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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黄蜂的毒刺:《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新书分享会全记录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 2019-06-19 · 来源: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外交意指国家的对外交往活动,是现代国际社会中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所谓美国海外隐蔽行动,则指美国对外交行为中的一类针对他国、动机敌对、过程隐秘的行动方式,旨在影响他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局势甚至颠覆“敌对”政权,实现美国战略利益。

海外隐蔽行动就像美国这只黄蜂刺出的一根毒刺,它来者不善且不易察觉,而作为其攻击对象,一旦中招,轻则伤筋动骨,重则毒发身亡。

“海外隐蔽行动”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常用手段和重要工具,短期看来似乎有助于扫除障碍、打击“异己”,满足一己私利,但从长远来看,实则往往种下祸根,给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困难,对于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对外关系弊大于利。

5月11日,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斌教授携多位中心研究员莅临万象书坊,就“海外隐蔽行动”这一美国外交中的隐蔽面向,与读者分享新著《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的研究理路与特点,就历史与现实、教训与启示展开深入对话。分享会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万象书坊主办,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官欣欣主持。

是立足档案文献,对重要个案展开深入、细致的系列研究

《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主编石斌教授首先向读者介绍了丛书的研究背景和规划。他认为,即使在冷战结束后,国家之间仍经常性地陷入某种程度的猜疑、竞争、对抗等类“冷战”状态,尤其是在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具有较大差异以及处于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之间,还不能排除“隐蔽行动”这种传统战略工具的延续或重现。

就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而言,“海外隐蔽行动”或对外隐蔽干涉行动,实际上是与外交、制裁、战争等手段并列的重要政策工具,因此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课题,许多著名外交史、战略史和国际政治学者都进行过相关研究。这一主题虽然早已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但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整体水平与西方学术界还有较大差距。

有鉴于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积极组织校内外学术同仁,努力传承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研究风格,特别是立足档案文献,对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的重要个案展开深入、细致的系列研究。依托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力量,石斌教授对《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研究系列》进行长期规划,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20余本个案研究成果。

隐蔽行动诞生于冷战,发展于冷战

随后,丛书第一辑各分册作者与读者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内容及个人感受。《美国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作者舒建中教授对美国海外隐蔽行动有深入研究。

他表示,隐蔽行动诞生于冷战,发展于冷战,自中情局成立以来,隐蔽行动实现制度化,是美国冷战期间的代表性外交手段。

就其本人的研究个案而言,他认为,基于不允许在其后院拉美地区出现亲苏政权的目的,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发生前夕,美国进行了周密的政策设计和详细的规定,从各个方面对军方进行政治策反,对阿本斯本人及其政权进行造谣抹黑,对危地马拉国内经济进行隐蔽扰乱,最终扶植反政府武装颠覆阿本斯政权。

此,美国已确立了隐蔽行动的四大要素,即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行动、隐蔽宣传行动和准军事行动。

历史是由具体事件组成的

《U-2飞机与冷战时期美国高空越境侦察》作者葛腾飞教授认为,回溯冷战历史,对现实有重要的历史镜鉴意义。就其研究个案而言,他认为,冷战期间美国始终希望全方位获取苏联的战略武器情报,在针对苏联的抵近侦察不断受挫的情况下,以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主导的美国政府高层转而寄希望于高技术手段,产物便是用于高空越境侦查的U-2飞机。美国利用U-2飞机不断获取军事情报,在暴露后仍以外交伎俩及民用名义遮掩,面对苏联掌握的人证、物证,最终不得不承认对苏联领空的侵犯。

葛腾飞教授认为,历史是由具体事件组成的,事件的背后除了偶发性,还有细致的决策过程。通过梳理档案材料,揭示冷战当中的重大事件背后生动的历史场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研究U-2飞机所代表的技术推进与情报获取结合的过程,对相关国家采取反制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猪湾登陆行动,一定程度上是危地马拉政变的翻版

《折戟沉沙:美国“猪湾行动”始末》作者崔建树教授认为,猪湾登陆行动一定程度上是危地马拉政变的翻版,但由于中情局得意忘形、行事不周,导致了严重的失败。

崔建树教授向读者揭示了美国政府决策层围绕采取隐蔽行动颠覆古巴卡斯特罗政权这一方案所产生的各种分歧。同时他认为,由于肯尼迪总统执政经验不足导致这一行动在决策过程中摇摆不定,执行过程疏漏百出,在情报错误、没有掌握战场主动的多种因素影响下,猪湾登陆行动以美国付出惨痛的人员伤亡代价告终。

崔建树教授的讲述在带来好莱坞大片画面感的同时,令大家感受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讽刺意味。

美国在智利的隐蔽活动有其阶段性

《美国与1973年智利政变》作者王爱娟教授提出,1973年智利发生“9·11”政变后,美国全力否认参与其中,但随着大量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布,美国在智利政变中扮演的角色再也无法隐藏。美国在智利的隐蔽活动有其阶段性,初期美国为了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防止出现“第二个古巴”,利用智利国内政策阻止阿连德当选。

行动失败后,中情局转变方案,采取暗杀、搞垮智利经济、煽动宣传抹黑领导人、扶植军队反对派等手段,迫使阿连德下台。最终在政变中,阿连德拒绝投降,不幸殉职。由此智利开始了长期的军人独裁统治。

“被刻意隐瞒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行动

《“清除人民党”:1953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作者石斌教授首先为大家解释了“清除人民党”这一行动代号的由来和含义。

美国以防止苏联和共产党人控制伊朗为名,运用一系列手段推翻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使巴列维王朝倒向西方,从而建立亲美政权,实现了夺取地缘战略优势、掌控石油资源、取代英国传统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

这是美国首次通过秘密“准军事行动”成功推翻一个外国合法民选政府,导致隐蔽行动正式成为美国的对外战略工具从而被频繁使用;同时由于这与美国所标榜的“民主”形象自相矛盾,因此被刻意隐瞒达半个世纪之久。

石斌教授认为,1953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打断了伊朗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是伊斯兰革命后美伊敌对至今的深刻历史根源。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仔细的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今天更深入地理解美伊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更清楚地认识中东问题的一大症结。

最后,五位作者与现场读者就美国海外隐蔽行动的决策机制、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根源等问题展开互动。

参与者均表示非常幸运能够有机会在美丽的万象书坊参与这样一场生动又不失深刻的图书分享会,感谢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诸位学者和南京大学出版社带来的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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