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  中信基金会

来源 | 《经济导刊》10月刊

作者 |  唐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深圳市原副市长。

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如深圳这样，在40年时间里，发生如此沧桑巨变，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飞跃，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城市。深圳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1980年全市GDP仅是香港的0.2%，目前已经超过香港；当年深圳的人均GDP是中国大陆的2/3，是香港的3％，目前已接近大陆人均水平的三倍和和香港的2/3，是位列全球前十的金融中心，是全球高新技术产业高地，对外贸易量连续居我国大陆城市第一，占比约1/7。在世界范围内的5000个经济特区中，深圳位列第一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深圳博物馆中，有两幅特别令人瞩目的照片，一幅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幅是习仲勋主持省委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广东开放。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话是，“就叫特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那是两位老人家谈广东改革开放与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1978年，习仲勋与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回忆说，我们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提出把毗邻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当时小平同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后来中央就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了。 深圳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闯出来的。改革开放不是四平八稳，确保万无一失，就是要大胆试，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来。建立特区，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思想最大的实践之作，成为历史的交响。

深圳经济持续转型的内因

不同的人都可以对深圳现象做出不同的解读。我个人相信，深圳现象一定有着内在的规律，一定不是简单化“一靠特殊政策，二靠香港”这么简单。

深圳有个著名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对深圳发展的社会学的解释，不只显示了深圳文化的包容性，而是说明移民城市有利于创新发展。有关移民城市与创新城市的关系，社会学似乎比经济学的解释更贴近现实。移民城市最重要的特质是打破了原有的分层，推动了更加广泛的思想碰撞与交流。

我们很难想象，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能够和劳务工们坐在一起真诚而热烈地讨论创新，但在深圳可能就是司空见惯的。大家都是移民，一桌人可能是因为发小，老乡，战友，中小学或是大学同学而相聚。老城市创新活力不强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芸芸众生，不同层级、不同思想、不同经历，很难在一起交流碰撞，也就很难产生火花，而创新首先是要有新观念。有过当兵的经历会对团队精神与执行力有更深刻的认识，一位科学家会对新产业新技术有内在的敏感，一位风险投资家熟稔于技术的定价，公务员能更好解释政府的政策与工作方式，聚在一起就可能形成关于产业技术与企业创新的具体而深入的讨论。

很多同志在深圳发展初期访问深圳时，往往会得到一个“野蛮生长、草根生长”的印象，这是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学现象。改革开放四十年，五亿农民进城，可以说，我们很多城市都是移民城市，但为什么只有深圳出现了如此明显的移民城市效应呢？这值得我们每一位城市管理者思考。固化社会分层，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广泛的社会交流，就无法获得创新发展的收益。比较典型的是，城市政府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将流动人口挤到市中心区外居住，以壁垒森严的封闭式小区强化社会阶层的分隔等等。

科学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视角。从科学技术角度看深圳，最大的启发是全面配套产业链。深圳政府最积极也比较擅长的事就是研究产业链，但不是以行政权力指定谁是产业链上的优胜者，而是研究产业链上缺了哪个会制约发展的环节，鼓励支持企业围绕重点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和竞争。

如何运用经济学解释深圳持续转型发展？深圳为什么能成为创新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创新企业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创新企业会产生不断增强的激励效应和示范效应。很多企业会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华为，会以任正非为榜样。创新加剧市场竞争，企业竞争生存依靠创新，这是马克思关于创新的重要思想。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内生性以及创新加剧竞争的反馈过程做了非常深刻的讨论。每个竞争生存的企业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而创新，一个企业因创新获得的市场优势和超过平均水平的收益引来了更多的竞争者。

经济学重视企业家作用，尽管不知道谁能成为企业家。一个城市如果能够造就规模与密度极高的企业，就有可能创造强大的企业家队伍。这是深圳内在的东西。而企业家创造企业家是真正的城市梦想。若100名创新企业家能够带动另外100名创新企业家的过程持续不断，就是创新收益递增，反之就是创新活动萎缩。创新企业家汇聚，就会出现一座不同凡响的创新城市，硅谷是世界级创新城市成功的标志，深圳正在以极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而享誉世界。不断扩大企业家队伍的规模，提升企业家素质与视野是深圳持续成功的关键。

