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熟悉中美关系的读者都知道，在1980年代中美关系迎来所谓“蜜月”，中美战略关系之密切，尤其以两国防务及安全合作为主轴。客观上看，中美防务关系开启于中美关系解冻的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所构想的中美防务合作亦初步实践于这一阶段，相关内容构成中美关系史中的隐秘内容。

1972年尼克松访华

美国弱化“中国威胁”，承认中国的“非侵略性”

尼克松—基辛格团队掌权以来，回归现实主义外交，承认国力限度与国际政治多元化等是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主旨。其中，对华、对苏的“双和”战略是其基石。同期，中国方面也修正“两个拳头打人”的激进外交。就此，自70年代初美中关系解冻，美中关系和解与初步发展衍生出亚洲冷战转型的新叙事。

尼克松及基辛格奉行尊重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战略，力图将美国从自由理想主义的冷战十字军迷途中扳回来，清楚认知全球权力态势变化及美国力量与义务的边界。尼克松决心实现美苏缓和，同时谋求与中国接触，降低美中对抗的刚性及烈度，帮助其摆脱战略困境。

但尼克松秉政伊始依旧保持着浓烈的防华遏华思维，对华“革命型反美国家”的认知心理也并未从美国对华认知中轻易消除。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等军方强硬派的对华疑惧有增未减，其强烈冷战思维影响了尼克松的对华认知，这在其上任伊始就对华反导的“哨兵”反弹道导弹系统及核打击预案的修订中得以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实际部署方面增强了对华作战准备，但尼克松政府明显弱化了约翰逊时期就“中国威胁”的放大性宣传。相比于民主党政府严厉保守的对华敌视态度，尼克松在遏华措施的外宣方面温和许多，这显示出其对华政策的灵活性。

1969年初美国对华认知依旧较为保守，而年内迅速激化的中苏矛盾大大提速了美国对华接触与积极认知的历史进程。当年中苏接连爆发的边境冲突引起了美方重视。铁列克提事件后，美国判定中苏关系难以扭转，尤其担心莫斯科对华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苏联策划在中国核反击能力壮大前解除其核武装，乃至改变中国政权的图谋令美国高层深感震惧。

就此，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决定借力打力。他认为，美国此时“不应显得与苏联一起合谋应对中国，而应尊重并接触中国”，应坚持对华政策中的缓和接触设想。通过研判1969年到1970年中国政情发展与对外政策调整，白宫进一步确认“北京是防守方和易受攻击者”，历史性地承认中国的“非侵略性”，认定“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事关美国重要国家利益”。

尽管保守性浓厚的对华军事防遏继续留存于尼克松政府对华防务政策的基本框架内，但在美中关系解冻的前期酝酿中，对华军力尚弱、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转轨及“非侵略性”国家形象的认知，成为对华政策调整的思维前提与现实基础。就此，加速推进美中关系解冻成为华盛顿的共识。而在解冻初期，以民用科技及经贸交流为载体的美国对华技术输出以及双边就某些防务议题的磋商，成为美中核心政治议题难以推进情况下推动双边关系演进的独特触媒。

西方国家的战略：“联华制苏”与“技术扶华”

美国在推行对苏对华“双和”战略时，事实上偏向中国，美方以解冻一般经贸关系为着手点，谨慎推进美中正常化接触。而在民用经贸科技交流基础上出现的某些具有军事意义的对华技术转让，成为美中防务关系中的特殊内容。

至1971年年中，基辛格制定出对华经贸政策的分阶段目标，即要不断提升美中贸易层次，最终目标要使美中经贸水平超越对苏东国家的经贸往来规格。不过，一些具备军事价值的民用装备暂时禁止售华，如制造高精密无缝钢管的机床、螺旋桨推进器、自动化农用机械、燃气轮机、雷达及侦测照相设备等。基辛格同意并认为，美中接触明朗之前，应暂时平衡美苏与美中经贸关系，不能破坏美苏缓和。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他强调，中国是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实体，“强大并不断发展的中国不对美国造成威胁”。就此，他表示愿意开展两国经贸交往。中方予以正面回应，决心开启双边经贸科技交流，强调相关合作将通过日后的互驻机构深化落实。尽管中方就此议题并没有美方所预想的那样热切，但美方注意到中国驻外机构在扩大收集中外科技经贸合作及西方科技等讯息，保持着灵活。美方清楚，中方此种态度源于其就中美关系更具原则性、宏观性政治问题的把握与坚持。而对于西方技术如若表现得过于渴望也会损害中国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原则。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并未完全转轨，中国对于西方先进技术渴求还并不强烈。

