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任小酒  来源：饭统戴老板

2019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国民银行”汇丰，忙着干一件事：撇清把华为和孟晚舟出卖给美国。

这家银行虽然总部位于伦敦，但却诞生在香港，跟中国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和密切的业务联系，甚至其75%的利润来都源于整个大中华区（2017年）。而众多大陆企业出海，也喜欢将这家名字里带有“上海”的全球顶级银行作为首选合作伙伴，这其中就包括华为。

但华为CFO孟晚舟怎么也不会想到，美国向加拿大提起拘捕她的诉求信息里，竟然会有汇丰的报告[5]。2016年底，汇丰做了一份调查，对华为和Skycom公司进行质疑，这份报告被主动提供给美国司法部。于是在2018年12月，加拿大拘捕了孟晚舟，拉开了一场战争的序幕。

本来应该算浓眉大眼的老朋友，怎么摇身当起帝国主义的带路党了呢？这一切要从2002年开始说起。

2002年，汇丰银行墨西哥分行艺高人胆大，默许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前来洗钱，暗中赚取高额利润。这种非法业务越做越大，甚至出现颇有美剧感的场景：由于用麻袋装钱不方便，毒枭们按照汇丰的出纳窗口大小，量身定制了一套装钱箱子，效率显著提高。

这些黑钱在流入汇丰美国后，一直没被发现。直到十年后，美国司法部才根据举报盯上汇丰。按照美国法律，汇丰相关高管足以像孟晚舟那样被“跨国抓捕”。然而毕竟英美一家亲，何况美国自己的银行也常干这种事儿，所以美国司法部打算大事化小，罚酒三杯就算了。

最终在2012年，汇丰向美国司法部支付19.2亿美金，签订五年延期起诉协议收场。之后五年里，美国司法部与汇丰进行了100多次访谈，审查超过292000封电子邮件。然后在2017年12月，汇丰向美国司法部提交华为报告之后，司法部撤回了对汇丰银行的指控，你说巧不巧。

事情发生后，其首席执行官约翰·弗林特（John Flint）通过各种渠道告诉大陆，“在美国司法部于2017年要求提供与华为关系的信息后，汇丰除了调查合作外别无选择。”但这种解释显然无法令人信服，汇丰也很快跟联邦快递、伟创力等公司一起被贴上了微妙的标签。

自150多年前在香港创立以来，汇丰一直都是中国和西方之间最大的套利者。这张誊写了150年的答卷，到了要做必选题的时间了。

01. 生于中国

1863年，29岁的英国人托马斯·苏石兰（Thomas Sutherland）乘船从香港前往汕头出差。在航行途中，他在一本《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杂志上翻了一篇介绍英国的银行业务体系的文章，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苏石兰心中萌发——在中国开一家银行。

托马斯·苏石兰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18岁就开始在大英轮船公司当水手。精明能干，又恰逢东亚地区业务又缺人手，他被总部派往香港，从小船员一路做到驻港监事。1863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成立的时候，苏石兰被任命为第一届主席。这一年，他才刚过29岁生日。

虽然没从事过金融，但苏石兰对生意有种天然的嗅觉。鸦片战争后，中国外债猛增，亟需一套完善的银行体系。但长期闭关的中国只知钱庄，不懂银行，而外资银行总部多设在英国或印度。这种金融体系，不管谁开一家总部坐标在中国的银行，都能从清政府身上揩油。

这个主意在苏石兰的心中酝酿了三四个月，并没有马上付诸实施，直到他听说几个孟买人准备来香港开办“中国皇家银行”，才马上行动起来，跟律师一起准备商业计划书。凭借香港船坞主席的身份，苏石兰很快联合15家洋行成立临时委员会，募集到五百万港币注册资本。

1865年3月3日这一天，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宪法修正案，并在准备第二天的总统就职演说；恩格斯正写信给马克思，探讨社会主义哲学以及波尔多葡萄酒；而苏石兰的银行也正式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开始营业。一个月后，他又在上海和平饭店底层租了一层办公室，开设上海分行。

