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木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战略与管理》2002-1

只有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全球化才有意义

我认为，目前的时代不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而是以和平发展的愿望为主题的时代。但要谈和平与发展，不能只用人们的善良愿望为尺度，而应以事实为依据；我们只能从具体问题中说什么是真理。科索沃战争之初，过惯长期和平生活的南斯拉夫人已不知战争为何物，一人戴一个靶星，站在桥头上，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西方讲人权，不会真打你，后来就没人出来了，因为他们看到打来的导弹是真的。所以我们要从具体问题而不是从人的善良愿望中谈真理，谈和平与发展问题。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只要中国在自己内部“发展”。而中国这么大一个基数，如果发展起来，没有外边的资源是绝对不行的。这就说到全球化是怎么回事。全球化是资本出现以后的事。起初它是一个小辐射点，但要命的是它的吸收力特强，能吞噬一切；它摄入的多释放的也多，前者需要资源，后者需要市场。

有一种理论叫外围理论，就是说资本中心国家的发展前提是资本外围国家的存在。最早制造资本外围的国家是英国，最早经受经济全球化冲击并由此形成多极化起点的国家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中世纪的法国有赖于较好的地理位置，参与地中海的贸易，地中海的贸易有一条商路经法国直通北欧，法国因大量的中介贸易而较早繁荣。但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繁荣，也就是说，它从中介交换而非直接生产中获得大量商业利润，这种利润不是基于本国的生产力而是基于商业交换。就像人吃了某种激素发出来的虚胖，其实是没有力量的，拿破仑前的法国就是这样。

英国开始是很落后的，它是先学习法国，引进法国的技术人才。有人说英国人很狡猾，其实历史不能仅凭狡猾创造。技术和技术人才是永远流向需要它们的地方的。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了，它从圈地运动开始，当时规定城里人都得就业，不就业就是犯罪。它没有失业，只有加班加点地干，因为生产力太强了，市场也广大。当时英国那儿生产力转得很快，产品出来以后就到了法国和其他殖民地。

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发生，大约三年前即1786年的时候，法国跟英国签了个《伊甸条约》。但这个条约给法国带来了大灾难。当时法国想：我拿我的葡萄酒——与我们中国拿我们的农轻产品一样——换你英国的工业品，我有了钱以后再把生产力慢慢调整过来。想得挺好，但它没有算出一笔帐来，人家工业品的价值和你农产品不能比，人家产品附加值高，双方交换剪刀差太大。结果英国商品一进来，法国农业一下子被冲垮了，解体也早。我们在学历史时，学过法国最早出现自由农，其实，这是由于中世纪经过法国的大量中介贸易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所致。自然经济下的小农业国家一碰到货币和商品就会被冲垮并产生社会动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也是我们应注意的治国规律。

英国商品涌入法国，法国许多农民破产了，没活干，就涌到城市，1789年前后涌到城市的人太多，城里也无法容纳，于是这些人就干“革命”。先是吉伦特派，后来是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实行红色恐怖，丹东代表商人利益也被杀了。但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拿破仑看到了问题根源在于英国工业对法国的冲击。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说得好，他说拿破仑这个人亏得没学经济学，“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拿破仑说过一句话，谁要是信奉自由贸易（现在叫全球化），谁必将被打得一败涂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拿破仑解决这个问题所依靠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是他的军事天才。他采用新的战争方式，大规模地用炮。当时都是步枪，炮是次要的，拿破仑把炮当作主要作战手段。拿破仑在整个欧洲打仗都是用炮，用炮开路，再加上散兵战术。炮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只有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全球化才是有利的。拿破仑对当时的“全球化”是警惕的，他认为“自由贸易”即当时的全球化要首先有利于法国。他先解决土地问题，《拿破仑法典》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实际上是叫人人都有饭吃。农民太多，城里就业容纳不了，那就每人一小块土地，同时再把欧洲整个儿解体。将欧洲庄园农奴变成自由农民，继而成为法国资本剥削的自由劳动力。同时他也不准英国商品进来，人为地用战争制造市场。这个人很聪明，1806年制订了一个大陆封锁令。明令当时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准跟英国进行贸易，但同时他把法国的工业资本家启动起来垄断欧洲大陆市场。

1798年他出兵埃及。当时能看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认为埃及是英国进入印度洋的一个咽喉地带；另一个是马耳他。从这两点可以将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利益掐断。英国一旦失去殖民地，就跟外围世界脱离了关系。没有海外资源和利润，英国国内就会出现经济政治危机。

这种判断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确的。在今天不管西方国内再好，只要能源危机一出现，石油价格上升，经济就发生危机，本国人民就抗议，再继续下去就是罢工了。所以西方人必须牢牢地控制外部世界，而控制外部世界的重要方式就是拥有强大的海权。但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并不是一个海权强国，英国在海上打败法国舰队，拿破仑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使劲生产自己的产品，与英国抢欧洲的市场与资源，这跟希特勒的欧洲政策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是相似的。日本也是叫商人先启动，机器转，商品依靠军事被强行推入亚洲。不同的只是当时拿破仑打的是封建势力，所以说他是进步的。

法国起来以后，英国怎么办呢？与俄国结盟。战争结果是：拿破仑军事失败了，但法国在经济上却胜利了，战争结束以后，法国成了挤入资本中心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说资本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互动关系及其进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法国积极介入这一过程，既阻挡住全球化对自己不利的方面，又利用它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法国挤进资本中心国、也就是那时的“北方国家”以后，生产力一下子上去了。此后英法就联合了。现在看七国集团，只有加拿大不是经过战争打进去的。战争，对于处在多极化层面的国家而言，在许多情况下，无非是一种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强力手段。

