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形态表现

作者：刘书林  来源：毛泽东研究

文|刘书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泽东爱人民，首先表现在对于人民大众革命精神的支持和维护。他没有贵族老爷式的旧观念和臭架子，而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站在人民之中的战士和指导者。他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正确对待群众革命精神的光辉典范。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万多字，浸透了毛泽东对革命人民大众的支持和赞扬。毛泽东对人民大众的爱，是理性的爱、阶级分析的爱，从科学宇宙观出发的爱。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1]】

毛泽东的民族精神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致力于考察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形态表现。

一、关于民族精神和毛泽东的民族精神内涵

所谓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往往表现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品格。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表现。

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既是历史的，又是传统的。它起自过去，影响着现在，传播到未来。它常常是人们判定是非的标准、接受真理的思想基础、引领社会主流的指导力量。

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科学的力量，既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又带有人类实践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他来自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又经过伟大历史人物的创造性揭示与改造，再回归人民大众的实践，经受了漫长历史的检验，毫不动摇地指导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走向更加幸福的未来。民族精神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展示其不同的个性和面貌。这是因为，民族精神每一步发展，都始终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其内容在实践中不断地吐故纳新。它既有人民大众历史前进的脉搏，也有伟大思想家创新的杰出才能。

民族精神特别是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力量，具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艺术魅力。它不是少数知识分子书斋里的深奥说教和抽象结论，而是被人民大众所理解和运用的生活原则和思想指南。其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已经深深留在人民的头脑里，融化在人民大众的血液之中，变成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人民大众的精神财富。

按照对于民族精神的这一基本理解，我们可以认识到：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2]】

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适应着民族发展的要求，经历了不断创新的过程，产生着不同的民族精神的表现形态和具体内涵。

毛泽东的民族精神，就是由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概括、总结、首创，并转化为当代持久起作用的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对于这种精神，毛泽东个人有一个吸纳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也有一个在思想理论上创新的过程，还有一个运用这种民族精神推进历史发展进步的实践过程。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经过人民大众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和检验，并最终被人民大众所认同，成为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民族精神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路，带有东方中华大地的泥土芬芳，是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思想成果。总之，毛泽东的民族精神，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和建设创造的、已经转化为现代民族意识的精神成果。

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内容，存在于毛泽东思想体系之中，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的民族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产生了无数的英雄模范精神。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实践的检验，越来越显示出真理的力量。毛泽东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

二、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出发点

追根溯源，毛泽东民族精神产生的出发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祖国大好河山无限的热爱，二是对祖国人民大众的无限热爱。正是这样两个方面的条件促成了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产生。

第一，毛泽东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是深沉而热烈的。这是他的民族精神的出发点之一。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他指出：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3]】

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无论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岳麓山，还是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湘江;无论是北京早春的白梅，还是雪后冬装的树木;无论是古城曲阜，还是被他称作“神岳”的泰山，无时无地不在激发着他的爱国情怀。

毛泽东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在他一生的论著和诗词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革命战争岁月，他别有兴致地欣赏着“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在反围剿的行军路上，他感受着“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的情调，感受着“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豪迈;在发生过激战的大柏地，他笑看“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面对国民党20万大军的“围剿”，他具有“赣水苍茫闽水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魄。在革命根据地最危急的时候，他仍然信心百倍地赞扬“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长征路上，他历数“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到达陕北，眼望“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当然，在毛泽东表达热爱祖国山河的诗词中，莫过于最著名的《沁园春·雪》。这首词是表达热爱祖国山河的千古绝唱。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显然，这种与祖国河山相知相恋、心有灵犀的情缘，激发了作者为之献身的豪情壮志。当时，这首词在国统区的重庆第一次面世，就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946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为此写了《“沁园春·雪”译文》，其中写道毛主席的这首词：

【“气魄的宏伟，词句的深切精妙，不止使苏辛低头，定位词中第一首。”“因为毛泽东的气魄，表现了五千年历史的精华，四万万人民的力量。”[4]】

这显然是很有代表性的精当评论。

第二，对祖国人民大众无限的热爱也是毛泽东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毛泽东始终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大众的意志和选择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站在最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一边，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认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5]】

