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王沪宁：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沪宁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不久前，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特别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回顾神州大地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我们更加怀念李大钊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论述

王小梅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和发展,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凝结着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即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李大钊一生致力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尤其通过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优越性及共性与个性结合的统一性等论述及这些思想的传播,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述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论证了“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绕日之一样确实”

中国人民从接触社会主义到接受并将其变成现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阐明了社会主义是未来中国的必然选择。

首先,李大钊运用科学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向做了说明,论证了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与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必然性。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李大钊迅速对其性质和意义进行了深刻分析,比同时代的人们更早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社会主义将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带来希望。1918年至1923年,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章,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并进一步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讲,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随着他对社会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李大钊已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至1923年8月,在《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一文中,他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绕日之一样确实”。

对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李大钊是从世界和中国现状来认识和分析、经过求真务实的科学求证的。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建立旨在“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做了大量工作。他认为:“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对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建立充满信心,认为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并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论述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论证了欲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李大钊的一生,都在探索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李大钊发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旧制度的腐朽。早在1913年4月,李大钊在《大哀篇》一文即指出,“今之自命为吾民谋福利护权威者”及其“保护制度”,导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1919年1月,在《新自杀季节》中指出,那些自杀的现象“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在同年9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李大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与罪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家榨取工人的余工余值,“在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下,贫困日见增加”。

李大钊通过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比分析,总结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社会主义能振兴中国实业,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释疑》等文章中,李大钊展开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实业的论述,提出中国“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集中资金、劳力和资源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社会主义为“极公平的分配”,“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其次,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能得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李大钊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中指出: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社会上,社会主义都体现着民主的精神,民主是作为一个要素存在于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尊重个人,消除一切压迫和统治,“真正的德谟克拉西(民主),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关于社会主义与自由,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者,使农工等人均多得自由”,“社会主义者是要求政府有一种权利,使之伸张,以保障每人享受极大量的平等、自由”,“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最后,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能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让人人享受幸福生活。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而“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现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李大钊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以满足人民需要、体现真正的公平为目的,在产品的分配原则上,提出产品不仅要分配给消费者,还要分配给劳动者,强调在经济上要使参加劳动的人都得到满足,得到收益,“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在这里,李大钊阐释了社会主义制度能消除不公正,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实现以人为本、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阐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共性和特性相结合的统一性”,论证了各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共性与特性的统一,“务求其适合者行之”

对于中国将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李大钊从政治、法律和经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方合其目的”;“照法律方面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如私有制及遗产制,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之一种制度”;“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三个基本特征,即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在揭示世界社会主义共性的同时,李大钊着重强调各国在实现社会主义时的特性。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之后,随着他对社会主义探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明确提出了在不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应将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思想,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

共性与特性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探索中十分重要的思想,其真谛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要具有一般特征,更要有自身特色,要遵循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李大钊在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即反映了这一重要思想。农民土地问题是李大钊一直关注的中国社会问题,1919年,他在《青年与农村》中明确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1923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中提出“有土农夫”的主张,强调不能急于将其划为国有,而应循序渐进逐步实现土地国有化。1925年,他在《土地与农民》中主张“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这些观点是李大钊关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要“共性与特性”相结合思想的具体体现。

李大钊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具有渐进性,是一个不断深入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确立为奋斗目标,并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只是初步的,甚至未必完全精当,但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必然性、优越性、共性与特性结合的统一性等探索,体现了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真理、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先驱者留下的宝贵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作者:王小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所研究员；来源：《光明日报》)

李大钊的文化观及其历史价值

袁咏红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李大钊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努力探求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路径。他关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辩证关系等认识，是党的历史上的宝贵思想财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李大钊自幼年始即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认知。自会说话始祖父李如珍便教其读《千字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1895年李大钊入私塾，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前两位塾师皆以博学闻名乡里，第三位老师是出自国子监的鸿儒黄玉堂。他们的悉心教导使李大钊成为颇有名气的“文童”。李大钊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学典籍，“写的一手好诗文”（许全兴：《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李大钊1905年进入新式学堂永平府中学。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同时也继续研习儒学典籍，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不断加深。

正是由于长期系统的学习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知，奠定了李大钊文化观的基础。在李大钊看来，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已尝有伟大之贡献”（《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儒家思想和完善的制度体系，还是科技发明和中医药学，都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珍宝。中华民族有着自强不息的文化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历经劫难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正如李大钊所说“天道未改，种姓犹存”（《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44页），其中饱含着他对中华文化深深的自信和褒扬。

深受传统文化濡养的李大钊一生践行中华民族仁爱忠信的文化价值观。他曾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学生梁容若题写著名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6页）李大钊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他便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后，面对封建军阀篡夺政权、共和政体有名无实的现状，他奋力发出自己的“隐忧”和“大哀”。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

二

1913—1916年间，李大钊到日本留学。此时的日本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他也由此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感悟。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他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29页）的孔子形象，根本目的在于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建立现代新国家。他对孔孟学说也没有一概否定，而是辩证地看待，以求解决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他认为孔孟之道中有很多能助益于个人修养和符合建设现代新国家的部分，应继续发扬光大。譬如，他推崇孔孟的“实践”主张及“自重”的个人修养精神。“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74页）。他也推崇儒家忠恕思想，甚至将其与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相提并论，认为根据儒家忠恕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学说来修身养性、谨慎自持，最终就可以“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绅士之风度”（《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520页）。尽管李大钊为着“科学”“民主”的目标迫切要求破除孔孟之道的桎梏，但他仍然认为总的来说东方这种海纳百川的“静”的文明能够使西方人变得更深沉、更有内涵，“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

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逐渐分为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派主张“全盘西化”，一派主张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并坚持用东方文化来改造世界。李大钊则科学地规避了他们的片面性、机械性。他既不赞成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的主张，又不赞同拘泥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派，而是理性地认识到两种文明虽性质不同，但具有互补性。东西方文明一主动一主静，“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东方文明应该吸收西方文明的优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7页）。同时，东方文明又能使西方文明除“物质”之外，增添“精神”气质，“宜斟酌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2页）。他还指出，有志之士应使西洋之“动”的文明融会于东洋“静”的文明之中，“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2页）。李大钊对融会、调和西方文化充满自信，这是因为他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也与他客观、理性的态度和辩证、科学的方法有关。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科学万能论”也受到广泛质疑。著名哲学家杜威（美国）和罗素（英国）都主张用东方文明抑制西方文明中的物欲、暴力和战争，以期“有所贡献于世界的文明”（《学问的新问题》，《新学潮》1919年9月）。中国许多文化界名人亦纷纷提出用东方文明来疗救西方文明，例如梁启超、梁漱溟等。梁启超写了《欧游心影录》，抨击西方文明和“科学万能论”。梁漱溟则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了名言“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李大钊指出，西方这种“疲命于物质之下”的文明“不无趋于自杀倾向”（《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

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他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罗斯无产阶级文明”是世界“第三新文明”，且是拯救世界的凭借、法宝，“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李大钊在深入研究“第三新文明”后，对根据中国社会“实境”吸收、应用这一新文明解决中国的问题充满信心。他于《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3、24页）民族文化是“实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有从“实境”出发根据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民情风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才能真正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真正使其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武器。为此他号召“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也十分重视农民，号召知识分子去做“开发农村的事”。

李大钊由一位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刻认知的传统读书人到理性地主张融会、调和西方文化，再到根据中国“实境”吸收俄国十月革命代表的“第三新文明”，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强调正确认识国情非常重要，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这些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袁咏红，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文化中心教授、湖北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基地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