大国制衡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点

现在讲全球化的比较多，中国人的想法发生变化了。前几天跟一位教国际政治的老师谈到全球化，我与他的观点有差距。他说美国厉害，我们不要跟它作对，我们的力量也不强，别去惹它最好。我跟他说美国是大哥大，我同意，但让的底线在哪儿呢？超过底线就不能让了。我说美国的底线很明白，要让台湾事实独立。我问他当美国的底线不能被中国人接受时那怎么办呢？他说那就投降呗，别惹美国人。我说你这观点就不对了，美国的导弹没打到你家。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时，那位老先生抱着女儿、女婿的照片回来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他心里的话肯定是“中国一定要强大”。他这句话和一般人说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在台湾的问题上，我们要清楚一点，美国并不希望台湾真独立，为什么？美国是一个海权国家，更关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对美国而言，台湾的作用就是让中国不要出海和阻止日本南下。但同时美国也不想背台湾包袱，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但又不能由中国大陆控制。设想台湾如果宣布加入美国，美国也不干，因为它太远，会成为美对华关系中的一个负担。因此它并不真希望台湾完全独立。但也有这种可能：如我们让得太厉害了，那台湾独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得适当对台湾有点压力。巴拿马就是如此，哥伦比亚放了，它也就独立了。不过对美国而言，那个地段远比台湾关键。美国希望台湾保持事实独立状态是为了让它与日本、菲律宾一起把中国大陆挡着，别进入太平洋。美国现在的亚洲战略就是让亚洲人打亚洲人。说美国是单边主义，实际上是对美国不理解，美国人也是搞多极化的。美国人搞多极化的思想跟美国的经验有关系。美国真正发了财的时间是上世纪50年代。就像一个暴发户发了财不知道怎么花钱一样，美国在二战中发了那么多财，但不知道怎么花，上来就打朝鲜，它当时觉得它特别能干，谁都不怕，打进去之后就栽了；后来打越南，又栽了；最后出了个尼克松，他给美国人一个多极化思想，他说世界分为五极，美国应当通过多极间的制衡来主导世界。这个思想美国一直坚持迄今。

事实上美国也是从19世纪以来的多极化浪潮和反对英国的霸权中走出来的。现在美国与当年的英国一样，尽管也不希望多极化，但它承认多极化。它明白这个道理：挡不住，挡不住它就承认了。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不承认，认为整个世界在二战中衰败了，只有它是老大，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部队见谁就打，当时对欧洲特别蛮横，对亚洲也不让。后来经过朝战和越战，特别是与苏联的勃烈日涅夫交手后，觉得不行，最后改变方式，自己“退居二线”，让亚洲人打亚洲人，也就是学着英国人“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搞大陆政治平衡，用间接的方式控制世界。英国人长期搞平衡，它这样才控制着欧洲大陆。英国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搞平衡，谁都不能太强大。德国如果跟法国联合起来，就把俄国拉进来与你斗。如果谁起来了，就用强的压一压；等强的起来后，再把那个弱的抬起来与强的抗衡。英国用这种方法控制了欧洲大陆好几百年。后来这种方式用于殖民地国家。开始美国不知道怎么搞，到基辛格时候也明白了，也得搞平衡。

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底线在哪呢？它真的就是想彻底肢解中国吗？恐怕不是；怕中国崛起吗？恐怕也不完全是。我认为它只是想瘫痪中国，这是军事上“瘫痪战”的政治运用：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美国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因为那样一来，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平衡打破了，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中国国共两党打，日本起来并于40年代向美国宣战后，美国才意识到中国抗日对美国的意义，又开始帮中国。美国现在对中国也是这样，除了中国像苏联那样自已垮掉，美国不会让中国垮下去，中国彻底垮下去日本就起来了。日本上世纪30年代起来以后把我们东北、华北、华东、华南都肢解了，将它们拼凑成了几个小“国”，接着就向美国人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现在美国正在将西太平洋上的“潘多拉盒子”打开，美国藏在后面，准备到关岛那边去。美国原来的重点在东北亚，美国人说东北亚有危机，其实什么事都没有。朝鲜经济那么紧张，它怎么能打仗呢？美国大肆渲染的目的主要是要在东北亚上空悬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这样它才能启动日本，继尔台湾地区、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这一线，用它们堵截中国。它不好直接说中国威胁，就说朝鲜有威胁。日本随便拿出百分之一的武器就能把朝鲜灭掉，怎么能说朝鲜威胁日本呢？日本的武器装备、军费都能把朝鲜天地铺一遍，而朝鲜却连自卫的力量都不足。事实上不是朝鲜威胁了日本，而是相反。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炒作所谓“东北亚危机”，现在怎样呢？现在是日本而不是朝鲜已将士兵送到印度洋。美国现在又开始启动台湾地区，估计它会把台湾独立的可能性进一步放大，一直放到快独没独那种状态，借此迫使中国对美国有所依赖。

大陆国家崛起的条件是要有相应的陆地安全外围，不然就得有强大的海权，二者必居其一。苏联起来后将东欧国家变为自己的卫星国，上世纪日本在30至40年代也在中国东部地区制造了一些“卫星国”。现在，如果西藏新疆“独立”，一些国家就可能会北上和南下分割中国西部地区，将这些地区变为他们的安全外围。美国不喜欢它们这样，它希望中国拖着周边亚洲大国，便于美国控制亚洲地区。但它也不想让中国发展到可以挑战它的霸权地位的程度。

美国只希望中国在消耗自己国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

现在大家都说，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其实仅强调生产力会出问题。生产力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肠胃消化吸收能力”。保持好的消化吸收能力得有两个前提，一是得有资源。所以肠胃消化吸收强未必是绝对好事，这要取决于你有多少资源的可供量。其次就是作为生产力你还要有市场，还得有一个渠道让产品出去。如果两个前提都没有，人的消化功能强将是很危险的事。美国不怕你“消化功能”强，你可以解放生产力，美国只管世界资源和市场。只要你没有支持日益巨大的生产力的资源和市场，最终你只有吃你自己：你先吃国内资源，国内资源吃完了再吃自己的身体，也就是低层劳动力资源。我们过去是产品短缺，现在是资源短缺。我们开始只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是产品极大的丰富了，可资源也耗得差不多了。