那时，银行只有英文名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直译过来就是“香港上海银行”，简称HSBC。由于当时银行中文名中多有“汇理”二字，苏石兰索性入乡随俗将中文名定为“汇理银行”，属于去派出所排队上户口时候，临时想出来的名字。

这个随意的名字用了十六年，直到1881年汇理银行邀请曾国藩长子、时任清朝外交官的曾纪泽为钞票题词的时候，曾纪泽取汇款丰裕之意，赐名“汇丰银行”。据说，“汇丰”二字是由华人风水大师古应春，在测算过笔画凶吉之后提议。因此汇丰的中英文名称显得并不对应。

汇丰成立后第一步棋，便是绑定港英政府。汇丰成立的第二年，恰逢经济危机，港英政府陷入财务泥潭，汇丰虽也面临困难，但仍然咬紧牙表现一把：为港府提供了10万港币的紧急贷款。港府知恩图报，马上授权了汇丰处理香港政府的对外支付，还赐予了特殊待遇：发行港币。

第一步棋可谓相当完美。印钞票在当时的香港是小部分英资银行的特许“营业”项目。苏石兰通过笼络香港殖民政府，享受了优待和庇护，进一步扩大发钞权，在成立短短十年，汇丰钞票发行量占到四大英资发钞行的51%，超过拥有30年发钞历史的丽如银行四倍。

不过虽然掌握巨额存款和发钞权，汇丰仍然还没到日进斗金的地步，好在汇丰没有忘记创业时的思路，他们很快就把目标盯上了那会儿世界上最容易赚钱的对象：清政府。

02. 寄生时代

1874年，为了防御日本对台湾的骚扰，清政府打算重新修葺防御工事，但两次鸦片战争让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能派李鸿章四处向外资银行借钱来搞国防。由于不想得罪日本政府，各大银行都拒绝了清廷的借款请求，无奈之下，李鸿章找到了成立仅八年的汇丰。

雪中卖碳的价格，自然不会便宜。汇丰要求年息15%，而市场公开发行的债券平均年息只有8%，这中间足足有7个点的巨额利润。连在清政府担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都评价：汇丰银行贷款的“油水太大”[1]。这笔钱为当年利润微薄的汇丰，奠定了发展的基石。

台防借款让汇丰尝到了甜头。为了进一步参与到清政府各类利润丰厚的融资项目，深谙“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苏石兰专门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大本营天津开设了分行，并派李鸿章的安徽老乡吴懋鼎出任天津第一任买办，负责拿下由前者主导的铁路与工厂建设项目。

吴懋鼎是汇丰精挑细选的人物，17岁就成为汇丰雇员，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又擅长结交权势人物。李鸿章对这个擅长和洋人谈笑风生的小老乡颇为赏识，甚至把个人存款都交由汇丰保管。李鸿章于1901年去世后，吴懋鼎从汇丰银行取出共150万两白银，交还李的家人。

只有一个吴懋鼎换取不来汇丰想要的巨大利益，真正让汇丰获得信任的，是帮助李鸿章扳倒了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1883年，中法战争阴云密布，主和的李鸿章与主战的左宗棠矛盾公开化，李鸿章暗中发动“倒左”运动，矛头直指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当时，胡雪岩向汇丰借的一笔贷款即将到期，在李鸿章的暗中鼓动下，汇丰不留情面地催款，拒绝了胡雪岩后拖二十天的请求。

恰逢胡雪岩资金链紧张，又赶上时局动荡，挤兑风潮最终拖垮了胡雪岩。李鸿章趁势不顾左宗棠在西南边陲的节节胜利，签订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中法新约》。两年后左宗棠病故，李鸿章再度举报胡雪岩吃朝廷回扣，导致后者被革职抄家，自己则正式跻身权力中心。

