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与其说亚洲金融风暴是由对冲基金造成的，到不如说这些被攻击的国家或地区本身的经济就出了大问题，美国早有席卷其财富以补贴国内之心，对冲基金只不过是美国众多“金融武装部队”中正面冲锋的一支。至于说泰铢被索罗斯一人打败，更是不足为信，索罗斯只是眼看泰铢即将坠崖，冲上前去对着泰铢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将其踢下悬崖并顺手拿走了一些钱而已。

目录

为什么失去头雁的雁队很危险？

原来一国经济的繁荣也可以是“吸毒”带来的幻觉！

抵抗还是投降？这是个问题！

为什么台湾望风而降，国际资本家却十分愤怒？

中国传统智慧怎样在香港保卫战中巧败国际资本家？

世界银行代表谁的利益？

索罗斯真是亚洲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吗？

1．为什么失去头雁的雁队很危险？

从70年代后期起，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再买来廉价的零部件，生产加工后将成品销往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日本的这种全球供应链为欧美提供了产品，同时也带动了东亚的经济腾飞，先后涌现了一批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和亚洲四小虎（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亚洲的经济发展链条上，日本就像一只头雁，紧随其后的是亚洲四小龙，再次是亚洲四小虎，最后是中国大陆，这就是“飞雁模式”。

90年代初，日本股市崩盘、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在被国际资本洗劫之后，日本经济陷于衰退。为了避开国际资本在外汇市场上布下的日元贬值陷阱，日本一直维持日元汇率的相对稳定，直到1995年才趁国际资本不注意迅速贬值。

在飞雁模式中，日元的贬值就像是领头雁一个俯冲突然从国际资本的视线中消失了，头雁之后的其它亚洲各国货币就暴露了出来，成为国际资本新的目标。

2．东南亚国家的“毒瘾”——外资依赖综合症

1995年日元突然贬值，导致亚洲各国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以泰国为例，1995年泰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23%，1996年的增长率几乎下降为零。

为了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东南亚各国采取了“引进外资”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策略。但利用外资是有成本的，如果是借债，需要支付利息；如果是让外资做股东，则股东盈利后会将利润汇出。到1997年6月底，韩国欠14家外国银行的债务就达到1343亿美元。

外资的涌入在短期内可以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因为刚开始时利息负担还比较小，也还没有大量利润汇出的情况，而投资、消费都会比较旺盛，就业也比较充分，这时的经济至少在表面上是繁荣的。资本是逐利的，当外资数量积累到一定规模时，其向外汇出的利润与收取的利息就会成为吞噬财富的机器。

并不是说“利用外资”的策略一定错误，而是说利用外资要有所取舍，而且必须有度。如果利用外资改进了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收益大于成本，那么这种对外资的利用就是有益的。相反，如果利用外资只是用来推高房地产的价格或者股票的价格，吹大经济发展中的泡沫，哪怕名义上能够产生很高的收益，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不仅没有产生一分钱的真实收益，还会支付高昂的资金成本，这种外资利用就是有害的。

遗憾的是，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犯了拉美国家十年前同样的错误，大量的外资被用来制造经济泡沫，或者被消费掉，利用外资的成本最终大大超出了所获得的收益。利息的支付和外资利润的汇出，又会导致更大的外资需求。这样，东南亚各国就患上了“外资依赖综合症”，就像人吸食了毒品欲罢不能，而且剂量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虚弱，终有一天会崩溃。就这样，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经济实力逐渐被掏空，只是在表面上还依赖外资持续流入和经济泡沫维持着虚假的繁荣。如果有一天外资不再流入，而且集中外逃，那么危机就爆发了。

国际资本在金融市场上游弋，就像鲨鱼在海洋中巡游，他们从来就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猎杀的机会，更何况是已经虚弱但口袋里还有不少美元的东南亚。这一次，国际资本为了围捕猎物做了充分的准备，无论是作战资金、作战人员，还是作战武器。

3．奋起抵抗，三国壮烈牺牲

打头阵的依然是对冲基金，而且是曾经成功狙击英镑的金融大鳄索罗斯。

早在1997年年初时，索罗斯就已经潜入了完全不设防的泰国。泰国在1989年开始推行金融体制改革和开放金融市场，1992年加快了金融自由化的步伐，放松了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私营部门向外贷款、外国投资等方面的管理。当时在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以来盲目与国际接轨，陆续开放了金融市场。这为国际资本的潜伏、发起攻击以及获利后的撤退提供了条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奋起抵抗但损失最为惨重的是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

