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柏 |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全球化是一个在释放市场力量与保护社会之间，飘摇未定的钟摆运动。本文作者分析指出，在生产要素全球化流动的背景下，高企的失业率、缓慢的经济恢复周期、贫困难题的扩大以及基于文化政治认同差异的移民难题的涌现，使得发达国家内部矛盾爆发，精英圈与社会底层之间的分化和撕裂愈益严重。资本收益高度集中导致普遍的收入不平等，高技能劳动者和高资本收入者融为一体则进一步恶化这种不平等，而财富的集中强化了富人的政治权力，使得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和国家公共投入与以前相比变得更不可能。如此，公众开始出现对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绪，很多人对因随全球化而来无力感感到愤怒，转而支持那些在政治竞争中拿这些问题说事的政治人物。这些都为全球性的民粹主义运动提供了土壤。上述变化，为我们思考当下处境提供了深刻视角。本文原载《全球化VS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思考。

全球化：钟摆运动的双重面向

波兰尼将全球化视为一个钟摆运动，它受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这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作用力所驱动。有人或许会进一步追问，全球化为什么会逆转？

全球化导致重要结构性变化，这些转变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并不相同。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全球化逆转的政治过程中重要的推动力。

全球化钟摆运动的内在逻辑其实很明确：释放市场力量必然带来更多的竞争；当市场竞争对不同社会群体造成不同影响时，社会内部就会形成紧张的政治矛盾。如果把这种现象再与阿瑞基关于全球化由生产和贸易的扩张向金融的扩张发展的讨论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那些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人们，和那些不能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人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的地位完全不同。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工人和职业白领能够自由地把自身的资源用在对这些资源需求最高的地方。相反，非技术与准技术工人和大多数中层企业管理人员对工作要求和工作环境不得不展示出更多的弹性，因为他们很容易为其他跨国境供给的工人所替代。全球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体现的社会分裂是一个长时期积累的结果。在长达4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极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底层的社会群体面临着失去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以及新移民和东道国某些社会群体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等种种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而民主政治的失序使他们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从而刺激了民粹主义的崛起。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就业有消极影响。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海外，无论是离岸生产，还是外包，其结果都带走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1977年到1999年间，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300万个，同时却在发展中国家增加了的就业机会，这种影响对那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一般而言，一个跨国公司的海外分部在实际资本上每增加10%，其在美国所提供的就业就会减少0.1%－1.8%。如果跨国公司在其海外分部的实际注资额增长超过100%时，它在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可以减少多达18%。

在全球生产和外包的时代，发达国家的经济从衰退阶段复苏也出现了新类型。自1990年代初以来，与以前相比，就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经济衰退前的水平。在1991-1993年的美国经济衰退中，产值仅仅用了两个季度就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但是就业却用了23个月。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的衰退中，产值只用了一个季度就恢复，但就业数据却耗时38个月才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中，美国实际GDP总值在当年第三季度开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再次增长。与此相反，失业率却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复到与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正如印度央行总裁拉加恩（2010:85）指出的那样，当工作机会变得匮乏时，“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型复苏的出现意味着，美国选民与其他发达国家的选民相比，更难以容忍经济的衰退。”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底层社会的另外一大影响是贫困。查尔斯·穆里（2012）的一项研究显示，新的下层阶级主要由如下三类人构成：无法谋生的男人、有小孩的单身母亲和与世隔绝者。在第一类人群中，谋生的定义是有在贫困线以上的中位收入，以2010年的标准两人收入为14634美元。以此为参考，即使一个人挣取清扫员的小时工资（2010年为11.6美元），如果这个人一周工作40个小时，他（她）在2010年需要工作31周就能达到我们关于谋生的定义。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标准，但是穆里以美国费城东北部渔镇（Fishtown）为例调查了白人生活处境的变化：

30至49岁的白人男性无法谋生的比例，从1970年不足10%上升到了2009年的超过30%；30至49岁之间的单身且需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白人女性的比例从1960年的5%窜升至20%，增加了四倍；30至49岁的没有加入任何世俗和宗教组织的白人，其比例从1970年的12%增至2005年的接近35%。根据穆里的估算，30至49岁面临着一个多方面生活困境的白人，其比例由1960年代末的10%上升到2007年（大衰退前一年）的33%。

