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风向

5月24日，特蕾莎·梅在发表最后一句讲话时哽咽着离开了讲台。

许多人都不会忘记，5月24日早上唐宁街10号，泪眼朦胧的特蕾莎·梅声嘶力竭说出的那句“妥协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

这是“英国版辛德勒”尼古拉斯·温顿爵士曾给她的建议，梅这两年来正是如此行事，寻求各方妥协，但她终于没能挺过脱欧的几道关卡，也终于在今天正式辞去保守党党魁职位。

接下来保守党新一轮竞选程序开始，7月有望选出新的领导人，并接任首相。

从2016年6月23日震惊世界的公投到如今，不到三年时间，英国脱欧“干掉”了两位首相，其杀伤力不可谓不大。

为什么英国“脱欧”久久不决？为什么政客争吵不休？昔日光辉的日不落帝国，怎么就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2016年6月28日Politico深度评论文章《不平等推动了英国脱欧，而非政治家个性》，副标题为“焦虑、异化和怨恨推动了离开欧盟的投票”。时至今日，这些情况似乎并无改变。

笔者将从根本上梳理英国困局的社会根源。从伤害穷人的社会政策，到技术革命及全球化的冲击，英国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社会撕裂越来越严重，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持续的愤怒、僵局和混乱。

政坛辞旧将迎新固然可喜，但如果这一切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不进行调整，再换多少位首相也没用。

收入不平等名列前茅：光鲜的上层，吃不饱的下层

5月初，整个世界都屏息以待英国王室新成员的降生。随后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带着新生宝宝亮相温莎城堡大厅。这位小继承人来到了身家达880亿美元的英国王室。梅根王妃的置装费估计有100万美元，而威廉王子之妻凯特王妃的多数服装价格则不低于2000美元。

仿佛是在世界的另一头，来自坎布里亚（英格兰西北部的郡）的校长林恩无奈地表示“比起学习知识，对于孩子们来说，上学意味着可以填饱肚子……学校食堂我们可以看到，有学生偷偷把食物塞满口袋，这种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被视为偷窃，但这些孩子只是想活着，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顿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这是每天都在同一个国度真实上演的故事。

随着金融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大量资金涌入英国东南部地区，而北部地区仍笼罩在昔日的阴影之中。

即便是在世界金融中心、充满了金钱与欲望的伦敦，贫富差距也依然惊人。

富人住在豪华的大房子里，上一流的学校，去巴黎和东京厨师开的高档餐厅吃饭，为今天该穿哪双皮鞋苦恼。而穷人却因为福利被削减，没钱付电费而发愁，喧闹的街头随处可见乞讨者，塔楼附近的教堂内，义工正在分拣的捐赠品中有Ralph Lauren床单、Prada大衣、Gucci手包。

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17年，在收入不平等的国际排名中，英国接近榜首。

而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最近的数据显示，去年英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在不断加剧，英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了4.7%。相比之下，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下降了1.6%。

对于极少数处于财富金字塔顶层的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对于数百万普通英国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最坏的时代。

这当然会影响政治，据研究，当年决定脱欧意愿最强的20个选区里，收入中位数为18000英镑，而在留欧意愿最强的20个选区里，这一数字上升为了27000英镑。前者16%的大学毕业率，也要大幅低于后者45%。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的贫富差距，是谁的责任？

内因：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埋下了祸根

减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本来应该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在二战后一段时期，随着国家责任范围的扩大，英国的所得税税率呈上升趋势，福利国家也由此初具雏形。

特蕾莎·梅经常被拿来与撒切尔进行比较。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后，情况发生了逆转。

税收减免和福利削减几乎成了英国政治40年以来的主旋律。前者减轻了富人的负担，后者增加了穷人的负担。

在她担任首相期间，所得税基本税率从33%降至25%，高税率从83%降至40%，这是她努力缩小政府“规模”、释放私人收入的一部分。

1997年大选后，新工党(new Labour)政府承诺不会提高所得税基本税率，直到2007年都一直保持在22%。2008年，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将税率降至20%。之后又经历了卡梅伦、特蕾莎·梅政府的一系列减税。

