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经社

编者语：2019年第十届财新峰会于11月7日-10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刘鹤、周小川、楼继伟和萨默斯、班纳吉等国内外官员学者，围绕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和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各行各业等话题，纵论大势、变局和机遇。政经社整理了精彩演讲和观点，以飨读者。部分来源：财新网、新浪财经

刘鹤致辞全文

第十届财新峰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恰逢财新传媒创办十周年。我致以衷心的祝贺！

本届财新峰会聚焦“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契合了今天对中国也是对全世界来说极为迫切的主题。只有各国坚持致力于开放合作，才能继续实现全世界的繁荣、稳定和长期和平。这需要各国政府、企业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财新峰会将大家汇聚一堂，集思广益，希望能够尽快听到来自峰会参加者的建策建言。

2019年岁末正在临近。洞察风云、砥砺前行的这一年，为新中国经济70年的壮阔历史写下了新的一页，也为迎接新的一年提供了诸多思辩与展望的视角。中国经济在多重挑战面前继续稳中向好，积极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做好“六稳”工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民生福祉不断改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可靠的信息、准确的数据和畅通的沟通机制。新闻媒体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承载着重要使命。财新传媒做了许多有质量的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媒体原创内容，积极探索传播形态创新，为读者提供可靠信息，为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希望财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传媒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谨此祝贺财新传媒创办十周年，预祝第十届财新峰会“开放的中国与世界”成功举办。

周小川演讲全文

面对数字货币 全球央行需要协调机制

在这里做讲演或者说发表的意见，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开幕讲演。总之我先看看这题目叫“开放的中国与世界”，题目很大，所以讲的题目也只能往大了讲。

我想讲当今世界主要央行之间的协调机制，这种需求正在逐渐显现。

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之中，以及近来都出现了有很多现象：一个是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比较明显，变成大家热议的题目。同时大家也在讨论如何防止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出现，如果出现的时候应该有怎么样的响应？

同时对全球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讲，又面临着资本流动的风险，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加以应对？

此外，大家现在开始比较关心全球性金融基础设施究竟应该怎么建设？当然这个题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数字货币，特别是Libra的出现给大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可能越来越多的需要开始讨论作为全球范围内的央行功能，应该怎么能够更好的实现？

历史上过去央行都是每个国家自己的，因为那时候全球化程度没那么高，特别是金融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没那么大。

所以一个国家货币政策主要也是针对自己本国的价格水平、金融稳定、就业经济增长等等目标，但是这些情况慢慢的正在发生变化，所以就选这么个题目。

首先我想说中国，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支持全球的多边主义。

从经济来讲，全球的多边主义，大家知道主要是三大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WTO。

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首先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成立了G20部长会和央行行长会，要协调如何克服亚洲金融金融危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以后，就把这个会议升格为G20峰会，因此到现在已经开了十几年了。今年6月底才在大阪结束了今年的G20峰会。

我们说全球多边主义里头，在机构方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现在也有不少人在议论加强全球央行之间的协调和合作的机制，增强这方面的功能。

第一个原因刚才就是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有两次议论处于高峰状态：

一个就是危机在克服到一定程度以后，开始出现QE的退出。QE的退出首先从美联储开始提出这个想法，就对金融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动荡，同时对很多国家价格、汇率、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以及资本流动都产生了影响。随后美联储正式进入了一个加息的阶段，这也引起了很多有关货币政策溢出的讨论。

最近由于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贸易战，美联储又开始降息，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降息，也引起大家一种讨论，由于全球之间的联系得紧密，恐怕这种共同行动是有必然性的。或者一些主要央行如果开始进入降息的阶段，全球其他经济体都必须认真考虑这种相互影响，也需要考虑自己的应对措施。

这个确实是和以前大不一样。以前我们看到各国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的数字就差异很大。有的国家物价很稳定，甚至通缩；但同时另外一些国家，比如说我们过去若干年看到，津巴布韦还是天文数字的综合膨胀。所以国与国之间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国内政策体系调整的结果。

但是现在情况就有一些有很大的变化，总体来讲通货膨胀率比较低，而且除了个别情况，个别小型经济体或者是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体，全球都是较低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具有共性。所以物价水平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一个主要目标来讲，也呈现出共同运动的方向。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资本流动。

可以说过去国际货币基金总体来讲还是倾向于不要为国际资本流动设置过多的障碍。还要提高全球资本资源配置的效率，出现有一些问题主要还是要求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自我评估。比如你哪个地方作的不对，比如说是不是导致资本流动的异常等。

但是这次危机到了中期以后，国际货币基金开始出一些工作论文，就开始说，可能资本流动的问题还需要有重新的考虑。原因也是由于全球化的联系的紧密、跨境的贸易投资的水平比以前大大提高。此外，还有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美元化。