由移民产生的问题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另一大挑战。这个挑战有两个侧面，一个是对就业的影响，另一个是新移民融合失败带来的社会问题。

移民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非技术工人群体。根据一份研究报告（NPR 2006），一般而言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工资标准没有多大影响。最值得重视的新近研究显示，如果非法移民突然间从美国消失，美国人的工资水平只会发生微小的变化。这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直接与非法移民竞争工作机会。然而，“美国高中辍学的人会从非法移民的急剧减少中获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低技能的高中辍学者的工资会因为合法和非法移民的竞争，而减少3%到8%。经济学家推测，对高中辍学者而言，如果没有来自移民的工作竞争，他们的周薪会平均增加25美元。非法移民看上去对失业率只有极小的影响。非法劳工当然会拿走原本属于合法工人的工作，但是他们也会为新工作的产生创造需求。非法劳工会购买食物、汽车和手机，他们也会去理发、到餐馆就餐。平均下来他们对失业率几乎没有净影响”。支持特朗普反移民政策的社会群体，事实上是那些自身利益已经为美国移民政策所伤害的群体。

欧洲在移民问题上面临的挑战集中体现在新移民由于文化宗教的原因融入主流社会失败出现的问题。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贫困和他们融入东道国社会时遭遇的困难导致了较大的社会冲突。在法国，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劳动力移民在1974年被叫停，使得家庭团聚成为移民进入法国的主要通道。在2005年，70%进入法国的移民是因家庭团聚，只有7%的人是工作移民。同时，大约70%进入法国的移民来自其在北非和西非的前殖民地，其中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又是这些移民的最大来源国。此外，大概400万的穆斯林占法国人口总数的7%，法国是欧盟成员国中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

法国的移民政策长期受当地共和传统的影响，它强调平等、普世主义和世俗化，并强调移民同化的重要性。官方在实践上不承认少数族裔的地位，认为法国公民在语言和文化上没有差异，甚至宗教信仰也被限于私人领域。批评家们指出，早在法国二战后为经济重建大量招募海外劳工之前，法国就有着悠久的种族主义和仇外的传统。这些传统并不是来自法国前殖民地的移民带来的产物，而是“法兰西帝国，尤其是在第三共和时期（1987-1940），试图稳固在非洲和亚洲地区的扩张和殖民主义”并将其合法化带来的结果。这些传统基于一种在殖民地实行文明开化的使命感，它主张欧洲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因此应该将其在未开化的人民中传播。它因此进一步主张，“法国文化天生要比移民的母国文化优越”，法国期待这些移民“尽快地完全同化到法国社会中，主动地摆脱原来的身份认同，拥抱单一的、排他的法国身份”。

参与法国最近骚乱的人不是第一代移民，而是移民二代或三代；在这个他们位处边缘而且没有希望改变的社会里，暴力被视为一线希望。这些移民住在政府在城市郊区建造的公共住房里。在19世纪晚期，由于工业化扩张，法国政府在城市郊外专门为工人修建了住宅区。二战以后为了推动国家的经济扩张法国政府又为来自非洲的工人建设了住宅区。在1980年代末，法国政府决定减少超过30万个由财政补贴的公共居住单元，结果导致这部分人的居住环境过度拥挤。更有甚者，这些公共住房中80%以上存在防水、冬季保暖、电梯损坏和其他结构性的房屋缺陷。负责管理这些住宅区的准公共公司推行在同一栋楼里避免任何单一国家群体过度集中的政策，结果却经常造成居民自治非常困难。此外，非欧洲国家的移民还经常要面对失业、教育匮乏和低收入的问题。

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相对应，在与移民有关的案件大量在法国出现前很久， 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关于同化的意识形态：它强调变得与参照群体（本国居民）相似的过程，而不是强调移民在文化上完全被吸纳这一最终状态。欧洲关于保护社会的呼吁强调的是保护本国的文化认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底层视角：金融危机与全球化的月亮背面

这些在全球化过程中长期积累的负面影响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底层民众的境遇更为艰辛。

住房贷款抵押证券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这一轮私营部门金融扩张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建立。在1970年代之前，由于汇率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是各国的央行在负责管理国际汇率的风险。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发达国家都转向浮动汇率体制，央行不再统一管理汇率风险，私人部门不得不自身承担风险管理的责任。因为需要随时改变自己海外资产在不同货币之间的配置，以避免因汇率浮动带来的损失，各发达国家的银行和企业纷纷游说本国政府实现金融自由化。随着1980年代全球债券市场的创建和1990年代全球股票市场的形成，信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爆炸式的增长，跨国流动资本像洪水猛兽一样地泛滥。