1997年1月，各对冲基金潜入泰国，逐步建立沽空泰铢的仓位。

2月14日，美国穆迪资信评级公司宣布降低泰国长期外汇评级。消息传出，泰国外汇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索罗斯麾下的量子基金立即联合其他国际对冲基金，发动对泰铢的进攻。他们大规模抛售泰铢，泰铢汇率直线下跌。为了维持泰铢的汇率，泰国央行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干预，买入了大约120亿美元的泰铢，同时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并大幅提高泰铢的利率。三管齐下，泰铢汇率才得以暂时稳住脚跟。

5月份，之前泰国引入的外资开始大规模撤退。本来这也无可厚非，因为资本从来就是趋利避害的。但对于泰国为说，这根本就是落井下石，在泰国最需要外资的时候，他们却撤走了。很难说这些撤离的外资究竟是嗅到了外汇市场的危险气息，还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或者根本就是与对冲基金的密切配合。这些都已无从考证，但外资的集中撤退使得泰国经济雪上加霜，泰铢岌岌可危，泰国开始对资本进行管制，不过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6月，对冲基金再度向泰铢发起攻击，泰国央行竭力死守，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时都可能弹尽粮绝。就在双方战斗最激烈的时候，6月27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文章：“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铢贬值20%或者更多的可能性”。文章引起投机者的大量跟风盘，抛空泰铢。作为回应，6月30日，泰国总理在电视上发表强硬声明：“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

不过，泰国总理的强硬声明缺乏实力支撑。7月2日，泰国央行弹尽粮绝，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随后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

8月5日，泰国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彻底崩溃。

泰铢的溃败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外汇市场上东南亚各国货币抛售如潮。7月11日，菲律宾对比索的大规模干预失败，宣布放开比索与美元的比价，比索开始大幅度贬值。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连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

对冲基金横扫东南亚，并一路挥师北指。7月15日，起亚集团宣布无力偿还其10万亿韩元的债务，韩国股市大跌。8月19日，韩元对美元的比价跌破900，创下901韩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韩国央行随即入市干预。

10月，韩国股票综合指数跌破600点大关，月底，美国穆迪公司降低韩国4家银行的信誉等级。10月28日，韩元的收盘价跌至953韩元兑1美元。

11月1日，韩国中央银行一名官员说，韩元绝不会跌破1000韩元兑1美元这一心理承受大关，以显示韩国央行维护韩元汇率稳定的决心。作为回应，1l月5日，《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韩国的外汇储备情况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文章，暗示韩国硬通货的数量将不足以保护韩元的汇率稳定。第二天对冲基金就针对韩元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大量韩元被抛售，韩国央行奋起抵抗。

为了制造恐慌，引起更多的跟风盘。11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的文章，题为《经济混乱引起韩国的担心》，声称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界人士私下认为韩国可能成为“第二个泰国”。

11 月11日，韩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就只剩下38.4亿美元，而两周后需要偿还的外债就达100亿美元。

韩国央行很快就招架不住，到11月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000大关，达到创纪录的1008.60∶1。

11月18日，韩元跌至1012.80韩元兑1美元，韩国外汇储备见底，中央银行建议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11月19日，韩国中央银行宣布自次日韩元汇率每天的波动幅度由2.25%放宽到10%，韩国财政经济院长官姜庆植辞职。

11月20日，一天时间就把10%的幅度跌个精光，兑美元的汇价达到1139元的新低点。韩国向日本政府求救，但当时日本的金融机构也被卷入危机自顾不暇，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亚马驰四天后破产，日本政府爱莫能助。据传，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曾向中国求援，请求中国借用一些外汇储备帮助韩国度过难关，但中国政府考虑到本国金融安全拒绝了这一要求。

11月21日，韩国政府被逼无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2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趁机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一系列的苛刻条件，韩国政府一时难以接受，双方僵持不下。

11月22日，韩国总统金泳三发表电视讲话，为国家所面对的经济难题向人民道歉，他还呼吁人民束紧腰带，厉行节约，以克服当前的危机。

由于韩国政府未能立即答应IMF提出的一系列贷款附加条件，国际资本对韩国穷追猛打，一方面继续在外汇市场狂抛韩元，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大肆唱空韩国。11月28日，美国穆迪公司调低韩国的信贷评级，将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从原来的A1级调低到A3级，银行外汇存款评级从A2级降低到Baa2级，短期债务评级从原来的“优惠－2级”降低到“优惠－3级”。这对于韩国简直是致命一击！

12月3日，无路可走的韩国政府与IMF签订了总额为550亿美元的援助协议。这实际是一个“打包贷款”，并非只有IMF一家出资，但所有的贷款均记在IMF名下。其中由IMF提供210亿美元备用信贷，世界银行提供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提供40亿美元，美国承诺贷款50亿美元，日本则承诺贷出100亿美元，其它国家提供50亿美元。