毛泽东爱人民，人民拥戴毛泽东，形成了人民与毛泽东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高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6]】

毛泽东爱人民，首先表现在对于人民大众革命精神的支持和维护。他没有贵族老爷式的旧观念和臭架子，而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站在人民之中的战士和指导者。他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正确对待群众革命精神的光辉典范。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万多字，浸透了毛泽东对革命人民大众的支持和赞扬。他指出：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7]】

可见，毛泽东对人民大众的爱，是理性的爱、阶级分析的爱，从科学宇宙观出发的爱。

毛泽东爱人民，还表现在，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疾苦。他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自己心上，注重解决群众的困难。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做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毛泽东提出：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8]】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鼓励到前方去的干部时说：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的越多越好。”[9]】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下达了“保人保命”、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一人一份口粮的指示。人民政府为了保证每一位公民都能平等地吃上一份粮食，采取粮食定量供应、发放粮票的措施。这是人民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时期对人民大众高度负责的表现、真正平等精神的体现。毛泽东本人也与人民大众同甘共苦。他说：

【“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10]】

1973年4月25日，当毛泽东了解到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孩子在下乡插队生活中遇到困难时，立即回信李庆霖，并寄去300元钱解决困难。毛泽东在回信中说：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1]】

1973年6月10日，党中央印发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的时候，要拿出一天的时间讨论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准备召开全国相关会议、统筹解决这个问题。1973年6、7月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毛泽东对李庆霖来信的处理，不仅化解了有关社会矛盾，也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起了推动作用[12]。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晚年仍然心系人民大众疾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精神境界。

毛泽东爱人民，还表现在，他坚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经常反思自己的工作。哪怕是特别刺耳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他也能够虚心地听取，做出慎重而冷静地考虑。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一个雷电击中了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导致当场死亡。一个安塞老汉听到消息竟然说：

【“雷公为什么没把毛泽东打死，偏要打死李县长?”】

边区保卫处立即把这个老汉拘留起来。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指示释放那个老汉，并派人了解具体情况。经过了解，老汉是对越来越重的救国公粮负担不满，才骂人的。毛泽东认为：老汉批评得对，给边区提了很好的意见，立即做出减征公粮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后来，毛泽东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

【“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了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13]】

这不但展示了伟大领袖的博大胸怀，而且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大众的真实的热爱和尊重。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指出：

【“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4]】

可见，毛泽东对人民大众的热爱和尊重，已经达到从谏如流、不计个人荣辱的程度。

毛泽东爱人民，还表现在，他坚持把人民大众视为革命的根本，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自己的根本立场，把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条件。他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指出：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15]】

在历尽千难万险、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刻，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人民。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16]】

《毛泽东传》的作者记叙了当时的情景：【“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出了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他所说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只有经受过旧中国黑暗的人，才能说出如此深刻的话语;只有把自己与人民大众融为一体的领袖，才能具有这样伟大的情怀。当时，特约代表宋庆龄发言说：

【“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17]】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庆祝游行群众队伍中响起“毛主席万岁!”口号时，毛泽东立即回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这种对于人民群众的热爱和平等的态度堪称千古奇迹。

毛泽东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还体现在他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中。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

【“怎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18]】

同年7、8月份，毛泽东在北戴河的几次谈话中又谈到了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毛泽东指出：

【“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19]】

毛泽东在接班人的标准中特别强调的仍然是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服务。这种思想历经不同年代的检验，最终形成了党的初心，永远不能忘记的“为人民谋幸福”。这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20]】

只有深爱祖国河山、深爱人民大众的领袖，才能产生被人民大众尊为精神支柱的民族精神。

三、毛泽东的民族精神形成的基本要素

纵览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促成毛泽东的民族精神形成发展的基本要素，从宏观上观察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尊重、吸收和扬弃，对外国进步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毛泽东是一个全面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事业的大师。他在文化修养方面的造诣，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永远是炎黄子孙学习的榜样。他对待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是促成其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毛泽东曾经指出：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1]】

