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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厂》:一个非典型的制造业故事 |
来源:饭统戴老板 作者:鲁大师 2017年1月6日,一行神色匆匆的美国人空降在福建省福清市,他们都是中国商人曹德旺在俄亥俄州投资的那家汽车玻璃工厂的管理层,落地后福耀玻璃工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格外显眼。 作为县级市的福清,最拿得出手的旅游胜地是石竹山、东壁岛与南少林,但这些美国人却根本无心休闲,作为业绩落后、管理混乱的一方,他们只想把中国工厂的先进经验带回去。 福耀集团在美建厂后,已经亏损了三年,用曹老板的话说:“美国工人效率低、产出低、不能管……让美国人理解并接受我们中国人在那边投资,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尚未进门,美方主管就听到了中方主管在集体合唱企业之歌。没见过此等阵仗的美国人不禁自问,集体唱企业歌曲是一种凝聚共识的好办法吗? 福耀玻璃的标准车间内,美方主管们在“每天走7千片的流水线”上目击了一把中国工人“毫不停歇”的手速,更令他们感到震撼的,是工人们半军事化的班前例会。 随后,一位操着流利汉语的美国主管跟一位中国班头谈起了业务: 美国员工就是太烂了!……我们最好的工具是胶带,把胶带封在嘴巴上,他们会表现更好。 当然,也有喜欢瞎转悠的美国主管,他们偶然间发现,中国工人处理碎玻璃时没有佩戴防护工具,甚至手套也不是防割手套。而一天工作12个小时的中国女工,一年只被允许回家一次。 与这种严苛的工作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随后迎春晚会上,中国工人们的神采奕奕:一群姑娘们唱着“智能精益是趋势,各行都得往上靠”;一群穿着荧光紧身T恤的小伙举着几块车用玻璃,在黑暗中乱舞;甚至连美国人都挂着红毛巾,乐呵呵地手搭着肩开起了人行火车…… 这鲜为人知的细节来自于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投资制作、奈飞(Netflix)发行的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 本片选用了一个中国观熟悉的角度,来切入美国制造业衰弱的问题: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投资重建了位于“铁锈地带”俄亥俄州代顿市郊区莫雷恩(Moraine, Ohio)的巨大工厂。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企业在文化、制度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激烈碰撞。 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人前往资本主义大本营振兴制造业,并与美国工人阶级联盟斗智斗勇,在这个特朗普呼吁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的时代,显得相当魔幻。这部纪录片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8%,这意味着98%的观众对影片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下面,本文将带大家解读这部佳作,这是一个中国民营制造业出海的故事,也是一个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故事。我们将在故事之外,穿插大量背景资料和数据结论。为了便于读者理清线索和逻辑,本文将这部纪录片分成四个部分: 01. 蜜月:图纸里的制造业美梦 02. 困境:山雨欲来的工会战争 03. 反击:资本家如何对付工人 04. 终局:无法追回的产业荣光 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01. 蜜月:图纸里的制造业美梦 2008年12月23日,圣诞夜前一天,在凄冷阴郁的冬日里,陪伴俄亥俄州代顿市莫瑞恩地区近90年的通用汽车工厂宣布关门。当地政府一下损失了50%的税收来源,6000多人的郊区有4000多人瞬间失业。居民们悲伤而凝重的面对空旷、破败的厂房,回忆着这里昔日有关汽车工业的荣光。 作为莱特兄弟的故乡,莫瑞恩地区拥有着辉煌的制造业历史。上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莫瑞恩以制造飞机闻名全国,此后通用汽车入驻该地,这里生产的雪佛兰S-10型汽车家喻户晓,也养活了当地一代又一代的人。 面对当前的困境,俄亥俄州政府和莫瑞恩地区决定花大力气招商引资。