为助推尼克松访华后形成的良好氛围，1972年3月底，美国国安会进一步制定了提升对华技术输出与经贸交往的新政。借双边经贸技术交流局面的打开，中国对美国民用飞机及航空、通讯器材等表现出浓厚兴趣。中国表示希望购入波音707型客机并与休斯航空航天公司及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展合作，以升级中国卫星地面通讯系统。中方还与洛克希德公司展开采购民用航空器材的谈判。

1973年2月，美国决定授权波音公司为对华出口的美国客机再额外配售8套惯性导航系统。其虽为民用技术但具备潜在军用价值，售华先进民用导航系统是新中国历史上美国先进装备输华之肇始。

虽然构建美苏缓和是尼克松对外战略的绝对要务，但这与在战术上提升中国常规军力、战略上作出扶华姿态并不矛盾，反而能够促进苏联配合缓和。就此，美方加速落实上海联合公报的诸项内容，对华输出技术装备构成了美国对华防务政策的重要内容，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借西欧盟国之手帮扶提升中国包括军事科技在内的技术水平。

基辛格早在1971年下半年便开始考虑允许西欧制定对华出口敏感装备技术清单，先期展开对华先进民用技术，甚至军用技术装备的输出。借盟国之手对华输出高新技术乃至军用装备这一随后持续近20年的对华防务政策的突出特点在此时初现端倪。至1973年7月，英国政府声明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总体上，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技术输出虽以民用技术为主，但有的也具备军用价值；西欧对华技术输出也同期开启，且步伐与力度更大，堪称西方集团就“联华制苏”与“技术扶华”的战略分工。

装备“斯贝”发动机国产型号“秦岭”

交流情报，共同应对地区危机

与技术输华一道，情报合作成为美方润滑美中关系的重要手段。1971年的基辛格访华开启了美中两国就苏联军事威胁进行某种形式的情报交流。两次访华中，基辛格均向中方通报了中苏边境的苏军兵力部署情况。1972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访华时表示，美方准备在不寻求中方回馈的情况下，单方面向华提供自身条件所能支持的苏联等国对华军事威胁的相关情报。就此，中美互设联络处之前，纽约渠道与巴黎渠道成为中美进行沟通的制度性平台。无疑，苏联威胁持续助推着包括防务关系在内的美中关系，成为两国核心分歧尚存情况下双边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中美战略互信有待加强、情报交流帷幕拉开之时，1971年11月末突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也成为增强两国互信、深化防务关系的催化剂。南亚危机、中东战争、安哥拉内战等地区重大事件一度对70年代的美中关系产生较大推动作用，对巴基斯坦、埃及等友好第三国的共同军援构成美中防务领域初步协作的重要内容。

两国就南亚危机密切交换意见。双方就控扼印度战争行为、交换印苏情报及援助巴基斯坦等取得重要共识。1971年11月23日，黄华向基辛格表示，中方将采取包括军援在内的各种措施支持巴基斯坦，会在印军东线附近战略佯动，施以压力。黄华还向美方了解印苏两军情报。基辛格表示，“美方会在任何时间提供中方所需的印苏情报”，“如果中方认为印军是严重威胁而需采取军事行动，美方将阻止他国干涉并及时通告相关讯息”。12月10日，印军空袭西巴基斯坦已四天。黄华表明，“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中国将向西巴派遣军队，同时集结强大力量威慑印度，阻遏印军战争扩大化的图谋”。美方表示赞赏，同期以护侨名义派遣航母战斗群前往孟加拉湾震慑印度。中美两国的有效威慑使印方未敢派遣地面部队进攻西巴基斯坦。南亚危机促成的中美合作还延续到战后，美国此后多次请求中方对巴基斯坦施以军援。中方表示将向巴军提供歼6型歼击机及轻型主战坦克，希望美国也对斯里兰卡加大援助，构筑对印反包围圈。