他还说：

【“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22]“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23]】

这些精湛的论述证明他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精当的理解、运用。

毛泽东一生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典籍，批判地吸收和传承文化遗产。对于先秦诸子百家的元典文化，像毛泽东那样熟悉和精通的人，近代以来罕见。毛泽东对孔子的研究和批判贯彻终生，始终不承认孔子算什么圣人。这是具有深刻独立见解的。北京大学李零先生有本专著即《去圣乃得真孔子》[24]，也不认为孔子算圣人。毛泽东自幼对老子、庄子十分欣赏。解放后，毛泽东外出行装必带《老子》。据不完全统计，在《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就有八处引用了老子的论述。毛泽东对《庄子》研究得很深透。他引用《庄子·秋水》篇“井底之蛙”的故事，启发扩展人们的视野;他引用《庄子·天下》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论述，说明物质无限可分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中《沁园春·长沙》《念奴娇·鸟儿问答》《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诗篇都与《庄子》创作的故事和艺术形象相关。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古籍造诣极深。《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都是他经常阅读和引用的历史典籍。曾管理毛泽东图书的张贻久说：

【“对这部《二十四史》，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生命历程结束时，无论在京城或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他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攻读不辍，几乎全部通读了一遍，重点史册、篇章还两遍、三遍、四遍地读。”[25]】

毛泽东曾经评价《资治通鉴》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籍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26]】

这个评价准确而贴切。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为了鼓励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口气讲了古今30多位有作为的年轻人。如果没有雄厚的历史典籍的阅历，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宝库，阅读广泛、理解深刻、品评独到，善于把这份遗产转化为民族精神的营养。他自幼读《诗经》、抄《离骚》，同情发奋之作，敬重屈原崇高品格。毛泽东对唐诗、宋词了如指掌，名诗佳句信手拈来。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继往开来、开创新境界、登上文学圣殿新高度。对于中国的古典小说，他的理解和透视也非同凡响。他喜爱《西游记》里的孙大圣，“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痛惜《水浒》描写的农民起义队伍，“领袖不好，投降”;他佩服《三国演义》中胸怀大略、兵多将广的曹操;他要求干部把《红楼梦》《金瓶梅》作为社会历史的资料来读。毛泽东的评论，游刃于历史与现实、艺术与政治，是古为今用的典范。

毛泽东胸怀博大开放，一贯主张对外国进步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从来没有盲目的排外思想。1945年，毛泽东指出：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27]】

1953年2月，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28]】

针对中国自从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体用之争”，毛泽东指出：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29]】

这种实事求是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科学态度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建设和文化自信心的建立。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鉴”，1972年成功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外交流局面的形成。在文化问题上，他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30]的批示，终结了近百年的中西文化争论。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吸收和运用中西文化的进步因素，塑造了中国的民族精神。

第二，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融会贯通。

近代以来，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的产生，除了有炽热的家国情怀以外，还必须掌握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科学世界观，才能真正走向成功。毛泽东的民族精神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条件，就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融会贯通。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就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代伟人。他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更加重要的是他成为发现和倡导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因此，他必然成为创新中国民族精神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读了1920年出版的第一本中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道：

【“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1]】

毛泽东找到并倡导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具有把革命从胜利带向胜利的条件。1930年5月毛泽东正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期间，就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关于调查工作》这两篇文稿。其中提出了开展调查研究，【“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2]。】

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是在延安整风时普及开来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却早已蕴含在1930年写的这两篇文稿之中了。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全面、齐备地把握，首先体现在他对“抗大”学员的系统哲学讲授中。1937年夏天，他为“抗大”学员讲解《辩证法唯物论》。这证明毛泽东已经系统地、完整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并开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不但胜利解决了一系列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使得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东方，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物质基础和宝贵经验。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所形成的高超水平：