他们的救世主,是来自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 早在2007年,福耀玻璃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已达60%,稳坐国内汽车玻璃生产的头把交椅,但全球市场占有率才3%,扩大海外市场成为一种必然选择。2012年大客户通用汽车提出要求,在2017年之前福耀玻璃必须在美国建一个工厂,这成为曹德旺出海寻找投资工厂的契机。 2013年,在同时考察了阿拉巴马、田纳西、肯塔基和密歇根等地后,曹德旺最终看上了俄亥俄州代顿市莫瑞恩区一座通用汽车废弃的巨大厂房,占地上百英亩。他一走进这间废弃工厂就非常喜欢,觉得风水非常好,于是很快就敲定下来,不会英语的曹德旺通过翻译向当地人示爱。 曹德旺非常看重风水,据说他在给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社会学院捐楼时曾特意指定一块地势较高的地皮,因为“风水好,可以生儿子”,并称之为“鼠朝食”(即老鼠藏食物的地方,聚气)。据南大知情人士透露,搬入新楼后,社会学院老师生出的娃果然都是儿子。 当然,吸引曹德旺来投资的不仅是风水,美国的地方政府们也是下了血本。莫瑞恩政府承诺,只要曹德旺雇佣的美国员工超过1500人,政府就从第三年(2017)开始每年给福耀发20万美元补贴,五年至少100-180万。俄亥俄州政府更大方,只要福耀解决1500人以上的就业,就五年给他发1300-1500万美元,雇得越多发得越多。 此外,莫瑞恩还免去了福耀办公楼15年的产权税,这又让福耀少花近800万美元,几项优惠加起来总价值超过3000万美元,而厂房购买与改造也差不多这个价,相当于曹德旺来美国开厂基本没花钱。当地甚至将工厂前方的道路都改名为“福耀大道”(Fuyao Ave),对新工厂的寄予厚望可见一斑。 2014年曹德旺的投资开始逐步落地后,而改变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大量的工作机会让当地人重新振奋起来,工龄达28年的娴熟技工、资深人力资源师、机械工程硕士男……这些被通用汽车抛弃的员工们纷纷向新工厂投递简历。悬挂着福耀玻璃旗帜的工厂焕然一新,一千多名新员工斗志昂扬。 重新获得工作的当地人欣喜若狂,纪录片中一位名叫鲍比的黑人工人就直言感谢上帝,我有事做了。 而工资带来的生活改变,则更让人对未来充满向往。叉车操作员吉尔是一名中年妇女,在通用关闭后,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后来长期寄居在闺蜜家的地下室。在福耀工厂重新上岗后,她又能够支付的其每月480美元租金的公寓了,这个单身的中年妇女为有个自己的家感到幸福。 工厂内中美两国的员工也在工作中日渐熟悉起来,窑炉主管罗伯深深的感谢中国员工“王”对自己的无私传授,他将王视作自己的中国兄弟,并邀请“王”去自己家过感恩节吃火鸡。 此刻莫瑞恩上上下下都视曹德旺为救世主,福耀集团老板的每次前来视察都能够赢得员工们雷鸣般的掌声。一位黑人老大哥为了感谢老板带来的工作机会,盛情邀请曹德旺参加他的家庭烧烤。 但有中国“首善”之称的曹德旺首先是个商人,对美国的投资并非慈善行为,他给美国市场设定了2017年盈利2亿美元的目标。面对内地媒体发出曹德旺是不是要跑了的诘问,这位精明的福建人扒着手指给记者算“中国天然气2块2一立方,美国只要7毛钱;美国的电价也只有中国的一半,才3毛钱。” 曹德旺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经不那么凸出,在他看来,美国除了人工什么都比中国便宜,投资美国完全是一项有得赚的生意。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税负等综合成本过高的言论,还引发了内地舆论界的大辩论,但福耀集团的老板此刻更关心的是他美国的投资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正式运行。 曹德旺为企业聘请了两位美国高管:总裁约翰高蒂尔(John Gauthier)和副总裁戴维伯罗斯(David Burrows),他相信一家完全融入美国本土的企业更容易实现盈利。 2016年10月7日,福耀美国莫瑞恩工厂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庆典,曹德旺亲自指挥安排了现场的布置。现场名流云集,人们相信这座工厂将带来美好的未来。然而祥和的气氛被俄亥俄州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彻底破坏了,他在演讲的最后不识时务的提到“这里的很多工人正在努力组成工会,俄亥俄州有着悠久的工会历史。” 这不在计划内的演讲词显得格外刺耳,听到“工会”这个词,台下的曹德旺面色一沉,副总裁戴维更是怒不可遏的表示,要用剪刀把参议员布朗的头剪掉。 工会这个词像击中了福耀集团莫瑞恩工厂的命门,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 02. 