当时正值韩国大选，在任总统金泳三即将卸任，未来的总统将在两名候选人金大中和李会昌之间产生，为了确保签署的合同不会被韩国单方面撕毁，在IMF的坚持下，金泳三、金大中、李会昌三人均在合同上签字保证，韩国这才拿到援助贷款。

IMF的援助贷款附加了一系列的苛刻条件，包括：允许外国银行拥有韩国银行50%股权，允许外国银行在韩国开业，把1998年的经济成长率压缩至3%（过去均为8%），保证中央银行独立“作业”不受政府干涉，并使各银行作业透明化，逼迫作业不良的金融机构关门大吉等。尽管IMF的条件十分苛刻，但已经是“刀架在脖子上”的韩国几乎无条件地接受了IMF的各种要求。这让韩国各界十分不满，韩国把与IMF签署协议的12月3日称为韩国的“国耻日”。

从11月5日《亚洲华尔街日报》吹响总攻韩元的号角，到12月3日韩国几乎无条件地向IMF“投降”，仅仅29天。还不到一个月，韩元就在国际资本的联合围剿下土崩瓦解了。而且在此之后，韩元仍然继续大幅贬值，给韩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印尼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重灾区，所受到冲击比泰国和韩国还要严重得多。在1997年6月时，印尼盾与美元的比价为2380：1，此后就步入了贬值通道。

8月23日，印尼盾贬值到历史低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援助，IMF为印尼开出了“药方”：要求印尼开放金融市场，提高利率，削减政府支出。

9月，印尼盾兑美元跌破3200：1。

10月，印尼盾兑美元跌至3600：1。

11月，印尼盾跌势稍缓，月底收报1美元兑3715盾。为了使印尼时任总统苏哈托相信IMF的“药方”是有效的，在11月的第一周，IMF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还继续给苏哈托灌迷魂汤：他宣布IMF已经成功地将印尼从亚洲从金融危机的恶性循环中拯救出来。

12月，印尼盾就跌到了5500盾兑1美元。

1998年初，印尼金融形势再度恶化。眼看印尼在服了IMF为其开下的药方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

联系汇率制，这是一种货币局制度。如果实行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那么印尼盾就成了“变形的美元”，尽管这会让印尼失去货币主权，但其汇率制度本身抗攻击能力较强。这一点在本章稍后的“香港：最后的堡垒”里展开解释。印尼政府的计划将会大大降低对印尼盾的攻击受力点，立即遭到IMF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为了逼迫印尼政府就范，IMF甚至威胁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

随后，国际资本加大了对印尼盾的围剿，印尼盾迅速贬值。在多方压力下，4月8日，苏哈托被迫接受IMF的经济改革方案，印尼政府实行联系汇率制的计划流产。

IMF为印尼制定的经济改革方案，要求印尼削减公务员的工资并对公务员进行裁员，提高油价和电价改善财政赤字，但是这些政策造成了印尼的政局动荡。5月21日上午9点，在雅加达独立宫，执政32年的印尼铁腕人物苏哈托用缓慢而颤抖的声音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到1998年7月，印尼盾对美元的比价跌到14150：1，和一年前相比，贬值幅度高达80%。

由于贬值了80％，以外汇计价的债务就变成了原来的五倍，在这种冲击下，即使原来资产负债状况很好的企业也会陷入破产境地，外资趁机进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印尼的企业。

4．望风而降，新台苟全性命

国际资本在亚洲金融市场掀起的滔天巨浪，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新加坡和台湾，而且新加坡有7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台湾的外汇储备更是高达900亿美元，国际资本怎肯放过这两只“肥羊”？

对冲基金又故伎重施，预先布置了新加坡元和新台币的外汇远期和外汇期权空头陷阱，然后大规模抛售新加坡元。由于被预设了货币贬值的陷阱，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落入陷阱，再考虑到经济稳定，央行都会动用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泰国、韩国都是这样的思路，只是这两个国家没有能够抵挡住国际资本的进攻。90年代的日本也是这样的思路，基于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巨量的外汇储备，日本最终维持了汇率稳定。对于日本来说，守住了日元汇率，损失的是外汇储备，但国际资本埋伏的衍生品空头仓位就全打水漂了，国际资本并不是100%的胜利。泰国、韩国和印尼则要悲惨得多：前面像日本一样固守汇率，但最终又没有守住。国际资本不仅通过外汇市场的高卖低买掠夺财富，而且被攻击货币贬值后在衍生品空头市场上大快朵颐。

国际资本的如意算盘就是像对付泰国那样撕碎新加坡和台湾，但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却是“华人智慧”。华人的传统文化就告诉我们面对强敌时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货币非常像水。水是世间最柔软的，但也无坚不摧，货币也是这样。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治水宜疏不宜堵，越堵反而越泛滥。