生产和消费就其本性而言，应是平衡发展的，但是资本出现后，使用价值和价值出现了对立：价值的一方就一定要消灭使用价值的一方。商品和利润使人群两极分化，只要有商品，只要有资本，它必然分化。本来买和卖是统一的，中间有了资本利润，大家为了追求利润，就必然出现分化，把本是整体的人群给分割了。大家看《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部分和恩格斯写的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个时候工人是很惨的。这不能全怪资本家。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一出现，人类社会就会畸型发展。今天这个世界似乎倒过来了，搞社会主义的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资本，搞资本主义的发现国内有点儿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如政党和国家的功能在下降。美国的政党成了仅仅用于竞选的工具，欧洲的国家边界和功能日益模糊，现在的欧盟倒有点儿像马克思预见到的“自由人联合体”。

难道马克思错了？其实不是。这只不过是西方人用更大的即世界性的贫困，更大的两极分化，将原本发生在国内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进程转移到南方世界，从而用主要来自南方世界的大量利润和财富来让本国人享受社会主义的局部成果。结果历史验证了列宁的判断：世界成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集合体。战后出现的南北矛盾本质上说是过去发生在资本中心国家内部的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国际化的表现形式。

美国怎样把资源和市场问题解决了？它吃世界。国内的工人和资本家联合一致，共同剥削南方世界。北方人吃南方人，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压迫民族压迫被压迫民族。现在的情况是：北方国家的人一致剥削南方国家的人，大量资源和利润回流到北方国家，才能在北方国家中培养出一个人数居多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人数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指数，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西方中产阶级占国家主体，所以它避免了阶级斗争的激化。

贫穷到了极端，阶级斗争就来了。活不下去的人必然要对现存制度提出挑战，较好的国际秩序与社会管理体制应该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弱势群体，最好的国际秩序与社会管理体制应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占国际和国内人口的多数。西方国内可以有一个中产阶级，但国际上它就造就不起一个中产阶级。全世界如果都进入中产阶级那就好了，但在以资本为中心的世界里，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资源有限。现在南北贫富差距拉大，南方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穷人中再分穷人，分到最底层那些人，如果它占人口的多数，那世界自然不会安宁。

由此可知，美国并不绝对反对中国发展，但只希望中国在消耗自己国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要得到美国支持的前提必须是，中国你别出去。这边用台湾把你通向市场的路给封了，那边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后又把你的石油截了。现在你胃口好了但“粮食”即中国必须依赖的国际资源却控制在人家手里，结果是你就只有吃自己。先把国内资源耗净，再耗什么呢？再耗国内人力资源。下岗工人实际上是人力资源。下岗工人越来越多，现在还要把户口放松，大量的农民要进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农民来说是件好事，就跟中国进入WTO从某种意义上看对城里人来说是件好事一样，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力价格下降。农业人口自由进城，参与劳动力竞争，可以压低劳动力价格，对国家竞争力有利。但整个劳动力价格下降，在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就业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情况如发展下去且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制约，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还有一个西部开发问题，现在常讲要有一个新思路，就是既要保证生态环境又要开发西部。各研究机关都在研究应该怎么办，采取什么战略。开发西部难处在于，你如果控制住资源不让开发，可汽车总要跑，电厂总要发电，从哪儿来资源？如果国家管住，黑市价格就上来了，到最后还是把你的资源破坏了。农民要用游击的方式去挖资源的话，很难挡住。西方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从外部进资源，只有从外部大量进口资源，国内才有发展与生态共生的情况。我们搞西部开发，在没有充分的外部资源补充的情况下，无他路可走，只能消耗自己国内的资源。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是这样：你可以发展，并鼓励你发展。但前提是你不要到外部要资源。你自己耗自己，最后资源耗尽，内部动荡。清朝当时学西方，但没有意识到其政治后果，洋货一进来，中国南方小农民就解体。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南方，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中国进入WTO后，农民种粮食种地就成了大问题。外资一进来，和外国的商品一样，中国粮食成本比外国高得多，这可能首先导致粮农大量破产。结果很可怕。洪秀全提出平均土地纲领，特别吸引农民。他十年功夫就打到南京，大清王朝失去了半壁江山。后来义和团起来反对洋人，结果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列强商量着掠夺和瓜分中国。你拿一点，他拿一点，中国就差不多了。最后调解人多了，做调解人，就得在中国捞点好处。现在是21世纪初，如果到2050年之前再出现这种情况，那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这100年左右的奋斗，就算白干了。一百多年的艰辛及其对中国人民的意义，可能孙中山那一代人清楚，毛泽东那一代人清楚，但是，今后的下几代人呢？

据中国史经验，内乱是中国今后再也不能重复的一条死路。国内一旦乱起来谁也没办法，一些西方人，尤其是一些日本人就希望你这样：只要你陷入内斗，你就出不去了。出不去就不能在外面跟它分享资源。你自己打完了，没人了，资源消耗也就降了下来，重新再来。再过几十年，等你生产力又强了并需大量资源时，西方人又开始堵你，再使你内乱。有人预言，2050年时中国需要多少多少资源，但前提是中国不能内乱。一旦政治内乱，生产力遭到破坏，资源消耗就会降下来。这对西方而言，何乐不为？

这次美国对中国加入WTO有很大的考虑。WTO冲击最大的是农民，中国只有农业经济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中国的农业是小农经济，这一点决定了它的生产成本绝对高于西方大农业，在粮食价格上也无法与西方竞争。我们常说，中国农业是一个广阔的市场，这是不准确的。只有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农业，才具有市场的价值。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才能有竞争力。与西方比，我们远没有竞争力。现在中国城市迅速进入市场经济，农业却基本没动，农业经营体制当时叫做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本质上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没有竞争力，也没有多少资本吸收力，因此，城市工业只有越来越多地依靠海外市场。这是第三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

我看了一幅照片：一个农民赶着牛车，车上面拉着一辆卡车空壳，赶车农民坐在车壳下面。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形象，牛背上的现代化，小农业撑着日益与“国际接轨”的所谓“国际大都市”。牛背上的汽车如何跑得快呢？因此，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中国发展是很脆弱的，加入WTO以后最先冲垮的可能就是中国小农业。中国小农业非正常解体，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国家风险。所以朱总理说他最担心中国农业。这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南北关系一样，南方垮了，北方还发展什么呢？所以邓小平告诉北方国家，要从全人类的高度看待南北问题。