困境:山雨欲来的工会战争 随后的庆典媒体会议上,曹德旺“直言我们不愿意看到工会在这里发展,因为工会影响劳动效率,直接造成损失。”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参会者:“工会进来,我关门不做了。” 工会的威胁只是一方面,更让曹德旺心烦的是,工厂的车间里充斥着不合格的产品。 在“生产速度”与“产品质量”的矛盾难以调和之际,美国工人开始抱怨福耀那并不符合OSHA(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要求的狭小生产线里,对繁重的劳务、闷热的环境和亟待改善的保障愈发难以忍受。 从这时起,开始有人举着“支持工会”的牌子穿越厂房,他们在被保安请出去前,经过的地方总能听到呼声。 有工会支持者提供线索,电视媒体也很快披露出了11起针对福耀的安全投诉,俄亥俄州这家工厂的形象一下子跌入谷底。 每天都有福耀员工涌上街头,他们背后的组织——UAW(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开始积极的谋划在福耀的莫瑞恩工厂成立工会。 专注于为汽车工带来高福利的UAW是美国工会的扛把子,曾在1930年代与通用、克莱斯勒、福特等所有数得着的车企干过架,杀手锏就八个字:死缠烂打、软磨硬泡。他们声称为企业找到了经营盈利和员工福利之间的平衡点。 像八十年前那样,他们把争取工人权益的过程称为“战斗”。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无须动员就加入了抗议队伍,一位女工说出了他们共同的想法:“他们称我们为老外。我们希望觉得自己是在美国工作,而不是走进大门,就离开美国到了中国。” 在美国员工眼里,中国人态度强硬、行为粗暴;而在中国员工看来,美国人态度懒惰、业绩低下。所有的人都得不到休息与加班费,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工人还没有习惯,也不打算习惯。曹德旺不得不频繁的往返与中美之间,美国工人的问题显然比他最初想的要棘手。 曹德旺最终决定让美国工厂的中层干部们,一起到福耀集团的总部,福州福清去学习一下中国工人是怎样工作的,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那位中文说的很溜,声称要用胶带封上工人嘴巴的美国车间主任,回国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美国工人排队报数,想在美国来一场社会主义工人的试验。但结果无情打脸:美国工人根本没有中国工人身上的那种军事般的“组织性”,懒懒散散,敷衍应付,根本不理他。 但有了UAW的撑腰,美国蓝领开始底气十足地拒绝主管的“无理要求”,有些涉及到了安全隐患,有些则是不合理的操作。 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工人相信,工会进不来的地方,就会进来隐患与工伤。一位叫做鲍比的黑人员工表示,自己在通用15年,没出过事;在福耀1年,就拄了拐。 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关头,福耀启动了“换帅”程序。 在曹老板看来,拿了高薪却任由事态发展的正副总经理高蒂尔和罗伯斯有“敌视中国人”和”拿钱不办事”的嫌疑,2017年1月到10月工厂亏损了4000万美金,他决定将负责人换成中国待了26年、美国待了27年的刘道川。 这场高层团队的重大改组,能够扭转局面吗? 03. 反击:资本家怎么对付工人 刚上任的刘道川对西方的那一套很熟悉,他开宗明义地告诉中国员工:美国人都是顺毛驴,搞定他们得有方法,因为咱比他强,所以要耐心引导。 随后刘道川祭出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反击三步曲: 1、用利益分化工人群体 2、聘用反工会咨询组织 3、针对性开除刺头员工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例会上,中国主管们却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让美国人加班”的常规路径,一名“鹰派”班头总结道:“我不在乎美国人怎么想,谁他妈的要上哪儿告我随便他,但是周六全都得滚进来上班……” 而与美国人交朋友的“王”是典型的“鸽派”。在“王”看来,越是出现矛盾,大家就越要互相体谅。当地人并不懒,且和中国人一样“没有选择”,美国人会去再打份工,缓解生活的重压。 那部分“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美国人,很快就得到了刘道川许诺的“一小时加薪2美元”的物质奖励。 很快,认为“工会不能当饭吃”的工人们越来越多,有人明确表示:工会是烂员工的避难所,它只会让好员工在“大锅饭”中随波逐流。 