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门世族全球视野Ÿ家族】导读：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第一代企业家在特定的环境中积累了一定财富，当他们年华老去，“企二代”不得不在父辈的企业与重新择业的路上寻找出处。现在，我们将所有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统称为“富二代”。

然而随着两代人意识形态的差异越来越大，即使“企二代”们选择继承父辈的道路，他们手下的政企关系、经商理念都在无可避免地影响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通过管窥“企二代”群体，我们试图勾勒出未来三十年中国企业的轮廓，也试图在争议中，管窥新时代的政商关系。

记者 韩玮 实习记者 黄金 发自上海

2012年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陶涛与财经作家于一合作出版了《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这本书的总策划正是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

中国现有750多万家私营企业，其中90%以上是家族企业。周德文等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耗时一年多，通过600份调查问卷，110余次深度访谈，对这个群体进行了调查。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很多形形色色的富二代，他们有的因为吸毒被家族放弃，依靠信托基金度日;有的突逢家变，17岁便挑起了家族重担;还有因为父子不和，让在政府某职能部门当处长的次子辞职回家接班的;也有特立独行跑出去创业大放异彩或铩羽而归的。但我始终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够办好企业，创造财富、解决就业，这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周德文说。

负面富二代

富二代，这是不受人待见的三个字。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一位开着奥迪R8，全身爱马仕的投资公司总监，他说自己是创二代;而另一个父母都是董事长的富家小姐说，“我是红三代”。更有趣的是，一位父母拥有一栋豪华大酒店的采访者认为，“父母的资金都投在酒店里，这是饭碗，而他们手头真正属于自己的钱连一百万都没有，所以，我不是富二代。”

无疑，这个被认为属于富二代的群体几乎都不喜欢这个称呼。“这本是个中性词，但因为负面新闻较多，于是变成了贬义词。不仅富二代不喜欢，富一代也不喜欢。”周德文说，为了使调查进行下去，为了让围城里的富二代与记者聊上天，他们改口称对方“企二代”或是“创二代”。

在周德文看来，“创二代”(等同于“企二代”)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仅仅用于特指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虽然“官二代”中也有创业者，但他们更多是利用父母的社会资源，通过权力的圈子搭建经济的平台，这个过程往往要比真正的创业容易，所以，他们不算“创二代”。

“我认为，凡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不管是在父辈的产业链条下开展事业还是在父辈的支持下从事新的产业或者另起炉灶、独立创业，他们都是创二代。他们需要继承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创业、守业的精神。”

周德文等人的调查为这群人描绘了这样的“画像“：他们18—35岁，七成为男性，超过八成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四成以上接受过海外教育，一半人已经结婚。

财富的烦恼

创业难、守业更难，而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某种尴尬是，没人守业。

早前，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对182个民营家族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族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52岁，其中，90%的企业家希望自己的子女继承企业，而他们的子女中，82%的接班人不愿接班或非主动接班。

但是，周德文摸到的情况大为不同。他认为，“在浙江，起码是温州，六至七成的子女在父辈的培养下有着接班的愿望，甚至渴望早点接班，而打退堂鼓的最多三成。”

按照周德文的分析，这三成中，相当部分是因为父辈的企业为劳动密集型，工作艰苦;还有一部分孩子不是不愿接班，而是嫌弃父辈的产业“太土”，或者进入了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比如互联网、资本市场等等。

而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中小企业主并不希望子女接班，反而鼓励他们去大公司、大企业谋职，政府单位更佳。而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企业高度个人化，不使用职业经理人，导致接班困难;另一方面，老一辈认为做企业太苦，不舍得子女再挨自己受过的罪。

对此，一位长期关注富二代现象的富二代告诉时代周报，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点。比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就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因为当时，资本家都是不体面的人，他们获得财富后往往希望儿女去当乡绅、做军官或是搞学问。久而久之，他们就失去了财富的优势。

中国式企业

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优越的成长环境，这让企二代拥有父辈所没有的现代管理知识和国际化视野，不过，他们似乎需要选修一门课程：关系。

“中国的政府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认为政府的办事效率很低，存在潜规则。对于老一辈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无非是屈从政府的各种要求，适应规则。而很多年轻人从国外留学归来，法制观念强于上一代。而对于政府的一些做法，有的人深恶痛绝。”周德文说。