对新加坡元的攻击非常不顺利，因为新加坡根本就没有抵抗！这完全超出国际资本的预料。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他“乐于让市场决定”新加坡的汇率，对混乱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打个嗝儿”。

台湾也非常有意思。面对气势汹汹的对冲基金，台湾只是象征性地做了一下抵抗，就顺势“投降”了。11月21日这天，台湾央行就在实质上放弃了抵抗，任由新台币兑美元跌破30：1。此后，台湾对于新台币贬值的抵抗基本上停留在口头形式上，不断由台湾央行总裁许远东和经建会主委江丙坤反复强调“新台币已经超贬了”，但很少拿真金白银出来“喂给”对冲基金。从7月份遭受攻击到11月底，四个月的时间里，拥有9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台湾央行，一共只损失了70亿美元。

新加坡和台湾的选择是一种损失相对较小的选择，尽管无力拯救股市和房地产的下跌，也无法阻止国际资本在衍生品市场的空头仓位获利，但最起码他们保住了外汇储备。对冲基金为了发起攻击，事先买入了巨额的新加坡元和新台币。由于新加坡和台湾“望风而降”，汇率贬值速度很快，这些预先潜入的资本中很大一部分来不及撤退，也随着汇率的贬值而一起贬值，损失也很巨大。

这种不战而降的策略，使得操纵国际资本的美国资本家大为恼怒。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卡特政府时曾任财政部助理部长的柏格斯坦强烈指责中国台湾是导致亚洲“第二波”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他认为台湾有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能力打击投机商，但却在采取“最小幅度防范性努力”之后就放弃了。他指责新台币的贬值引发了全球性股市恶性循环，引起了华尔街的抛售恐慌。

美国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内中的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新加坡和台湾迅速贬值本币，正是在咬牙承受衍生品割肉之时，摧毁即时换汇交易而流出套利的外资。在有大批的国际资本通过衍生品获利之时，一定有大批的国际资本在即时外汇交易中蒙受损失。

新加坡和台湾的“投降”策略，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保存了实力，避免了像泰国那样被国际资本席卷一空的悲剧。事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虽然新元与美元的兑换率下跌了10%，但是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新加坡成了一艘没有遇难的船只，或者像一棵没被吹倒的树，只是失去几根树枝、几片叶子而已。

5．为什么对冲基金在香港会惨败？

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屡屡得手，似乎已经强大到不可战胜。他们对香港也发动了攻击，气焰嚣张地把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称为“超级提款机”。

前面提到过，香港实行的是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这种货币局制度本身的抗攻击能力较强。在货币局制度下，香港没有中央银行，只设有金融管理局履行相关职责。金管局本身也不发行港币，但对港币的发行进行监管。香港一共有三家发钞银行，分别是汇丰、渣打和中银香港。根据规定，发钞行发行港币之前必须向金管局缴纳美元，每缴纳1美元就可以发行7.8港元；相反，银行也可以持港币按相同比例向金管局兑换美元。也就是说，市场上的每1元港币在香港金管局的外汇储备中都有足额的美元与之对应。可以粗糙地理解为每7.8港元就是1美元，100%的外汇储备就决定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本身具有较强的抗攻击能力。

当然了，联系汇率制也并非完全没有漏洞。就算香港金管局的外汇储备与港币的基础货币是100%对应，如果对冲基金大量抛售港币兑换美元，那么发钞行将不得不向金管局兑换美元。对于港府而言，这实际上是回笼了市场上的港币，造成通货紧缩。最极端的假设是，如果所有的港币都被抛售，那么香港的外汇储备将被耗尽，而市场上的所有港币将被回笼，港币从香港消失，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只要金管局回笼的港币足够多，就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从而引发利率飚升、企业破产和银行挤兑，一样是灾难性的后果。如果金管局宁可企业破产、银行倒闭也坚持维持汇率，那么结果是两败俱伤。而港府不可能为了挫败对冲基金做出这种同归于尽的选择，那么在搏杀到最激烈的时候就只能放任港币贬值以求自保，这样就达到了对冲基金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资本对香港发动的金融攻击并不仅仅是为了洗劫香港，他们更大的目标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威胁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屡屡想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就是这种大背景下在国际上被大肆鼓吹的。1994年朱镕基出任总理后，对中国进行了汇率改革，大力推动中国的外贸出口，使中国经济发展提速。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亚洲各国货币纷纷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尽管未变动，但就相对于其他国家升值了，这对中国的外贸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冲击。当时由于中国的金融管制还比较严格，再加上人民币也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国际资本对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无处下口。面对周边国家货币纷纷贬值的局面，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主动贬值人民币，保护自己的外贸出口。但问题是，人民币贬值会对香港造成严重打击。1997年7月1日，香港才刚刚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会变。第二天泰铢就崩溃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港币随后也被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香港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中央政府绝不可能一面临危机就抛弃香港。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攻击香港就是试图绑架中国大陆。只要咬住了香港，就咬住了人民币。而人民币坚持不贬值，就必然打击中国大陆的出口，把中国大陆拉下水。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国际资本才紧紧咬住港币不放。