如果我们政策对头，真正沿着毛泽东、

邓小平的道路，中国就会成功

现在大家都说要学西方，其实，美国人、西方人不希望你真学。你的生产力真的强了怎么办？美国用石油跟用水一样，它自己的石油不用，用外面的，美国有一半的石油要靠进口。他明白世界如果都像美国一样经济消费力和生产力强大了，世界资源根本就不够。它鼓励你民主，是为了“致残”你，而不是要你真的繁荣富强。你要是真正搞西方式的民主，特别是搞市场经济以后，美国又马上让你垮掉，让你分解。因此你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自己。拿破仑就是这样。法国之后紧接着是德国、美国、俄国，霸权的链条一个一个转换，先是英国打败西班牙，形成单极资本世界，法国向英国挑战，开辟多极化历史进程。最后美国又起来了，打败西班牙和英国后，在北美大陆崛起并进一步挤入远东。一直到二战后，英国才衰落下去，美国现在又取而代之成为世界霸主。

美国实际上是英国的外化，它的外交政策是英国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当时从欧洲到北美洲的 “五月花号”船载的是在欧洲受迫害的清教徒，它们是一群叛逆者，他们的思想奠定了后来美国的意识形态。

世界霸权链条一环扣一环，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国通过这个霸权链条散发着巨大能量的同时，它也需要巨量的外部资源来滋养。中国跟美国的外交观念整个儿都不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侵犯他国领土，并没有招惹谁。但美国不这样，它讲的是势力范围而不是领土范围，你只要实力伸进大洋就算侵犯了它的利益。它知道你只要有了海权就有了分享世界资源的能力。它怕的就是这一点；而对中国来说，没有世界资源来支撑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率，生产力反会伤着中国自己。

目前的七国集团有一个特点，即在资源问题上它们永远是一致的，只是在市场问题上有矛盾。它们一块儿打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就是因为这些地方都牵扯到资源和地缘政治问题。所以在全球化道路中布满陷阱。全球化和多极化有矛盾和冲突，多极化并不会因全球化而灭亡。在英国、西班牙之前的中世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中国。唐帝国的时候，唐朝是世界的中心。那个时候中国是很了不起的，中国的中心地位是怎么建立的？它有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小农经济。这个经济也了不起，但不如资本主义经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我们那个小农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风水已转到西方有三百多年，将来是否能回来，这要看我们中国能不能越过今天美国人给我们设的坎。有可能越过去，也有可能越不过去。我认为如果我们政策对头，真正沿着毛泽东、邓小平的道路，中国就会成功。

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也要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跟美国交往，有人说你没有那个力量。其实国际交往也是心理交往，你这人有还手的能力，我打你的概率就小多了；如果没有，在国际舞台上，那你就必须臣服于我。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最近说他过去经商时得到的经验是，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我们也应该明白这一点，及时做好准备。

党的十四大迄今，总体来说我们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我们经济“消化功能”强了。毛泽东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这一点，计划经济，不需要多少消费，30块钱就够一家子用，吃的穿的都很节省，那时候我们需求少；再就是国家控制强，搞基础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不存在问题。但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邓小平感觉到我们不能老自守家门，好像各方面都很好，内部也比较平等。可是世界在竞争，当你的对手过分强大，他才不管你好坏，还是要把你吃掉。所以邓小平提出走市场经济道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一旦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你的经济进入国际市场，你的利益也就与世界的利益联为一体。

发展使中国也需要国际资源。市场和资源是相联的。我们不能像用水一样地用石油，矿产资源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产品永远是不可能充分涌流，因为资源极难再生。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一国的产品多一点不要紧，市场大一点不要紧，但是没有资源的持续支撑，你的生产力和市场就不仅不可能持续发展，还有可能因此陷入不能自拔的经济政治危机。美国人明白此中奥秘，你要是与它分享世界资源，这无异于与美国虎口夺食。

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外交基本是围绕着控制海上线路即制海权进行的。制海权的意义并不是单纯为了保护美国的世界霸权，而是保护它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力。它掌握了海权也就掌握了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与早年日不落帝国英国一样，美国的商人走向哪里，美国的海军就走向哪里。这与人体一样，人的神经和肌肉长到哪里，他的骨头就伸向哪里。只有神经和肌肉而没骨头和利齿的动物是不可能强大的。在大自然中能留下的不是肥胖的，也不是长得漂亮的，而是能跳能蹦，牙齿很利的：那是狼，老虎。大熊猫是没有竞争力的，它今天能留下来是因为有人类的保护。大自然实行的是淘汰制，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大帝国最后成了一个很小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软的东西不管你是如何漂亮，总是要被吃掉的。危机时，光有商人在海外是没什么大用的。商人就是一国的肌肉和神经，骨头是有卫星导航并配有现代化作战手段的海军。尼克松说谈判桌上的胜利是在战场上取得的。永远都是如此。历史如此，更何况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呢？

国际关系是最自然的关系。最自然的关系就是丛林状态，英文叫state of bush，这是霍布斯的用语。布什是坚信这一点的，他没有那么多学究气。美国的国务院是管世界的，他们认为世界的事就是国家的事，因为他们的利益已经融入全世界了。中国的利益已走向世界，因而我们无法回避自卫手段全球化的问题。发展是我们的 “硬道理”，但没有资源就不能发展。主权里头应该包括发展权。这里暗含着一个关于国家安全的新观念。在新的安全观念中，安全不能只理解为国土不被侵犯，而应理解为利益不被侵犯。你的利益走多远，你的安全前沿就应该有多远。现在大国利益已经上了外层空间了，所以安全概念就得进入外层空间。这跟小农种地的观念不一样，只要你不占我的土地，不抢我的粮食，不象刘邦、项羽一样杀我的人口就算是安全。我们现在的利益已经走向全世界，中国的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近1/2，外贸对经济的拉动力如此之大，我们却在外面没有军事自卫力量，其结果将是很危险的。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志不是由GDP指数堆起的“体重”大小，而是由这个“体重”转化出来的对外辐射能量的大小。