扳倒政敌后，李鸿章自然投桃报李：修建天津唐山铁路，李鸿章指定汇丰为收款银行；战争借款甚至政府的税收存管，也交由汇丰操办，汇丰已然成了中国央行。至此，清政府交出了自己金融的一切筹码，货币发行职能，关税，盐税三项都掌握在外国商业银行的手中。

甚至等到清廷倒台，朝廷大员留下了大笔匿名存款，也被汇丰悉数笑纳。晚清许多贪官在汇丰匿名账户由于战乱死亡，巨额钱款就成为汇丰银行另一笔意外之喜。而澳门现任赌王何鸿燊的爷爷何世荣，曾经就是依靠成为汇丰买办的身份，坐稳了财阀家族的地位。

清政府的羸弱和民族的不幸，让汇丰赚到手软。1921年，老汇丰办公地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汇丰需求，不管是场所大小，还是气派程度，都需要一栋全新的建筑示人。1921年，汇丰银行决定斥资1000万两白银在外滩重新兴建大楼，这相当于汇丰两年的利润总和。

大楼面朝黄浦江，外形参考希腊神庙，被称作“东方最巨大宏伟的”的商业建筑。大楼有两个营业厅，一个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主厅，面积2107㎡，而另一个为华人服务的厅仅470㎡，且偏居西南角。后来有人评价汇丰大楼内部凸显出尊崇白人、歧视华人的空间布局[2]。

大楼主入口台阶两侧各立有两尊铜狮，以当时总经理名字来命名：香港分行的史提芬（Alexander G Stephen），和上海分行总经理施迪（Gordon H Stitt）。两尊铜狮共同守护汇丰，也说明香港上海不分上下的地位。这栋建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作为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日军侵华期间，香港的两尊铜狮一度被日军带到大阪，最终在麦克阿瑟的干预下才送回香港。上海的铜狮虽然未被拆走，但汇丰大厦已然成了“帝国主义搜刮人民的魔窟”，被改造为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就连壁画也成为“帝国主义涂饰的彩色图画”，被涂料覆盖。

1949年之后，汇丰撤出大陆，但他们的影响力在大中华区远未结束，甚至可以说：汇丰对于华人商业势力的塑造，才刚刚开始。

03. 重塑香港

香港有句俗话叫“谁认识汇丰大班，就高攀了财神爷。”

汇丰银行大班（即总经理），在香港地位可以与港督相提并论。港府掌握了政治大权，而汇丰则控制香港经济命脉，汇丰大班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在汇丰几十位大班的更新换代中，有一位对汇丰，乃至香港整个商业体系产生至深影响。他就是数位华人顶级富豪的恩人：沈弼。

沈弼（Michael Sandberg）1927年出生在英国，他18岁毕业后去印度当兵，而后又辗转到北非利比亚，养成了喜欢冒险的性格，时常单人匹马在烈日下横穿大沙漠。当1948年沈弼退役回英国时，加入了汇丰伦敦分行，经过六个月培训后，便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靠着扶植工业贸易，沈弼业绩彪悍，平步青云，在1971年，44岁的沈弼升任汇丰大班。此时的香港商界，正是华人企业家相继崛起的年代。相较于喜欢安稳日子的英资，汇丰显然更喜欢赚钱能力强的华资公司，因此在“华洋争霸战”中，汇丰扶持了大批华人企业家。

包玉刚就是受汇丰扶持，成为一代船王。到了70年代后期，赶上船运业大萧条，一手把包玉刚推上船王之位的沈弼建议其放弃航运、投身房地产，并辅佐包玉刚拿下了九龙仓争夺战。但沈弼真正青睐并倾力扶持的人，却并非包玉刚，而是日后在香港只手遮天的李嘉诚。

李嘉诚是在包玉刚的牵线下认识了沈弼，李的英语不高，太太庄月明就经常充当起翻译，给沈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76年，汇丰银行决定将港岛华人行大厦推倒重建，此时还是“地产新人”的李嘉诚对这块肥差觊觎已久，主动接洽了已经当上汇丰董事副主席的沈弼。

