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人类历史正在进入一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已经是一个共识；而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当然就是中国的崛起。

不过中国的崛起在西方战略家们的眼中就是一个意外。西方一度以为，中国将像印度、像东南亚各国、像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只是为它们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资源和一个可以消费西方商品的市场而已，用以补充它们自己的劳动力不足和市场不足。但西方没有想到两点：一是中国的制造业规模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超过美国，成为整个西方产业资本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二是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突然在近十来年突飞猛进，已经达到能够与西方最先进技术进行激烈竞争的程度；甚至正在引领全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而这后一点对于西方产业资本的冲击， 甚至比第一点更严重、更致命。

这就使得西方产业资本开始反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他们找到的答案是：全球化！是全球化导致了中国的崛起，导致了西方产业资本的衰退。因此，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便成为西方产业资本的头等大事。

今天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均有很多专家学者在论及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但我今天要谈的则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另外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西方内部也在发生百年未遇之分裂和矛盾。

西方的工业化革命的结果，使产业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恰好在百年多一点之前的19世纪末，美国产业资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力量板块。而1913 年12月23日，美联储诞生，则标志着另外一大力量板块，即金融资本，也在美国出现。当我们放眼百年前的世界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当时美欧都出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板块。这两大力量板块在 100年前可以说是联手发动了对世界的一场“隐形的经济和金融殖民战争”。但是，当时还处于国家层面的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也很快产生尖锐的矛盾，并一再导向战争。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西方产业与金融这两大力量板块出现矛盾并导致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苏联已经诞生；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对立也已经初见雏形。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成为世界重大矛盾之一。但这并没有妨碍西方内部两大不同的力量板块（当时还是以国家为代表）之间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当然，我们对两场世界大战的分析，是否能够将其断定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才能下结论。

而且，每当我们谈到西方存在两大资本力量板块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会被提出来：如何区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的界限在哪里？它们与国家之间又分别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关系？特别是今天，金融资本往往会通过占股的形式介入产业资本，而产业资本往往也会在金融领域进行投资，因此两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存在相互拥有、相互参股的现象。那么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否会上升到尖锐对立的状态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进一步去分析、研究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进一步分析西方目前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演变的前提条件。

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产业资本在中国的竞争之下，遭受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西方产业资本面临两大严重后果：一个是出现大量的企业倒闭潮；二是西方国家内部的失业率急剧上升。这就是西方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劳动阶级目前正处于日益贫困化，西方社会也正在从“橄榄型”向“沙漏型”演变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原因。

我举服装业为例。30 多年前我在参观时看到中国雅戈尔服装公司为拉尔夫 • 劳伦（Ralph Lauren）代加工服装，一件衣服的代加工价格大约是 9 至 10 美元（包括原料费用）；雅戈尔公司甚至要将原价和大减价这两个价签都挂到这件衣服上，最终衣服运到美国后，美国公司不需要做任何加工就可以直接挂到商场里销售，大约售价为 99 美元！谁在其中赢取了大头是显而易见的。那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要接受这样不公平的协议？因为当时中国企业最需要的，就是生存。而美国则以为，雅戈尔公司将会永远承担这个廉价加工服装的角色。令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很快雅戈尔公司就进入了高档服装的领域。今天在中国市场上，包括 Ralph Lauren 在内的很多外国品牌都在与雅戈尔争夺高端市场的竞争中溃不成军。这是很多西方企业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而中国的突破不单单体现在服装产业，华为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在 5G 领域，华为不仅突破了，还走到了西方企业（包括美国企业）的前面去了。这时，西方产业资本开始对全球化产生疑问，它们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已经开始败下阵来。产业资本当然寻找过种种理由和借口，比如指责中国人工成本太低、违反人权，进而指责中国“偷窃”西方知识产权……但中国不但制定了《劳动法》，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而且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中也加大了力度。事实上，每当中国与西方（包括美国在内）就知识产权问题发生法律纠纷时，最后绝大多数案例都是中国胜诉。华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华为今天申请的专利已经超过很多美国企业。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西方对全球化本身的研究其实很有限。西方在大战略领域是经常表现出某种超前意识的，比如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从目前西方内部对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问题的讨论和关注来看，西方下一部全球战略性著作的主题，看来就是从全球化走向逆全球化了。因为全球化的概念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的界限，金融资本支持全球化，但产业资本则坚决反对全球化。