中国未来新安全概念应分为两部分，一个是边界安全即本土安全；另一个是安全边界即利益边界。边界安全是有限的，而安全边界应当是无限的。仅就国与国的关系而言，安全边界越远，你本土安全系数就越大。如果你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两线重合的话，国家的安全系数就到了底线。比如前一阵，美国的飞机过来在我们这儿撞一下它倒觉得没什么错。可是如果中国的飞机到夏威夷转一圈，估计它又可能来一个“误打”。军事自卫手段和全球化是联系着的。英国的商人是由最早的商团来保护的，那就是海军的前身，这些人后来摇身一变就成了海军将领。这些事情都是联着的，我们不能那么书生气。

大国崛起的一个关键是海权。过去的海权只要有军舰就行了。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国力不差，就是战斗力差，战争一旦发生就没辙。作战方式的变革是一国军事力量的灵魂。过去人们只知道陆战，后来战争出现在海上和空中。海上作战的一个优点是部队机动性特别强。

未来战争可能不是以前大规模的世界大战那样的打法。核武器出现以后，大国之间直接的无限战争就基本没有了，更多是代理人战争或是有限战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都是代理人战争。有限战争的失败有时更多地就是国家的失败。殷鉴不远，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都是有限战争，败了国家就败了；朝鲜战争中国赢了，国家就赢了。所以说国富并不意味着国强。

历史上许多事是需要勇气来完成的。毛泽东在1950年一年中干了三件对国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还没立稳，毛泽东就立即发兵西藏。大家都知道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那时候我们正在与国民党打得如火如荼，而这时一些藏独分子已开始加强与美国和印度反华势力的联系。毛泽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刚把国民党打败，就立即发兵西藏。试想如果1962年中印之战提前14年即在1948年发生，那后来谈的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印度控制布拉玛普特拉河的上游即雅鲁藏布江北岸地区。在这里，对印度而言，水比其他资源更重要。在重大历史关口，政治家犹豫不得。只有将主权抓在手里才能说是你的。如果当时不拿下西藏，我们现在可以设想是什么结果：四川就得驻很多军队，我们的长江源头就在人家手里攥着，这是很危险的事。

另一件事是毛泽东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当时争议比较多，有人不太赞成。当时的东北就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工业基地在那边，如果在那个时候美国打下北朝鲜，我们的经济命脉就会受到威胁。毛泽东出兵，结果打赢了；也有人说打平了。其实我们那么穷和美国打，打平了就是打赢了。虽然我们的牺牲很大，但是打出了新中国的威信。国际威信有时候不是你说说就能立得住的，那是枪杆子里才能出来的。当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是枪杆子解决，但关键时刻还是要用枪杆子。1955年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中国多风光，周总理上去讲话，下面掌声不断，因为中国把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在朝鲜打败了，世界就承认你了。1950年抗美援朝的外交意义就是我们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走上国际舞台。朝鲜战争之后，东北亚一直无战事。

在出兵西藏和朝鲜的同一年，毛泽东还以铁一般的意志在国内开展“镇反”，这对一个新政权非常重要，其意义不必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只是，当时我们正处在最困难和最穷的时期，是“综合国力”中物质条件最差的时期，但毛泽东却在短期内完成了对中国未来无论怎么估计其意义都不会过高的伟业，这不能不对我们有所教益。

考虑国家安全问题时应该想得远一点。亚太有两个大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如果中国撒手不管亚太的事，美国也包揽不下来。上世纪70年代，苏联在亚太发起咄咄攻势，对美国形成压力。美国要解决亚洲问题，出了事就找中国。其实美国瞧不起日本，大家看看日本的政治地理：北方俄国踩着它的尾巴，南方美国牵着缰绳，西边还有一个中国不停敲打它的脊梁骨。它的航空母舰没有用，中国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个大航母。美国如果真对日本好，就应该帮日本把北方四岛拿回来，可美国从没热心过此事，想必美国对日本重新进入台湾也会有更多的戒意。

台湾就更不行了，李登辉实际想带着台湾入日本藉，日本不敢接。日本太脆弱了，经济、政治都很脆弱。只有中国内乱，日本才有机会崛起，这是毫无疑问的。日本为什么在1937年全面发动对华战争？日本一直想让中国在国共内战中自耗国力。张学良明白日本人的心计，痛陈蒋委员长内战亡国的道理并在1936年底发动西安事变，国共开始合作。日本此时认为不能再拖了，所以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如果国共当时不合作，中日全面战争可能还会推迟。日本当时就是叫你中国自己内乱，内乱越大越好，军阀混战最好。上世纪中国军阀混战时，日本人获利不少。今天的日本正在等待这样的机会再次降临，美国正在制造这样的机会，不同的只是日美对中国的期盼值是不一样的。

美国一国不能包揽世界，这是尼克松、基辛格留给今日美国人的思想遗产。尼克松对美国外交思想的贡献在于他使美国从单边主义回到老牌英帝国的大陆均衡政策上来。在欧洲，美国与欧盟是盟国关系，但是不能全依靠欧盟；美国在欧洲也学着英国用俄罗斯来制约欧盟的策略。最近俄美关系开始好了，这是因为欧盟起来了，就需要调动俄国这个长期被冷落的棋子以制衡欧盟。

大国，尤其是海权大国制约陆地国家的策略就是利用大国相互制衡。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即使垮了，也垮不到哪里去；即使真得崛起了，在相当的程度上美国也不是绝对不能接受。问题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强力越过这个坎。但如果你真的衰落越过一定的底线，美国还会帮你。研究一下上世纪初美国对华政策，当时欧洲列强都要肢解中国，美国却说要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美国是不是好呢？它也不好，它就是让你处于瘫痪状态的完整，别真得不能动了。如果你真不能动了，他还得重新再培养一个同等力量的国家，用它扯着周边，当然也用周边国家扯着你。美国对华政策的上线是确保你不能影响到它的海权，尤其是不能在海上的关键地区对美形成挑战，其下线是保证亚洲大陆的大国力量平衡。