【“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33]】

这样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有足够的能力总结概括中华民族精神并留给后代。

第三，中国革命实践的历练和激发。

毛泽东成为民族精神的开创者，还因为他经过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历练和激发。这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练，也是烈火对于真金的历练，更是千百万人民革命实践对于真理检验的过程。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深刻体会到社会现实的严酷，形成了他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意识[34]。他带领新民学会积极协助、组织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奔波于湖南与北京之间。但是毛泽东本人并没有赴法留学的打算。他后来回忆说：

【“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的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35]】

毛泽东经历的第一次重要的社会实践历练就是五四运动。当时，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并成功推动了驱赶张敬尧的斗争。作为《湘江评论》的主编，在杂志存续一个多月的时间，毛泽东为之写了40多篇文稿。最有名的文章就是连载三期的《论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表达了组织最大的运动、实现最大的民众大联合，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当时，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杂志评论说：

【“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36]】

可见毛泽东在国内政治理论界出手不凡。后来，由于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湘江评论》，敌视湖南爱国运动，毛泽东组织了湖南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经过联合各界奋斗、七次进京请愿、大力宣传张敬尧恶政，1920年6月成功地把张敬尧赶出了湖南。毛泽东的名字由此频频出现于报端。杨昌济先生曾向广州军政府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救国必先重二子。”[37]】

毛泽东已经历练成出众的青年政治家和领袖人物了。

毛泽东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表现了出色的才干。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带领下，新民学会大部分成员拥护布尔什维克、信仰马列主义，后来成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力量。在上海发起建党工作的陈独秀直接委托毛泽东动员长沙小组参加建党。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和物色，与何叔衡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字。毛泽东参加了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和嘉兴的中共创建大会。建党之后，毛泽东七次赴安源煤矿组织斗争和建党活动，主持粤汉铁路工会成立大会等革命活动。因此，陈独秀在党的三大上总结工作时，不得不在批评上海、北京、湖北的工作的同时，赞扬只有湖南的同志“工作得很好”[38]。所以，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被调到中共中央工作。

1924年冬，毛泽东在回湖南养病期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革命风暴。接着，他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运骨干。他还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担任全国农民协会主席。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清算右倾投降政策，根据党中央决定，发动湖南秋收起义，并把队伍带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致力于新型军队的建立。一次反“围剿”，就歼灭敌人两个师，俘虏敌人1.3万人。毛泽东声名大振。1931年11月，中央苏维埃政府建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完成了传奇式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内的指导地位，中国革命此后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向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斗争，成熟地提出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呈现出毛泽东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认同。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练，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给人民带来了革命的胜利，同时也留给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财富。

四、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丰富思想成果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9]。】

因此，全面的总结和梳理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发扬光大，是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毛泽东思想宝库中属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

长沙岳麓书院大讲堂前面悬挂的“实事求是”牌匾曾给当时在此寄读的青年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20多年后，“实事求是”的牌匾又悬挂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大门口。经过毛泽东的提炼和创造性的发展，“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也成为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

实事求是精神，首先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逻辑起点。一切决策和决定必须从实际出发，才能获得成功的效果。这里要求掌握的实际情况是真实的情况、主要的情况、发展变化的情况。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才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注意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新情况，才能及时调整了党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提出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根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提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实事求是精神的规则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实情况、把握事物主要矛盾的必要手段和途径。调查研究也是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从调查研究入手，调查了解了事物的历史和现状，明白了问题所在，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常常把这一过程比喻为：调查研究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是一朝分娩。

实事求是精神，要求讲真话，做老实人。讲真话就是反映真实的实际情况，做老实人就是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毛泽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是老实人，科学家就是老实人。1963年大庆石油工人总结出“三老四严精神”。邓小平赞赏说：【“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40]】