今年4月份开始，英国政府又启动了耗资28亿英镑的减税计划，支付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20%）的门槛从11850镑提高至12500镑，支付高税率（40%）的门槛从46350镑提高至50000镑。这是自2011年以来一系列减税措施的延续。

财政大臣哈蒙德自豪地表示，“拮据的时代终于结束了”。表面上来看，减税计划将使英国家庭具有更高的可支配收入。然而，来自英国著名智库决议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报告，给了哈蒙德一记响亮的耳光。

该项报告显示，事实上，对于基本税率（20%）的纳税人来说，减税仅值73英镑，而一个典型的高税率纳税人将因此多获得327英镑——比基本税率纳税人高出4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政策对已经不交税的四成劳动年龄的成年人根本没什么用。

总体而言，85%的减税将惠及收入最高的一半家庭，超过三分之一（35%）的福利将惠及英国占比仅十分之一的少数富有群体。

未来的英国，富人越富，穷人只会越穷。

如果说减税给顶层民众带来了压倒性的优势，那么福利削减则是抽去了底层民众的救命稻草。

二战时受到的巨大创伤促使英国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国家制度。80年代，英国在撒切尔的领导下，开始削减调整福利项目。尽管如此，根据世界标准，英国的安全保障水平仍然很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公共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卡梅伦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财政紧缩目标，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并将矛头对准福利制度。

2016年6月的脱欧公投结果，给未来英国经济增长前景和紧缩政策的继续推进投下浓重阴影。接替奥斯本担任财政大臣的哈蒙德明确表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紧缩计划。

2017年2月，哈蒙德建议到2019/2020财年各部门预算削减6%，继续冻结劳动年龄人口的福利。特蕾莎·梅执政后，哈蒙德重申要继续推进紧缩计划。

福利开支在英国政府开支中占据最大份额，因而是财政紧缩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来看，英国近年来的福利改革中，以下几项值得关注：

一是下调福利水平，限制福利金最高限额。同时，还取消了随物价涨幅上调社会补助金的做法。

二是个人独立金将逐渐替代16~64岁残疾人生活津贴，以减少长期疾病或者残疾导致的额外福利开支。

三把原先的低收入补贴、失业救济等6种福利金合并为单一项——统一福利救济金（Universal Credit）。

四是缩减福利房，开征“卧室税”。根据新政，一个成年人或一对夫妇可拥有一间卧室的福利住宅，对于有孩子的家庭，两个16岁以下同性孩子要同居一室，10岁以下孩子不分性别要同住一间卧室。

这一系列打着“大社会计划”（Big Society）旗号的福利改革，把原本就已十分窘迫的底层人民推入了绝境。

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尔斯顿教授，在对英国进行考察后发布报告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加剧贫困，并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特别是对于工作贫困人口、面对重重生活困难的单身母亲、已经被边缘化的残疾人，以及陷入贫困循环中而难以摆脱的贫困儿童。

在访问期间，奥尔斯顿与很多穷人进行了交谈，包括那些依赖食物银行和慈善机构才有下一顿饭的人们，无家可归、没有安全的地方让孩子睡觉而在朋友家的沙发上过夜的人，为了钱或住所而卖淫的人，还有那些在贫困中长大而前途未卜的儿童。奥尔斯顿说： “我还遇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认为参加帮派是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而残疾人被告知他们需要重新工作，否则就会失去福利，即便这样做违反医生的指示。”

对于统一福利救济金，奥尔斯顿指出，这一体系被“默认为数字形式”，这无形中给数字素养较差的人挖了坑。比如，统一福利会把评估收入的时间定为某个月的1日至月底，如果因为周末或者银行假日，薪水提前支付了，就会被记录为领取了两次薪水，从而导致可以领取的福利金“大幅减少”。

