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 · 2019-09-02 · 来源：党史博采

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头人，对于当时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则是重中之重。有着长期个体生产历史传统的中国农民，要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发现和培养一大批农村基层组织领头人，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正式提出了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宣布。

新中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和农业学大寨等运动，把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农民个体经济有着长期历史并广泛存在的农业大国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章中有这样的论述：

“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见该书第638页)

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头人

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头人，对于当时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则是重中之重。有着长期个体生产历史传统的中国农民，要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发现和培养一大批农村基层组织领头人，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为了制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6年6月，中央召集几个地方的有关负责人到北京汇报情况。毛泽东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后来成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的杜润生(1913～2015)参加了这次汇报。他回忆道：“轮到我时，我汇报了几点，一点是说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作当前的中心，这是中南局已经向中央请示过的。我们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另外一点，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划一个阶段，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它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先集中打击目标，把农村最恶劣的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通过这个斗争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搞个组织基础。说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一步很重要，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强调“普遍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实现了引导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达到土地改革重组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目的。这也是新政权区别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根本标志。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农村中开始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任凭这种现象发展，不仅会在农村产生新的剥削，而且会削弱以至瓦解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工农联盟，危及整个政权的基础。

农家出身的毛泽东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走“组织起来”的领头人李顺达创造的业绩和产生的影响，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李顺达是抗战时期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一位村党支书。从1938年开始，他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带领村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到成立太行区最早的互助组，一直到解放后发展成了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当时的太行区党委曾授予他“平顺人民的方向”“组织起来的机器”“发家致富新状元”等锦旗。

1950年李顺达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据《平顺县志》记载，李顺达被选进了主席团，和毛主席坐在一起，毛主席说：“中国的山地很多，南方有大别山，山西有太行山、吕梁山，就是到了社会主义也不能不要山区。你们住在山区要好好建设山区，绿化山区，将来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你们这些人要起带头、骨干、桥梁作用。”毛主席还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们这些人千万不敢落后。”会议上，李顺达获得了由毛主席亲自题写的“生产战线的模范”奖状。

1951年9月，李顺达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据《平顺县志》记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特邀各界代表吃饭。和毛泽东同桌吃饭的有工人、军烈属、知识分子以及资方代表各1人，农民代表即是李顺达。吃饭时，毛泽东对李顺达说：“你住在太行山上，那个地方石厚土薄，你作出了贡献，我敬你一杯。”李顺达激动地说：“主席，我可担当不起，要不是您老人家领导得好，我们什么也干不成。”在返回家乡时，他又一次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

1955年，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收录了介绍西沟村的文章《勤俭办社，建设山区》。毛泽东在按语中高度评价了李顺达领导的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农林牧的做法和经验。

被誉为“中国村魂”的史来贺是河南新乡市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原党委书记。他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并列，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先后于1952年、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5年、1970年、1975年9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6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4次当选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代表，7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4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这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史来贺从1952年担任刘庄村支书时起，就带领全村人艰苦奋斗20多年，把700多块高低不平的“盐碱洼”“蛤蟆窝”改造成4块旱涝保收的大方田。在平整土地的基础上，他们又开河挖渠、修桥建闸、打井架电、硬化渠道，使田间工程配套，为农业稳产、高产、优质、低成本打下了基础。

1958年7月，七里营区的几十个高级合作社成立了一个叫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组织。据《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3》记载：(1958年)8月6日晨，毛泽东到达河南新乡。下午3时，换乘汽车去新乡的王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在七里营，看见挂着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看了敬老院、幼儿园、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接着，到田间，走进棉田，称赞棉花长得好，并同社员一起给棉花打顶。面对一片丰收景象，毛泽东说: 大有希望!(见该书第403页)

史来贺和七里营人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史来贺的带领下，即便在1960年我国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七里营的农业依然取得了大丰收，亩产皮棉160斤，粮食亩产1000斤以上。进入上世纪70年代，史来贺又打起了工业的主意，办起了食品厂、造纸厂、淀粉厂。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这些工厂很快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毛泽东赞赏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人民顶住外来的种种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时代精神。”“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向‘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土地开战，连年战胜自然灾害，使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全国上下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山村。从1952年底到1956年，大寨响应“组织起来”的号召，走过了(农业合作社)初级社到高级社的道路，依靠集体的力量做到粮食生产自给有余。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一位既有政治头脑、又有组织能力、而且能够严以律己的领头人。

1959年，《山西日报》发表《大寨年年有个新套套》通讯，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1960年2月，山西省委向全省农村基层干部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山西日报》、省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也加大了对大寨的宣传力度。陈永贵的事迹开始在山西各地引起轰动。此后，山西的媒体一直跟踪报道。其中，1963年夏大寨大队在遭受特大洪灾后，坚持“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大灾之年夺得大丰收，更是被称为“创造了一个奇迹”。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向全国广泛宣传了大寨群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事迹，并配发《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的社论，号召全国“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

1964年3月29日，毛泽东外出调研期间在邯郸听取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5》(下简称 《年谱5》)记载，“陶鲁笳也汇报了一些问题。当汇报到自留地减少了时，毛泽东指出：自留地不能太少了。当汇报到灾后农民互助建房时，毛泽东说：农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为砖房，土房顶不住水……陶鲁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实行选举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从公社这一级做起。毛泽东说: 公社干部应该选举，为什么不能选举呀，脱产干部也是选举的呀。汇报中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的情况，毛泽东表示要看看陈永贵的材料。”(《年谱 5》第333～334页)

据陶鲁笳的回忆，他向毛泽东汇报了陈永贵带领大寨大队创造奇迹的几个重点方面。比如，陈永贵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深受群众爱戴。大寨党支部有这样一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听了大加赞赏，说：“很好嘛!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

