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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突破中心—外围依附体系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我今天想谈两个命题,第一,“中国崛起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第二,“中国崛起突破了‘中心—外围依附体系’”。这两者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深刻影响国际秩序未来的演变。

先简单谈谈第一个命题。大体上来说短短的 40 年间,我们几乎每十来年就完成一场工业革命,这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致从 1978 年到 1995 年。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1995 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我同意文一教授讲的,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乡镇企业的大发展,重点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业等轻工业的飞速发展。到 1995 年, 我们正式废除了所有票证,上海早一点,其他地方晚一点,最后全部废除,中国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普通老百姓的感觉就是“整个国家活起来了”。当时有个夸张的说法,叫“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任正非、马云当时都在跑单帮。

第二次工业革命。我倾向于把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完成的时间大概在 2010 年左右。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这一年也是中国的公司元年,可以成立公司了,随后很快就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现在看来意义非凡。所以李世默对《经济学人》杂志研究得出的结论很重要:读懂中国需要反过来读《经济学人》杂志。该杂志对中共历届党代会的评论很有意思,它说不好,结果就会很好。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经济学人》读不懂,不屑一顾,其实很愚蠢。

为什么把这场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定在 2010 年左右?一个原因是中国制造业正式超过了美国,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现在是超过美德日之和了。然后是 2011 年,我们的发电量超过了美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的电力、内燃机、石化工业、基础设施等等都有了全面提升。普通中国人的感受就是“整个中国亮起来了”。过去我们到国外总觉得国外亮, 现在连中国的贫困县县城都非常亮,背后是电力工业的飞跃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下子为中国带来了世界范围内各种要素的流动,中国也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是一场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主的革命,包括互联网,以及从 2G、3G 到 4G 移动通信产业的迅速发展。在 2G 时代,中国还没有发言权,只有欧洲标准、美国标准,大家用爱立信的设备。到 3G 时代,中国就提出了时分同步(TD)标准。这个标准当时还有尚待完善之处,许多公司不愿意用。到了 4G 时代,中国有了自己的标准。现在进入 5G 时代, 华为开始领先世界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到“整个中国连起来了”。世界上只有中国今天做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实现了从追赶到逆袭,再到部分领域内的引领和超越。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开始领先了,华为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量子通信也好, 大数据也好,5G 也好,中国现在跟美国处于第一方阵,有些方面还领先美国。欧洲连自己的搜索引擎都没有,欧洲大数据主要在美国公司手里,欧洲就只能被排除在第一方阵之外了。过去欧洲人还嘲笑中国,你们不能上谷歌,不能上 Facebook,现在欧洲人自己也发现他们遇到了大问题。

我们多数国人在过去数十年中都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的进程。欧洲现在还在用工业文明的眼光看信息文明,所以抵触比较大。中国人的态度更加开放,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来了,不可避免地来了,我们就拥抱它,然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雄安新区一位领导对我说,信息文明的特点是世界是透明的,但现在有了区块链技术,我们也有保护隐私的办法,比如说你在马路上被拍了一千次,但你的信息被谁用了,有个 box,你可以知道你的信息被谁用过,你甚至可以设一个锁,得到批准才能使用你的信息。这些都是发展中产生的新挑战,会相应地产生新规则、新伦理,究竟怎么做,人类要探索,我觉得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是对的。

也有人问,为什么在洋务运动、民国时期或者毛泽东时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我提了一些观点,我走得比文一更远一点。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工业革命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比较强势的政府。西方工业革命前后,都是“持剑”经商;今天这个说法不合适了,但是政府要有力量。二是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真是几乎每个社会细胞都动起来了。三是国际化的大市场。

用这三条标准来看洋务运动的话,政府非常弱,当时刚刚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整个社会多数人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洋务运动,只是政府里边的一部分人在推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矛盾,市场就更加狭小,国际市场几乎没有。

民国时期也是的,民国尝试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结果国家四分五裂,变成军阀混战,政府是分裂的,社会是分裂的,市场也是分裂的,所以形成不了真正的工业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 30 年,应该说那个时候探索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找到一条工业革命成功之路。这个探索是有价值的,包括政治体制的建立,包括教育普及和妇女解放,包括独立的国防体系,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我觉得这一仗是定乾坤的,带来后来 60 多年的和平。还有比较完整的初步的工业体系,这非常重要。再有就是土地改革。为什么中国能够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网和高铁网,建这么多的 4G 基站,还有 5G 基站,这跟我们的土地制度有关,美国就建不成。但当时也有问题,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抵制,国内外市场都很小。社会活力也不够。我们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回想起来真是很有感触。

中国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科技对发展的引领作用,现在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你仔细想想, 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江泽民的时候加入 WTO,接入互联网,现在想想这些决定是很不容易的。现在习近平主席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你看他关于新旧动能转化的讲话,他关注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说过习近平拥抱 2050,拥抱新经济;特朗普拥抱 1950,恨不得纺织、钢铁、煤炭产业都要回到美国;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