1997年10月至1998年6月，趁印尼盾和日元暴跌时，对冲基金大肆沽售港元，对港币发动了三次进攻，但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抵抗下，三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期间，为了支持香港特区政府，3月19日，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面向众多海内外媒体做出承诺：“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意味着人民币不会贬值，而且必要时中央政府将不惜动用外汇储备支持特区政府。当时香港的外汇储备为965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中央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大约140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

8月5日，在美国股市大跌、日元汇率重挫的配合下，对冲基金对港元发动了第四次冲击。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从银行借来大量港元在市场上抛售。这一天，国际资本抛售了200多亿元港币，香港金管局如数吸纳，将汇率稳定在7.75港元兑1美元的水平上，令炒家们大失所望。

8月6日，对冲基金又抛售了200多亿元港币，香港金管局再次接下全部的港币抛盘。国际资本连续的大规模抛售港币，已经抽紧了港币的银根，港币资金紧张导致利率飚升，股市大跌。面对这种情况，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再现威力。按照西方《货币银行学》的原理，特区政府用外汇买入的港币已经退出流通市场，应当冲销，不能再进入银行系统。但是当时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拘泥于这些教条，而是将买入的港币作为财政储备直接兑换给特区政府，然后再由特区政府转存于商业银行。这样，这些港币在金管局的手中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商业银行，重新进入了流通市场，从而使银根宽松，稳定了市场利率。这一神来之笔，完全出乎国际资本的意料。

8月7日，对港币的狙击进入第3天，对冲基金继续抛售，金管局照例全部买进，然后兑现给特区政府，再由特区政府转存到商业银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当天表示：“我们绝对有能力和决心维持联系汇率，我们一定做得到。”对冲基金突然发现，无论他们抛售多少港币都无法抽紧香港的银根，因为这些港币在金管局的手上转一圈就会再进入商业银行体系。他们意识到，再继续抛售港币就是在做无用功，港币贬值已经没有希望，而且他们还要为借来的港币支付利息。于是对冲基金迅速决定转移战场，把主攻方向从汇市转移到股市。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香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就已经有了不小的泡沫。1997年8月时达到历史高点16820.30点，当时香港已经是“全民炒股”。随后，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冲击下，港币不断下跌。

1998年8月6日，恒生指数以全天最低点7254点报收。随后几天跌破7000点大关，到8月13日跌到6600点，对冲基金在股指期货上建立的大量空头仓位已经斩获不少。

特区政府决定反击。8月14日，股市开盘前半小时，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接到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的郑重通知：为捍卫联系汇率，打击国际炒家，港府决定对股市、期市两市进行干预。此后港府召集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紧急会议，就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取得了一致意见。为了支持特区政府，中央政府派出两名央行副行长坐镇香港，要求驻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同时还调动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

当天上午，港股继续低迷；但至午间，市场传出“政府外汇基金将入市”的消息；下午，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亲自坐镇指挥，港府出手干预股、期两市，正式打响了反击之战。

在恒生指数跌到6500点的瞬间，特区政府果然持巨额资金入市，通过中银等三家券商，不问价格地吸纳大蓝筹和股指期货，恒指全天上涨564点，升幅达8.47%，为当年的第二大涨幅，成交额高达85亿港元，大大超过平时30亿至50亿港元水平。与此同时，金管局大幅提高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使得对冲基金无法短期融资补充血液。当日，外界估计香港特区政府动用的资金至少超过40亿港元。

香港特区政府选择8月14日进行反攻，时机选择可谓恰到好处。因为接下来的3天是周末和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休市安排。再开市时，美国股市已大幅回升，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可能干预的情况下逐步趋稳，亚洲股市也因此开始反弹。随后，在诸多外围利好因素刺激下，香港股市展开强劲反弹，港元汇率也恢复稳定。