毛泽东的赞赏不但来自于他认为农村基层领头人首先必须带头干活外，还来自于他对所有干部都应该参加体力劳动的一贯重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曾有这样的解释：“干部参加劳动，就不会变懒，就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争，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密切，对生产的领导就会更具体，实现领导与技术的结合，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干部有了劳动的习惯，就不会去贪污、浪费、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另外一个受到毛泽东赞赏的是陈永贵的领导能力。陈永贵能够把“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生产上的科学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陶鲁笳说：“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知道后，立即绕山路回到村里，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结果，除了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里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个奇迹!”陶鲁笳还向毛泽东汇报说，在抗洪斗争中，陈永贵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硬是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陶鲁笳还告诉毛泽东，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有效。

毛泽东的这两点赞赏，应该说着眼的还不只是大寨，而是全国。简言之就是：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要以身作则;作为一个集体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有所作为。如果再从全国一盘棋看，发展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为的是能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国家更为急需的工业和国防建设上去。毛泽东在后来提到大寨的时候，都体现了他的这些考虑。

毛泽东问陶鲁笳，陈永贵的名字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上写了“陈永贵”3个字给毛泽东看，并对他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毛泽东听了十分感慨：“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说完这些，毛泽东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指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及《人民日报》社论)我没有看。陶鲁笳让秘书把那天的《人民日报》找来，连同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此次外出调研是3月27日从北京出发，途经邯郸、武汉、长沙、南昌、上海、南京等地，一直到5月13日回到北京。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时，说：“要注意种好十六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大寨。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当汇报到工业、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至于农业，我们要靠陈家庄(山东曲阜的一个农业生产集体典型——引者注)和大寨。”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提到大寨。在这次提到大寨时，毛泽东还说：“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年谱 5》第348～349页)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提到大寨。1964年10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是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1965年计划安排问题。当汇报到第三个五年计划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时，毛泽东说：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年谱 5》第420页)1965年1月27日，毛泽东批转了李富春的一份关于计划工作的报告。该报告说，经过会议讨论，共同商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的重点，是准备战争，依靠第一、二线，努力建设第三线。农业，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见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线的农业。(《年谱 5》第471页)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杭州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时，毛泽东说，“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年谱 5》501页)

毛泽东在1964年3月29日听了陶鲁笳关于大寨的汇报后，在途中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中卷》记载：(1964年)4、5月间，廖鲁言(时任农业部长——引者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带领三名助手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着重调查大寨自力更生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具体办法、措施和物质技术条件等方面的材料。五月二十五日，廖向中共中央报送《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典型，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1964年12月21日至22日，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这样，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在全国农村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举行的。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毛泽东邀请了参加会议的农民代表陈永贵、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大庆“铁人”王进喜等人，还有几位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

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陈永贵的孙女陈春梅写的《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书中写到了陈永贵参加那次毛泽东生日宴会时的情形：“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永贵好啊’。宴会开始后，毛泽东举杯风趣地说：‘今天不是祝寿，而是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席间，毛泽东见爷爷很少动筷子，就热情地说：‘永贵，吃菜，吃菜嘛!’随手为他夹了一筷子，招呼道：‘这个菜好，吃这个……永贵同志别客气!’毛泽东知道爷爷已50岁，于是风趣地说：‘五十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很好。’”陈春梅在书中还写到了1967年劳动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拉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

毛泽东说陈永贵是个“老实人”

196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到大寨经验时，毛泽东说：我见过陈永贵，他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6》 以下简称《年谱 6》 第72页)

1967年11月7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号登载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批示：“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陈永贵谈话中说：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在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年谱 6》 第139页)

从陈永贵的这个谈话中，也可以看出他是个忠于党的老实人。正如郭凤莲所说，陈永贵最大的特点就是“听党的话”。陈永贵对“文革”是完全拥护的，而对“文革”也完全是按照中央有关文件从正面理解的，所以他才能说出对准“一小撮”，“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这样的话。

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曾三次提到“文革”的错误之一是“打倒一切”。例如他说：“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1980年8月21日、23日)

1975年1月，陈永贵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分工负责农业。这个安排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的。据陈春梅的回忆，事先周恩来在医院和陈永贵谈话时，开始陈永贵说“实在当不了”。但听到周恩来说：“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又老老实实接受了这个安排。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主持了他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在同陈永贵握手时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年谱6》第582页)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但完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陈永贵这个老实人的关心。

毛泽东虽然看重陈永贵这个来自农村基层的老实人，但在重大的问题上还是很慎重的。1975年9月3日，毛泽东阅陈永贵8月14日报送的《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陈永贵的建议中主要的一点是实行大队核算。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讨论一次。”9月23日至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座谈会未形成一致意见。(《年谱 6》 第606页)后来毛泽东赞同了多数同志的意见，没有采纳陈永贵的建议。

末了，有三点应该附带说明一下。

第一，自从毛泽东发现陈永贵和大寨以后，在谈到陈永贵和大寨时，都是围绕农业生产方面的，没有涉及到类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的内容。

第二，“文革”期间的农业学大寨，出现了“左”的偏差，包括陈永贵本人也有一些“左”的做法。但在党的九大以后，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采取措施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对于保证学大寨运动中少走弯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文革”期间的主流当然还是农业生产，而且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1975年9月 15 日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二十五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年谱》 6》 第607页)

第三，关于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肯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成功。关于人民公社，指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这种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688页)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否定合作化以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的积极性”。(第693页)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读党的十四大报告时指出：“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年谱 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1349～1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