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川 · 2017-08-06 · 来源：旗帜中流

一个是重视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存在，另一个是团结小资产阶级政党，却随时保持革命的警惕性，当它走向反面时，及时与它决裂，并将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凝聚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这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当时的两条基本经验。

从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过程

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的

——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文论之三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雷  川

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小资产阶级的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察觉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四章《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中，明确回答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

列宁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类型的社会阶层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制度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二、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的历史情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战争使俄国经济濒于崩溃，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

1917年3月3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10日，发展成为反对饥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总罢工，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沙皇政府下令开枪镇压参加示威和集会的群众，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11日，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员会决定将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12日(俄历2月27日)，起义席卷全城。驻守彼得格勒的士兵拒绝向工人开枪，大批转到革命方面。起义士兵和工人逮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释放政治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出《告全体俄国公民书》，宣布首都已经转到起义人民手中。革命在全国迅猛展开。3月15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统治俄国长达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彻底覆灭。

在罢工和武装起义过程中，彼得格勒工人建立了新的政权机关——苏维埃(即工兵代表大会)。继彼得格勒苏维埃之后，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同样的权力机关。在全俄苏维埃成立以前，由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行使它的职权。

但是，当时除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外，还有另一个政府，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俄国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革命高潮中，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同路人。3月12日夜，他们急忙成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企图抢先夺取政权。当时的实际力量在苏维埃一边，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广播局、车站、铁路等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连印一张声明的地方都没有。没有苏维埃的同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立自己的政府。

因此，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便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议就成立新政府问题进行谈判。窃取苏维埃领导岗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迎合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孟什维克从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力图限制革命的范围。他们认为推翻沙皇制度后合法的主人只能是资产阶级，苏维埃只能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促使它向左前进。布尔什维克则反对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3 月15日，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上，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批判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杜马代表达成协议的计划，建议由苏维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维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攻击无产阶级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力量”，鼓吹利用资产阶级来“巩固对沙皇制度的胜利”，蒙骗了一些苏维埃代表。结果，苏维埃以多数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把政权拱手交给了资产阶级。

3月15日，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这样，形成了既有苏维埃又有临时政府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

为什么掌握了实际政权的苏维埃竟然自愿地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够窃取这次革命的胜利果实?主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无产阶级的成份发生了变化，大批有觉悟的工人被征调到了前线，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小业主，他们成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影响工人队伍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组织上又有很大发展，拥有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全国性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合法阵地，并掌握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这些因素，使资产阶级拥有巨大的优势。当沙皇制度在革命的打击下一朝倾覆，资产阶级便自然登上了政治舞台。

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成功后，俄国存在着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立宪民主党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沙皇被打倒后，贵族和各色保皇党人要么进行地下活动，要么加入了立宪民主党)，他们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控制着国家杜马等合法阵地，并掌握一些报纸、刊物，相当于承继了除王权以外沙皇政府所有的政治遗产;一个是以几个“温和派”社会主义政党(主要包括由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上层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由“关怀”、“心系”农民的知识分子和富裕农民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俄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控制的苏维埃;另一个是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几个较小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主张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部分底层工人和士兵。

列宁指出：“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

鉴于以上情况，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本来打算通过各种和平手段而不是强制措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架力量不稳定的天平上，使农民小资产阶级这颗砝码加载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实现“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

列宁当时认为：“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纠正；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替换在苏维埃内部是有可能和平地进行的。……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事实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能改变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它会及时地大大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而接近工人，并且同工人联合起来。”

但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绝大多数的代表均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委派。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占据多数的苏维埃，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把自己确定为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充当起资产阶级通过议会监督国王一样的角色，并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表示支持，只要临时政府履行自己所许下的诺言。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上台后，对内对外继续实行没有沙皇的沙皇政策，导致对外战争失败，在国内造成普遍的民众失业和饥荒，导致临时政府失信于民，致使国内民怨沸腾。1917年7月，在首都彼得堡爆发了50万工人、士兵参加的大游行。