对美元化过去大家可能理解，比如说像津巴布韦刚才举的例子，在高额通货膨胀以后出现美元化，但是不只是那些。因为你是可以从各个国家支付使用美元的比例、存款使用美元的比例等等就是几项指标，最后来衡量一个国家美元化的水平。

我们说实际上有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美元化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也导致资本流动，同时也会引起如果下一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它的政策响应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全球主要央行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最近的冲击就是讨论全球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定义也是更加清晰。

一种冲击就是来自于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可能一开始 试图于解决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特别是跨境支付方面的一些弱项，希望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来提高效率，减少障碍。但是同时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基础设施，究竟应该怎么管理？全球主要央行在中间应该起到哪些作用？

特别是今年6月份，Libra拿出了白皮书。Libra最开始强调它的可能的有用的是应用方向是跨境汇款。我个人觉得选择方向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首先在目前来讲，大家知道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每秒处理的交易笔数相对还没有那么高，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一开始如果设想这种加密数字货币运用于零售环节，实际上这个功能暂时还做不到。而跨境汇款笔数相对比较少，这个可以作为一种选择。另外，跨境汇款当前的效率确实有问题，有很多人都对其有所诟病，所以从这起步确实是具有吸引力的。

紧跟着的问题是既然采用稳定币的形式，就有所谓1对1储备准备选择了一个篮子货币，篮子货币存在Libra协会，由该协会进行管理。

就出现了由于私人组织汇集起来的这样的Libra协会，是否能够全心全意的做好公共服务，是否大家会产生足够的信心？

果然在随后几个月中，这方面的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这就提出一个挑战。

我首先想说，跨境汇款问题是个问题。确实从全球的基础设施，我们现在比较依靠的主要是大型银行之间的提供跨境服务，而这些银行不见得在每个国家都有分支机构。另外，大量使用的就是SWIFT。但SWIFT从成立的时候，还是运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但是现在对其技术和管理、治理也提出了不少的质疑。

那么我们在Libra出现的前前后后，出现了很多议论，这些议论涉及到 全球主要央行之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如何提供更好的、更可靠的全球的基础设施。

IMF出了一篇工作论文提出叫eMoney，也可以说是电子货币．但是他也提出eMoney既可以是有账户和背景的，也可以是基于区块链的。但是确实eMoney要保持稳定，还是建议还是要盯住SDR。所以IMF就提出eSDR。或者是dSDR。总之就是说，还是应该由国际货币基金来管理这件事。

那么全球央行的交流机制，国际清算银行（BIS）也在讨论这个事儿，同时理清概念，那么提出了区别于央行数字货币和私人数数字货币，也就是CBDC和私人数字货币的概念。

前不久看到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提出了我们说是一种叫合成的强力货币。他的意思就是在概念上要跟Libra做出一定的区别。他认为这个货币是要由公共部门提供。所以他的整篇讲话中其实也讲了很多其他的关于金融基础设施的想法，思路跟CBDC也就是央行数字货币的路子也是有所接近的。

再往下我们前一两个礼拜看到了希腊原财长瓦鲁法基斯提出要由IMF接管Libra协会。

瓦鲁法基斯在G20范畴，在央行行长和财长的各种接触中，这个人还是挺有名的。虽然他当财长时间不长，但是他正好当财长，是希腊要处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关头上当了财长。这个人也很有意思，经常是非常反潮流地提出很多非常有争议的说法。

他提出Libra概念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Libra协会应该由IMF接管，否则就不具有公共性。

人们必然会怀疑一个私人的Libra协会是否会利用会有很强的利益动机，会拿准备金托管的钱去做别的事，诸如做贷款，或者是在金融市场做其他事情。这样的话，稳定币是否能够稳定、公众是否能够有信心会产生问题。

这个也跟我本人（观点很类似），我本人就是在Libra刚发行以后，7月1号我在白皮书出来以后，7月1号我在上海交大做了一个关于基金融基础设施的发言，当时也回答了一些问题。

我们也觉得就是说Libra的这种托管，第一Libra发行准备金的数量究竟是怎么确定的，会不会缺乏公众性？第二，就是说它的质量怎么样？也就是托管的钱是不是真正准备做为备付使用，还是可能安排别的使用？第三，会不会有赚取利息的动机？因为我们在中国发现很多第三方支付，说我要搞支付，通过科技提供更好的支付，但是有的支付机构实际上眼睛就瞄着预付金来了以后可以有利息收入，也可以做其他的投资，从中获得收益。所以这个看法也都是接近的。