而一位刚开始创业的企二代则对时代周报记者抱怨，“有时，和政府官员交流就像是猜谜，他不会把话说死，也不会说满。一句话的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放在一件事里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在周德文看来，与政府打交道在中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事业，年轻一辈可能仍要顾全大局。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迁就落后的制度，而是根据中国的体制、国情和环境，适当做一些调整。

“企二代还是要学会一些关系学的内容，毕竟，中国至今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而在上述《报告》中，根据陶涛的观察，目前，富二代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大多有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他们对一些潜规则熟门熟路，而这一方面是富一代的言传身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风气使然。

比如，有一次在走访时，遇到一位富商请一些官员吃饭，陶涛也受邀出席。酒桌上，富二代首先主动代表父亲挨个敬酒，因为他知道，将来接手企业后，这些人都用得着。而这就是关系学的第一课。

党校来了“富二代”

12年前的2001年11月12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二天，北京中央党校大门第一次向民营企业家敞开，100多名来自全国的“富一代”们坐进了党校课堂。那次开放，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经济赢得平等政治待遇的风向标。

近年来，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组织部门、人事部门，已经开始介入民营企业接班人的培训。

“培训企业接班人是组织部的职责”

课程是儒家经典、战略管理、政府关系等，学生则是资产上亿企业的“少东家”─近年来，这类面向“富二代”接班人的培训项目，正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盯紧这块市场的，除了知名高校、专业培训机构，如今更是出现了党政机关的身影。

2009年，江苏省委组织部决定通过党校学习、聘请导师帮带、到国企挂职等方式，在该省培养一支1000人左右规模的民营企业家接班人队伍。

这源于江苏对该省前250强民营企业和100家成长型民企的一项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意愿参加培训的民企接班人占后备人才总数的92.5%。

江苏省委组织部在当时表示，民营企业“第二代接班人”缺乏“党性教育”，举办培训“重点是让人才了解党的历史、政策、优良传统等党建知识，培养他们对党的感情，增强政治意识”。

是次培训在江苏省委党校上理论课，包括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改革开放史等教育。培训老师除省委党校有关老师外，还包括江苏银行董事长黄志伟等。

江苏省委组织部还提出，这样的民营企业后备人才“培养经历还会作为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与江苏相似，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向来牵动浙江各级政府的神经。客观而言，浙江的民营企业改制要领先于江苏，以万向集团、传化集团、方太集团为代表的浙江第一代规模民企的交接班困惑，目前已平稳走出了阵痛期。

为了破解阵痛，浙江省民企老帅们的通行做法是将子女送到国内外高校读书求学，学成后逐步实现子承父业。其间，浙江省内的三级党校均因地制宜，对本地区民企拟接班少帅展开过形式多样的培训，只是囿于“国情时政”，没有对这类培训有过度张扬。

近几年来，浙江省多个县市开始关注家族企业的接班问题，以温州为例，温州市人事局课题组在2008年的一个调研报告中明确：“对(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国内短期培训，政府可以采取‘埋单’或资助的形式进行引导、示范和推动。”

从2009年起，由温州市政府牵头组织，众多当地民营企业参与的“温州民营企业后备人才高级研修班”，也即“富二代”培训班开启。

在浙江另一个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义乌，企业接班人的培训也已经举办数年。由于民营经济占全市生产总值95%以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义乌决定将政府出资培养企业家提上日程。

2009年初，义乌市委组织部决定，在未来的5年内系统培训强势型、实力型、潜力型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800人，其中选送到省、市委党校培训200人、省内外高校培训200人。

“按照上级组织工作规定，培养企业后备人才也是组织部的职责。只是先前，各地组织部门没有开展此项工作罢了。”义乌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负责人陈国强如是说。

关系千万重

现年29岁的丁刚是温州市苍南县一家外贸企业的接班人。2010年，丁刚参加了由温州市人事局牵头的一个企业接班人培训班。

“班里男生多，大部分是20来岁的年轻人，很多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所以比较有共同语言。”丁刚向时代周报记者如是形容他的培训班同学。

一直以来，温州第一代企业家的做法是，将家族的第一代送往欧洲或美国的大学攻读学业，学成后让子女回国慢慢接手家族企业。多年的国外留学经历，往往让这些第二代的年轻人娴熟悉国外的社会文化和交流方式，但却无法和父辈一样掌握国内的政商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因素下，丁刚主动报名了该研修班。上培训班当天，他就发现，有学员甚至带来了家里的保镖，“直到发现学员们基本相互熟悉，确认安全之后，保镖才离开学校”。

