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丹|信集团原董事长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本文根据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2019年9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信大讲堂第五十八期·祖国变革的人生体验”上的讲话整理，本文为演讲上半部分，主要讲述的孔丹的成长经历和他在文革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人生体验与所思所感。

我有一本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经历。那这件事是我两个朋友推动的，一个是王岐山，一个是马凯。王岐山和我当年是作为朋友之间交往，马凯同志原来也是我的学长，在我六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一首诗，描述我的性格：“半生长卷已斑斓，更有殊才上笔端，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说这样一种性格是怎样形成的，通过说我的故事，我想表达的是在我们国家的变革中，我们每个人的角色——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洪流中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一起构成了宏大的历史。

前不久，在7月1日，《求是》杂志和我约了一个笔谈，我写了一篇短文叫做《不忘初心，永久奋斗》。怎么理解永久奋斗呢？这是毛主席在延安说的“永久奋斗就是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72岁，1947年生。基本上和共和国同龄。习总书记在北大的讲话中说过，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机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实践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我的革命基因来自于我们党夺取政权站起来的过程。我的家乡叫江西萍乡，萍乡就是过去安源煤矿的所在地，安源煤矿是工人运动的策源地，而且它还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策源地。我的父亲和母亲当年是在毛主席的窑洞前举行的婚礼，同一天结婚的还有邓小平和卓琳。

我父亲参与了中国站起来的历史过程，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做过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二十五六岁，跟在座的同志差不多的年龄。后来又到南方局，总理做书记，他做组织部长，后来又做社会部，也就是情报机构。所以基本上他有长期白区做情报工作的经历。

我的幼年和少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49年到1976年，一共17年，我们那个年龄的人，都会说一个17年，一个10年，两个加起来是二十七八年，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是当时大的背景，我们在北京作为小学生，中学生，是在这个背景下成长的。

我知道在座的都是学霸，跟你们相比我很惭愧，我没有机会到清华这样一个高等院校里来，但是我当年也是好学生，按照毛主席说的“又红又专”的三好学生。所以我当时在北京四中，在六十年代，我们的毕业生应该差不多有四五十个读清华，四五十读北大，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

那时候我也是很努力的学习，很早我们学俄语就过关了，然后就自学英语。当时我的条件是可以获得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资格，如果到哈军工学习就相当于服军役，参军了。我自己的目标想做一个清华的理工男，我有两个理想中的方向，这两个方向都是国防建设的需要，一个是自动控制，一个是工程物理。自动控制我脑子里想的是和导弹有关，工程物理就是核工业，我们作为学生在那个时候有很浓烈的家国情怀。

后来在1964年四中、六中、八中有一个学潮，被称为“四六八学潮”，我们的一批同学认为学校的领导班子坏了、烂了，推行修正主线，他们中的一些人给中央写了信，学潮就闹起来了。然后我们搞了“四清”，也是那个时期的运动，北京市委给四中派来了“四清”工作组，因为我是一个可以来平息学院的领头人，所以我就入党了。那个时候我能以中学生的身份入党真的很幸运，当时我们国家很长时间不在中学发展党员了，刚开始恢复在中学发展党员，我有幸成为那批的预备党员，那是1965年，后面我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预备期才有机会转正。

在这期间，在我们正在学习的过程中间，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想去报考清华，我脑子里没有任何的想法觉得这和我们的个人发展有什么关系，就是觉得国家需要国防建设的人才，所以我们要往这个目标努力。我北京四中的学长俞正声同志大家知道，他就是保送军工院校的。当时我们大家的愿望和理想就是为国家建设服务，有很多的时代背景，包括中苏论战，包括我们国家正在一个和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关系都非常紧张，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那个背景下怀揣着读书建设国家的理想，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后来文革开始，废除了高考，我们原来正常的求学历程就戛然而止了，我当年在北京四中的高三，我们正在准备高考，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就停止了。这个时期我的家庭和党、国家和人民，一起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我遭遇了这样一个人生际遇，碰到这样一个时代，但是没有动摇我的信仰，我们组成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叫“西纠”，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混乱的，都是红卫兵很暴乱的状态。大家能想象当时全国各地大城市，从北京首都开始发生了混乱，严重的情况到了打砸抢。

因为我们北京四中在北京市的西城区，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后来在历史上被人叫做“西纠”。现在回头看我们“西纠”是对文革潮流的一种反动，和当时中央推动的文革潮流是对立的。我们当时做了一些事情：保护著名的钢琴家刘诗昆；当时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到北京来串联，我们在北京站秩序混乱——周恩来总理亲自找我们几个负责人布置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当时被民族学院揪斗的班禅，我们保护他的生命安全——这也是周总理亲自部署的。还有一些艺术家的家属等等，我们还和当时的造反派，比如说地质学院有一个组织叫“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组织发生冲突，这些都是当时我们做的。