这方面的议论，我只是举这么几个例子说明，都会产生这样的议论。因此，他也在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利用新科技、今后怎么管理的问题，也在呼吁全球央行之间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一种协作机制，特别是主要央行，特别是涉及到储备货币组成部分的这些央行，以便使全球金融系统更稳定，使得大家也更加具有信心。

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跟我们说以前各国央行都在管理自己国内的事务，这种变化，我觉得最开始所说到的全球化的进展。

也就是在近20年全球化进展过程中，我们看到贸易额的作用越来越大，跨境投资的作用越来越大。全球由于交通方便了，人员之间的交往，跨境的劳动力、旅游者都大幅增加。中国我们可以看看20年前出境是什么人数？现在每年都是超过1亿人次的出境人数。

所有这些的变化也都带来对金融市场、对金融基础设施新的要求，也提出了对SWIFT现有这种结构的质疑，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提高。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有些国家搞了很多金融制裁，导致另外一些国家可能是试图探讨在SWIFT以外的基础设施。当然SWIFT本身也在出一些新的产品，使得像跨境汇款、跨境交易变得更加简便。

实际上我本人也始终感觉跨境的，特别是跨境汇款的不便利，主要还不是技术上的障碍，不是技术选择、技术系统上的障碍，而主要是政策和体制上的障碍。因为有的国家可能对外汇有管理，有的国家对汇出有胀，有的国家都汇入有障碍，然后汇入以后对兑换有障碍。另外，一旦涉及到兑换就涉及到全球汇率体制的协调问题，这也是当前IMF等等其他相关的内容。

大家也许有的人认为全球应该说已经有增强央行之间协调合作机制的框架。但我认为其实还是没有。

在中国可能好多人都知道，中国人民银行联系IMF，也作为IMF的参与方；财政部联系世界银行，商务部联系WTO。

但实际上如果回顾二战以后，IMF成立的过程，以及IMF的章程和IMF自己定义的功能，它有全球金融系统稳定、金融系统出了问题救助汇率机制等多项功能，但是它的主要决策机制IMFC，但其中80%以上都是财长。所以所以可能在金融稳定、处理金融危机、救助等等这些问题上会起很大作用，但是还是缺乏刚才所提到的若干的协调功能。

另外，大家知道有BIS刚才说的就是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国际清算银行提供了央行之间的交流的平台。另外，巴塞尔是一系列的机构，其中包括了巴塞尔的金融监管委员会，但是在制度上和在授权上都没有真正的所谓央行主要功能的协调机制和执行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BIS有时候发出各种声音，但是应该说制度上没有执行力。

再有一个就是G20从部长会议提高到全球峰会，在2008年以后大概用了两年时间，把全球的金融稳定论坛提升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同时向G20报告。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协调央行在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能。但是货币政策协调和金融基础设施方面仍旧是很不充分的。

我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跟美联储打交道，那里有很多朋友私下都说到，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理事、主席、副主席对国际问题都非常的关心，实际上他们政策制定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刚才所说的政策溢出效应和对全球的影响。

但是一旦正式提交说明，特别是向国会提交声明或者对外表发表讲话的时候，他是非常明确说美联储的职责只对美国负责，不对全球问题负有任何责任。这是当前的现状。

我认为向这方面的走还只是开头，今后还会有很长一段的距离。但是我们可以从刚才提出的几个方面，甚至大家也可以从研究的角度发现更多的角度来判断，如果我们立足全球多边主义，并朝着方向去发展的话，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进展，才能满足我们如何应对像今天的题目，开放的中国与世界这样的大题目，

我就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点不成熟的想法，说错了请大家批评，谢谢。

楼继伟：贸易战有和解迹象 中国不同于苏联和日本

“从下一步发展看，估计贸易战会在一定阶段和解，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和解的迹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前理事长，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认为，发生这一变化重大的影响因素是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美国在技术上遏制中国，力图将中国压制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企图不会变。

楼继伟称，一年多来的全球经贸关系发展再一次证明了特里芬悖论的存在——美国是全球唯一拥有金融霸权的国家，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确立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以来，美元成为全球主要货币之一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美国必须面对“特里芬悖论”，就要保持储备货币的国家地位，其地位必须坚固稳定，但同时继续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用资本输入的方式来平衡国际收支，相应的发行大量的国债，并维持其高流动性和相对稳定、低风险的收益，从而各国央行购买成为外汇储备的主要部分，投资者买入用来对冲高波动资产的风险，或者作为杠杆融资的底层资产，相对来说美元汇率会比较稳定，美元因此适于作为结算货币。但是美国经济双赤字的状态反过来会侵蚀经济的坚固性、稳定性，这就形成了悖论。

