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 2019-09-27 · 来源：党史博采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过去学界对于毛泽东建国方针政策的记述已经不少了，但是对于毛泽东的建国大略记述得不多。实际上，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是有一套大方略的。这里略述几点。

取得军事斗争决定性胜利

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战略进攻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人民联合政府”，已经定下了建立新中国的重大决策。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建立新中国，首要的条件，是确保军事斗争取得胜利。经过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军已经进军江南，几路大军在江南展开，追歼、围歼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事失败已成定局。但是，要建立新中国，就必须确保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全面的、决定胜利，在中国大陆上全面、彻底消灭国民党军事力量。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既是毛泽东的决心，更体现了他当年的基本思路。

当时，国民党在大陆上成规模的军事力量还有两大块，一块是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由白崇禧统辖的桂系军事集团，白崇禧有一点军事才能，也刻意保存桂系军事实力，因此，在解放军发起的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他所统辖的军事力量损失不大，手里还有二十多万装备精良的部队。白部以衡阳、宝庆为中心展开，又与广东的国民党余汉谋部联手，试图与已经进军至江南的解放军决战，将解放军打回江北，实现的目标是：国民党仍然与共产党划江而治，李宗仁当“总统”。国民党另一大块军事力量，是处于西南的国民党胡宗南军事集团统辖的三十多万军队。胡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很好，仍然保持原有建制，又与长期经营宁夏的马鸿逵、马步芳联络，试图抵抗解放军进攻，守住西南地区，保持住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主要防守的西南地区，准备和蒋介石逃台军队和白部军队配合，适当时机反攻解放军，重新夺回国民党失去的地区。如果共产党和解放军有一点儿松口气的思想，就有可能使白部、胡部这些阴谋逐步实施直到得逞，就谈不上新中国建立的问题。

毛泽东非常清楚，要建立新中国，关键是要解决白部、胡部，同时解决其他仍然在大陆的国民党成建制的军事力量，使我们的军事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是建立新中国的重大方略之一。因此，在1948年底至1949年9月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把很大精力投入指挥到军事斗争上。1949年5月，毛泽东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战略，以及分化余汉谋部与白崇禧部，钳胡打马的战略，同时实行争取另外一些国民党成建制军队和平起义的策略，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彻底歼灭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成建制军事力量，为新中国成立创造了扎实可靠的军事条件。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对中国当时社会条件和各方面政治力量了然于胸，非常清楚：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共同建国。这是一个大政策，更是建国大方略之一。而在需要团结的政治力量中，不仅包括小资产阶级，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他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特别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毛泽东不仅明确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对象，而且是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力量之一。1949年，毛泽东在双清别墅的一次谈话中，把建立新中国的这四个阶级基础，形象化地称为“四路纵队”并肩前进。对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国体，毛泽东认为，不能照搬苏联，也不能照搬西方，而要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在中央，是建立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新政协，新中国的政府领导人和各部委领导人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占一定比例。在新解放区，要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政权机关，首先是区、村要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其中的领导职务，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占一定比例，然后再通过普选，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制度上的循序渐进，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帮助我们克服困难。

在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尊重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在筹建新政协的过程中，凡是重要问题，毛泽东总是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交谈，互相商量，反复研究，最后再定下来。在筹备建国的紧张岁月里，毛泽东的临时住所双清别墅每天人来人往，很多都是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那时，经常到毛泽东住处与毛泽东交谈的民主党派领袖有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同时，毛泽东还通过周恩来、刘少奇等主动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民主人士征求意见。毛泽东对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十分尊敬。宋庆龄到北平后，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她，有关建国大计，都要征求她的意见。凡是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求见，毛泽东无一不允，并且让卫士们在双清别墅大门外远远迎接，及早通报。

毛泽东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建立新国家，作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大方略之一加以实施，对于顺利开国，起到了重大作用。

争取立国的国际环境

建立一个新国家，就要立得住。能不能立得住，国际环境非常重要。有人以为，中国共产党历来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建立新中国，依靠共产党自己的力量就完全可以了，其实，这样想，很幼稚，自然也不切实际。在进入20世纪之后，各较大资本主义国家分割世界范围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起的社会主义阵营打破了旧有的世界分割局面，使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对立格局。在这种世界格局中，任何一个新国家的建立，必须有世界上其他某些国家的支持才能立得住。共产党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后又要立得住，需要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强国的支持，才能真正实现。毛泽东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在西柏坡就说过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国家需要国际上支持的道理。在建立新中国的日子已经临近时，毛泽东对这一点体会更深刻：新中国需要一个能够立国的国际环境，需要有国际上的支持力量。对于这一点，具有国际视野的毛泽东认识是一贯的，从未改变。