刘道川发放“糖衣炮弹”的同时,福耀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有着“工会克星”之称的LRI(反工会咨询组织)被请来用于对顽固分子直接缴械。 LRI的代表告诉美国工人:工会设计的合同看起来确实很美好,但结果可能是福耀就对你没有用工需求了。加油,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承担这个后果! “攻坚战”焦灼阶段,态度强硬的中国班头不无得意的炫耀道:“我在下面有很多耳目,我对付工会的办法五花八门”,接着他掏出手机,指着上面一名实锤的“工会地下党”说:“两周后这里就没有这个人了。” 耽误了工厂赚钱的“工会运动”倡议者们被福耀接二连三地开除。一位始终想在工厂里成立工会的黑人大妈抱怨被指派了两个人的工作量,她明白这是人事在挖坑,好以绩效不行的理由炒掉自己。 另一边福耀玻璃为了彻底肃清工会,向LRI合法支付了100万美金。 2017年11月,美国劳资委决定组织一场官方投票,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福耀是否需要成立工会”的核心争议。曹德旺再次来到工厂,语重心长地告诉刘道川:“你以为我愿意每个月跑过来啊?” 夜晚,曹老板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的抽起香烟,这场至关重要的投票,结果到底会如何,他心里也没有底。 04. 终局:无法追回的产业荣光 代表了1500余名美国工人“自由意志”的投票结果,历时两天而出炉:444票赞成、868票反对。这场一山不容二虎的长期抗战,终于以“福耀完胜UAW”的结果画上了句号。 按照一部分美国员工的说法,如此压倒性的结果,是因为年轻人怕了,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保住饭碗。 为了抚平“战争”后的心理创伤,加强企业凝聚力,刘道川决定让10位最优秀的美国员工到中国玩一趟。 来自中国的刘道川十分自豪的向美国员工介绍: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有家豪华酒店的天际游泳池高达55层,这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很棒! 2018年,福耀的美国工厂开始扭亏为盈,并增长迅速。做报告的集团领导唯一遗漏的,是工厂盈利与员工获益间最直接的转化关系。 了却了心事,信佛的曹德旺却去庙里烧香拜佛,他坦言自己更怀念那个虫鸣鸟叫的年代,虽然物质生活落后,但人们在生活中却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希望。 就在工厂盈利之后,福耀那些仅仅满足于“活着”的美国员工,却悄无声息地步入“死地”——曾把“王”带到家里过感恩节的罗伯,因“操作电脑时多花了两分钟”而遭到解职,在驱逐工会势力的前两年时间里,原来工厂一直都在忍耐他的“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罗伯的中国兄弟“王”则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和漂亮老婆接来了美国,“王”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 而先前受了工伤的鲍比则伤感地感慨道:“通用给了我很好的生活,他们关门时,这一切就断了。我们再也赚不到那种钱了,那些日子结束了。” 鲍比在怀念前任,现任却在给自己“找下家”。当曹德旺再次去厂房视察的时候,一位负责“自动化”的高管正在详细描述每块区域的人工被机器彻底取代的时间,“因为他们太慢了”。 就在美国工厂业绩蒸蒸日上的同年,一位57岁的,名叫里基-帕特森的福耀工人,在车间操作叉车时,被倾泻下来的至少一吨重的玻璃倾轧致死,厂房的摄像头完整地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针对这家“无工会”工厂安全隐患的吐槽,铺天盖地一般涌到网上,大多数莫雷恩市的留言者,对意外事件并不感到十分惊奇。 帕特森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已在福耀工作了一年,没人知道5个月前那次本可间接改写他人生剧本的事件里,他投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 05. 尾声 在纪录片之外,我们认为读者还有三个核心的问题需要了解,分别是:1. 曹德旺为什么要去美国建工厂?2.美国制造的成本比中国便宜吗?3. 福耀的美国工厂具有普遍代表意义吗? 这三个问题没有在纪录片中出现,但只有了解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才能回答那个终极问题:制造业回流美国,到底有没有可能?下面我们将逐一回答这三个问题。 1. 曹德旺为什么要去美国建工厂? 