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ayekist  秦朔朋友圈

编者注：提醒读者，本文塞了不少新自由主义者的不少私货，请读者注意鉴别！

因不满西班牙最高法院对9名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导人分别判处9至13年的有期徒刑，连日来，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大规模抗议和骚乱，形势日趋紧张。当地时间10月18日，超过52万人在巴塞罗那上街示威和游行，工会发动大罢工，部分激进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当地时间27日（即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非法单边宣布独立两周年的日子），约8万名加泰罗尼亚地区民众在巴塞罗那举行反分裂游行。

加泰罗尼亚地区在历史上曾是独立的大公国，先于15世纪臣服于伊莎贝拉一世而并入其创立的共主邦联国家，继而在19世纪并入西班牙君主国。然而，加泰罗尼亚并没有随着其他的邦联小国一样彻底融入西班牙这个国家。他们在语言、文化和习俗上自觉且长期地与西班牙其他地区保持着区隔，所以一直有强烈的独立倾向。该地区的独立派们甚至宣称，独立的渴望已经延续了一千年。

这是当代民族国家内部逐渐加强的分离风潮，对西班牙当下的民主与法治构成了最强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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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班牙的崛起

东西方文明的交融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先后三次发动西征。元宪宗二年至世祖中统元年（1252~1260年），蒙哥大汗策动第三次西征，派遣兄弟旭烈兀率领10万大军进攻波斯，攻陷沿途诸国。

元世祖中统元年，旭烈兀大军占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继而进攻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击败巴尔干诸国联军。随后，旭烈兀分兵渡海，占领富浪国（即塞浦路斯岛），使地中海诸国，大为震动。

东罗马帝国和西欧的天主教诸国闻讯，纷纷派来使者欲与旭烈兀联盟以共同讨伐当时的伊斯兰教国家。恰逢此时，蒙哥大汗逝世的消息传至军中，旭烈兀罢兵东归，西征终止。此后，蒙古帝国存续期间，再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西向征伐战争。

然而，东方与西方的政权却因由这一次西征实现了第一次外交握手。东方诸国的香料、丝绸、瓷器、艺术品开始大规模地输入西欧诸国，刺激起西欧诸国王室和贵族的无限消费欲望。倘若没有了精致的瓷器、迷人的香料、华丽的丝绸，生活还有什么品质可言？

同时因《马可波罗游记》渲染，东方诸国异常繁荣与富庶的传闻激起了欧洲人的无限神往（据考证，当代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来没来过中国，他的游记中种种夸张化的描述，恐怕是道听途说和想象的产物）。

奥斯曼帝国阻断了东西方的交流通路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灭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控制了经由地中海沟通东西方的商路。奥斯曼帝国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使运抵西欧的东方贸易品数量锐减，价格倍增（据说价格上涨了8至10倍）。

这时候东西方文明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东方内敛、自给自足的文明传统，对于阻断的贸易不以为意。取代元的明政府干脆实行海禁政策，闭关锁国。而西欧国家的外向、追求互换与合作的文明传统则激励他们不断寻求绕开奥斯曼帝国阻挠的新商路。到东方去，去贸易，去赚钱，成为欧洲不可抑制的渴望。

此外，当时的西欧诸国对东方的贸易中处于严重的贸易逆差地位，作为支付手段的贵金属大量外流，导致其有很强的动因去降低贸易成本以缩减逆差。

大航海时代与西班牙的崛起

这时候，西欧的文艺复兴完成了第一科学启蒙，“地圆说”传播深广，且有坚定的信者，认为从欧洲向西航行可以抵达东方。勇敢的水手不乏向西航行，探索新航路的冒险精神，可组建跨越大洋的船队需要巨额资本，且要承担不可知的风险。这种投资需要巨大的魄力。

热那亚水手哥伦布就是西航印度的狂热者，1484年开始不停地游说欧洲的王室希望得到资助。然而，当时最具冒险精神的葡萄牙王室也无情地拒绝了哥伦布，更遑论强大却保守的法兰西王国。