自此，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发展使基辛格确认两国正在发展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是两国回归现实主义对外政策的结果，是基辛格所认为的美中“心照不宣同盟”的雏形。

除巴基斯坦，中美对埃及等友好第三国的共同军援也是同期美中防务关系中的亮点。美方比较重视作为世界第二大苏式武器生产国的中国，向苏式军备体系国家提供苏式装备所产生的独特战略影响。1974年1月，基辛格向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提出，希望中方满足埃及领导人萨达特的请求，向埃出口歼7型战机并援建制造厂以弥补其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严重损失，中方表示同意。美中对于埃及的扶持有力保证了萨达特民族主义反苏政策的落实，两国在防务领域的战略配合达到新高度。

尼克松时期美中防务关系的抵牾

技术输华、情报交流及应对地区危机等助推下的美中防务关系促使基辛格产生了美中“特殊关系”与“心照不宣同盟”的战略认知。然而正是白宫就美中防务关系发展态势的过度乐观与战略误判，以及两国就一系列防务议题所引爆的矛盾，直接导致美中防务关系乃至双边政治关系在尼克松执政末期暂时遇困。

首先，核裁军及军事热线议题。对华对苏“双和”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将中国“制度化”至维持权力均势及地区稳定的国际秩序架构内。在高频度的访华行程中，基辛格多次建议美中苏应签署相互通报紧急情的协议，筹建美中高层军事联系热线，邀请中方参与国际核裁军进程。但周恩来明确表示中方不会被其“束缚”，拒绝建立联系热线。

其次，美军亚太军力部署议题。随着美中防务磋商的拉开，中方对美国亚太军事存在表示不满，希望其撤军。但基辛格表示，除了驻台及南越的美国武装力量将逐步撤出，驻日韩美军不会撤退。尼克松则向中方暗示美日同盟其实可帮助中国遏制日本崛起。中方也趋向现实，对美国亚太军事存在不得已而默认接受。

再次，美中应对苏联威胁的应急反应机制议题。尽管中方已经就美中深层次军事交往表现出某种游离和谨慎态度，但在较为乐观的发展对华防务关系的战略期许下，基辛格于1973年11月访华时，提出构建美中应对苏联威胁的应急反应机制与美中军事合作建议。这成为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华防务政策中“联华”思想的高峰，但也直接引起了美中防务及双边关系的震荡。

基辛格面见毛泽东时隐晦地表示愿意提升中国军队应对苏联入侵的战略战役反击能力，毛泽东则表示苏联可能会掐灭中国核武，随后话题移到他处，基辛格认为他已经就此项美中军事合作议题向毛泽东“挂了号”。因此基辛格在随后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表明，虽然美中都不愿公开建立正式军事同盟，但是在技术层面低调提升中国军力是美方所乐见的。他直言不讳，“美方准备了一些技术性文件，在于如何改进中方的弱势地位，如何提升面对苏军进攻时中方的预警反应时间和生存能力。如果总理感兴趣，美方愿意在小范围内密谈”。推动美中建立针对苏联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威胁的卫星预警系统，以及暗示在中国境内构建此系统是基辛格极力说服周恩来进行详细会谈的关键议题。但周恩来表示这是极其复杂的战略问题，必须请示毛泽东，而直到基辛格离京，中方都并未作出任何回应。面对美方上述建议，毛泽东十分敏感，他认为周在中美会谈中“说了错话”，周主管下的对美外交也受到批判。毛泽东认为，对美国的军事帮助，中方“基本上一切不要”。无疑，毛泽东就中美防务关系之深化持否定态度，并为中美防务乃至双边关系的接近程度与亲密层级设了限、定了调。随着1974年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美政策一时呈现“左”转态势。美中关系一时间逡巡不前，一度活跃的美中防务关系也受到冲击，并一直延续到福特政府时期。直到美苏和缓态势终结、卡特主义出台，特别是邓小平秉政与中国国家发展道路及政治生活主题完全转轨，美中防务关系才再次复振，并于80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