此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居然同意把反动军队调进彼得格勒，临时政府以“维护市内秩序”为名下令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400余人伤亡，并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变”。“七月事变”成为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终结点，资产阶级已经举起了屠刀，和平夺权的通道被关闭。

紧接着，1917年8月又爆发了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怂恿的、俄军最高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军事叛乱。叛乱虽然很快被平息，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经彻底丧失民意，政权危机在即。

至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正在遭到可耻的失败。二月革命以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直受到大部分人民的信任，“七月事变”使他们失去了一部分工人和士兵群众;8月的军事叛乱，客观上更加重了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信任危机。人民受到了教育，贫苦农民即大多数渴望土地的农民已经开始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小资产阶级迅速向无产阶级靠拢了。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以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向冬宫发起攻击，深夜攻入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临时政府被推翻。当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已转归苏维埃。第二天，列宁在大会上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奠定了苏维埃政权胜利前进的基础。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革命扩展到俄国各地。

从上述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

第一，小资产阶级群众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团结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周围，而不能团结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周围。

小资产阶级是群众的一部分，它历来有着革命性和局限性，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农民、小业主、知识分子、小职员，以及工人阶级中比较富裕的一部分，都有这样的两面性。但是纵观历史，其革命性总是主要的，只要他们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总是要反抗的。但是，他们不仅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列宁总结1917年2月至8月的历史时，曾经指出：“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

人民群众也是在阶级斗争中不断学习的。没有1905年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就没有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初步觉醒;没有1917年“七月事变”，俄国群众和平地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愿望就不会破灭，也就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破产，因而也就不会有俄国工人阶级于1917年11月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心。人民群众的觉悟，总要通过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中，需要资产阶级的反面教员“帮忙”;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教育，不觉悟的人们终究会觉悟起来。

列宁在1917年7月撰写的《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指出：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第二，对于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可以暂时团结它，但当它走向反面时，必须及时揭露它、抛弃它。

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政治团体、乃至政党，是否总是要革命呢?那就不一定了。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力量强大，且无产阶级政党政策对头，他们就会转向革命一边。反之，如果无产阶级力量暂时处于微弱状态，如果资产阶级影响巨大、政策狡猾，他们则可能走向反革命。

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革命从开始以来整整5个月内(指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至“七月事变”之间的5个月——引者注)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

列宁还指出：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

我们从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到十月革命之前的历史，可以看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在二月革命之前，曾经与俄国各地的工人组织有联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革命之后的苏维埃当中获得更多的席位。但是，他们却在二月革命之后的历史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试图团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但是实践证明失败了。这个过程，极大地震撼和教育了广大工人和士兵，再加上布尔什维克的及时鼓动和领导，才不至于使俄国革命走上歧途，才有了1917年11月7日的武装起义、才有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综上所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当年的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是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的呢?笔者认为，一个是重视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存在，另一个是团结小资产阶级政党，却随时保持革命的警惕性，当它走向反面时，及时与它决裂，并将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凝聚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这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当时的两条基本经验。

其实，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路也是来源于列宁。据张国焘回忆，1922年，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全体会议，但是出于对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的关心，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中国工运代表邓培和朝鲜代表金奎植。在会见中，列宁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简单回答之后，列宁旋即又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国焘。可见，列宁那时就萌生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动议。当然，后来作为一介书生的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学会像列宁那样对国民党中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又团结、又斗争，没有做到那样游刃有余，这一点不能由列宁来负责。

历史上的各色演员都能在今天对号入座，20世纪初期俄国实力雄厚的保皇党、立宪派，自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实际依附于资产阶级，控制了苏维埃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列宁所领导的最初在苏维埃中属于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

当年，布尔什维克是怎样扭转局面的?俄国的广大工人、士兵是怎样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引导下及时吸取教训的?不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个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我们还原俄国革命的历史，不是钻进故纸堆搞纯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古为今用、面对现实，为了迎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