楼继伟认为，美国政府和居民正是通过透支美元的信用，享受到了更多的资源和福利，“但是这种透支是有限度的，2007年美国联邦债务率上升到70%，居民储蓄率一度为负，过度透支了信用，再加上华尔街的过度创新和政府的监管放任，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他强调。

楼继伟称，目前美国联邦赤字率进一步上升到了103%的水平，居民储蓄率稍有恢复，仍然处于较低的状态，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认识到贸易赤字、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的必然性，特朗普总统所称的8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实际上都是过高的联邦债务率和过低的居民储蓄率造成的，不是美国吃亏，而是占了便宜。其它国家享受同样的经济福利，需要更为辛勤地工作，承担更高的税负。

“尽管美国对多个国家不断地加征关税，但是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9月底，美国贸易赤字累计达到了481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扩大了5.43%，加征关税并没有减少贸易赤字的作用，反而加重了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楼继伟称，“反全球化和动辄制裁不得人心

“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界、学者都认为贸易战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但打压遏制中国的言论倒是占了上风，核心是老二不能挑战老大的霸权。”楼继伟认为，美国将遏制的手段逐步转为经济全面脱钩和政治军事、地缘政治全面遏制，很难做到，在国内经济界和各国盟友很难取得一致，主要是反全球化和动辄制裁不得人心，打乱产业链、供应链对谁也没有好处，以及中国市场的难以替代性。

“中国不是苏联和日本。”楼继伟解释称，苏联带着封闭的计划经济阵营，在经济上与西方整体脱钩，而中国并没有一个封闭的阵营，是大幅度开放的，按照比较优势的选择，需求方和供给方都遍布全球。到去年底，在华外资企业约60万个，活跃的约40万个，分布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几乎所有的统计门类，这与苏联完全不同。

中国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也不同。楼继伟认为，现时的中国比起彼时的日本更为开放，而且国内市场广阔。

他称，随着大量加工贸易因成本上升转移出去以及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中国贸易依存度已由2004年的80%，降到近几年的30%左右，反映了产业链和供应链遍布全球。而当时的日本贸易依存度较低，1978年约为16%，产业链和供应链基本在国内布局，但由于国内生产小，以全球市场为主，特别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大，美国打压对其经济影响大，对其它国家外溢小。

“当时美国对日本汽车征收高关税，三大日本车企都到美国南方设厂，并把各自的产业链逐步转移过去。为什么选在南方？因为底特律的汽车产业公会太强大，而且顽固。在南方生产每辆车的成本比在底特律低约2000美元，这给美国的本土车企带来的巨大压力，它们也多次寻求改革，但改不动，直到2008年濒临破产，危机触发了改革，奥巴马政府救助的底线就是削减过高的福利，生死存亡，才达成了改革共识。这个例子也说明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关日本什么事？”

楼继伟强调，奥巴马政府后期就提出制造业返回美国，“但GM回得去吗？中国的汽车供应链是共享的，单独针对一家车企的部分较小，而且供应链全球分布，GM很难带回去。还有国内成本过高，是亏损和生死的问题。特朗普总统提出同样的要求，GM却在本土关厂裁员，到墨西哥建厂，哪个企业不愿意政治正确又正常经营？但如果政治正确意味着严重亏损，甚至破产，企业当然要选择活着”。

在楼继伟看来，美国政府对中国从总体合作共赢，保持防范，到现在美国挑头全面遏制，态度变化大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非西方大国崛起太快，在某些方面已有技术优势，变化速度快主要是民粹主义长期积累、集中爆发，理性的言论几乎很难发声，美国已经接近麦卡锡时代。

“基本的判断是遏制和反遏制不可避免，是长期的，但是不会出现苏美对抗的场景，全面的经济封锁对中国是做不到的。”楼继伟认为，通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来冲击美元霸权，不是安全的选项，大幅放松资本项下管制，长期资本外流或短期资金跨境快速流动，对经济没有任何好处。

他建议，企业家在运营和投资特别是域外投资活动中，要遵循责任投资的原则，其中公司治理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更为重要。要投入足够的专业力量，研判行业发展的可能变化，投入足够的法律人员，研究不去碰撞法律规则。长远来看，联合各国建立起一两个独立的国际清算体系，为反长臂管辖搭建基础设施，才可能威慑平衡。

杨伟民：高房价主因高地价 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杨伟民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毫无异议的，这个方向是绝对不会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的经济制度，基本的经济制度的第一条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让政府或者是其它的力量来去配置资源，应该也是属于毫不动摇的一个方面”。

但其也指出，当前主要的一些资源已经由市场在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有些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改进，需要进一步地放开，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主要是比较突出的，可能现在还是在土地上”。