“西纠”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命运就影响很大。我的母亲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多年——她1953年被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所以我少年的时候是在总理身边长大的——后来我的母亲被四人帮迫害，被江青点名，最后她就自杀了。我的父亲孔原，他长期是我们的情报战线的领导人，在文革1966年，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利用“西纠”的事情，对我进行迫害，同时牵连了我的父母。所以我的父亲被监禁了，从1966年底到1973年，父亲入狱七年——60岁进监狱，67岁释放。

我自己也被抓起来了，抓了四个月，在里面的四个月，我要生存，要跟狱友们沟通，同时我也还在学习毛选，学习英语，这四个月为我后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66年12月23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进了监狱，我的母亲就是那一天自杀身亡，我父亲那时候也进了监狱。后来到1967年的4月22号，这一天我也记得很清楚，因为是列宁的诞辰，那一天我被释放了，周总理包括江青还有当时的中央工作小组，后来四人帮的成员在大会堂接见我们，所以我的监狱生活比较短，就是四个月，我父亲就比较长——在监狱待了七年。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人生际遇， 我曾经有一个清华大学的梦，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梦破灭了，我们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跟各位学子比，我们的命运是另类的。所以我人生的第三个节点就是上山下乡，我把它叫做“社会大学”，也叫“江湖大学”，“江湖”就是广大的社会实践。我到了陕北，在延安延长县的高家沟插队，在那里待了四年。

我们的父辈来自于人民，为人民打江山，为穷苦人翻身，艰苦奋斗几十年。所以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和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人民的疾苦，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既来自父辈，从事革命斗争和建立新中国的理想信念的传承，也来自于我们与劳动人民的亲密接触，这是“上山下乡”给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力量，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财富。我们亲身感受到人民渴求脱贫致富改变农村面貌的强烈愿望。

我们当时是实实在在的脚蹬土布鞋，身穿土布衣，有的还扎着头巾、插着旱烟袋，和我们朝夕相处的都是农民兄弟，这是我们当年陕北农民的写照，我当时的感觉觉得还是很潇洒的。我觉得陕北不仅是我们劳作物的土地，而且是我灵魂的故乡。那些老乡不仅仅是陪伴过我的乡亲，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就会知道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从哪里来——为了解决我们中国主要的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困难，怎么改变他们贫穷的状态。

我们在劳动之余一直在读书，我曾经去上海时，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跟别人说：“孔丹在窑洞里还在读黑格尔，你知道吗？”所以他老调侃我，说给我们讲讲黑格尔的逻辑学吧。其实我相信多数的知识青年的生活，不像有些电视剧和文学作品里面的描述的那样。有一个电视剧很有名的，叫《血色浪漫》，里面描绘的这些知识青年整天偷鸡摸狗，不干活，谈恋爱，都是这一套。有人对我说，孔总你们当年那么浪漫，我很羡慕。我说我们没有这样，都是老老实实的做农民。

在劳动之余，我们的精神生活就是读书。读好多类的书，黑格尔其实只是一种能够索取获得到的书籍，因为公开出版了。还有一些书当时在六十年代叫做内部书，黄皮书就是文艺类的书，包括当时前苏联的一些，当时我们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一类文学书籍，还有灰皮书，有一些政治和战略内部的书籍，还有大学的教材。在陕北，我们也读大学的通用课程，也读一些名著。

我们的条件很艰苦，在陕北打石板，用树杈支在窑洞的壁上，那时候消费最主要的是买煤油，晚上读书。在陕北我们晚上耕地，牛要夜里上山，早上下山。寂寞了，我们就唱歌。唱酸曲，陕北人唱信天游，情歌，酸曲，我在那里学了几十首酸曲，到现在我还能唱，也是我生活的乐趣。同学们前一段时间一定读过一本书叫《习近平青年知青岁月》，那本书里面有几十篇访谈，其中有一篇访谈是对我的访谈，我在那个访谈里面做了一个对习近平同志的对比，那个题目叫做《陕北青年》——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1969年初习近平15岁去陕北，我是22岁去陕北，我跟他差了七岁。他是22岁离开陕北到清华来读书，22、23岁差不多是一般本科学生毕业的年龄了。

我们当时离开北京，车一开，火车站站台上面一片哭声，大家背井离乡，我当时看他的讲述，他跟我差不多，我们有解脱的感觉，离开北京的迫害沉重的环境，我们就解脱了。我们家庭背景也近似，他父亲习仲勋1962年受到迫害，1978年才平反。我父亲1966年被监禁，1973年被释放，1975年平反，应该说他家庭承受的压力更大。习近平1974年在农村入党，但是按照他的家庭背景，当时他父亲还是“黑帮”——我们的父亲当时就被叫做“黑帮”——他怎么能做党支部书记？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能力非常强。