中国要大力发展海上和外层空间的自卫力量

在中美关系中，中国要有一定的反弹力，这样反会带来和平，这与中国有了原子弹后反倒获得了这几十年和平的道理一样。二战后50多年的和平说明战略平衡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和平愿望，才是和平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内乱，稳住并崛起了，中国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必须依靠的朋友。

台湾问题，说白了是海权问题。海上没有力量，陈水扁才敢这样。大家知道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用的“北平方式”：为了保护北平城里的文化古迹和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毛泽东把周围都打完了，把北平抱在怀里后，再与傅作义谈判。今日台湾已取得的经济成果，也是我们中国的成果，能完好保存又能使其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行的思路是将其完整地纳入我们强大海军的怀抱。中国有可能实现台海地区的和平统一，但中国若没有其辐射力远远超出台海地区的海上军事力量，则不能完成和平统一。国际和平，似乎永是威慑的产物。战争不能仅仅是不得已的事，而应当是依你拥有的手段，连你的对手都不怀疑你要打就能随时打赢的事。我们不能长期忽视海军，中国的海军力量处于相对弱势，台独分子才敢跟大陆作对。因此，中国要大力发展海上和外层空间的自卫力量，这里是中国国防安全的“阿克琉斯之踵”。有人说，不能这样做，不然正好授人以柄，说“中国威胁”。但正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美国，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才得到东南亚国家的敬重；正是中国政府支持钱学森那一代人研究和发展原子弹，中国才有五十多年的和平。中国是大国，与小国不同，大国的存在和别人对大国的态度，都是有很强的原则的，而原则问题是滑不过去的。

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有所准备，才能争取到和平。毛泽东积极准备，到最后中美关系反倒好起来了。尼克松跟高举“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旗的毛泽东握了手后，就把蒋介石抛弃了。当时日本吓得不得了。美国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美国人的“朋友”，就是打不败的对手。有人提出一种理论说中国跟美国在亚太地区来个“软挤压”，可是对大国来说，软挤压什么时候成功过呢？英国对西班牙，美国对英国，都不是靠“软挤压”冲出霸权压迫的。你说你软，人家用的是根针，一捅你就破，所以针对针，芒对芒，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中美矛盾和冲突是中美之间做朋友的前奏，我们就要用辩证的方法看待中美关系。

军事自卫准备绝对必要，军事准备的突破口在海军。在亚太地区要拥有适度的海权。否则西方用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就会扼杀你的全部经济政治成就。曾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南斯拉夫的命运就是这样：怎么几十天的时间，南斯拉夫就完了呢？南斯拉夫的失败从军事上说，它败在海上。南斯拉夫没海权，它处在海边，最好打。从地缘政治来说，苏联解体以后，波罗的海三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倒向西方和北约，剩下就是巴尔干了。西方先从中间捷、匈、波三国突破，1999年它们入了北约。南斯拉夫一直保持中立，科索沃战争中被打得没办法，要加入白俄联盟，放弃了不结盟政策；现在国败了，并且把米洛舍维奇给卖了，卖了十几亿美元，据讲西方至今并未兑现。

世界地缘政治利益分为关键利益和一般利益，而决定世界地缘政治利益对比关系的主要指标，是看关键利益控制在谁手里。世界地缘政治的关键利益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一个中心，就是中亚和中东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两洋即以欧洲和亚洲大陆为依托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中东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结合地带，经典地缘政治学认为它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区”，甚至认为谁控制这一地区，谁也就控制了世界的关键；当然控制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及其所依托的欧亚大陆的关键地区，谁也就控制了世界的全部。

看看美国以前做了些什么，就知道它以后要做什么。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一片混乱，当时美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它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从各个地方都撤了。从美国战略利益考虑，美国最大的失策是帮着阿富汗人赶走苏联人后，却没在阿富汗留下足够的影响，塔利班反美后，还得重新再派军队。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世界真是陷入一片和平与发展的情绪之中，这种情绪现在还在影响我国相当一部分文化人。但是美国人很快就清醒了，紧接着就是北约东扩，1997年启动，1999年初步完成。过去苏联的势力范围现在都被纳入西方。俄国的安全边界已与边界安全接近重合。

在太平洋方面，美国人乘胜进取，先将日本这边启动，紧接着就启动台湾，那边启动菲律宾，现在是澳大利亚，然后印度，这是个T字型，沿着中国的沿岸做完了，剩下只有中亚。1999年美国就想动手，当时导弹打了阿富汗。但全面动手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2001年7月底，美国国务卿在澳大利亚表示要建立韩、澳、日、美四国对话机制，相当于小北约。事后不久，“9·11”事件发生。美国就立即挥师阿富汗。

在国际政治中不能有过多的牧师情怀，联合国本是大国战略平衡的产物。大国战略失衡的情况下，联合国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国家竞争凭的是以军事为核心的实力，和平是建立在战略平衡基础上的。不打仗，不是和平的真正标志。奴隶与奴隶主之间也有“和平”，但这不是真实的和平。有人说现有的日子不是过得挺好嘛，只要富裕就行了；高行健说祖国是随着他走的。这使我想起二战前的犹太人，自从罗马人把犹太人屠城驱散以后，“祖国”就随着犹太人走了，最后走到纳粹的焚尸炉里了，但从此犹太人就有强烈的甚至是极端的国家心态。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家。极而言之，今天以色列人的爱国心是从纳粹焚尸炉中炼出来的，而不是从金钱堆中爬出来的，更不是靠几本小说就能写出来的。现在伊斯兰恐怖主义那么厉害，但不打败以色列人。所以，没有强烈的国家意识，没有足够的军事自卫手段，财富随时都能被人剥夺，而不管这财富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

我看过一幅漫画，叫 “烹饪自学”。画的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头俄罗斯大熊坐在开水锅里，锅旁边有各种美国配制的调料，熊手里捧着美国人编写的《烹饪自学教材》。熊一手捧着书，一手往锅里放着美制调料，煮自己。锅也是美国人为它设计好的，它往里跳。当时是戈尔巴乔夫先往里跳，他是糊涂到底了。但国家失败对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空论没有用处。综合国力、综合安全的核心是军事实力与国防安全。没有军事实力为后盾，理论架子再大，一点用都没有。但愿中国人不要走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之路。