决议基金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以来出台的所有税收和福利政策意味着，到2023年至2024年，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将减少1400英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将增加300英镑。

最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扣除住房成本)损失高达惊人的五分之一。其结果是：未来几年，儿童贫困率将直线上升，并有可能在本世纪20年代初达到创纪录的高点(超过34%)。

外因：全球化与技术革命的冲击

除了内生性的政策问题，全球化与技术革命也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社会的贫富分化。

一方面，全球化使英国国内和低收入国家的低技能劳工直接展开激烈竞争，进口别国价格低廉的商品和服务导致英国低技能劳工的相对工资下降。另一方面，全球化通过在更大的市场中，增加对高技能工人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而增加对相对稀缺的高技能工人的需求。

同样，一方面，技术变革减少了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自动化、机器学习、人工智能降低了低技能劳动的成本，取代了低技能劳工。而另一方面，技术变革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这既包括对他们开发先进技术的技能的需求，也包括对操作这些技术的需求。

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下，英国的低技能劳工不断被边缘化，他们认为，是全球化、技术革命还有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抢走了自己的工作机会，摧毁了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并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

根源：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所有这些席卷穷人的洪水猛兽背后，到底是什么强大的力量在支配？

从撒切尔夫人在80年代为富人大规模减税、碾压工会组织、放宽管制、私有化、公共服务外包及竞争，到如今的税收减免、福利削减和让人们无处可躲的全球化浪潮，其背后的思想根源一脉相承，都是信奉商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视竞争为人类关系的根本特征。税收与监管要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应该私有化。不平等被重铸为高尚品德：它不仅是实用性的奖励，更是财富的来源，层层流淌下来，可使每个人都富裕。努力使社会更加平等不仅会适得其反，更会败坏道德。市场会确保每人得到其所应得的。

四十年来，英国始终没有走出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无论政治上还是思想上，新自由主义仍然是舞台上唯一的主角。

剑桥教授马丁·雅克甚至认为：“政坛里的人们除了新自由主义，不具备其他的思维或处事方式，它已经成为某种常识。”

然而，新自由主义在今天却越来越受到质疑。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自1931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挑战了长期以来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基石，对英国全球化、轻监管的资本主义模式造成了打击。这场危机不仅导致了长期的工资停滞，也刺激了民众要求“夺回”过去几十年主导经济力量的控制权的决心。

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崛起，以英国退欧党(Brexit Party)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将英国与全球的不确定性隔绝开来的愿望。此外，工党领袖科尔宾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欧盟是一个可恶的新自由主义项目，阻碍了英国的发展，他发誓要“击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他们本应服务的国际银行家。

民众日益感到，他们陷入了一个“不平等骗局”，在这个“骗局”中，财政紧缩政策成了最新出炉的恶棍：伦敦银行家炮制了一场金融危机，通过不计后果的赌博实现了财富倍增；伦敦政治家以预算赤字为借口，削减对穷人的开支，却对富人实施减税政策。新自由主义咆哮着，变成了资本的狂欢盛宴和大部分公民的噩梦。四十年来，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分裂进一步深化，给英国社会埋下了一颗有可能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

富人与穷人、精英与平民、党派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各方对现实的认知存在巨大偏差，很难达成理性的妥协与一致意见，公众辩论和政治进程陷入了僵局。

结语：弥合社会撕裂，不能只靠脱欧换首相

特蕾莎·梅走了，被撕裂的，不仅仅是她的内心，还有她身后的整个英国社会。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创始者，英国在经历了四十年新自由主义的磨砺后，社会裂痕非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日趋严重。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这一刻黯然失色，前途未卜。

那些寄希望于通过脱欧来从根本上改变现状的英国民众终将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

弥合英国社会撕裂的巨大伤口，不是换首相，甚至脱欧就能够解决的。可以预见的是，即使英国通过某种形式解决了脱欧问题，其深刻而持久的社会裂痕仍将无法弥合，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因此，相较于“脱欧”这一事件本身，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内生性的缺陷，才是英国社会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

参考资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