培训结束后，班里建起了QQ群，大家经常在上面聊天，交流各自的投资眼光和公司遇到的困难。“这两年温州经济下滑，我家里有段时间资金链也很紧张，我也很着急，就向群里的朋友们要求帮忙能不能短期拆借，还真有朋友帮了忙，而且利息比市场上要低。”丁刚说。

与父辈们热衷参与的传统商会不一样，这些“富二代”们的交往不仅是出于生意上的强强联手，他们还强调精神层面和生活上的交流。

由于“富二代”面临的压力都差不多，因为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类似，他们彼此之间反倒成了知音。丁刚好几次发现，在班里的群抱怨后，“发现还有比自己更压抑的，大家哈哈一乐，压力也就化解了。”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封闭而又开放的圈子，这两年赶上温州经济不景气，在培训结束后，这种不安表现得更为具体，温州地区的民营企业多多少少有着行业裙带关系，他们的话题经常是隔壁市里某个厂子倒了，而自己是否要放弃父辈的积累，投身一个新兴行业。

张之杰是温州乐清市一家电器企业的接班人，他2008年留学回国进入公司打杂，到2010年升任副总。张之杰参加了2010年12月由乐清市委组织部和统战部牵头、乐清市工商联组织的企业接班人培训班，“是在北京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上的课，一共是5天的理论素养培训，还包括领导讲话。”

某种程度而言，党校培训的教学质量要强于一般的高校培训。高校的企业培训大多是东拼西凑一些教授，各自为阵，党校不但拥有众多优秀的教师，其金字招牌能够聚集一批培训界的人才。这里的培训相互衔接、自成体系，且不说教，比较吻合一些“富二代”接班人的胃口。

张之杰觉得上这个培训班“有收获”，不过他拒绝量化评价这种收获。他认为，他们这代人的典型特征，是喜欢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做生意，“我们的起点比一般的商人要高，因为一些本地的政府官员是父辈的朋友，现在又成为我们的朋友，很自然双方就来往起来了。”

丁刚则坦言，每个人上类似官办的培训班的目的，可能都不完全一致，“我知道有个同学，他家里是想让他在培训班找到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而丁刚自己，上培训班是为了收获一张同学间的关系网，“这是一个好的人脉积累，对做生意很有好处。”

事实上，培训班赋予二代的，还有潜在的政治关系。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不少参加官办培训班的二代，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统战的对象，“他们如今有多种身份：青联委员、工商联委员，以及地方企业家协会会员等。”

“富二代”面临着和第一代完全不同的处境，他们中有的人接手了上亿资产，并不需要艰难开创局面，可是，他们普遍面对着更严重的现实，就是如何将这些资产好好掌管下去，让资产增值。这时候，起作用的就是对交到自己手中的企业的责任心。

张之杰的父亲如今年事已高，对于他而言，培训更具吸引力的是：这一培养经历将作为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政商关系是我不得不关注的对象。”

新培训班模式：政府搭台寻市场

与国内一些“富二代”培训班不同，由浙江永康市组织部门设计的企业接班人培训班，受到了来自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浙江省政府的关注。

永康是中国最大的五金产业基地之一，该市近万家大小五金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745家。在95%以上是家族企业的永康，目前已经进入“交接班”高峰期。他们能否顺利交接班，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

为此，永康官方在五年前把民企接班人素质提升纳入人才培养范畴，专门出台《永康市人才先行战略的实施意见》，实施“百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工程”，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对全市前200强企业中的“创二代”进行一次轮训。

因为担心公众对“富二代”这一概念存在偏见，永康有关部门特别将“富二代”的概念表述为“创二代”——“传承不是守业，而是创业”。

近年来，永康市官方牵手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永康研修班，重点对永康当地重点企业的接班人进行轮训，还让这些企业与清华大学建立战略关系，让接班人们定期到清华大学开展集训。

除了上述培训之外，从2010年起，永康每年组团赴德国学习考察先进的五金产业集群，开阔族企业接班人的眼界思路。

这个接班人培训班以“政府搭台、市场运作”的方式进行。“之所以选择出国培训，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永康第二代企业家的经营管理理念，开拓国际化战略思维能力。”永康市人才办一位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之所以现在德国作为培训地，是因为德国的五金产品工艺精湛、技术先进、品牌响亮。”

胡勇是永康第三期“创二代”培训班学员。2008年初，时年25岁的胡勇从新西兰留学回国后，在家族企业锻炼了2年多时间。胡勇在企业内部推行的包括整肃公司纪律的一系列“新政”，遭遇了滑铁卢，最终无法推行下去。