美国只出了两届牧师式总统，一届是威尔逊，一届是卡特，卡特在美国人评分中是最低的。卡特是学技术的，热衷于到处宣传人权，勃烈日涅夫不管那些，差点将美国人赶出印度洋。今天的美国人已没了太多的学究气。

尼克松对地缘政治理论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把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结合起来了：哪里是资源的中心，哪里就是地缘政治的中心。在尼克松之前谈地缘政治更多地是谈地理环境，所以有人叫地理政治。如果说过去的地缘政治是围绕着市场走，那么，当新兴工业国家大量出现后，地缘政治就应该是围绕资源走的。资源当然指的是稀缺资源。如果有一天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阳光的话，地缘政治的中心肯定就是太阳，争夺的对象就是阳光。人生活的基础是什么，人就争什么。在共产主义没有到来之前，这是必然的。原来种粮食靠土地，大家就争土地，争人口。现在靠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于是大家就要争海权。

“东急西重”仍是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

克林顿时期，美国有石油公司曾想在中亚修一条石油管道，但苦于找不到比阿富汗更合适的线路。俄国已修了一条通向西方的油气管道，2000年我们也提出修一条从西部新疆到东部沿海的油气管道，小布什上台前后，美国出现能源危机。美国看中国和俄国两方都在修油气管道，有点儿着急，跟塔利班谈，但谈不拢。塔利班坚持原教旨主义，一直反美，它没有一点儿机会主义。鲍威尔曾说，只要塔利班把拉登交出来，再把 “基地”去掉，美国就可以考虑让塔利班进入未来政权。可是塔利班不买账。美国没有办法，进入阿富汗以后先从喀布尔以北开战。其实从纯军事角度看，坎大哈离美国军事打击力量最近，地势较平坦，最好打，又是塔利班的大本营，为什么总打不下来？这是政治考虑。在周边国家中，谁是美国的敌人，谁是美国的朋友，这当然也是美国人考虑的首要问题。美国发现北方联盟是俄国和伊朗的朋友，而在反伊和反俄问题上，塔利班的目标与美国是一致的。当时美国从北方开战而不从坎大哈开战是从与俄国在阿富汗划分战后势力范围考虑。只是塔利班不领美国人的情，2001年11月13日从喀布尔迅速撤出，返回坎大哈。美国人只有攻打坎大哈。

对美国而言，塔利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反俄和反伊，这是美国需要的。本·拉登可能就“抓不住”，因为美国需要这把 “达摩克利斯剑”长期悬在它需要干涉的国家头上。这与海湾战争的情况相似：把萨达姆留着，这样才能造成科威特长期依赖美国之势。现在美国动不动就说萨达姆又要动兵了，这是在警告科威特。萨达姆怎么至今就拿不下来呢？当时打到边界的时候，布什收兵了。美国跟日本那么好，为什么北方四岛还让俄国占着？就是这个道理。在国际政治中要保留有一些筹码。抓本·拉登也是这样，记者都能采访到，录像也能搞到，可就是抓不到？只要抓不住，美国就可以以此为借口长期干涉阿富汗内政，随时敲打那些它不满意的国家。

中亚的核心问题是美俄关系，俄国在阿富汗能利用的一张牌就是北方联盟，俄国人一枪不发，却利用北方联盟低调赢得阿富汗，把阿富汗划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美国是变脸不认人的，所以小国不要跟得太紧，大国倒是有调整的余地。阿富汗战争，苦了阿富汗的百姓，坑了巴基斯坦，当然还有美国人民自己。对我们中国来说，美国人将来如果控制了中亚，就控制了我们自西向东油气管道的开关龙头，战略上使中国处于东西不顾的困境：你如果动了台湾，它那边就制造出一个“科索沃”。美国坚持不认为“东突”为恐怖主义组织，这为将来在中国新疆制造“科索沃”埋下伏笔。而现在美国“瞒天过海”，又借打击伊拉克调集军事力量屯驻中亚，这应当引起注意。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已在相当程度上伤害了伊斯兰的感情；但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曾扮演过伊斯兰民族的保护人的角色。那么，“科索沃手法”会不会在中亚重演，美国会不会为赢得伊斯兰世界，再次在这一地区，尤其是中国新疆地区扮演伊斯兰民族的“保护人”的角色并以此将其影响力深深地插入中亚中东地区呢？这些都不是不可能的。东急西重仍是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此判断最初提出详见《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载于 《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

我们中国要发展，但也不要否定我们的历史，我们过去跟苏联学是对的。我们看看印度，当时没有搞土改，生产资料没有搞国有化，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大地主还在，大部分是穷人。印度走上了民主道路，但发展的成本也因此太高。我们学了苏联的方式以低成本迅速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人民公社在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意义重大。人民公社在当时最大的意义是使我们以较低成本完成了工业化。政府只与公社一级打交道就行了。如果是私有制，每块地都要买，对于刚获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几乎无法承受这种发展成本。低成本使中国工业化体系得以迅速建立。既然有这个基地，我们就不能再自毁这个基地，而要利用这个基地再搞市场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计划经济方面，我们曾学苏联获得了很大成就；今后在市场经济方面，我们要学美国，也会获得大成就。

国内动荡多缘于国内因经济发展导致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又产生于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如果没有外部资源和市场的及时补充，其结果一般都是国内社会动乱。19世纪末，美国工业快速发展，国内资源跟不上，两极分化加剧，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迅速和大规模地发展海军。就在中国慈禧用海军经费大造颐和园时，美国的海军已走到世界的前列。美国先把夏威夷拿下来了，夏威夷是美国进入太平洋的门户之一。打败西班牙，占领古巴后，美国又跳到菲律宾，进入远东。当时列强正在争夺中国，美国提出带有反霸意味的“自由贸易”口号，强调自己的发展权不能受到侵犯。