两个人具体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据说沈弼只是研究了李嘉诚旗下长实的合作意向材料，就立即拍板定下把华人行的项目直接交给长实。没有竞标，没有谈判，没有公开信息。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李嘉诚自然不敢怠慢，24万方的大楼用了两年时间便修建完成。

两年的开发周期，跟后来在大陆动辄二十年的开（tun）发（di）速度相比，令人感到讽刺。

沈弼对华人行的重建工程非常满意，剪彩典礼三个月后，意气风发的李嘉诚再次出手意欲收购九龙仓，吓坏了大股东怡和洋行。怡和洋行随后向沈弼求助，沈弼表面劝李嘉诚收手，暗地里却借钱给包玉刚，促成了包李二人的暗度陈仓，最终让包玉刚顺利拿下九龙仓。

而恰巧这年，一百多年历史的和黄集团经营不善，陷入困境。汇丰是和黄集团的大股东，沈弼痛下决心决定“换帅”，将汇丰22.4%的控股权，半价售予李嘉诚，且延期两年付款，并由汇丰提供贷款。此举相当于李嘉诚仅需拿2400万美元做定金，直接收购价值10多亿美金的资产。

沈弼导演的这场戏，被英国《每日电讯报》评价为：“以‘偷取’来定义这宗世纪交易，毫不过分。”

沈弼离任之前，决定香港留下一个看得见的印记，作为自己翻云覆雨的见证——1981年，汇丰推倒了皇后大道中1号的总部大楼，请来英国顶尖的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全部重新设计。

大楼总共建了五年时间，花费52亿港币，成为“全球最昂贵的独立建筑物”。这幢银灰色的新大楼造型类似石油钻井台式，设计别出心裁。新楼全部采用钢结构，浇铸好了后运到香港拼接而成。而“拼接”的目的在于，倘若香港出现任何变动，大厦可以“随时”搬走。

1986年，汇丰大楼正式启用，沈弼也光荣退休，李嘉诚特意令匠人按汇丰大楼的造型铸了一个1米高的黄金原型，在告别晚宴上亲自送出。

在沈弼时代，港资逐渐控制了香港的经济，沈弼无疑是香港华人经济的幕后重要推手，也成就了香港人对汇丰的情结。很多人都将汇丰股票视作情怀，买股票送人成为上等礼物，并像传家宝一样传给下一代，当汇丰股价下跌时，一些铁粉散户自发地在低价接盘、护盘。

可惜这只是香港人的单相思，汇丰的初衷从来不是为香港做贡献。沈弼自己教育下属：“两条船，一条是同胞的，一条是外族人的。无论是谁的，我们肯定在那条更安全的船继续行驶。”对于汇丰而言，为了金钱和安全，可以随时做好准备抛弃一切，包括香港。

而沈弼在退休之前，就一直在密谋抛弃香港，把总部迁到伦敦。

04. 乾坤挪移

如果80年代就有自媒体，那么香港当年刷屏文章中必然有这么一个标题：别让汇丰跑了！

压力并非来源于外部。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在3月的某次晨会上，有领导指出：“人民银行有意让汇丰扩大在中国内地的业务，以此作为促进中国的银行提高效率和加强竞争的手段。”无论是汇丰还是“帝国主义金融大本营”的香港，新主人都表达了欢迎态度。

联合声明签署的第二年，汇丰在深圳的分行便开张迎客，沈弼在开业仪式上表示：“我们决心向深圳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在香港，沈弼却在汇丰高层会议上表达了担忧，他告诉董事会：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中国，如果什么都不做，那肯定会变成一家中国的银行[3]。

但紧接着，沈弼风风光光的退休，去留问题丢给了下一任大班浦伟士（William Purves）。

从香港搬迁，不能从明面上直接进行，浦伟士接过沈弼的接力棒，设计好一场世纪交易案。1987年11月，汇丰正式宣布收购英国米兰特银行14.9%的股份。英国和香港金融媒体界都炸开锅，业界认为这是汇丰实行全面收购的第一步，更是规划好出逃英国的道路。