从哪里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有原因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成立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国际和苏联始终予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高级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的很多高级将领，都不同程度地在苏联工作、学习甚至治病。中苏两党同为无产阶级政党，奋斗的最终目标一致，相互之间形成了长期信任关系。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苏联是真心支持的。建立新中国也对苏联有利。新中国建国，能够得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这是毛泽东、中共中央早就考虑过的。得到这些国家尤其是得到苏联的支持，对新中国立国极为有利。当时，苏联经过第二次大战，已经是工业发达、军事力量强大的世界强国之一，其综合国力已经和美国比肩，把英国、法国远远甩在后边，为各国所不能小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苏联、东欧各国支持成立新中国，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不仅使这个阵营壮大，而且能够扩展到亚洲，对于亚洲各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有巨大影响。因此，毛泽东断定：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必定支持新中国立国。这是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从苏联方面得到支持的基本考虑。

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确定了新中国建国要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一边倒”，就是要完全倒向苏联，得到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这是毛泽东为使新中国成立后能够立得住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方略。为了实现这个重大方略，创造新中国立国的有利国际环境，争取苏联的支持，1949年1月至2月间，毛泽东在西柏坡和苏共中央派来的代表米高扬的正式会谈就达12次。会谈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列席，实际上，是中共中央领导班子集体与米高扬及随员共同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能否得到苏联支持的问题。会谈中，毛泽东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谈了新中国成立后将要采取的“一边倒”外交方针，他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对我们来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为了说明这一点，在说明中国的国情与苏联不同，中国的发展还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要谨慎，还不能马上搞集体农庄等之后，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新中国必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社会主义。会谈中，米高扬主要是听，讲话很少。每次会谈后他都立即用电报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向斯大林汇报。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次接到米高扬的电报，都立即开会研究和讨论。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认真研究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立新国家的方针政策后，打电报给米高扬，由他向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苏联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立场。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在1949年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把建立新中国必须得到苏联支持的大方略向全党通报了。他说：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中苏关系今后会更加发展。我们就是要“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断定蒋介石政权必定垮台，中国共产党必定建立新中国，出于维护美国在亚洲利益的考虑，也想拉拢中国共产党，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关系。1949年5月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通过关系与中共代表联系上，双方进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司徒雷登就明确表态：美国现在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政权了，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就是证明。他明确表示：美国只在青岛、上海两个城市有少量陆军和海军，只要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这两个城市，美军就立即撤走。但司徒雷登还有所保留，试探性地说：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可否允许美国在上海保留一些军舰和部队，目的是保护美国人在上海的两亿美元财产。司徒雷登也得知中国共产党将要吸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同建立新中国，他沿用重庆时国共两党谈判时的称呼，将此称为“联合政府”，说：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共产党尽量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这个政府。他还暗示：这样的“联合政府”不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还会有许多西方国家与之建交。

司徒雷登表达的美国政府的意思，立即被中共代表转达给毛泽东。毛泽东马上把司徒雷登的意思通报给苏联代表科瓦廖夫，同时明确表示：我不相信司徒雷登的话;我对美国等国家的大使不离开南京不感兴趣，我们的意见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离开中国。这就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国家后，决不倒向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而是必须参加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的意志。

