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网知之 作者：冰川思想库

中国人编撰的世界近现代史里，曾经是中国独有的特产茶叶，长期以来不值一提。但事实是，与中国的国运由盛转衰相伴随的，恰好是中国对世界茶叶市场的控制权和主导权逐渐丧失。是前者导致后者，还是后者导致前者，其实可以认真讨论一番。

01 曾经，茶叶的重要性不亚于高端芯片

今天，茶叶和丝绸瓷器都是毫不起眼的普通商品。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它们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拳头产品。茶叶的地位，甚至丝毫不亚于今天美国的高端芯片和航空发动机等高科技产品。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当时的中国茶叶，已经成为中国节制藩属国或外邦的重要武器。

举例来说，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自此恰克图（在今天俄罗斯和蒙古边境）成为中俄贸易的市场。后来因俄罗斯窝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罗斯人在边境抢劫，乾隆曾三次下令关闭市场，前后加起来有15年之久。这一贸易制裁，使俄罗斯至少损失500万卢布。

哪怕从生理上讲，这些以吃牛羊肉为主的国家，如果长期没有茶叶解腻，必定引起饮食结构的巨变，这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问题还在于，外国必需中国的茶叶，但中国不需要他们的东西。1847年3月，英国议会调查发现，从1845年到1846年，英国输往中国的工业产品，与中国运往英国的茶相比，贸易逆差高达35%到40%，有些制造业者已经放弃了对华贸易。

其次，由于掌握着茶叶这种全球独一无二的产品，中国获利巨大。

历史学家庄国土估计，从1700年到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出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从1700年到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

再次，鸦片战争前的全球“二把手”——英国，全社会已经离不开茶叶消费。

茶有效平衡了英国人的饮食结构，为英国人的多酸性主食面包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多碱性的佐餐饮料。茶叶的饮用方式，直接给英国人的健康状况带来了好处，因为将水煮沸可以杀死水中微生物。

由于伦敦人口密度大，且缺乏有效的排污系统，伦敦市民的饮用水是非常不卫生的。在传染病多发的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喝茶民族的生存概率比一个喝咖啡民族的要大。英军也从喝茶中获益。当他们在热带丛林中困苦不堪地行军，寻找着帝国边界的时候，喝茶能够预防水源性传染疾病。

从家庭生活到社会交往，茶扮演了重要角色。茶与咖啡馆一样，扩大了公共空间，促成了一个市民社会的诞生——这点正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要素。

在饮茶之风还未盛行的年代，工厂里的工人们所摄取的大部分卡路里，来自啤酒和麦芽酒。这种习惯带来一个严重问题：曼彻斯特纺织工业的主要设备为飞速运转的纺纱机和纺织针，而让一个醉醺醺的工人去操作它们实在是件很危险的事。毫无疑问，茶叶有提神的作用。它能让工人们集中精力，有助于让他们全神贯注地完成那些艰巨的工作。

以茶代酒还有别的好处。怀孕期间的妇女如果不喝酒，而选择喝茶的话，婴幼儿群体的健康状况就会发生显著改善。茶叶中也含有抗菌的酚类，它们是可以起到天然杀菌作用的植物类化学物质。在英国，婴儿诞生的头一年一般是用母乳喂养的，因此妈妈们以茶代酒也就意味着，英国的婴儿们将不再受到酒精的影响。饮茶习惯的流行不仅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在需要更多劳动人口的工业化时代也提高了人类的免疫力。

到19世纪中叶，下午茶随着茶叶价格的逐步走低，这一原属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开始成为英国社会的普遍习俗。下午茶时间是一段享受的时光，是拜亲访友的时光，是午餐和晚餐之间的闲谈时光。茶叶是工业革命的助推器，它使英国人意识到，创造了足够多的剩余资本，终于可以好好享受那些殷实的劳动成果了。

而东印度公司则通过垄断中国的茶叶生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富可敌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的代名词，为英国之后推行殖民政策，完成了必要的财富积累。

19世纪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贸易——植物贸易。植物贸易是大英帝国（包括旧殖民地在内）一项重要的财富来源。

当西印度群岛以及印度次大陆的殖民地、大洋之间的岛屿沿岸的边区村落连成一片一片后，面临着三个问题：如何通过挑选和杂交手段实现经济作物的增产，如何在地球上哪片角落可以利用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来种植特殊作物，从而实现产量最大化，以及如何对植物进行加工以使其适应市场营销的要求。

所有这些问题，在工业时代初期，植物学研究的意义，相当于今天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实行帝国主义式的植物政策，不失为一种榨取殖民地经济价值的手段，而植物猎人-植物学家，必将粉墨登场。

02 盗窃者福钧第一次赴安徽休宁

184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位法官在一起专利判决中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护知识产权，这种所需精力和兴趣不亚于一个人……种植小麦或饲养羊群所花费的精力和兴趣的脑力劳动的成果。”而此前几年，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概念清晰化。