企业家数和人均企业家数以及单位土地企业家数与城市经济地位以及变化之间应当存在着密切联系。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相对于其他城市，深圳法治化水平比较高，法治化建设比较早，比较系统，以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比较自觉。营造了比较公平透明的、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也是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深圳经济增长、周期与产业升级

一直以来，深圳都是高速增长的代名词，这其实是个错觉。深圳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随着总量规模不断扩大而经济增长率分阶段下行的过程，从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到逐渐向全国平均增速靠拢。

经济特区建设前五年的增速超过了50%；经过一轮衰退后，增长率恢复到30%；九十年代中期，经历第二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下降到20%以下，而后短暂恢复。第三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降低到15%以下，目前已经低于10%，与全国平均增速的差距从最初的近40个百分点到两个百分点左右。深圳经济有10年左右不太规则的中长周期，也嵌套了有迹可循的3年左右的金融周期。 深圳经济所经历过的几次重要转型，基本发生在中长周期的底部，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开创一个新的繁荣期，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快速的产业升级转型之路。

深圳经济第一次重大转型大致发生在1985年大衰退之后。当时深圳开始了“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增长，依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当年深圳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而“血汗工厂”留给全国的印象至今仍是挥之不去。

1995年是深圳第二次衰退和大调整，经济特区政策变动与港深穗高速公路通车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后，大量的产业沿着高速公路，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东莞迁移。东莞在三五年内就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生产加工聚集地。深圳经济失去了“三来一补”产业而大幅下滑，被迫走向模仿制造。 随后的十余年，深圳在全国形成了新的“山寨”城市的印象。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性创新时代。无论是中文语境中的山寨或是英文语境中的“Copycat”都刻画了没有核心研发竞争力，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初级工业化过程。事实上，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只有英国，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曾几何时，Made in Germany 和日后的Made in Japan都与山寨模仿有关，如今Made in Shenzhen也正在成为一流制造品牌。包括华为、中兴、招商和平安等很多深圳企业的著名品牌都崛起于那次大转型。

2003年前后，深圳经济陷入了新一轮衰退，大量企业因深圳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升而出走，寻求更低成本。“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大讨论充满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是新一轮有取有舍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专业化加工装配转向专业化制造和协同创新的升级过程，由此，深圳完成了从深圳装配向深圳制造的转型，Made in Shenzhen开始有了世界性声誉。一批优秀核心企业完成了从远远地在后面跟跑，逐渐向领先者靠拢的竞争性学习的转变。一大批优秀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开始成为国际化分工中细分领域的佼佼者。

2010年前后，深圳开始了新的创新驱动转型。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从世界著名的copycat成长为著名的创新温室。

进入创新时代，深圳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模型等新技术，依托科技型龙头企业，组建了45个产学研联盟，培育了70家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知识和思想创造，基础科学与产业创新结合越来越紧密，人力资本和新技术、新产业、新思想、新创意替代物质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深圳经济发展的前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超过50%，2010年以来已经稳定下降到25%。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创新能力。按照五年累计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2016年深圳—香港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东京—横滨的世界级区域创新集群。2010- 2013年经历了一轮主动的经济调整，三年中企业外迁近两万家，引起经济大幅度下滑。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经济增幅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是深圳仍然坚持方向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 坚持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过程，加快了深圳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向质量型，从低价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市场竞争与国有企业改革

雷军曾讲过一句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话：创业能否成功要靠命，创业者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思考，如何找到能够让猪飞起来的台风口。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出现会加大企业为提升获利空间而竞争，这是市场条件下企业生存发展的本能。风口就是一轮又一轮新技术走向产业化的过程。在市场条件下，许多企业出于对光明未来的憧憬而加大投资，创新因此引发了经济繁荣上升期。不过风口过后，企业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产业组织和产业技术变革，能够真正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现实中，往往只有少数企业做到了为市场接受的创新，很多企业则成为失败者。雷军说，在台风口，稍微长一个小的翅膀，就能飞得更高。但真正飞起来的只能是振翅高飞的鹰。不难看到，风口过后归于静寂就是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大浪淘沙后，优秀企业的成长壮大会带动真正的经济繁荣，经济增长因此而走向创新驱动。鹰是市场竞争优胜者，而政府不可能预知谁会是真正的鹰，也不可能知道谁会是被风口卷到空中的猪。