当对冲基金把攻击方向从外汇市场转移到股票市场时，国际资本就已经失去了对港元的攻击能力，而港府则成功地把一场港元保卫战变成了一场股市攻防战。在股市攻防战中，港府赢得了更大的主动权，因为对冲基金要打压香港股市，无论是抛空香港的股票，还是在香港期货市场上建立股指期货的空头合约，都必须以港币进行交易。对冲基金首先得把美元兑换成港币，才能入市交易，而兑换港币时支付的美元则成为港府的资金，增强了港府的资金实力。对冲基金后来惊讶的发现，自己调集的资金越多，对方的反击也就越强，每次为打压股市增援的资金，在增强自己实力的同时，也会同样壮大对手的力量。这简直就像是在用头撞墙，撞击的力量越大，反击的力量越强，自己的头越痛。

股指期货上的战斗更有意思。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不一样，不需要全额支付合约金额，只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以了。对冲基金非常善于利用期货市场的杠杆来撬动股市，但这回股市被港府稳稳托起，所投入的资金就被套住了。但是，期货市场有时也可以和股票市场背离，只要还没有到交割期限，资金多的一方就完全有可能依赖资金优势把期货价格强拉到有利于自己的一方，从而造成对手方的爆仓，这样不仅可以解套，还可以把对手的钱都“盈”过来。因此，在期货市场上的较量，主要是看交易双方的资金实力。

对冲基金的资金实力很强大，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是他们的对手方不是一般的企业，而是香港特区政府，背后还有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一方面在股市上继续推高股票指数，另一方面修改法令提高股指期货的保证金比例，给对冲基金的资金造成压力。而且，这次是政府操盘，又有中央政府做信用背书，特区政府的股指期货买单完全不需要缴纳保证金。对冲基金无论抛出多少股指期货的空单，特区政府这边只需要在电脑上敲一串数字全部接下来就可以了。因此，港府一边在期货市场不需要花钱，只需要在电脑上敲数字紧紧“吸住”对冲基金，不让其逃脱，另一边只要在股市上一门心思把股指打上去就可以把对冲基金的股指期货空单全部拉暴。对冲基金有苦难言。

8月28日是股指期货结算日，对冲基金有大量股指期货空单在这一天到期结算。如果在这一天如果股指能够稳住或者继续上涨，对冲基金就将损失数亿美元甚至十多亿美元；反之，如果股指下跌，港府就要输掉几百亿港币。特区政府决定在这一天围剿对冲基金。

8月27日，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在曾荫权的指挥下，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同日，索罗斯宣称：港府必败。索罗斯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为了打击对冲基金，港府要求香港企业要优先借股票给政府，香港几大财团都不敢借股票给对冲基金，这就使得对冲基金没有足够的股票来打压股市。

8月28日，对冲基金犹做困兽之斗，当天双方在股票市场上的激烈战斗远比前一天更加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纪录的790亿港元，比香港股票市场成交量的原历史最高记录(467亿港元)高出70%。最后，恒生指数以7829点报收，比前日跌93点，但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港府全力顶住了对冲基金空前的抛售压力，当天股指期货成交数目达四万四千张。

9月初，出现大量远期美元沽盘，国际资本开始在外汇市场平仓离场。香港特区政府取得了港元保卫战的最终胜利。据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估计，若国际资本由6600点沽空期指合约2万张，则国际资本将损失1.54亿美元。即使国际资本选择把8月份期指合约转仓为9月份合约，也要付出高昂代价。

国际资本在香港的溃败令他们震怒不已，他们纷纷以各种道貌岸然的身份对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横加指责。

默顿米顿，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指责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股市期市是一大错误，完全违反了人们引以为傲的自由经济原则。他怀着愤恨，直接指责香港政府高官中应该有人下台。事实给出了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何不顾学者矜持，竟然破口大骂的原因：默顿米顿所在的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1998年8月净资产下跌了44%，到9月时又在投机俄罗斯债券中翻船，其年初时在基金中的16亿美元资产只值3000万美元了。9月23日，由美联储出面组织安排，以美林、摩根为首的15家国际性金融机构注资37.25亿美元购买了LTCM的90%股权，才避免了倒闭的厄运。

就在对冲基金从香港溃败的同时，8月31日，标准普尔降低香港外汇主权评级，将香港的长期外汇及短期外汇评级分别由A＋和A1＋降至A和A1。同时将港元长期评级由AA－降至A＋，将港元短期评级由A1＋降至A1，长期评级展望则转为负面。标准普尔还表示，如果港元的联系汇率动摇，或者香港政府的行动进一步削减对港元的财政支持的话，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再次调低评级。

《新闻周刊》指责香港特区政府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唱一个调子，把自己的错误推给外人。《亚洲华尔街日报》则指责香港政府是拿名誉做赌注。报道称，这或许会使一些投机者知难而退，但国际投资家将会怀疑香港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的决心，这将对香港经济造成长远的伤害。他们认为刻意托高股价阻碍了股市自由运作的能力。