1949年6月，毛泽东决定派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将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的事情敲定。一开始，毛泽东考虑派任弼时作为代表团团长，后来觉得，刘少奇担任团长分量更重一些，最后决定：中共代表团由刘少奇、王稼祥和高岗组成，当月就去苏联见斯大林。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来访非常重视，刘少奇一行刚到苏联，他就会见了中共代表团。虽然此前斯大林已经通过米高扬的电报得知了中共建立新国家后将要采取的方针政策，但只是一个大意。现在中共代表团来到莫斯科，斯大林要当面详细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新中国后中共将要采取的方针政策。而毛泽东派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的目的，恰好就是要向斯大林详细说明中共建国后将要采取的方针政策。因此，刘少奇见到斯大林，简单问候之后，开门见山，直接向斯大林谈了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国家的性质、建国基本方略。斯大林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建立新国家后，采取这样的方针政策。刘少奇接着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是否能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斯大林态度很明确:“我们坚决支持。”斯大林这句话明确表示了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承认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态度。斯大林还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会这样做。对斯大林以上的谈话，刘少奇立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汇报。正是有了这个底，毛泽东决定，把原定于1950年1月1日建立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间，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举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的成功，实际上走出了争取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步。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这篇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文章中，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建立新中国的既定方针，就是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就致电新中国政府:“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毛泽东看到这份电报后，十分高兴，决定由新中国政府立即复电苏联。紧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相继和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毛泽东采取的这个重大方略，使新中国刚刚建立就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中，形成了强大的外部支持力量，粉碎了当时资本主义阵营和蒋介石试图扼杀新中国的阴谋，对于新中国立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人民谋求实在的利益

毛泽东经常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他非常清楚，建立新中国，能否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它能不能立得住的根本。因此，他采取的建国重大方略之一，是为人民谋求实在的利益。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国家，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属于人民范畴。领导新中国的共产党，要谋求和发展全体人民的利益，不能丢下任何一个，这样，建立的新的国家政权才能得到人民拥护而站得住。

实施谋求和发展人民利益这一大方略，很重要的，是谋求和发展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因为这两个阶级构成人民的主体;这两个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联盟是新中国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两个阶级在当年的生活水平也低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此，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后把谋求和发展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合乎常规，理所当然。这是毛泽东确定为人民谋求实在利益的建国大方略的核心要义，也是实施重点。

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谋求利益，自然十分重要。农民最需要什么?是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他们全部生活依靠的基石。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求，十分强烈。有的农民在得到一小块土地时，把脸贴在土地上亲吻，有的甚至吃一口土，表达他们的兴奋之情。生长在农民家庭、此后又长期在农村搞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很了解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知道：给农民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是切实为农民谋利益的根本方法，他和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把通过土地改革，分给农民一块土地的政策，放在农村工作的第一位加以实施。

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立后曾从事工人运动，但在争取工人阶级利益方面，也只创造了仍然在资本家掌权前提下争取工人利益的安源经验。从30年代初期起，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主要活动地区是农村，对于掌握全国政权后，怎样才能谋求工人的实在利益，还没有经验。在共产党内，考虑这个问题最早并且给出正确答案的是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他就确信中国共产党会掌握全国政权，并且说：这个政权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1944年他在写给博古的一封信中提到，将来我们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在农村建立的根据地只是暂时的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决不是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认定这一条很重要，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1949年初，中国未来局势已经明朗，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已经进入到实质性筹备阶段，在这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把共产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作为重大方针提了出来，这个问题也成为会议讨论的突出主题。毛泽东为这次全会改定的公报说：从现在起，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而城市工作的中心又是什么?毛泽东也作出了回答：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恢复发展生产要依靠谁?毛泽东改定的全会公报明确：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什么?毛泽东回答的语言很鲜明：给工人阶级以实在的利益。那个时候，毛泽东就以问题为导向，一环扣一环，披沙见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点。毛泽东改定的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对这一点说得极为明确：要想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要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公报中上述这些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不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给工人们以实在利益，我们的政权就站不住。可以说，从没有进城起，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给工人谋取实在利益的问题，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能否站得住脚联系在一起。这不是拔高问题，而是实事求是。

进城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多项措施，给工人以实在的利益，不仅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更通过提高工资、福利、劳动保护待遇、吃饭和住宿条件，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新中国政权得到了工人阶级的真诚拥护和支持。有了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坚定支持，新中国就有了牢固的阶级基础。

为了维护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协调共同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是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并起到临时宪法作用。而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允许资本家合法经营他们原有的企业，允许城市手工业者们继续从事他们的生产活动，而且给予他们以经营方面的方便，鼓励他们发展生产。还给予他们的代表人物参与各级政府工作的权利，这些都起到了团结他们的作用，新中国政权也得到了这两个阶级的拥护和支持。

历史事实证明：一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只有为人民谋求实在利益，紧紧抓住改善人民生活这个中心环节，才能站住脚跟，革命胜利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为人民谋求实在利益，作为建立新中国重大方略之一，彰显出他作为开国领袖的英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