直至哥伦布遇上了一代“明君”西班牙天主教双王伊莎贝拉一世与费迪南二世（所谓的“明君”无法得到全部自由灵魂的认同，“彼之蜜糖，吾之砒霜”，这进化永恒争议的话题，本文所涉的伊莎贝拉一世、佛格朗等等，均如是）。这对强强联合的CP经过一系列坚定的战争，清除了西班牙半岛上的其他割据王朝，并拔除了穆斯林嵌入半岛的所有据点，构建了今日西班牙的基本国境，实现了近代西班牙的统一。

1492年，西班牙半岛上的最后一支分裂势力格林纳达王朝的国王巴拉迪尔投降，龙颜大悦的伊莎贝拉把在皇家科学院供养6年之久的哥伦布找来，签订了历史上最大的风险投资（VC）协议，即《圣塔菲协议》。

该协议任命哥伦布为西班牙海军元帅，率领3艘帆船向西航行，发现占领新的岛屿和陆地。女王允诺他成为新领地的总督且可以继承，并将得到探险收益的10%，而且任何前往新领地的船只，哥伦布都可以获取1/8的利润。当时，刚结束内战的西班牙国库空虚，财政十分紧张，为了筹措营造跨洋帆船的资金，伊莎贝拉一世不惜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作为风投资金。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带着伊莎贝拉一世呈交给印度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87名水手启航。经历种种险阻和磨难之后，船队没有抵达印度，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在考察了多个岛屿并宣示了女王的主权之后，1493年，哥伦布的船队满载货物返回西班牙，货物中包括美洲特有的农作物——烟草、玉米、马铃薯等。

从此以后，西班牙的船队忙碌地往来于欧洲和美洲大陆，联通了原本隔绝的两个世界。凭借着来自美洲殖民地的黄金与白银，西班牙也由此一跃成为当时欧洲的绝对霸主。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掠夺了186吨白银和200多吨黄金，而同期世界金银的总产量也不过才450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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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衰落

不同国家治理传统的进路

作为一代“明君”，伊莎贝拉一世与费迪南二世不仅统合了西班牙半岛，建立共主邦联国家，驱除了异教徒（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建立了当代西班牙民族国家的雏形；而且通过大航海奠定了世界霸权的基石，可谓彪炳史册。可惜，这种个人开创的盛世不足百年就走到了尽头。

由于伊莎贝拉构筑了强有力且缜密的中央集权系统，使得西班牙的王权不断扩张，窒息了社会的活力。这与中国明清王朝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所以，杨小凯认为，与新大陆为开端的全球化贸易进程中，西班牙除了王室特许的公司有经营贸易的权利外，其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于是，贸易中获取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特权阶层的荷包。其他大部分的西班牙国民，并没有享受到贸易带来的好处。

同时，从新大陆输入的天量黄金和白银被特权阶级用于挥霍性消费，造成了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有学者推断，16世纪西班牙的年通货膨胀率高达400%到500%。因此，西班牙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阶层高度固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的国家治理传统。丹尼尔·汉南在《自由的基因》一书中认为，自由与其说是“西方的”、毋宁说是“英国”独有的发现。正是自由的观念促成了欧亚大陆西端一角湿冷孤岛上的居民形成了国家是个人的公仆而非主人的观念，并渐进地形成了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治理传统。即高度尊重财产与契约，王权亦不能侵犯或践踏。

所以在大航海时代，英国在自由传统之下，王权受到制衡，置于产权和契约之下，再置于法治之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英国的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可以自动注册，不需政府事先批准，民间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精神保护个人财产权。

这样，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国有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私人贸易公司从大西洋贸易中获得财富。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财富阶层同时也获得了比旧有的土地贵族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社会中的新富群体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各阶层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社会流动性变强，各种思想、各种创新发明不断涌现，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无敌舰队的陨落与日不落帝国桂冠的转换