记者追问浦伟士是否要迁移总部到伦敦时，浦伟士言辞诚恳，坚定地回答：“汇丰银行将永远把总部设在香港。我们在这里经营得非常好，为什么要离开呢？”[3]这让人不得不深思：想要做到汇丰大班这个位置，不能光靠精明的商业和金融头脑，还得有出色的演技。

对于汇丰能否顺利迁到伦敦，浦伟士心里也没有把握。1990年，浦伟士想办法见到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试探性的询问铁娘子的口风。撒切尔说了一句话，让浦伟士悬着的心落了下来：“浦伟士先生，现在你可以继续去做你认为最有利于你们银行的事情了。”

从收购英国米兰特银行开始，到合并迁册伦敦总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终于在三年后，当汇丰宣布将注册地迁移至伦敦的时候，浦伟士在发布会上面不改色地指出：“我们不是抛弃香港，我们只是开展一些重组合作。”香港媒体没那么客气，《远东经济评论》赫然将标题定为：

“汇丰悄悄开溜了。”

1993年，浦伟士终于完成了沈弼交给他的这项艰巨迁都之战。然而在香港中环的标志性大楼里，汇丰人有着掌控整个香港感觉。然而当这群精英搬到伦敦泰晤士街上一栋无名小楼后，顿时有一种河鱼入海的感觉，甚至来访的客人都会诧异：“你们不能找个更好点的办公室吗？”

这一年，浦伟士前往北京拜访了朱总理，并介绍了汇丰最新的接替人庞约翰。朱总理给了两人一个重要的信号：上海浦东地区将试验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点破了最后的窗户纸，希望汇丰把中国业务搬迁到大陆。言外之意，便是让汇丰放弃香港。

约翰立马回答：“我们已经在谋划搬迁的准备工作，要在上海寻找合适的办公大楼。”[3]汇丰清楚的知道，上海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庞约翰看着拔地而起的上海浦东，惊叹不已。而更关键的背景，则是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银行的前景不可估量。

最后，汇丰斥资3300万美元，买下了浦东江边4.8万平方米的“森茂国际大厦”，并改名为“汇丰银行大厦”。当有媒体采访庞约翰中国业务总部为何放弃香港，迁至上海？庞约翰回答跟他的前任们一样优秀：“汇丰135年前的中国业务总部，就曾经就坐落在上海。”

虽说在商言商，但看看沈弼、浦伟士、庞约翰等人的言行，当约翰·弗林特辩解汇丰没有出卖华为时，你还敢信吗？

05. 尾声

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伦敦，汇丰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些英国海盗一样，从来没有归属感。

汇丰对伦敦的爱，也从未因为它本身的英国血统而专一。2011年，总部迁回伦敦不满20年的汇丰，宣布要将总部搬离伦敦。然而这成为汇丰给英国政府的虚晃一枪，五年后汇丰宣布不走了，还是英国好。然而汇丰万万没算到，几个月后，英国公投结果要脱欧。

当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在2017年1月17日宣布英脱欧计划的第二天，汇丰银行全球总裁就宣布从伦敦撤出1000名员工至巴黎。然而仅仅在半年前，汇丰董事长信誓旦旦对公众保证：“我们充分评估了英国脱离欧盟的可能因素，面对现在这样的公投结果，我们不会重新考虑离开伦敦。”

换总部这种事儿，毕竟还是由着自己折腾。在受地缘政治影响的其他领域，汇丰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今年夏天，汇丰向美国提供有关华为的材料后，那个向中国辩解无辜的汇丰CEO约翰·弗林特，上任仅18个月的CEO突然辞职，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跟着走人。

150年过去，汇丰不再是那个汇丰，中国也不再是那个中国。更重要的是，那个“东西逢源”就能挣大钱的时代，恐怕已经彻底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