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与过去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那就是产业资本的利益在历史上第一次与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联在了一起。因为企业倒闭不仅使产业资本受损，而且也使劳动阶层失业。于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利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竟走到了一起。

西方的社会政治色谱也因此而发生了马克思所没有预料到的变化。过去，西方的政治色谱是从极左、左翼到中间派、右翼和极右翼一字排开的。但现在，这条政治色谱正在从一字型演变成一个圆环：左右翼虽然位置没有变，但极左与极右翼却在圆环的底下、在反对全球化的口号下，联结在了一起。这时，西方的政治色谱变成了用一道水平线来划分，上面是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包括了一部分的传统左右翼政治力量，特别是包含了中间派力量；而另外一部分左右翼以及中下层的极左和极右翼政治力量则都站到了反对全球化的阵营里面。正是由于全球化同时损害了产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利益，因而马克思所没有预见的一幕出现了：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企业主、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以及底层劳动人民，在反对外来进口商品竞争、反对企业转移到外国、反对外来移民劳动力进入本国等领域，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联合阵线。资本家与劳动阶层形成了统一战线。他们的共同口号是：“反对全球化！”特朗普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当选的。

过去我们对西方的研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其内部的阶级斗争上、西方左右两派的“对立” 和“冲突”上、西方内部的其他矛盾如种族矛盾、党派之争或人头之争上，而对西方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矛盾和斗争却关注不够。这与西方长期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政体构成的政治理论有关。西方总是告诉我们，西方存在着左右翼两大政治力量；西方的政治斗争就是这两大政治流派之间的冲突；而西方的政体保证两大流派都能够轮流执政，因而西方内部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西方政治体制因而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之中。我们相信了西方所说的这一理论；因而我们对西方内部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西方“左右翼”政治上。

即便我们知道西方也同样存在一些极端政治流派，比如被西方媒体称为“极右翼”“极左翼” 的政党或政治组织，但我们也同样相信了西方政治学告诉我们的理论，即这些政治流派都是边缘政治力量，成不了气候，永远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因此，这类政治流派都不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我在法国担任《文汇报》常驻记者时，曾亲耳听到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我们绝不会与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发生政治上的联系，因为我们反对极右翼。但是为什么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现已改名为国民联合党） 的主席玛丽娜 • 勒庞经常被俄罗斯总统邀请到莫斯科，并受到普京的亲自接见？从政治角度来看，国民阵线并不是法国最反华的政党。在 2017 年总统大选中，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还打败了传统右翼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理菲永而进入了大选的第二轮，并拿到了 33.9% 的普选票。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政党。为什么我们“ 绝不”与这样一个政党建立联系呢？

事实上，今天西方除了左右翼两大政治流派之外，还存在越来越多的其他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思潮正在获得西方民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传统左右翼的划分，而通过另外一些标准整合到一起。比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服的法国”的基础选民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他们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全球化。用传统的左右翼已经无法划分的阶级，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问题上，又重新划分成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于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而应该以全球化为核心，重新划分政治势力。这时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两大政治力量；这两大政治力量打破了传统的左右翼阵营，目前正由产业资本联合底层劳动阶层，与金融资本形成尖锐对立；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其国际化进程，形成了一个跨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因而，这场争斗也就扩展到全世界。

事实上，代表着美国产业资本利益的特朗普在上台以后采取的几乎所有政策、措施，都与反全球化有关。很多用其他因素，特别是用传统的政治划分和国际冷战或“后冷战”格局所无法解释的行为，用反全球化或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因素来分析，则非常符合逻辑。比如为什么特朗普在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同时，也对欧洲、对日本，甚至对加拿大等国也同样发动贸易战。有一段话非常能说明问题—— 特朗普在“双普会”（普京与特朗普的峰会）之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我们有很多敌人，我认为欧盟是一个敌人，看他们在贸易上对我们所做的事。现在你不会想到欧盟，但他们是一个敌人。”特朗普在说这段话时，用的是英文单词“foe”，而不是“enemy”；两者在这个层面上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如果特朗普用的是“对手”（adversary）那就完全是另外的含义了。用“foe”这个词，说明在特朗普心目中，欧盟还真是一个敌人。特朗普接着说：“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是敌人。中国在经济领域是敌人，他们当然是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坏的。这并不意味什么。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具有竞争力而已。”(1) 在这里，特朗普也同样用“foe”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和俄罗斯。剖析这一段话，我们大致可以认定：首先，这并不是特朗普“心血来潮”或如中国某些媒体所说的“脱口而出”的一段话，而是深思熟虑后公布的观点；其次，在特朗普心目中，俄罗斯只是“某些方面”的敌人，而中国则在“经济领域”是敌人，但欧盟就是“敌人”。