杨伟民指出，此次《土地法》修改以后，主要是打通了城乡之间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的高房价最主要的还是由高地价所决定的，当然高地价就和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是相关联的。因为只有一个供应主体，但是购买者是很多的，必然有这样的情况。当然地方政府的领导在这儿，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因为这又涉及到财税体制的改革，比较复杂”。

“总之，我觉得大家要坚定一条就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方向，我们要向这个方向改进”，杨伟民说，“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我们改革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和重点”。

不应一窝蜂发展新产业 否则会带来全局性错误

在谈及高质量发展时，杨伟民强调了三点。第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

杨伟民指出，高质量发展首先还是要发展，没有发展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当然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就当前来看，我觉得需要防止经济的惯性下滑”。

“前三季度，每个季度下滑0.2个百分点，我觉得是幅度有点大了”，杨伟民表示，我国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有比较完整的、基础完善完备的基础设施，我觉得以中国的条件足可以再实际增长个几十年。

“关键就是各地区应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高质量的发展，不要走样”，他强调。

第二，坚持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并重。杨伟民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兴起，我国应当跟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步伐，大力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推进经济的数字化。

“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不能够丢掉传统产业”，杨伟民指出，像农业、养猪、食品、纺织、化工、医药、钢铁，这些产业虽然都是传统产业，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产业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相对于14亿人口的大市场而言，这些所谓的传统产业当中的许多产品与消费峰值远远没有到来。中国如果说有一个到来的，只有一个煤炭消费峰值到来了，其它的消费峰值都没有到来”，他称。

在杨伟民看来，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绿色化的改造，照样可以生产出高技术的、高附加值的、高质量的产品出来。“所以各地区不应该一窝蜂地去发展新产业，也不应该一刀切地去关闭退出传统产业，不应该有污染、有安全隐患就把传统产业都赶走了。有些地区需要腾笼换鸟，有些地区应该筑巢引鸟，产业体系完整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地方不能够打着国家政策的旗号盲目地关停，带来个体好像是正确，带来全局出现了错误”，他强调。

第三点，坚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杨伟民表示，产业体系不仅仅就是实体经济，其实上述四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要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纠正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之间的供需错配”，他说。

杨伟民谈贷款难：城商行应聚焦当地 结果跑到全国竞争

在提及小微企业贷款难时，杨伟民表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回归本源。所谓的“本源”，其中之一就是要回归本地，不要到处都去扩张。

杨伟民表示，这些银行应该优先为本地企业服务，“它们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比较容易的，都是熟门熟户的，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总比六大行更熟悉本地的情况、本地的企业。这个工作可能还是需要继续推动”。

“现在到北京去看看，各个地方的银行在北京都有。名字就叫当地的某某市的什么银行，本来应该主要是为当地的企业服务的，结果现在全都跑到全国各地，跟其它大银行去竞争，你竞争不过它，而且成本又很高”，杨伟民称。

傅成玉强调分配不均：靠劳动，什么时候能够买房呢？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傅成玉认为，由于分配不均导致世界格局在剧烈调整，底层则是企业的调整，企业发展目的已经改变，从为相关利益方奋斗，要改变为为民生奋斗，才能有未来。

傅成玉说，全世界这一轮改革到今天，出现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等，根本原因是这一轮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全球经济分配不公。第一个层面是国与国的分配不均，有的得益多，有的得益少。第二个层面，是国内的分配出现了更大的不公，这是全球化的两极分化。过去发达国家是橄榄球型，中产阶级人数相对较大，这一轮改革之后，中产阶级数量在下降，更少数人得益越来越大，穷人数量更多，得益越来越少。这导致国内人民的不满，各个国家出现了各种方式的混乱，最根本的内在原因就是分配不公。

傅成玉表示，分配与过去也不同，过去制造业的民营企业，经营几十年，积累几十亿的财富就很了不起了。但是当房地产起飞，今天是科技起飞，积累财富就变得容易了。现在这种发展阶段和曾经靠劳动致富的发展阶段不同了。于是，各个国家都出现了未来怎么走的问题。

中国一直以来坚持走全球经济一体化，支持多边主义，但是中国的分配问题仍然是国家重大的压力。“现在靠劳动，什么时候能够积累到能够买房子呢？”傅成玉说。所以，基本问题是民生怎么保证。这种情况下，将来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已经扩展到企业的国际责任问题，企业现在就要回归到一定要讲世界责任，对民生的责任问题。他表示，中国的企业不论大小，中国在2035或者2050年前，还按照为企业发展而奋斗就不行了，企业为民生服务才能有未来。

摩根大通朱海斌：2020年最大担忧可能来自房地产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表示，2020年最大的担忧可能来自房地产，从市场领先指标来看，2019年二三季度的卖地面积比去年跌了20%、30%，包括前三季度新开工的面积一直在下滑，2020年二三季度房地产市场主要指标可能出现下行拐点。