胡勇在2012年参加了永康市里组织的党校民企二代培训和军训。胡勇称，这种教育和军训锻炼是目前社会上许多“少帅班”、“创富班”的培训所不具备的。

随后，胡勇又报名参加了由政府部门组织的“第三期”赴德国学习培训。值得一提的是，永康政府部门没有负责这次培训的费用，将近5万多元的培训费用均由学员承担。不过，胡勇觉得“钱不是问题，只要能学到东西”。

胡勇说，在德国的21天的学习培训，给了他一些启发。在德国期间，胡勇在德国吉森大学，学习欧洲文明史、德国国家治理结构、德国企业制度和组织、德国工业产业结构、德国家族企业的剖析、德国投资策略等课程。

在培训间隙，胡勇结识了一些德国的青年企业家，还考察了德国乃至欧盟的投融资环境，以及企业管理、装备技术等方面的情况。

从德国培训回来后，胡勇立刻准备做的一件事是：打算以德国为桥头堡，全力拓展欧洲市场。(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从宗庆后到宗馥莉

前中国首富宗庆后被砍伤，在报道中，不少媒体都提到了其女宗馥莉不久前发表的这样一番言论：8月26日，宗馥莉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娃哈哈已经到了一个“危险时期”，引以为豪的经销商体系实际已成为娃哈哈的弱势、长线产品缺失、多元化业务泛滥。更生猛的还有，她声称作为企业主，她视与政府打交道，花费太多精力去“跟政府打交道”让其倍感头痛：“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样。”

而当媒体问及“难道要把企业整个搬到国外去吗?”宗馥莉反问，“真是有可能，你知道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

昨日，据媒体报道，宗庆后遇袭导致手指肌腱撕裂，而被宗馥莉提及的李嘉诚，则公开表态爱港爱国从未有搬出的打算。更紧要之处在于，不久前“在商言商”的争辩已经有了现实层面的反响与变化，如此反观宗馥莉言论，别样滋味油然而生。

指责宗馥莉太年轻太天真自然毫不费事，而“坏了娃哈哈大局”，“给宗庆后惹麻烦”等罪名也不是毫无道理。但是，既然宗庆后和他的同辈人都已经或者正在老去，他们一手创办起来的企业，终将交棒给更年轻一代、所以，即便是宗庆后所言，“民营企业二代里，能有一半接班就不错了”。可就是这一半，已足以改变中国民营经济的格局，乃至影响更为宏观的层面。这些，都我们不能不用一种更冷静的眼光审视这些青年人。

实际上，对于这一必然到来的状况，有关方面早就开始了准备，比如，这几年不时听到的富二代培训班之类，这种培训班，就其本质，是企图延续父辈们所习惯乃至信奉的政商逻辑和或明或暗的种种规则，不过，宗馥莉们的发言显示出，变革终将到来，当新一代企业家掌控企业，重塑政商关系，在中国社会中重新定位商人角色以及阶层作用，亦将是必然发生之事。

他们能接好班吗?这是父辈与外界的担忧，他们被认为对生长的土地非常陌生，对于微妙的平衡缺乏耐心和认知，而知识分子阶层，则希望他们拥有韦伯推崇的西方企业家的优良品质，并用这些良善品行改造社会。

但很明显，这些认知都未必与他们的真实情况相符。

春华秋实，四季轮替。所谓历史大势，其实就是因为时间流逝造成社会必然发生的变化。在这一变化面前，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模式，包括看似很难想象这群在西方受过精英教育的青年人会简单继续着父辈的故事。会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被种种历史形成的“习惯”左右，在已经全球化的今天，他们的世界很明显比父辈们开阔，而对产权财富与社会责任等等的认知，也是因为时间过去和形势变化，过去的“财富原罪”已经被遗忘，一些观念比如保护私有财产，追求财富自由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而更进一步，改变传统不正常的政商关系，塑造公平市场环境，乃至更宏观层面，建设法治、安全、多元的社会，已经成为时代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在这种形势下，让父辈的企业在自己手中继续发展、壮大，不管状态如何，都已经是这一群青年人无法离弃的使命。可以确认的是，无论如何，宗馥莉不会再重复宗庆后的故事了，特别是当她面对父亲鲜血的时候，她应该更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

变革必将到来，人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则是如何改变。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大一部分就在宗馥莉们的身上。他们和他们属意的未来中国，究竟会是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