茶叶符合知识产权的全部定义：它是一种商业价值极高的产品；制茶需遵循一整套受中国严密保护的准则和中国式的独特程序；这套完善的准则和程序是中国茶叶对其竞争对手保持巨大优势的秘密所在。

1848年初，东印度公司制订出了一个纯属商业间谍活动性质的计划，一旦公司的阴谋得逞，那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跨国股份有限公司将成为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商业机密盗窃案的幕后黑手。

在1840年之前，漂洋过海的植物的命运极其悲惨，大不列颠帝国、殖民地之间要进行植物贸易极为困难，很多时候根本无法进行。来自海外的种子和活的插枝要在船上颠簸数月之久，航线至少要穿越赤道线一次才能抵达英国或别处。

在漫长的航程中，新鲜淡水极其稀缺，自然不能随随便便让给这些异国植物享用。这些植物经常直接堆放在甲板上，暴露在直射的阳光之下，同时遭受着带有腐蚀性的海浪的冲击。而它们一旦被贮藏在船舱内，将因与阳光隔离而营养匮乏，慢慢死去。因此，只有异常罕见、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样本，才能在远洋航行中存活下来。

然而，沃德博士，一个医生的儿子，在19世纪30年代发现：植物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一个密封而明亮的环境中存活多年。沃德的发现是革命性的。经过反复设计，沃德博士发明了沃德箱，一种用玻璃做的，专门用于运输活体植物的箱子。

有了这门技术，东印度公司开始物色人选，前往中国盗窃茶树苗和种子。

被选中前往中国盗窃茶树茶种的，是曾经在1845年到过中国的英国植物学家福钧。1848年9月，接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年薪500英镑且其他开支都可以报销的邀约之后，福钧独自启程前往上海。在那里，他雇用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王姓安徽休宁人。

这位王姓休宁人带着福钧，一路通过化妆成中国人，躲过很多人疑惑的眼神，终于到达安徽休宁老家。福钧在王家住了下来，大肆收集茶树茶种，并顺利地将13000株茶树苗和上万茶树种子用沃德箱运抵上海，在上海休整些日子后，装船运往印度。

这一次福钧的运气很不好，由于路上保管不善，很多沃德箱在运输过程中被压碎，坏掉了。在运往喜马拉雅山南坡的陆路上，一个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打开了沃德箱查看茶树的状况，结果坏事。最终。福钧送来的首批茶树存活率只有7%，种子基本完全腐烂。

不过，在采集茶树茶种的过程中，福钧发现了中国茶叶制作过程中的一个不堪现象，这成为以后印度茶叶击败中国茶叶的致命一招。

福钩在参观一家中国的茶叶作坊时发现，工人在往茶叶中添加一种使手指变得很蓝很蓝的东西。福钧了解到，这种蓝色物质叫普鲁士蓝，是一种应用于油画中的颜料。幸运的是，普鲁士蓝是一种复合分子，因此它几乎无法释放出氰根离子，有毒物质将无害地通过人体后被排出。

在工厂的别处，福钧又发现有个人正在烧火，好让一种明黄色的粉末溶入一团糨糊中。这里散发出的气味如同变质鸡蛋一般极其难闻。这种黄色物质是石膏，或是脱水硫酸钙种常见的石膏组成成分，它同样被添加到茶叶之中。

两种添加物意味着，中国茶叶在实实在在地毒害着英国茶叶消费者。尽管中国人朝茶叶中掺入添加剂的行为并非出自恶意，他们只是单纯地认为外国人想要的是“看上去”翠绿翠绿的绿茶。

福钧偷偷从这座工厂里拿走了一些有毒染料，装进自己用蜡浸过的布袋内。他需要少许样本进行化学成分分析，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把这些东西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隆重展出。

而这次公共展览会意味着：笼罩在英国国饮的神话传说，将被暴露在西方的科技之光下。福钩将揭示那些中国人在无意之中犯下的罪行。这将为英国自行种植加工茶叶提供无可辩驳的依据。

03 第二次赴福建武夷山带走制茶师

第一次失败，并没有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感到气馁。福钧继续留在上海，在1849年五六月份间，又雇佣了两个人赴福建武夷山采集茶树茶种，这一次的经历跟上一次一样，装扮成中国边远省份的高端人士，以免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

同样，在返回上海，驻留一段时间加以清理后，这批茶树再次顺利抵达印度的喜马拉雅山南坡。

这一次，成活的植株总数不少于12838棵，处于萌芽状态的茶种，多到不计其数的地步。在福钧看来，这些茶树长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就像它们从未离开过老家的土地一般。事实证明，喜马拉雅山脉的环境很适合茶叶的生长，就连上次种下的80株茶树，现在都在茁壮成长着。