欧盟之所以成为特朗普心目中的“敌人”，关键就在于全球化。欧盟目前已经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继续推行全球化政策的主要工具。

应该看到的是，跨国金融资本实际上在美欧都有着强大的势力。在特朗普当选之前，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应该说是在华尔街。法国内部其实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警觉的，法国十几位总统候选人中有 1/3 都曾经提出过货币问题，说要把货币主权收回，以打击跨国金融资本对法国实际的、同时也是隐身的控制。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话：

“法国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们与美国正处于战争之中。是的，一场永恒的战争之中，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争，一场看上去似乎不会死人的战争。是的，他们冷酷无情，这些美国人，他们贪婪成性，他们一心要独自劫取对世界的权力。这是一场人所不知的战争，一场永恒的战争，看上去似乎不会死人，但实际上是一场会死人的战争。”“我是（法兰西）最后一位伟大的总统。我想说的是，最后一位坚守戴高乐路线的总统。在我之后，法国再也没有这样的总统了……因为有了欧盟，有了全球化……在未来，法国可以一直称为‘第五共和国’， 但一切都不同了。法兰西总统将成为某种超级总理，地位脆弱的超级总理……”

今天，这场“人所不知的、永恒的战争”其实在继续，只是角色出现了互换：跨国金融资本的代理方现今是在欧洲，而美国则成为产业资本的大本营……双方斗争的焦点在于全球化这一点则没有变化！

确实应该提一笔的是，跨国金融资本大多控制在犹太裔银行家手中，但反对金融资本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反犹。比如说特朗普，他的女婿是犹太人，他并不反犹，但他事实上代表了美国的产业资本，反对的是跨国的、目前以欧洲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原因就是金融资本使美国产业在全球化进程中走向衰落，而美国产业资本的衰弱将直接导致美国本身的衰弱。

正是因为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之间就全球化问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欧盟和美国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特朗普的美国成为反对全球化的象征；而欧盟则成为跨国金融资本支持全球化的象征。美国选择和中国打贸易战，应该是一个战术上的选择，因为特朗普以为中国很快会屈服，并与他最终联手共同和欧盟进行竞争。挑战跨国金融资本、反对全球化，才是美国的战略抉择。但结果中国有中国的底线，当损害中国经济利益的底线时，中国是坚决抵抗到底的。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可能会做一些有限让步，目的是让美国与欧洲去打这场“经贸战”，一旦中美达成贸易协议，那么欧美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而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美国和欧盟目前正分别代表着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的不同利益。

从这个角度出发，全球化无疑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变局：即西方内部的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野。但我们需要警惕的一点是，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在中国问题上它们还是保持一致的，即它们都一致希望中国不要崛起。对美国来说，打“贸易战”不是想从体制上、意识形态上改变中国；而是想在技术上、金融投资领域控制中国，不让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只允许中国成为它的附庸。而对于目前受到跨国金融资本控制的欧盟来说，它幻想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接受它的价值观、逐渐走向选举民主，因为只有当中国走向选举民主之后，跨国金融资本才有可能通过选举来控制中国政局，最终将中国独立的金融主权改变成与跨国金融资本利益一致的附庸。对于跨国金融资本来说，关键在于控制货币发行权，并进而通过全球化来控制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法国有一本书是经济与金融学者彼埃尔– 伊夫 • 鲁杰容（Pierre-Yves Rougeyron）撰写的畅销书《对 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调查》。在这本书中，伊夫 • 鲁杰容试图证明，法国今天背负的沉重的金融债务，根源就是这条法律。他认为，在这条法律之前，法国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家，当国家从中央银行融资时，是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的。而在通过这条法律之后，法国中央银行的性质就变了：法律规定，国家不再能够直接从法国中央银行进行融资，而必须通过向私人银行借债，并支付 4% 的利息；而由私人银行再从中央银行无息借钱。这样一来，国家便不得不支付私人银行 4% 的利息。这项法律是 1973 年年初通过的；法国从战后戴高乐时期，一直到 1973 年，收支一直是盈余的1974—1978年逐年下降，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法国国家预算就再也没有平衡过，没有一年盈余、年年赤字。原因就在于这 4% 的利息。今天法国国家预算最大的一笔开支，不是教育开支，不是国防开支……而是支付法国国家债务的利息！