但事实证明，香港政府的入市干预是正确的。成功地捍卫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以索罗斯旗下量子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等国际投机资本，并且为稳定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那一段时间，曾荫权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武士杀死鳄鱼的雕像，他直称这鳄鱼就是“索罗斯”。

为了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捍卫联系联系汇率制，中央政府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庄严承诺。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港币保卫战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国大陆外贸遭受重创。为了刺激增长，中国努力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养老改革和住房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政策，这在当时固然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但在今天也引起社会广泛争议，尤其是今天的高房价社会反响最大，值得深思。

6．代价有多大？启示有多深？

亚洲金融风暴给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首先，亚洲金融风暴使亚洲各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造成经济衰退。在1997年之前亚洲各国经济高速增长，增长率普遍超过5%，但是1998年却出现了负增长。各国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股市崩溃、房地产下跌、汇率贬值、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而国际资本则在金融风暴中大肆掠夺，敛走巨额资金。泰国、韩国、印尼等国家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损失尤大，可以说是多年经济发展的努力被席卷一空，正所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其次，亚洲金融风暴还造成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在金融风暴中，高通胀、高失业率，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结，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泰国总统猜瓦利因此下台，铁腕统治印度尼西亚32年的苏哈托政权也被推翻了，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辞职，俄罗斯更是一年之内连换六届总理。政治不稳定，破坏了亚洲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引发社会波动，甚至危及到各国的国家安全。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国际资本之所以能够发起有效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被攻击国家或地区自身的缺陷。主要有三大缺陷：

第一，过度利用外资，尤其是外债太多。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但用的不好只会制造泡沫经济。当利用外资所导致的利润汇出与利息支出大大超过其收益时，离危机也就不远了。泰国、印尼等国都有这些问题。

第二，泡沫经济。主要是股市泡沫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尤其以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危害性更大。依靠虚拟经济中的价格上涨推动GDP在名义上增长，并不能增长整个国家的实际财富。就像房价从1万涨到10万，显然房子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增长10倍，这只是使得“纸面财富”在不同的个人或者企业之间流转，这更多的像是一种数字游戏。而当泡沫被刺破时，大量倒闭的企业会拖垮银行，从而引发不可收拾的危机。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在危机前的泡沫自不必说，即使是受伤较轻的台湾和香港，也源于股市泡沫与房地产泡沫，而新加坡之所以受伤最轻，正是得益于对房地产市场的严格控制。

第三，盲目开放金融市场。如果把货币比做水，那么一国的金融资本就汇集成一个水体，小一点的国家就像一口池塘，再大一点的就是湖泊，而国际市场的资本则是汪洋大海。在自身水体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实施必要的措施（例如外汇管制、股市准入等）对国内金融市场的保护就显得十分重要。像泰国那样盲目开放金融市场，就如同自己掘掉保护小池塘的堤坝，放大海的汹涌巨浪进入池塘，那么毫无疑问地，一个巨浪打来，池塘里的“鱼”就会被席卷一空。当潮水退出，只留下满目的创伤。

7．谁是幕后推手？

从表面上看，对冲基金是制造亚洲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国发起货币攻击，引发各国股市崩盘和货币贬值，制造了亚洲金融危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一再指责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是造成林吉特贬值的黑手，称之为“罪犯”和“精神缺陷者”。但问题是，仅仅只有这些对冲基金就足以掀起如此滔天巨浪吗？索罗斯果真是元凶巨恶？

仔细回顾、审视亚洲金融风暴的过程，就不难发现这是美国遏制亚洲各国经济发展而发动的一场全方位的、多兵种的、立体金融战争。就“参战部队”而言，不仅有令人闻之色变的对冲基金，还包括媒体、学者、评级机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国际金融组织、跨国公司，甚至政府机构与官员。具体来说，就是由对冲基金负责正面进攻，媒体发布不利信息、甚至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气氛，学者则“研究”出一堆忽悠目标国家的理论对其进行洗脑，评级机构配合对冲基金适时下调被攻击目标的信用评级，投资银行负责研发“金融核弹”衍生品、并在场外市场签订大量衍生品合同然后将其卖到全世界（主要是欧美），商业银行为攻击行为提供资金融通，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IMF和世界银行）专门扮演救世主形象但会附上开放市场的条件，最后由跨国公司去打扫战场——廉价收购目标国的资产。

其中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跨国公司是商业机构，其行为原则是，只讲“利”，不讲“义”，因此索罗斯反复强调他的金融投机行为与道德无关。如果真是这样，那到是无可厚丰，但果真如此乎？

学者、评级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利益不相关者，他们扮演成第三方的、专业的、权威的、非商业利益的形象，但仔细看看也无非也都是伪装。