美国和印度企业效率的比较。印度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超过了0.2；美国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也不到0.3。美印之间的根本差别是，大量印度企业的创新贡献不足0.1，不创新依然可以活着。美国企业则是不创新就不能生存。我们有理由猜测，中国企业的创新绩效应该在印度和美国之间。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数据，实证检验证明，深圳样本企业创新绩效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 在深圳，市场经济发展最突出地表现为分工效率和竞争效率，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

根据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1980年深圳的劳动力为15万人，目前已经达到千万人。同期内，劳动生产率从1300元提高到24万元以上。尽管深圳以现价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比劳动力增长要快两倍，深圳数量型增长的特征还比较明显，从企业家数变化则可以看出深圳质量型发展的特征已经比较突出。1980年深圳有企业830家，目前超过了200万家。活跃纳税企业90万家。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深圳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轿车的制造比较复杂，有十万个零部件，是一个分工极细腻、产业链发达、每个分工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竞争收益的产业。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分工极细，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关联的积聚过程就是深圳的经济素质和产业特征。图4是2010-2017年四市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比较，京沪深增加值率上升，津穗增加值率下降。深津比较，一升一降之间，两市当期工业增加值的规模就相差超过了2000亿元。不难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数量型走向质量型，要依赖创新获得更大发展利益。

1980年，深圳的国有企业员工占全部企业员工比为83%，1990年为91%，2000年为33%，2010年为19%，目前占9%。上世纪70年代，深圳曾经以行政化方式组建八大企业集团，2000年后濒临破产，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目前深圳市国资委管理的国有总资产已经超过3万亿元，净资产1万多亿元，销售收入5000亿元，利润1000亿元，税收900多亿元，资产证券化率80%。实现了党管干部与公司法相一致的管理方式，做大做强了国有资产，总资产位居全国第三，利润总额、净利润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国第二。国企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国计民生的稳定器，民营企业发展的推进器，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主体。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我们可以从深圳无人机产业的崛起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2013年，深圳旋停式无人机行业异军突起，产出规模近600亿元，成为众所瞩目的“无人机之都”。截至2018年底，深圳全市的无人机企业360家，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占国内市场的60%。深圳无人机行业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我做了初步调查。

首先，深圳具备世界级的无人机必备的碳纤维材料加工能力。从“三来一补”时代开始，深圳代工生产钓鱼杆、网球拍、高尔夫球杆等都是由碳纤维加工制造。其次，铝合金加工是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深圳手机制造最高峰达到过10亿只产能，手机外壳就是铝合金。华为手机一大特点是宽屏幕窄边框，是精密加工技术的代表，由比亚迪生产。第三是特种塑料，对深圳而言，这是当年生产小家电形成的过剩产业。第四是电池、电驱和电控技术，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无人机就是机器人，AI（人工智能）是无人机更加广泛的运用。深圳政府在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做了什么？2009年，市政府就明确支持机器人产业中的关键环节——伺服电机的发展，其中对磁性材料的基础研究给予特别关注，2013年后伺服电机和磁性材料研究一直是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支持的研究项目，在此领域先后资助5000多万元，填补了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短板，最终成就了这个行业。

其实，旋停式无人机技术几乎是同时在深圳和广州出现，此后广州无人机企业慢慢迁徙到深圳。其主要原因，一是广州没有经历过“三来一补”代工生产，缺乏无人机生产的分工产业链。二是产业集聚方式决定了穗深之间的差异，机器人方向行业是广州的优势产业，广州的伺服电机技术也很好；但和深圳不一样的是，汽车产业是广州机器人技术主要应用领域。深圳机器人技术则集中于精密仪器和医疗设备，小巧但更精准。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政府要在推动和支持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实现“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达到1+1>2的效果。在深圳转型升级过程中，有两个口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支持“非共识创新”，另一个是“创造湿地效应”。