在福耀刚开始投资美国的那会儿,媒体连篇累牍地解读曹德旺赴美动机,大都归因于“土地、能源、税收比中国便宜”,更替曹德旺编出了一条“办企业不用像在国内一样请客送礼,看上领导脸色”的理由,叠加当时对制造业成本上升的担忧,造成一副“曹德旺要跑了”的架势。 但事实上,福耀去美国设厂只有一个原因:玻璃运输难度大,必须围绕整车企业就近建厂。福耀在全国9个省份的13个制造基地,全部都是为了配套附近的整车厂,比如福耀配套上汽的工厂就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园汽路1258号,离客户的工厂咫尺之遥,隔壁就是上海大众的配件仓库。 福耀早在2011年就拿下了通用汽车这个客户,但如果要供应通用在美国本土的汽车工厂,就必须在美国开设工厂。这就是曹德旺赴美开厂的原因,与成本无瓜。 2. 美国制造的成本比中国便宜吗? 先说答案:整体成本肯定是美国贵很多,但福耀的产品很特殊,其两项重要的成本项都是美国便宜,导致整体制造成本两者相差没那么大。 如果要了解福耀的成本结构,就要先了解汽车玻璃的生产过程:先将硅砂、纯碱等原材料熔化,制作浮法玻璃,然后对其进行剪裁、磨边、加热、拱弯、成型、钢化、PVB处理,便能得到可做汽车前挡、后挡和侧窗的各种玻璃。通常一辆车要用4.05平方米汽车玻璃。 分拆来看,福耀汽车玻璃成本主要构成为人工成本(18.6%)、制造费用(20.1%)、PVB膜(13.7%)、天然气(11.1%)、电力(7.6%)、纯碱(6.1%)、硅砂(0.7%)等。这里面,人工美国是中国的3倍,天然气美国是中国的25%,电力是国内的64%,其他则相差不大。 综合下来,福耀美国工厂的成本比中国高36%左右,但美国汽车玻璃市场是一个竞争并不激烈的市场(本土的PPG退出市场后,只剩福耀、旭硝子等外国厂商),产品售价比中国高35%,从海外进口又不现实(玻璃运输昂贵),这样一抵消,福耀美国工厂的毛利率跟中国差不多。 这也是为什么,福耀美国工厂能够在2016年建厂,2017年就盈亏平衡,2018年更是盈利2.46亿人民币的最主要原因:产品特性(运输昂贵)+成本结构(依赖能源)。 这里插句题外话,美国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比中国便宜,除了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能源供给大多控制在国企的手上,供给侧改革(正好是福耀出海建厂那会儿)其实是将下游的利润转移给了上游,虽然保住了煤炭钢铁的就业,但也增加了下游成本。 3. 福耀的美国工厂具有普遍代表意义吗? 前两个问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结论:福耀的美国工厂并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意义。 汽车玻璃产品独特,较难运输必须就近配套,成本结构中能源占相当大比例,而中美5000亿贸易额中的绝大部分产品都不具备这两个特点,要么像手机电脑,运输成本极低(iPhone手机通常采用空运,单部手机运输成本只有50美分),要么像纺织品,人工占比太高,能源成本再低也没用。 因此,《美国工厂》这部纪录片讲了一个好故事,但选取的样本却并没有代表意义。真正有普遍代表意义的,其实是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液晶面板工厂。 在2017年7月26日,富士康和白宫共同宣布:富士康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建立一座液晶面板生产工厂。根据当时的乐观估计,工厂将创造就业岗位1.3万个,间接和衍生就业岗位2.2万个,以及施工建设岗位1万个。为此,威斯康辛州向富士康提供了45亿美元的补贴。 但在热闹的开工之后,整个项目就陷入停滞:首先是支持该项目的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下台,新任州长显然对这个项目不感冒;之后环保、媒体、学界轮番上阵,对项目施加阻挠,更为关键的是,富士康招募不到合适的工人,也没有足够的配套厂商,项目自然遇到困境。 最后,富士康不得不一再“缩水”,将美国项目的10.5代工厂降级为6代工厂。而富士康在广州同时开建的10.5代工厂进度却势如破竹,在2018年7月厂房封顶,2019年7月底首片65寸产品点亮,下个月(2019年9月),这家工厂将实现量产,而美国工厂只有两幢空荡荡的厂房。 这才是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工厂”,工业化之路艰难,再工业化的路更难。 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福利,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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