可见在悖逆人类政治文明的道路上，中国法律党走得有多远，中国知识分子走得有多远，中国法律走得有多远！

最近，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挑衅和侵犯，对中国提出的一系列不合理不平等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激发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浪潮，这是令人十分振奋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借此机会，从内部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不能够用公平正义的原则来全面刷新我们的国家，不能够扶正祛邪、固本培元地好好爱护我们的国家；而是让贪官富豪勾结洋人趁机出台一系列悖逆现代政治文明，让富人和洋人享有法外特权，把中国老百姓踩在脚下的法律；那么我们还能够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成功抵御美国的侵犯吗？

最近我们一直强调，当年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开辟抗日根据地，能够把4万万民众发动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依靠的就是“减租减息”政策，减少农民向地主缴纳的租子和利息，以此唤醒了亿万万农民为国为家为自己而抗战的意识。如果当时毛主席共产党不是搞减租减息，而是帮着地主向农民加租加息，还立法规定地主犯罪可以免于法律惩处，中国亿万万农民还会跟着共产党抗战吗？中国老百姓帮助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情景能够不再重演吗？中国老百姓能够不再像鸦片战争和九一八事变那样袖手旁观吗？

面对目前这种悖逆天理人伦、背弃现代政治文明的所谓司法改革，这种足以把中国推向毁灭的倒行逆施，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扪心自问，我们是真的爱这个国家吗？如果我们是真的爱这个国家，就要把这个国家变成公平正义的国家，变成政治文明先进的国家，变成老百姓意气风发、无比自豪的国家，变成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国家，变成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国家。而如今，我们是在这样爱我们的国家吗？是在把我们的国家推向光明的未来吗？希望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7

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2019-05-22

关联阅读：

多专家呼吁改变“先刑后民”思维保护民企 不能涉罪即诉

新京报

新京报讯（记者 何强）“刑事立案环节是民营企业家面临刑事风险的开始。应把好刑事立案关，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涉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案件管辖标准，在理念上区分诉讼程序上的‘先刑后民’、案件定性上的‘先民后刑’以及审理案件中的‘边民边刑’。”近日，在广东省高院召开的最高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第十六期案例大讲坛上，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黄河作出上述表述。

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此次案例大讲坛上，来自办案一线的法官检察官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家、律师代表，从程序法、实体法上就如何加强对民营企业家人身权利和民营企业的产权平等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记者现场了解到，多名参会人员呼吁司法机关要改变“先刑后民”思维定势，要严格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不能入罪即诉，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民营企业家现实刑事风险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家

记者注意到，此次研讨的10个案例中，有8个刑事案件，其中7个为无罪案例，包括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公款再审改判无罪案，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说，企业涉案一旦处理错了，对企业和企业家造成的后果很不一样。“张文中、顾雏军想当年都是知名企业家，今天还能东山再起吗？ 国有企业的案件搞错了，坦白地说，仅仅是对企业家个人的影响。”

他表示，从企业和企业家犯罪类型看，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往往为了生存、为了获取平等的发展机会而可能从事涉嫌违法犯罪活动，涉及比较多的有虚假注册、偷税漏税、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但国有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家犯罪，主要涉及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等。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民营企业家一旦被立案侦查，不仅对企业家本人也对企业影响极大，甚至是破坏性影响。但对国有企业来说，这种影响不存在，把老板抓了，国有企业照样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秀梅的研究印证了顾永忠的说法。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至2018年企业家犯罪案件数量，从902件上升至2222件，涉案人数从1099人上升至2773人，呈递增态势。统计称，民营企业家触犯频次最高的五大罪名，分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单位行贿罪。王秀梅称，“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现实刑事风险，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家。”

全国人大法工委原副主任朗胜表示，民营经济这些年发展实现了现代公司制结构，但尚有大量民企还是中小微规模，没有完成公司制结构改革，产权不够明晰，责任人不太清晰，有些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划分不太清。“一个小的民营企业可能因为一个人的被捕而垮掉了。”

司法机关应改变“先刑后民”思维定势 慎用刑法

“刑法几经修改，最终确定了罪刑法定、刑法适用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来看，我对这些原则体会越来越深刻。”多年从事立法工作的朗胜表示，在处理涉民营经济案件采取强制措施时，要依法办理，更要坚持审慎原则，对民营经济案件的一些行为判定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违反法定程序。