16世纪下半叶，积极拓展全球贸易的西班牙和英国的矛盾持续激化。在当时全球的既有秩序和治理格局，唯有一战（二战后，战争的荒谬与害处已经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人民认为大可以有别的方法和手段来调和国与国的矛盾，而非发动战争，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1588年8月，西班牙和英国在英吉利海峡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激烈大海战。参战的西班牙实力强大，武器先进，战船威力巨大，兵力多达3万余人，号称为“最幸运的无敌舰队”。而当时英国整个舰队只拥有不足9000人的作战人员。两军相比，众寡悬殊，西班牙明显占据绝对优势。

海战的结果在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貌似鼎盛的西班牙战败，而英国获得大航海时代的制海权，开启了伊丽莎白一世的黄金时代，成为新的“日不落帝国”。所谓意料之外，就是这种以弱胜强的战例，似乎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

但西班牙与英国当时的较量本质是两种治理模式的较量。与“明主”伊莎贝拉一世的集权专制选择不同的是，伊丽莎白一世秉承“我观看，而且我沉默”的理念治国，顺从并促进英国从君主专权向议会主权转化，开启了开放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治理架构雏形。所以，更具活力的英国获胜又在情理之中。

这种例子，史不绝书，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出发点。伊莎贝拉建立的宗教裁判所臭名昭著，该法庭融法官、陪审团、起诉律师和警方调查人的权力为一体，以其刑罚手段凶暴残忍和审理程序粗糙不公而闻名。这个裁判所一方面残酷迫害异教徒，另一方面则成为伊莎贝拉CP打击政敌巩固统治的工具。伊莎贝拉CP身前尚可审慎利用这个政治暴力工具，传至后代则逐渐失控，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都可能遭到宗教裁判所逮捕，伊莎贝拉的开拓和冒险精神自然不能传承，甚至整个西班牙社会都近乎陷入一潭死水。

1588年大海战中，英国应用新的战术和武器，用亚当·斯密所赞叹的分工与合作发挥出舰队的最强效率和战斗力；而西班牙则仍沿用着陈旧的战术思路。此役不败，也必然要败在别处。

1588年无敌舰队的溃败，对西班牙虽是切肤之痛，却绝非致命伤害。只是西班牙衰落的国运进一步被强化，专制的王室拒绝任何反思和检讨，自然无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并交易改善，而同样僵化的西班牙社会一样无力去应对新技术时代的种种变革。紧接着，在1648年，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争再次落败，丧失了在陆地上的军事优势，逐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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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班牙

1837年，伊莎贝拉二世通过君主立宪将西班牙正式合并为一个国家，用西班牙一词“España”（源于腓尼基语，意为“野兔”）命名，结束了300多年的共主邦联模式。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西班牙落败，被迫向美国割让了波多黎各、关岛等地，并廉价出售了菲律宾（2000万美元）。西班牙就此丧失了所有海外殖民地，国际大国地位一去不返。

此后，西班牙政权更替频繁。

1931年4月12日，西班牙王室被推翻，第二共和国建立。

1936年2月，西班牙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联盟在大选中险胜。在获得合法政权之后，左翼联盟开始大规模推行包括激进的土地改革、取缔耶稣会、打压天主教等饱受争议的极左政策，引发了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力反弹。

军人佛朗哥发动叛乱，带领驻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军与苏联支持的共和国君展开了长达3年的内战。

1939年，叛军获胜后，西班牙的专制基因再次显现威力，佛朗哥窃取权力，开始了长达36年之久的独裁统治。

佛朗哥时代

1939年佛朗哥执政之始，西班牙是当时欧洲落后的农业国。1975年佛朗哥去世时，西班牙历经数十年经济飞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11大经济体。威权主义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魔力。佛朗哥是一个高度富有争议性的人物，歌颂者和谴责者的看法针锋相对又水火难容。

1945年佛朗哥同时又命令报刊不得再称自己为“领袖”，而改称“国家元首”，这样从舆论上实现了去法西斯化的倾向。

1947年7月西班牙举行全民公决，多数民意赞成西班牙成为君主制国家，佛朗哥顺杆爬地承认了这一结果，宣布西班牙是天主教的、社会的、代议制的立宪王国，自任终身国家元首。