美国政府创造出住房贷款抵押支持证券（MBS），一方面是为了促使更多人去购置房产，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巨额财政赤字。当时约翰逊主导的“伟大社会计划”和越南战争耗费了美国政府大量的财政资源，而约翰逊总统却又不愿增加税收。

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始加速，银行开始将其业务重点由向客户发放贷款并且长期持有这些债权，向赚取各种交易活动所产生的费用转变。正如一项研究指出的，“金融机构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以下业务收费：出售抵押贷款、将贷款打包到贷款抵押担保债券（MBSs）中然后将之出售、以使用借款的方式继续持有有利可图的贷款抵押担保债券(MBSs)等等”。

在1983年到2003年间，商业银行在美国房地产贷款投放总额里的份额由32%增加到54%，银行业务重心脱离贷款发放的商业动机是，贷款发放只占银行总利润的10%，而持有贷款抵押担保债券（MBSs）却能创造出70%的利润，为贷款提供抵押又能带来20%的利润。

不仅如此，整个行业也出现了一个产业集中的趋势。在1996年到2007年间，就经营规模而言，全球最大的五家贷款机构在行业内占比由16.3%上升至40%；同一时期，全球排名前25的贷款机构的市场份额从原来的不到30%窜升至90%。

美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和私人投资者前仆后继地投身住房抵押担保贷款，这在2003年遇到了分水岭。常规抵押贷款以2.3万亿美元在2003年达到顶峰，一年后就降至1.35万亿美元，降幅接近50%。这产生了各种住房抵押贷款组合的短缺。与之相反，许多潜在的买家仍然持有大量现金寻找合适的产品。在这种环境中，那些为从常规抵押贷款中吸入住房抵押担保贷款而建的机构已经不能停止自己的脚步，只能进入风险更高的非传统抵押贷款的领域。这就是后来闻名全球的次贷危机的起点。

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中产阶级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一项关于次贷危机的评估，“在2007年6月到2008年11月间，美国家庭资产净值的损失超过四分之一。2008年11月初，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个包容度很高的美国股票指数，与2007年的高点相比已经下跌45%。房屋价格从2006年的最高点下跌了20%，而且未来市场预期还将有30%到35%潜在的下跌空间。美国房屋净值在2006年最高点时估价达13万亿美元，在2008年中期已经下跌到8.8万亿美元，而且在2008年后半年还在下跌。作为美国家庭第二大资产的退休金，其总值下跌了22%，从2006年的10.3万亿美元跌到2008年中期的8万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储蓄和投资资产（除养老金之外的）损失了1.2万亿美元，退休基金损失了1.3万亿美元。合计损失8.3万亿美元。”

过去的四十年里，政界、商界、学术界和媒体界的精英圈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面对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的资本密集度，资本与劳动之间更高的替代弹性提高了国民收入中资本所有者的份额，”“资本收益高度集中导致了个人收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高技能劳动者和高资本收入者日益变为一体，进一步恶化了整体的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和资本充裕的高技能人士倾向于在本阶层内通婚，”“财富的集中强化了富人的政治权力、使得有利于穷人的税收政策和使国家对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支出的投入与以前相比变得更不可能”。

最终引爆反全球化民粹运动的是发达国家的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失去信心。他们不仅相信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且还相信自己已经丧失在国内政治层面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全球化直接让人们重新思考主权和领土这些概念，因为民族国家不能再有效地控制那些通过全球供应链生产和组装的产品的安全。原始设备制造商（OEM）模式在诸多国家的扩散意味着，全球供应链已经发展到超出任何单一国家可以控制的范围。

换言之，金融和生产的全球化已经导致国土边界变得没有意义，因为经济活动完全处于民族国家领土的控制范围之外。在这种形势下，当全球生产使得领土从经济活动中分离，国家面临如何进行税收和继续恪守承诺和履行职责的困境，而“业务精湛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找到越来越巧妙的办法去帮助客户规避国家控制和税收”。很多人对全球化导致的无力感感到愤怒，他们开始支持那些在政治活动中拿这些问题说事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