“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短期的行政管制手段像限购、限价等越来越长期化，而土地供应制度、土地财政制度、房产税等长效机制安排一直较为滞后，未来房地产如果维持韧性，可能大家都好，一旦出现掉头向下的拐点，政策上可能面临更艰难的选择。”朱海斌称。

张文魁：2020年汽车市场有望回暖 保有量上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汽车和房地产行业有望缓解，PPI（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GDP平均指数也会下降，债务就会增长，未来中国的基础建设很难会发生大规模的增速提高。

“我判断明年汽车行业会回暖，汽车保有量还是会有较大的上升。”张文魁直言，根据国际经验和国内已经调整两年的现状，汽车行业目前销量下滑幅度比较大，汽车行业已经遇冷两年，已经快到回暖周期。

谈及中国基建为何很难会发生大规模增速，张文魁表示，空间和资金都会受限。张文魁称，中国基建已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总的基数已经很大，比如北京地铁每年会新建几十公里工程，但大规模的加码已不太可能；资金来源也会面临困难，专项债已经是新债还旧债，如果再加资金投入，杠杆率也会上行，中国今年杠杆率已经上升10个百分点。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5G应用场景很多，与华为是竞合关系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撲表示，今年是5G元年，5G会有多个应用场景，但今年对于全球来说，5G最大的应用就是智能手机。

在谈到芯片领域的竞争时，孟撲表示，这个行业经常用到的词是竞合关系，我们和华为就是竞合关系。这也是高通谈到华为时，经常使用的词。高通总裁克里斯蒂安诺·阿蒙此前谈及中国企业华为时，也使用了“两家公司一直处于竞合关系”的定位。

孟撲表示，过去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关系，就是不将单纯的竞争关系变成了竞合关系，尤其是芯片行业这种关系非常明显。他提到，高通和华为就是竞合关系，华为也在研发用于手机的芯片，虽然华为的芯片是提供给自己的手机应用，而高通是提供给别人，但毕竟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有竞争关系。另外，华为也是高通在中国的最大合作方之一，高通为华为提供补充其他产品线的芯片。

孟撲表示，这样的竞合关系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只要是有竞争关系，大家都会投入更多资源能力，推动产业进步。

赵伟国：全球化无人能阻，中国半导体与美国差距大

紫光集团董事长兼CEO赵伟国称，“半导体是一个全球产业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地建立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和世界已经融为一体，割裂产业无论是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还是对个别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据财新报道，赵伟国在演讲中强调，社会各界应一起努力，让这个世界连接得更加紧密，而不是撕裂开。在尊重国际法律和知识产权的前提下，紫光近年来一直坚持和美国企业合作。“美国人根本不用紧张，我们离你们还差得很远，没有构成什么竞争和威胁。”赵伟国称。

赵伟国认为，中国集成电路虽然这几年在市场、需求、技术和政策等引导下，甚至有过热的迹象，但从投入来看仍严重不足。全球半导体巨头三星每年的研发和资本开支在200亿美元之上，英特尔、台积电每年在100多亿美元。反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一期只有1300多亿人民币，还花了五年时间，“中国什么时候有一家半导体企业，一年的研发和资本开支能超过100亿美元，中国集成电路才真的有竞争力。”

至于国内半导体产业局部的过热，赵伟国认为其实集中在低层次竞争。比如在芯片设计行业，全球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芯片设计公司一共不到1000家，但大陆约有3000多家，很多设计公司只有几人或几十人，超过1000人的纯芯片设计公司是凤毛麟角。

赵伟国称，中国半导体产业无论从技术还是投入规模，还是产业的成熟和理性来讲，其实和先进的国家和地区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乔润令：此轮城市城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北雁南飞”，

在“大数据和新一轮城镇化”分论坛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理事长乔润令在演讲中提到，此轮城市城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北雁南飞”，即北部人口向南方流入。在市场推动下，中国已经出现了东部求效率，西部讲生态，中部综合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根据数据显示，2017年末的常住人口显示，南方省份人口持续净流入，在30个已经公布数据的省份中，人口增量超过30万的11个省份中，除山东、河北和新疆外，都来自于南方。

乔润令表示，经过40年大规模工业化，20年大规模城镇化滞后，中西部人口仍然没有超过胡焕庸线，东密西疏的人口分布格局没有变化，胡焕庸线很可能继续锁定中国人口、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要义是人均收入的均衡，而不是经济总量的接近”，乔润令认为，在市场推动下，中国已经出现了东部求效率，西部讲生态，中部综合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刘胜军：人们对区块链的热情是被比特币误导了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表示，区块链目前受到中央的重视，但不代表只要做区块链就能挣钱。区块链走向成熟的挑战，一个是速度和效率；第二是在金融方面的应用中面临的政策风险，而目前区块链的主要应用场景就是金融领域；第三，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对区块链的热情是被比特币误导了。区块链应该被冷静对待。