在第六章中笔者就对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背景进行了介绍，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都只是用来包装这些经济理论的工具，这些学者长期获得美国大财团的资助，为其摇旗呐喊那是必然的。

标准普尔和穆迪这两家全球最著名的评级机构，总是利用其评级的影响力帮助对冲基金赢得战争。亚洲金融风暴中一些国家的货币被其降低评级然后被击溃，这并不能证明其评级正确，而是因为被其降级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狂潮。当香港已经取得港元保卫战胜利的时候，标准普尔还恶意降低香港的外汇主权评级充分说明了其立场与发动攻击的美国资本完全一致。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标准普尔和穆迪对资产毒垃圾CDO做出AAA信用评级更是彻底暴露了其充当美国资本欺骗世界的真实面目。

至于国际金融组织，以IMF和世界银行为典型代表，表面上扮演出一副救世主的慈祥形象，但从不雪中送炭，只做“趁火打劫”和“落井下石”的事情。无论是韩国的500多亿美元贷款，还是对泰国和印尼的援助，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苛刻条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抽紧银根和开放市场。当银根被抽紧，就会有大量企业破产倒闭，这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已经开放的市场大肆鲸吞。要明白这一点，只需要看看IMF和世界银行的背景就可以了。IMF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产物，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是其创始国。IMF的事务通过投票决定，其中美国投票权最多。根据2009年的新闻报道，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仍是份额和投票权最多的五个国家，其中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比例仍分别高达17.674%和16.732%，发达国家投票权比例高达57.9%。根据IMF的规定，重大事项要有85%以上的投票权来决定，这意味着美国对于IMF的重大事项具有否决权，因此，IMF尽管是一家国际金融组织，但却忠实地代表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由于IMF总是在提供贷款援助时附带上一系列的苛刻条款，以至于引起许多被讹诈国家的强烈不满。《韩国先驱经济报》报道称，“接受IMF的援助就等同于国家危机”，并将与IMF达成协议的12月3日称为“国耻日”。埃及在90年代初寻求IMF“帮助”后，总统穆巴拉克曾感叹IMF是“国际痛苦基金”。1998年，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在IMF的500亿美元救助方案上签名时，时任IMF总裁康德苏站在他后面，双手交叉俯视的情景，至今让印尼人感到屈辱。

世界银行也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产物，名义上是联合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也采取了和IMF类似的投票表决机制，同样规定任何重要的决议必须由85%以上的表决权决定，而美国拥有16.4%的表决权，同样的一票否决。类似地，控制着世界银行的是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

我并不认为美国政府直接指使了所有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政府只需要适当引导就足够了。可以说，美国政府不仅纵容了对冲基金冲击他国金融市场，而且积极配合，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会大力包庇。当对冲基金在外兴风作浪时，美联储往往会“适时”地提高美元利率，加大其他货币的贬值压力。而当被攻击国家采取一些管制措施保护本国金融体系时，美国政府就会跳出来说这违背了市场经济“自由”的原则。1997年11月，克罗地亚司法当局以金融舞弊罪将索罗斯基金会驻萨格勒布分会的负责人巴西奇（Karmen Basici）和总会计师马尔通（Ivanka Marton）各判处一年徒刑。华盛顿立即向克罗地亚施压，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一行动是“不可接受的”，要求克方采取措施使“为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基金会”尽快恢复运作。

与其说亚洲金融风暴是由对冲基金造成的，到不如说这些被攻击的国家或地区本身的经济就出了大问题，美国早有席卷其财富以补贴国内之心，对冲基金只不过是美国众多“金融武装部队”中正面冲锋的一支。至于说泰铢被索罗斯一人打败，更是不足为信，索罗斯只是眼看泰铢即将坠崖，冲上前去对着泰铢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将其踢下悬崖并顺手拿走了一些钱而已。索罗斯之天才，不仅在于他能敏锐地发现那些已经虚弱到可以捕获的猎物、以及熟练地调集巨额资金发动凶猛而且致命的攻击，更加重要的是，他特别善于“揣摩上意”，体会到美国政府从来未曾明确表述的真实心意，并主动帮助美国政府去实现它。有这种能够于无形中体察上意、并且能征善战的猛将，你说哪个主子不会保护他？

尽管这些“参战部队”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显然，他们有一个共同幕后推手。只有这样，这些看起来无组织的各个团体才能配合得如此之完美。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掠食行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食物链”。美国毫无疑问地居于整个食物链的最顶端，其次是西欧各国，再次是日本，发展中国家居于最低层级是被掠食的对象。尽管美国有时也会掠食日本和欧洲，而且在掠食日本时欧洲也会加入盛宴，但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掠食的悲惨境地。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一定让这些掠食者虎视眈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