有了生茶叶，还只是茶叶生产的第一步。福钧虽然在采集茶树苗的过程中，详细了解和记录了茶叶制作工艺，但是如何把整个一套茶叶采制技术带到印度，不是靠福钧的文字记录可以实现的。

1851年，福钧在上海委托人在内地产茶区找到8名经验丰富制茶师，以月薪15美元的薪水，签了三年合同，躲过海关，将他们带到印度，向印度人传授制茶技艺。

这8名制茶师后来下落不明，是返回了中国还是留在印度，没有人说得清楚。2017年11月，有媒体报道称，一位叫做James Ajoo的30岁印度英语教授声称自己是其中一位制茶师的后裔，他的考证看似颇有几分可信，但没有进一步的下文。

04 严重后果：市场丢失与辛亥革命

中国的茶树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落地生根，很快枝繁叶茂，不仅产量很快上升，而且借助英国的工业化水平，茶叶制作很快摆脱手工劳动，迅速机械化，标准化。印度茶叶迅速崛起。

印度茶叶在世界市场的崛起，同时意味着中国茶叶的衰败。中国茶叶的衰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生产技术落后，墨守成规。而印度、锡兰等地，一片茶园就是一座大农场，分工合作，多年培育出的乔本茶树比中国灌木型茶树的味道更为浓香。中国仍采用古老的人工方式，落后的制茶技术和原始的设备，影响了茶叶品质的提高。

二是营销不力。清政府没有茶叶出口专门管理机构，中国茶叶全部出口业务由洋商一手承揽，商人自行向洋商出售茶叶，彼此竞相压价，茶叶出口价格受洋商控制和盘剥。此外缺少先进的运输工具，延误了茶叶交易的最佳时机，造成经销茶叶的亏损。在营销方式上，日本政府从促进出口、占领国际市场出发，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化措施，严格控制质量标准。由于措施得力，在1897年美国实行《禁止粗劣各茶进口条例》与《整顿进口茶叶查验章程》时，日本出口到美国的茶叶量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三是出口税收过重。据1901年统计，茶叶的厘税和出口税加在一起，约占茶叶价值的百分之四十。这无疑加大了茶叶的生产成本。在其他国家中，茶叶出口贸易则采取了减免税的办法鼓励出口。中国茶叶税捐之重，与其他产茶国根本无法相比。

加上上文所述的茶叶之中添加有害物质和树叶，导致中国茶叶的市场份额迅速萎缩，中国茶叶在与印度和锡兰茶叶的竞争中，迅速落败。1817-1833年间，广州口岸出口的茶叶占出口总货值的60％左右；印度茶叶的出现，使之在全国出口总值中的比例迅速降到40％~50％；到19世纪最后10年，已降至30％以下；至1905年，更降至11.2％，1913年，降到8.4%，只有丝绸的三分之一。

这里要特别提及四川茶叶。朝廷一向以四川茶叶节制西藏，践行“以茶制夷”方针。

然而川茶的局面与中国茶叶大势一样，不可避免走向衰败。而且，四川茶商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在茶叶中掺杂树叶，结果引起藏区人民的痛恨，川茶声誉一落千丈。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英藏印续约》规定，百货免税五年之后，允许印度茶叶入藏。

市场的开放，使川茶在藏区的地位很快被印度茶叶取代。为了抵御印茶，清政府一面打破成例，允许茶种入藏播种，同时组织出产边茶各县茶商集资50万两，成立边茶公司，对边茶的产、运、销统一经营管理，以图增强竞争能力。这一官督商办企业在清廷覆灭之前，每年已有三四十万元盈利。

更为严重的是，川茶的落败，使英国势力以茶叶贸易为先导，顺理成章侵入西藏。西藏与川滇唇齿相依，设若西藏不保，川滇则失其屏障，英国势力侵入我国腹地易如反掌。这一险象让清廷感到极大震动，于是以四川的人力、物力、财力应援西藏，以挽救西藏危局。而要加强川藏关系，必须首先经营川边藏区。为此，清廷付出了相当的政治努力、经济投放和军事代价，换得西康建省条件基本具备。

但是，大队清军驻防川边，使四川内地防务空虚，实为保路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便利。1911年8月间，荥经、天全、芦山等川西各县同志军举起义旗，围攻雅州城（今雅安），阻击清军，从这年七月至九月初旬共四十余日，无一兵弁驰援成都襄助总督赵尔丰对付同志军。

眼见成都保路运动兴起而防务空虚，清廷赶紧从武汉调集军队开赴成都，结果又导致武汉防务空虚，当调防成都的清军还在路上，武昌起义爆发。可以说，正是因为清军的连锁移防，为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而追根溯源，谁会想到一片茶叶的腾挪，最终会让一个庞大帝国瞬间土崩瓦解。就此而论，茶叶被盗这个事件的影响，可谓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桩知识产权被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