实事求是精神，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做到本土化。对此，世界人民形成了共识。科学原理是共性的东西，表现形式是个性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这就是和而不同，也是事物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坚持和发展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为人民服务，经过毛泽东的提出和倡导，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不但成为共产党人的宗旨，也成为近14亿炎黄子孙的精神支柱。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1944年，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的短文，指出了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的正确方向。党的七大把“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作为对全党和党员的政治要求，成为共产党人的宗旨。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为人民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工作的本质，体现了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们工作的崇高境界，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人际关系的准确表述。全国人民学习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其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继续出现在党的文件中：【“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4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更高的频率出现于新闻媒体和领导同志的讲话中。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42]】

他还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43]】

他在河北考察工作时强调：【“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44]】

他在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讲话中指出：【“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45]】

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和工作进一步激活了为人民服务的民族精神，使之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就要吸引最广大群众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事务。这一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体现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基本点就是：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46]】

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体现为人民民主、动员群众起来监督政府，走出政权兴衰的周期律。共产党人把走向执政地位视之为“进京赶考”，表达了对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敬重。1959年，毛泽东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47]】

这些议论，振聋发聩。这一思想在认识论上则体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千百万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尺度。共产党人认识真理的路线是大众化的路线。这与一切剥削阶级的认识路线划清了鲜明的界限。

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之源、党的力量之源。毛泽东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48]“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49]】

党的历届领导都保持了毛泽东开创的这一光荣传统。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也是保证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拒腐防变的基本条件之一。一切腐败现象的总根子，就是从脱离群众开始的。不断开展的党内整风教育活动，实际上都是防止党的干部脱离群众的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群众路线教育，狠刹歪风邪气，对腐败现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依照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和违纪分子，促进了执政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族振兴的信心和斗志。

坚持把“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作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政治标准，这也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体现。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突出强调：【“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50]】

新时代，习近平更加强调人民立场、人民获得感、人民为中心，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这一标准的体现。

第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立自主精神。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51]】

独立自主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主探索，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处理好各种复杂的政党和国家关系。这都是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首先表现在以世界历史的视野观察中国与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世界历史的视野。毛泽东始终坚持以世界历史的视野观察中国与世界。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它是世界反对侵略战争的一部分。毛泽东还以世界历史的眼光看待新中国的诞生：【“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52]】

世界两大阵营形成之后，毛泽东用“东风压倒西风”描述20世纪50-60年代的世界形势;他以中、美、苏“大三角”的政治格局，构筑反对霸权主义的新阵容;他还以“三个世界的划分”，部署中国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重点对付第一世界的新战略。毛泽东运用乒乓外交，巧妙地扫除了围困、封锁中国的世界旧格局，激发了各国与新中国建交的新高潮，吸引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关于毛泽东运用世界历史视野的大手笔，邓小平概括指出：【“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53]】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还表现在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发达与否、民族肤色，一律平等。毛泽东在会见非洲朋友时说：【“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给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54]】

我国这种对外方针日后概括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形成了在一切进步事业中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对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援助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他认为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世界历史的视野，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旗帜，更加广泛地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团结在一起，有效地遏制了霸权主义的战争阴谋，维护了世界和平的大局。这就是对于毛泽东这一民族精神的大发展。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还表现在坚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无论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接受任何大国和大党的压力和指使，同时自己也不会压迫和指使别国或别的兄弟党。1958年，当苏联国防部向中国国防部提出在中国境内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赫鲁晓夫建议中苏合办潜艇舰队的要求后，毛泽东寸步不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指责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单方面撕毁了中苏核技术合作的协议，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突然撤回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12项政府协定和343个专家合同。中国人民不得不用自己双手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发表公开信，挑起大论战。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魄力应战。中国方面连续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揭露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地位铺垫了基础。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还表现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维护民族的尊严。1949年渡江作战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擅自闯进长江、蛮横挑衅的英国军舰开炮，宣布外国没有擅闯中国内河权利，教训了老牌的英帝国。在美军等军队侵入朝鲜、轰炸中国边境城市、越过三八线、威胁中国的安全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经过三年的较量，美国人不得不坐在谈判桌前，签订停战协议。