刘胜军提到，央行数字货币受到很多市场议论，央行数字货币与比特币或Libra去中心化的逻辑出发点不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区块链的技术。他认为，央行数字货币能否成功，在技术上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推出后会不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实际上“比特币是因为逃避监管才受到欢迎，而央行数字货币不是这样。”

“央行数字货币未来面对的挑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能否激发市场使用的兴趣和热情。”刘胜军说，央行推动数字货币可以理解为前瞻性布局及技术储备，但推出后的效果怎么样还需要分析和思考。

周放生：据我所知中国企业“走出去”违规现象还是非常严重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协会副会长周放生表示，近期我看了法国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和马修·阿伦写的《美国陷阱》，书中详细讲述了作者本人经商的故事。跨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即使是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地区出现违规，还会受到美国法律的“长臂管辖”的相关法案（美国司法部援引FCPA展开调查）制约。

周放生表示，通过上市案例你可以了解到，合规有多重要。据我所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违规现象还是非常严重，我们现在“走出去”的第一位就是合规，企业家首先自身合规，企业也需要合规化，这个“合规”指本土法律规范和当地法案都要合规。

最后，周放生还说，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着重注意的，一方面是合规，另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处理好劳务关系、劳资关系，注意好后者可以避免当年“TCL收购汤姆逊”那样的的损失。

萨默斯：中美需要将能量整合而非仅辩论对错

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体现出两国从高层到民众之间态度的转变。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表示，中国应该获得尊重，同时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中美两国之间需要将能量整合在一起，而非只是辩论对错。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去缓和冲突，如何去实现和谐，只有通过解决这些紧张关系，只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总会有问题、总会有紧张关系，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11月9日，萨默斯在第十届财新峰会演讲时表示。

在演讲中，萨默斯先是回忆起自己1979年第一次踏足中国时的见闻。在40年前的上海，还是学生的萨默斯发现找个地方打国际长途回家都很困难。而此后多次往返中美的萨默斯，见证了中国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

“当然，也不是说发展的结果全部都是好的，也并不是说发展的方方面面可能都如我们的所愿，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萨默斯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管理好、平衡好这样的发展？”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萨默斯发现美国从政坛到商界对中国态度也有深刻的变化。自诩乐观主义的萨默斯在演讲中称，他比四年前更警醒。“我觉得很有可能民主党的候选人，不管是谁，肯定会批评特朗普总统，因为他们会批评特朗普总统跟中国太友好了，而不是太敌对。”对于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他如此说道。

美国商界对华态度也有些许变化。萨默斯表示，那些在20年前参与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程的美国人，在如今中美出现贸易争端之时，已经不如20年前那么支持中国了。“现在各个公司也不太是支持中美合作的态度了。”萨默斯称。

萨默斯还举例称，例如以前被美国忽视的太平洋各国“安全问题”，现在又受到美国重视；再如，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基本上不太可能独立于政府。“我认为出于这样的原因，现在就出现了美国的一个新阶段，而这样的新问题或心态不会在短期内转变。”萨默斯分析道。

“毫无疑问，在美国有好多的人就直接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中国，老百姓也特别能接受这一点。中国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是能够理解的。”萨默斯表示：“但与此同时，中国还是要扪心自问，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真正改变这种环境，改变这种舆论。我觉得中国有时对这些问题似乎不是那么关切，比如网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中国表现出来的状况反而让美国人更加的警觉、反感和担忧，我觉得这反而是有违中国利益的。”

萨默斯表示，美国在贸易问题上与全世界为敌的做法有很大的问题；中美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相互尊重，且意识到战略互信的重要性。

如何达成互信？萨默斯称，言行一致是重要考量。“我们应当做到言行一致，提出合理的要求，而不应当频繁地摇摆立场，特别是在磋商的过程中违背国际规则，尤其是在决策的过程中，这样这有可能会对其他利益相关方产生影响。”

此外，也应坚持国际规则。“一方给出政策，另一方希望能够确保政策的实行，任何的目标达成都不是单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只有真正通过行动来落实政策才能够建立信任。”萨默斯说。

如果中美双方对国际规则的理解有冲突，怎么处理？萨默斯称，那就应该采取外交共识。“现在问题的解决需要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我们不能只关注短期的商业利益，而需要考虑站在全球视角上怎么做才是对的。我们需要首先去厘清现实是什么、事实是什么，依此去预测国际的趋势和体系。”