1966年7月，佛朗哥又立末代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为继承人。

二战后，佛朗哥政府实行意识形态模糊化、社会文化多元化、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给西班牙留下了技术专家治国的经济管理制度和一个现代管理阶层，这让一个曾在内战时期饱受贫穷困扰的农业国家得以崛起，取得了生产资源以及与它的南欧邻国大致相当的生活水平。”（《纽约时报》社评）

按世界银行数据， 1975年西班牙的人均GDP为16590美元，相当于英国同年人均GDP的85%（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

有研究认为，之所以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出现经济腾飞的奇迹，主要与1959年佛朗哥开始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转型有关。

当年，佛朗哥政府接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制订的“稳定计划”，通过取消统制经济和自给自足，恢复市场经济原则和对外开放局面，实现国家经济的全面振兴。其内容要点包括：

放宽乃至取消对外资的限制，积极引进外资及国外新技术；

逐步取消对外贸易数量上的限制，用关税调节进口，让更多的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

使比塞塔贬值并成为可兑换货币；

紧缩银根，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取消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在此前，因执行“替代进口”战略，西班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财政赤字飙升、通货膨胀加剧，贸易逆差和外汇短缺的严重威胁。

为期三年的“稳定计划”结束之后，西班牙又连续实施三个“社会经济发展计划（1964-1975）”，全面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

此外，这一时期西班牙的经济发展还因为佛朗哥“懂得国家的发展与福祉需要有文化的人民与更为先进的教育制度，尽管他希望这些都在新传统主义天主教文化的指导下出现”（摘自斯坦利·G.佩恩与赫苏斯·帕拉西奥斯合著的《佛朗哥传》）。所以，佛朗哥对教育舍得投入，基本上在其治下建立起与西欧诸国接轨的教育体系。

佛朗哥后时代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病死，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恢复君主制，任命首相，拥抱英式议会政体。

1978年全民公投通过的新宪法正式适用，该部宪法规定西班牙的国家主权属于全体西班牙人民，政体是议会君主制，国王是虚位君主，代表国家但不享有实权；设立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制议会，两院各自独立又相互制衡；政府首脑是首相，按惯例由西班牙王国国王任命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

与战后没有经历过权威主义统治的西欧、北欧民主国家相比较，佛朗哥死后的西班牙，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近十年更悲惨的与希腊等国沦为“欧猪五国”。

“欧猪五国”是国际经济媒体对欧洲5个疲弱经济体的贬称，包括经济不景气、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这五个欧洲国家因其英文国名首字母组合“PIIGS”类似英文单词“pigs”，“猪”，故因此得名）。

按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西班牙的人均GDP为33146.4美元，只有英国同年人均GDP的77%（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显示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二者的差距拉大。

此外，当代西班牙是欧洲最腐败的民主国家之一。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编制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2018年的排行榜，西班牙在177个国家或地区的排名跌至44位，在欧盟28国的排位中处于靠后的位置。这与佛朗哥的权威主义治下形成政治腐败、官僚主义、贫富差距等负面遗产，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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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9年10月，西班牙中央银行行长Pablo Hernández de Cos发表声明称：国际贸易争端及英国退欧是政治不确定性的外部风险因素。而西班牙内部的“政治不确定性”风险也在上升，一方面是受到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新一届政府迟迟未能组建完成，当地时间11月10日再次举行议会选举，依然没有“明显赢家”，这已经是六个月来的第二次，四年内的第四次。

这些不确定性的积聚都在加剧西班牙的经济困难。

加泰罗尼亚闹独立，与英国面临北爱尔兰的独立仿佛有相似之处，但最终的结局可能会大相径庭。

国家间的竞争是一场长跑。

在1588年大海战之后，说英语的国家基本上一直领跑全球，完胜说西班牙的国家。这一次，西班牙的人民会作何选择？

但不论人民如何选择，一切以和为贵。对话不可少，妥协不可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