【“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地宣告结束了”[55]。】

美国霸权主义1965年侵略越南，激发了中国人民掀起英勇抗美援越斗争，几年的时间内，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人员32万人次，给予物质方面的援助达200亿美元。1973年越南与美国巴黎谈判，宣告了美国霸权主义在印度支那的彻底失败。美国曾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封锁中国，经过20年的英勇斗争，美国1971年不得不无奈眼看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败北，宣布了美国霸权主义的破产。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具有反对霸权主义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霸权主义企图利用中国的改革来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当他们1989年遭遇失败后，宣布制裁中国。邓小平马上提醒西方七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并教育人们，“要懂得一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56]。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还表现在自主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不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有分析地科学对待外国的经验，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57]】

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个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都是在国际共运史上富于独创性的探索。这样做，既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变革的要求，又防止了在苏联曾经发生过的社会动荡和曲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独创性的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具体道路的总结。邓小平依靠毛泽东留下的这些精神财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他所说的：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8]】

习近平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总结概括了八个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使得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走进新时代，鼓舞人民奋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愈挫愈勇、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愈挫愈勇，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中华民族之所以在绵延5000年的历史上生生不息、百折不挠，就是具有在压力和困难面前，敢于斗争的硬骨头精神。我们信奉的真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新中国建立之初，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封锁政策，造成失业、通货膨胀、饥荒，加剧新中国的经济困难。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宣布：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59]】

中国人民通过自身的努力，不但解决了外国人认为解决不了的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发展的问题、高科技的问题，还要逐步走到世界的前列，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毛泽东富于民族骨气的思想深深影响了邓小平。1989年，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时候，邓小平说：

【“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60]】

困难和压力激起了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克服困难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产物。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残酷的现代战争中，形成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在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的亲属和他本人，都经历过出生入死、视死如归的生活实践。这不但没有挫伤和动摇他的意志，反而越来越强化了他的理想信念。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大屠杀中，白色恐怖遍于中国。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61]。】

毛泽东在与斯诺的交谈中，谈到自己的经历：

【“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以及我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健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62]“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63]】

这就是人民革命斗争最终必然胜利，一切反动派最终必然失败的内在逻辑。

在战略上蔑视反动派，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反抗压迫、敢于斗争的一种精神状态。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传遍了全世界，鼓舞着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革命斗争;同时，也更加深刻地教育着中国人民。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把他们看作纸老虎，建立起战胜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在战术上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成是真老虎，要认真对付，激发顽强的斗争精神。毛泽东认为：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64]】

毛泽东列举了俄国沙皇、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以及支持他的美国反动派，最终都成了纸老虎。1964年1月，针对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情况，毛泽东谈到：【“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的灵不灵将来瞧。……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65]】

纸老虎的本质就是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会变得十分愚蠢，就会变成纸老虎。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极大地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切反动派的威风，鼓舞了人民反抗压迫、敢于斗争的精神。

斗争精神之所以必要，因为它是推动事物发展和前进的重要手段。斗争是积极的精神状态。政治软弱、思想涣散，主要表现为缺少斗争精神。党的十九大号召全党：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66]】

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十九大号召进行伟大斗争，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和光大。

注释：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页。

[4]费枝美、季世昌:《毛泽东诗词新解》，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623页。

[6]刘习良:《歌声中的20世纪———百年中国歌曲精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9]华宸编著:《擎天柱:人民的领袖毛泽东(1949-1976)》，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页。

[10]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页。

[1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109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16]《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2页。

[17]《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2页。

[18]《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19]《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2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24]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

[25]张贻久:《毛泽东读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26]张贻久:《毛泽东读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2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30]《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7页。

[31]《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3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34]《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5]《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页。

[36]《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37]《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38]《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94页。

[3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

[4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4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42]《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44]《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129页。

[45]《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4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7页。

[4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4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4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5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5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5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12页。

[5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7页。

[55]《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5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5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5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6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6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62]《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6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30页。

[6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1195页。

[65]《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3页。

[66]《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