四次工业革命集一体的这种崛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是唯一能够向全世界提供四次工业革命的产品、服务和经验的国家,这是很了不起的。在“一带一路”沿线,你需要的产品中国都能提供。比如说肯尼亚的蒙内铁路,中国提供的是第二代工业革命产品—— 内燃机的机车,但是我们也给它们留下了升级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产品的可能,即一流的通信设备、一流的电力设备。全产业链的服务产品我们都可以提供,“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受欢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有些人把“一带一路”讲成是中国在施舍,这是不对的。大部分经济活动是市场推动的,多数中国企业是盈利的,甚至超过国内很多。毫无疑问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这个趋势不可逆转。

下面我就讲一下“中国突破依附体系”这个命题。我要讲的是中国崛起正在带来一种世界治理结构的深层次的变化。过去这种结构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过去学发展经济学总会讲到依附理论,一个是外围国家,一个是中心国家,然后外围依附中心,外围供养中心。如今,中国的崛起第一次突破了这种结构。中国变成了单独的一极,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想从这个角度谈一谈,我也希望大家看看我的这些观点站得住站不住,我自己觉得是站得住的。

我说中国现在是单独的一极,但有人说用“双中心”行不行?西方是一个中心,中国也是一个中心。或者西方是“老中心”,我们叫“新中心”,但这样表述容易把中国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对立起来,所以我觉得不十分妥当。

讲到这里我非常有感触,当初我给邓小平做翻译的时候,邓非常强调这一点。现在有很多人在读邓小平,但他们没有读懂,他们总是提到邓小平说过不要出头,要韬光养晦。邓小平讲的“不要出头”是指什么?其实它的主要含义是明确的,比如说你不要到七十七国集团中当头, 不要到不结盟运动里当头,你要保持独立地位。所以后来联合国里就出现了“77+1”的形式, 也就是 77 国集团 + 中国,中国是单独的一个国家、一种力量,我们是真正的不结盟。

现在看中国突破依附体系的意义。中国是单独的一极。它的意义是什么?中国现在既是外围板块,即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投资伙伴、贸易伙伴、技术伙伴,同时也是中心板块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技术伙伴、资金伙伴。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三组关系:第一组是中国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带一路”是个标志,这个势头肯定是会越来越猛的。我这里有一些数据, 中国和东盟及非洲的贸易额都在以两位数的速率增加。中美贸易额是 6000 亿美元,中国—东盟贸易额已经是 5000 亿,很快就会超过中美贸易额。中非贸易额是 2000 亿,所以中国不害怕中美贸易战,我们早就未雨绸缪了。我们下手下得早,“一带一路”是一个超前的布局,从奥巴马开始搞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时,我们就开始往西发展丝绸之路了。中国的崛起,包括这些国家向往中国,都是大趋势。我作主讲嘉宾的那期节目《这就是中国:“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中国崛起》,在观察者网发表后,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也把它放在官网上,他们也在寻求理解中国。

第二组是中国和中心国家的关系,就是跟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没有想到中国这样的一种崛起,原来他们真觉得不大可能,他们认为除非政治制度改变,否则中国迟早会崩溃。直到三年前,这还是西方媒体的主要观点。但是现在他们发觉以习近平主政为标志,以十九大为更明确的标志,他们觉得“和平演变中国”不可能了。这样一来,这对关系就会开始出现挫折。但是我的基本判断是要经过交锋,才能达到更好的交流。美国人的特点用英文讲就是“If  I  can’t beat you, I join you”(如果我打不败你,我就加入你)。最终你是打不败中国的,最终美国会清醒过来。

第三组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关系。这组关系也会随之变化,因为受到了中国这一极崛起的影响。现在很多东西,西方国家不给发展中国家,它们就找中国,资金和技术都是这样。为什么我觉得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因为它们越是跟中国发展关系,它们面对西方国家时的筹码就越大,回旋余地就越大。面对这个大趋势,西方国家怎么办?过去西方主要靠“剪羊毛”来发展自己,最新一次大规模“剪羊毛”就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崩溃,这让华尔街赚得盆满钵满,等于把这些国家变成了外围国家。现在中国崛起之后,美国越来越难“剪羊毛”了——人家跟中国合作,不跟你合作,反而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在这些挑战之下,西方必然会大肆地攻击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抹黑是最典型的表现,天天在骂中国。另外,就是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那么有没有出路?从中国角度来看,本质上西方需要通过自己内部改革来解决各种问题,但看来很难。转嫁危机也变得越来越难,那么剩下有可能就是制造冲突和战争,以转移矛盾。

中国的崛起过程是嵌入式的发展,比如加入 WTO,进入世界产业链和世界范围的商业渠道。这种嵌入式的合作共赢使大国之间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包括现在特朗普,他不想打仗。我们应该通过交流去唤醒西方,让他们认识他们制度存在的问题,让他们内部进行改革。我觉得这应该逐步成为我们对外交流的一个重点,即推动西方走内涵式的改革与发展之路。当然他们改革是很难进行的,因为有太多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

对于外围国家、中心国家来说,中国跟它们双方都是超大规模的伙伴关系,包括发展、贸易、资金、技术。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尽管跟你斗,但最终它们会发现,合作共赢也有很好的前景,这样一来它们可能会有所变化。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不敢说是非常乐观,但是因为中国以这么超大型的规模崛起,而且这是一个真正热爱和平的国家,一个致力于合作共赢的国家,同时也是有非常强的止战能力的国家,中国真的可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一些初始条件。


2019-11-6点击数/观注度 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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