“刑法具有补充性的特征，是对行政法和民商法的补充，对企业家可能涉嫌犯罪的，首先考虑不动用刑法。”王秀梅也认为，司法机关要改变“先刑后民”的思维定势，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民营企业，把企业家行为还原到违法犯罪发生的特定历史时期，慎用刑法。

“检察机关肩负着启动追诉程序、打击犯罪的法定职责，但检察机关更应该监督那些不应以犯罪论处、不必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来自办案一线的广东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沈丙友称，要防止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混淆，这两者之间隔着罪刑法定等多重因素。

沈丙友表示，要注重纠纷解决的可选择性，凡是民商事手段、行政手段能解决的经济纠纷，决不能用刑事手段解决。检察机关应该利用立案监督、审查起诉等程序，防止用刑事处罚插手民事纠纷；要分清行为的实质，不能错误地将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案件。

此外，检察机关还应坚持用商事思维规避刑事思维。“在经济犯罪或民事纠纷拿不准的情况下，国家追诉不能‘抢跑’更不能‘越位’，不能涉罪即诉。何妨‘让子弹飞一会儿’？” 沈丙友说。

加大羁押必要性审查 不能入罪即诉

沈丙友强调，追诉犯罪应高度关注民营企业家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逮捕必要性审查和羁押必要性审查作用，不能入罪即诉，做好刑事违法与国家追诉的价值判断。“刑事违法并不必然具有社会危害性。对社会危害不大、犯罪情节轻微的、可诉可不诉的，不提起公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也认为，要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院要担负起更大职责，应该有更多取保候审案例，这对民企保护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关押一个国企老总，对国企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民企老总突遭关押，对企业影响非常大。”

肖胜方还提出，在涉民企和民营企业家刑事案件中，目前存在证人出庭难的问题，导致辩护时无法交叉询问。法院应在立法层面有更多自主权，确保证人出庭。“特别在当下公开审判直播的情况下，确保证人出庭，能倒逼侦查环节更加规范，减少冤假错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熊秋红称，检察机关需要严格把握逮捕的条件，“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作为适用逮捕的基础性条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作为适用逮捕的否定性的条件，社会危险性作为适用的核心要件并且适用比较高的证明标准。”

应落实宽严相济政策 不因个人过失而使企业倒闭

“进入刑诉程序的案件，在强制措施适用、刑法处理等方面，应该在司法裁量权范围内应给予民企和民营企业家‘优惠’。”顾永忠称，能不拘捕的就应不拘捕，能不采取扣押查封冻结措施的就不采取或少采取，能不起诉的就不起诉，能不判实刑的就不判实刑；在财产方面，能分期、延期执行的，就分期、延期执行。

“这些都在司法裁量权范围，并不违法。但这样做，无论是对案件本身处理、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保护，还是对社会稳定维护，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顾永忠说。　　全国人大代表、远光集团董事长蔡仲光也建议，司法机关不要随意牵连合法财产，要保障涉案企业正当权益，应当正确区分企业正当财产以及法人的合法权益。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不规范经营的现象相对较多，涉案的几率也高，由于中小企业财产有限，一旦涉案，“查封、扣押、冻结”等在中小企业身上体现的频次也是最高的，对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个人违法的，不能牵连企业财产；企业违法的，不能牵连个人财产；个人违法的，不能牵连家庭成员的合法财产。

“民营企业家出现违法犯罪，除了企业家个人问题外，还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生态、经济环境和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甚至是个别腐败官员的卡拿索要直接造成了企业家的无奈之举。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企业。企业家的不规范行为可能导致一间企业倒闭，企业倒闭直接影响到众多企业员工和家庭。”在蔡仲光看来，司法机关对有不规范行为的民营企业家除有法律惩戒外，还应结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当时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在定罪量刑、决定刑罚方式方法时，落实宽严相济政策。

最高法院大法官胡云腾表示，加大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权益平等保护当双管齐下，一是及时完善司法政策、司法解释，把国家政策法律平等保护的规定保障到位、实施到位；二是继续再审纠正相关涉产权冤错案件，切实做到依法纠错，让正义不再迟到。要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重要作用，深入研讨挖掘司法案例价值，回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求，助力严格公正司法，服务民营企业司法保护。

新京报记者 何强 编辑 樊一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