2006年，深圳提出支持“非共识创新”。 当时曾经引发了质疑，“非共识”不就是政府说了不算么？但真要是“共识”了，还会有创新么？人类历史所有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从被怀疑到共识的。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要防止政府可能出现的“拉偏架”行为，即对企业有不公平待遇。在深圳，一个重大的产业创新项目要获得政府支持，需要经过系统的评估程序。自2006年以来，深圳持续探索建立鼓励创新的环境，制定合理有效的支持创新的政策和规则，创造了一个科学家与创新企业家双向依赖的评估体系。

湿地是自然界最具活力的生态系统，湿地的外在条件是要千分之三的盐份，低了或是高了都会导致生物消亡。至于进去之后是鸟吃鱼还是鱼吃虾、虾吃虫，决定于物种竞争选择。政府责任就是保证千分之三的盐份，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按照科学学方法，探讨科技革命引发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要素空间集聚与分工，部署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些是政府应当做，也能够积累经验、在不断的学习中可能做得更好的工作。

2010年深圳提出了“深圳质量”的转型发展理念，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性产业发展目录，实施了更加积极的集约性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快速外迁，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有效的产业政策可以加快弥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短板，但不要违反竞争性获得资源的市场原则。

从整体上看，深圳经济转型过程，坚持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法治为基础，以政府为保障。从深圳的实践看，政府要保障完善的公共服务，要推动建设完善的法治环境，要保障市场经济的企业间合约履行，是难度极高的工作。法治不仅在于立法，更在于执法。防止执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法治的核心。这其中重点的联结点是立法技术。如果立法过程过多重视立法意义，对各种可能的违法情景缺乏深入研究，法律适用就会产生比较普遍的“视情节严重罚款多少”一类的自由裁量权。大大提高立法的技术水平，依法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发挥好政府保障作用的重要内容。

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

当前，我国制造业的特点是规模大，创新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不足，转型升级速度不快。表1摘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8年工业报告。从中可以看到，工发组织将世界制造业技术分为三个层次，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在2005-2015年的10年里，世界制造业三个层次平均占比变化为，低端技术占比从30.8%到29%，中低端从27%到26.3%，中高端从42.2%到44.7%，对比我国则是分别从29.9%到27.5%，30.5%到30.3%，39.6%到42.2%，中高端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比例上升速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一半。

我国制造业技术密度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东亚水平，中高端制造业占比的动态变化也慢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该指标静态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人均GDP大约是印度的3倍，但低端技术占比却持续高于印度。加快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转变，不是简单追求规模，快速从低端退出，这是我们转型的方向。

科学与产业结合，提升经济发展的科学含量。深圳实现从山寨模仿向依赖自有技术的创新制造转变，依靠的是专利技术的申请与授权的持续快速增长。如今深圳不仅是我国发明专利的大市，而且连续几年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列全球城市第二。2004年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331件，2017年达到了20457件，占全国申请量的42%，超过了德国、韩国，也超过了法英瑞申请量的合计。深圳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统计的100个全球创新中心城市排名位列第二，完成了从“工匠城市”向“爱迪生式城市”转变，将产业技术抬升到科学前沿，成为以科学引领的产业创新代表。未来，加强大学与科研机构培养科学人才，探索科学发现能力，发挥产业创新引领者和推动者的作用，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跟跑走向并跑、走向创新驱动的基础。

深圳-香港以PCT专利申请衡量的产业创新水平，位列东京-横滨之后居第二位。东京-横滨不仅位居PCT专利申请量第二，而且SCI论文发表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是首屈一指的科学发现与产业创新中心。做一个粗略的分类，世界100个创新中心城市可大致分为三类两个梯队：东京类双中心，北京类的科学发现中心，深圳类的产业创新中心。两个梯队是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以及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城市。不难看到，相对于世界名城，我国进入全球前100位的创新中心城市，尽管大学和科研机构云集，但科学发现和产业创新能力多数排在50位以后。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未来二三十年，当我国有更多的城市进入全球创新前50名，前20名，前10名，创新驱动将会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在此过程中，深圳需要思考如何能够补齐科学发现的短板，走向从科学发现到引领式创新的赶超。

发展中国家对先行发达国家赶超的过程，本质上是从跟踪模仿走向创新增长的过程。将市场的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引导作用有机结合，创新才会有活力、有效率，深化改革，形成新型企业与政府关系，推动大学与产业结合，加快人力资本、科研成果市场化水平和能力，产业创新才能走向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