这位学者为写这本书采访了当时投赞成票的议员，问他们“为什么投赞成票？”一些议员说：我们当时并不懂，不知道这项法律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另外一些则说：当时一些“专家们” 告诉我们， 如果不通过这项法律， 国家就会在困难的时候情不自禁地不断印钱， 印钱越多，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就越大，所以必须把这个印钱的权力从国家手里拿来交给私人银行家。

今天我们认识到，这项法律的全部奥妙就在这个 4% 的利率。法国在1973年1月3日这条法律通过之后，法国的中央银行必须到全球多国的 20 多家私人银行去借钱；也就是说，这20 多家国际银行每年可以坐在法国国家身上拿 4% 的利息。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这 4% 的利率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法律改不回来。（唐毅南：我补充一下，在金融学上，这么发行的货币实际上是永续债，等于说整个国家世世代代都要还，永远都还不完。） 然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把这项法律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欧盟，改法郎成欧元。原来这 4% 的利息还仅仅是法国支付，今天已经变成整个欧洲来支付。显然，只要这项法律不改，那么跨国金融资本就永远踩在所有人的劳动之上。这个事实目前正在欧洲被揭露出来。但主流媒体基本上只字不提。现在法国普通民众正是通过我前面提到的那本书才了解到事实真相，但多数人对此还是处于无知状态……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跨国金融资本就是通过全球化来对各国金融和货币进行暗中控制和操纵。全球化程度越深，跨国金融资本的发言权就越大。而今天， 由于产业资本在全球化中遭到重挫，因而开始反对全球化。于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产业资本和目前以欧盟为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秘密战争”。

这场“秘密战争”的本质已经是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为特征的战争。因为今天主导美国的已经不再是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跨国资本，而是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这两场战争的手段是一样的，都是以“引诱”为特征的战争。但两者的目标却是截然相反的。法国“人民共和联盟”（UPR）总统候选人费朗索瓦• 阿瑟力诺调查发现：建立欧盟、创立欧元，都是在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的秘密策动下实现的。但当时的目的是将欧洲纳入金融跨国资本的囊中，进而控制欧洲。而今天产业资本的代表人物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向希望欧盟解体这个相反的方向了，因为美国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变了，其战略、策略也就一起变了。特朗普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征服和控制欧洲，方式、方法却是反对全球化行为。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对特朗普的种种怪诞、非理性、表面上毫无逻辑的行为，就能够一通百通了。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会认为，欧盟才是他的“敌人”，俄罗斯只是“某些方面”的敌人，而中国只是“经济领域”的敌人。因为欧盟是已经被金融跨国资本基本控制了的国家集团，而俄罗斯和中国则都还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需要特别提一句的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争斗实在是由来已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已逾百年！20 世纪初，金融资本在美国还仅仅是产业资本的支撑力量，服务于产业资本。当时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开拓“疆域”，寻找更多、更大的市场和资源为目标的全球化问题上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战争问题上。欧洲列强一旦爆发战争，那么军火和金融融资就会变得不可或缺。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的一次完美无缺的给合。战争使美国彻底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而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城转向华尔街。就在一战前夕，美国金融资本经过多年的钻营和努力，终于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 ），并根据该法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即美联储，从而使金融资本从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地位，朝着控制和主导产业资本的方面演变。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今天在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板块正在爆发百年未曾有过的巨大的利益摩擦，两者之间的斗争百年来没有如此激烈过。这是除了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之外的、发生在西方内部的另一大变局。目前对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在国内还很少，但我认为，这两大利益集团都是非常确定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是非常确定的。今天我们必须对此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对事实做出必要的判断，为中央决策者提供符合今天世界实际情况的可行建议。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必须要在西方这两大力量板块找到共同“敌人”（而这个“敌人”很有可能会是中国）之前，先与其中一个力量做出一定的妥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西方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