“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要不然，我们未来的子孙后代就没有办法生活在这样和平静逸的环境中。”萨默斯说道。

前印度央行行长：短期内全球发生衰退的概率很小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财政学教授、前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表示，短期内全球发生衰退的概率很小，如果发生衰退也不会是由于货币政策引起的，而有可能是由于错误的政策，比如贸易政策和地缘政治等。拉古拉姆·拉詹表示，短期时间内全球发生衰退的概率其实很小，但如果下一次发生衰退将会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衰退。

认为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导火索将是严重的政策错误。比如在贸易领域，贸易摩擦中双方应该互相让步，降低关税，但现在的环境下很难有让步的结果，但只有降低关税才能让企业有信心进行跨国贸易。

第二个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可能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比如推高油价，对沙特等国家油田资源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所以，他认为如果有下一轮的金融危机会是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方面的胶着造成的。

拉古拉姆·拉詹认为，央行一直在稳定经济，在实现经济复苏方面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领域的脆弱性并不会造成新一轮的经融危机，但是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会冲击金融领域的脆弱性。他特别强调了国家领导力，认为在当前全球的变革中，过去的规则需要变成新的规则，帮助我们治理，要重新考虑全球利益平衡，而这样的改变需要好的国家领导力。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财政学教授、前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回答现场提问，印度最近几年发展迅速，会不会是下一个中国？他表示，中国和印度并不同，但可能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中国。

据了解，2018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7%，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投资持续复苏和消费强劲的支持下，印度2019年和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7.3%和7.5%，印度仍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拉古拉姆·拉詹表示，过去25年中印度经济增长率都是7%左右，这是非常好的数字。但如果和中国进行比较，从规模上来看，不管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是人均都是印度的四到五倍。所以中国和印度还是不一样的，但印度可能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中国。

比如中国在制造业上对于全球制造业来说都是革命性的，但印度不会在制造业上走和中国一样的道路，而可能是在服务业或者服务经济上开发潜力。拉古拉姆·拉詹表示，尽管道路不同，但毫无疑问，中国和印度一个是巨人，一个是潜在的巨人，未来需要更多的合作。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中等收入陷阱不适合预测中国未来

埃里克·贝格洛夫表示，全球价值链很脆弱，它根植于技术发展和政治因素。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以阿根廷为例，20世纪以来，阿根廷是比较富裕的国家，后来发展水平下降，未来发展的前景也不是很好，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典型案例。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逃离者在其早期就能够摆脱这个陷阱，未能逃离的，发展就会越来越慢。他认为，逃离这种陷阱是要从数量到质量的一种转变，也就是到创新驱动的一种转变。

对于中国来说，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预测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好的框架。1998年到2017年，从GDP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惊人，一般来说收入越高增长速度越低，但是在中国这个区间的增长和速度都很快。不过，后期中国也有一个创新密集型发展的区间。

埃里克·贝格洛夫认为，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现在是亚洲崛起的一个重要部分，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未来财富没有办法平均分布，未来有些区域，有些人得不到好处，尤其是对于中低端的劳动会被机器替代，未来受益者是高技能人才。但在这个过程中，要使这些受到影响的工作，不会对这些劳动者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颠覆性转变。

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对技术有大量的投资。全球也应重新设立新的多边主义，新的组织架构。

巴西官员：新一轮全球化中升起来的国家是最后的赢家

巴西经济部副部长Marcos TROYJO表示，过去几十年中，智力、日本、中国、德国等都创造了经济奇迹。可以看到世界各国，有一类是在GDP中有30%-40%来自于外贸，另一类则是比较封闭的。以巴西为例，巴西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慢慢变成一个闭关的经济体，发展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随着历史的推进，我们看到贸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成功的国家来说，也是能够适应全球化脚步的国家，这是成功的秘诀。”Marcos TROYJO说，2008年之后全球化开始了新的周期。而现在，我们又能看到脱钩、对全球化的各种抗议，甚至曾经非常自由的国家现在也开始抗议全球化了。

Marcos TROYJO表示，现在的“沾沾自喜”注意开始抬头，贸易就会受到限制。之前所谓的深全球化周期就会变成一个反全球化周期。反全球化会持续很长时间吗，还是会慢慢消失？Marcos TROYJO认为，这种反对会长期存在，但未来15到20年，将会是一个重新全球化的周期，或者叫“再全球化”。

Marcos TROYJO更愿意将正在发生的事情（即贸易摩擦）看做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一种标准的竞争，关于劳动力、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标准一种博弈。基于这些标准，传统发达国家有一定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也会有更大的话语权。他认为，随着新一轮的全球化，或者再全球化，能够升起来的国家就会是最终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