当时美国人反对的是英国等帝国主义的国际霸权。但当它入侵了菲律宾，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之后，它也就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从自由贸易国家转变为霸权主义国家，那时叫帝国主义国家。霸权是排挤别人的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北方七国集团实质上就是国际资源的共享和垄断集团。他们强力占据着国际贸易线，你光有贸易没有贸易线、只有发展却没有资源怎么行？商品流动无法保护不行，自由贸易是现代国家发展权的表现之一。当代中国的利益已融入世界，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并要获取和维护相应的发展权利。

仅靠本国的资源肯定不足支撑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我们要有分享世界资源的权利，并以此来支持中国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国内的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也来一个“工人阶级贵族化”。多数人富了中国才能有一个稳定的和居于多数的中产阶级，而稳定的和居于多数的中产阶级恰恰是成熟的民主政治形成的基本前提。民主说到底也是一种资源的消费方式，正如集权也是一种资源的消费方式一样。富起来要靠我们的海军来保护。战争离我们越远，国内民主才可持续发展。与雅典民主为邻近的斯巴达所毁灭一样，国内战争或外敌侵入本土都是集权制产生的重要原因。不管战争是由外部引起还是由国内产生，国内政治就必须实行战时集中，集中可以迅速调动国内资源。

用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

现在中国较流行的一种主张是“民族主义”，将中国的崛起在许多情况下也表述为民族的崛起。细想一下，这样的表述是不准确的，严重的还会造成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nation），这是一个历史中形成的事实，但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民族（ethnic）都必须加入而不能退出的多民族命运共同体，相反国家（state）却是一旦自愿加入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就不能随便退出的民族命运共同体（也有人称之为“民族国家”）。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共同体，但其中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区要想脱离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后自愿加入的美利坚众合国，没有美国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却是非法的，因为这种行为有可能伤害到民族命运共同体即国家中其他民族的利益，而这些受到伤害的民族曾经为这个要求独立的民族利益而作出过巨大牺牲。国家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存在的前提是国际认同与国内认同的统一。中华民国在抗日战争中曾获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认可并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及西藏新疆和平解放后，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及联合国在1971年承认其取代 “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的国家。自联合国1971年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起，“中华民国”，不管它愿意与否，也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和世界其他地区寿终正寝，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尽管迄今仍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陈水扁当局辩称其“政权”已“事实存在”。但塔利班政权也曾在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却为国内占多数的普什图人认可的情况下“事实存在”了五六年，难道我们必须因此承认塔利班政权也是合法政权吗？如果可以，那么美国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就是对阿富汗合法政权的打击；如果不可以，那么台湾目前所谓的“事实存在”与塔利班的事实存在，除了时间长短的因素外，就没有什么区别。目前盘踞台湾的“政权”与塔利班政权一样也应当是非法政权，不管这个“政权”是通过国民党时期的残酷暴力还是在后来台湾当局非法自制的程序中通过所谓“民选”出现的。

国家与民族相比，更具法定和法理的意义。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和自然形成的，某一民族可以认为，也可以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必然成员，任何民族有权利既可以单独地组成国家，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与其他民族共同组成国家。但是，国家一旦组成，这个民族的命运就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政治命运结为一体，国家这时就成了自愿加入其中的所有民族命运的共同体，其中任何民族都无权利在没有得到国家最高立法机构认同的情况下，仅按自己单方面的愿望随便脱离这个国家。与美利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也是具有共同心理文化特征的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它们都是生活在本国境内的各民族在经历了某些重大事件（比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中国的解放战争）之后共同认可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在国家的名义下抵抗外敌侵略，相互支援进行经济建设，共同发展。不管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间有多少内部矛盾，它也只有通过国家内部协商来解决，而不能擅自即在没有得到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许可的情况下用脱离国家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各民族在国家内部相互支援和利益共享的过程中已经在产权、自然资源使用权和继承权等方面形成了难以分割的法权关系（比如国民党逃到台湾岛时曾从大陆带走大批黄金、文物及重要设备），其中任何民族脱离国家都会给其他民族带来一定的利益损害，因而尽管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认为它不是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但它也没有单方面宣布脱离自己国家的权利——除非这种宣布得到了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同意。从这个意义上看，目前台独、藏独、疆独等企图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径是非法的，而国家打击它们分裂国家的行为是合法的和正义的；所以说，国家，而且只有国家是高于民族之上并具有国际法认可的具有最高主体地位的实体。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都不能回避的一个理论问题是民族自决权问题。民族自决对没有建成国家或没有加入某一国家的民族是无条件的，但是一旦某个民族已单独或与其他民族共同建立了国家，那么，不管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这时的民族自决权就已让渡于国家主权；这时的民族就不是以本民族的身份而是以国家公民的身份在国家中享有其法定的自主地位；在国际上也不是以本民族的名义而是以国家的名义获得主体地位；国内各民族，也不以本民族名义共存而是以他们选择的国家名义共存。因此，这时的民族自决权就必须服从自己已承认的国家主权，民族地方自治就应当服从国家最高立法，民族利益就应当服从国家利益，民族主义就应当服从国家主义。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于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抗日战争中民族主义又成了国共两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救亡抗日的旗帜。在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打败国民党并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下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国家就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主选择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利益和权利就应当在新国家宪法基础上实行，民族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国家利益，其中任何民族单方面的要求，必须得到民族命运共同体即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才能实行。即使在全球化速度日益加快、国家主权理论已面临许多挑战的今天，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主权而非民族自决权，仍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所能依托的最高法定实体。

在全球化世风日盛的今天，国家利益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曾将苏联国家解体，打破了原有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解放了原来融于苏联国家中的民族自决权，结果是苏联境内的众多民族，在产权、军事装备、自然资源继承权等法权关系的无限纠纷和冲突中整体衰落。普京上台后，重新将国家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对车臣分裂主义实行毫不留情的打击，这不仅扭转了俄国自叶利钦以来颓势，而且使俄国赢得了国内各民族的普遍认同。苏联和俄国这段民族合分的历史经验，实在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本文原载于《战略与管理》，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