我是1965年入党，我在农村几次整党运动都转不了正，因为我的家庭问题，我们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术语叫“可教子女”。可以教育好，还能教育好，但是就是不给我们机会转正。所以我到了1975年才转正。他读书的范围更广阔，目的性更强，他的志向很大，很早很早读军事类的书，我们当时看什么？二战的回忆录而已，像《朱可夫回忆录》，而他读《战争论》，他会把有些地图放在炕上研究，到今天想想军改这件事，多少艰巨的系统性的事情，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领袖是怎样产生的？我想和他早年这样的基础有关系。

大家可以把自己跟他对比。我想，不是说他当初就是想做领袖了，而是他扎根在人民中间，但是他的志向远大，我跟他对比，我自愧不如，有差距。我曾经跟党校的领导同志讲，我说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评论我们党的领袖，用这种口气说话有没有点不恭敬？后来他说你放心，这个经过探讨了。大家想一想，当时他15岁是少年，我是青年，他的家庭压力更大，他更勤奋的学习，志向远大。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说法，历史的规律要认识，但是很多事情要通过那些真正有对历史的规律有悟性的，有战略自觉的人，通过他们的手才能得以实现。

所以延安这个地方很厉害，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人到延安，一次是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最后从延安走出了毛泽东；第二次大批的人到延安就是知青上山下乡。怎么评价这件事？我觉得这就是历史，不是简单的说对和错，而是说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为什么搞上山下乡？有平息文革的考虑，也有一项是解决社会就业的问题，这是一个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一件事。可是就这件事竟然造就了我们党的最高领袖。

所以这一段我为什么要着重讲，虽然我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曲折，而且上山下乡就是文革的构成，不是在文革的之外——1966年到1968——1969年学生闹事，然后到1968、1969年大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它对学业的连续性的影响和阻断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愿意隐去的一段历史是，实际上那个废止高考的倡议就是本人曾经在北京四中担任学生领袖的时候倡议的，就是自己废了自己的武功，但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解释一句，实际上是中央已经决定了废除高考，但是跟我们有一个吹风，然后觉得我们有影响力，说四中你们带头写一封信给中央。所以我现在名声很不好，你查我的老底，名声不好就是这件事，自己废自己武功，所以大家说你没有考上大学是罪有应得。

我想说这么一段经历，我觉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实就是总书记心里时刻装着人民。这两天的新闻我看到农业部长和国务院扶贫办的两位同志都明确说了，明年彻底要消灭贫困，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工程，在我们手里要完成。我觉得总书记以我对他的理解，他深刻理解人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书记在陕北的根扎的有多深，他执政为民的初心就有多坚定，率领我们党进行的脱贫攻坚战就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我自己的经历就不多说了，1976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个对年轻同志来说，你们应该还是要注意有几个历史节点，那一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朱德逝世，9月毛主席逝世，之后在10月，不到一个月就抓捕了四人帮。这个爆发点是在4月份，在清明节首都人民走到天安门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敬献花圈，被镇压了，历史上称为“天安门事件”，后来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几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个历史的节点就发生重大的转变。

我的认识是，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是从反面展开再返回到正面，再深化出来，没有百年被列强打压，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历史长远的展开。大家现在说“百年之未有大变局”怎么理解，我觉得起码要理解到我们这个历史的起点和中间的阶段，我们可以再往前看，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说中国，也可以说全世界，有人说这个“百年”要从三百年说起，还有人推到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总而言之，这是我们复兴道路的起点。没有各种道路痛苦体验，历史和人民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看李鸿章，他作为老臣花了很大的精力想挽救这个局面，但是他成为了一个耻辱外交的承担者，所以没有左倾入侵带来的红区95%，白区几乎100%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确立。其实毛主席地位的确立不是遵义会议，一直到延安还有一段时间，当时王明还占有相当大的高的地位。毛主席在七大上确定下来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痛苦，是鲜血，是牺牲形成的。所以，没有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全国从高层领导到广大人民群众——像我这样的人民群众——带来的冲击、反思，就不能有后来坚定回到曾经被偏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没有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

所以文革对我们中国来讲，对我们民族的命运来讲，当大家都从反面看的时候，你从另一面看到其实它起着一个极大的像火箭的助推器的作用——反向的助推器——我的说法是后来找到了根据，我以为是我自己听了这么两句话，邓朴方说老爷子也是这个看法，他说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可能制定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以及政策。三中全会的确立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我讲的这一段就是想说一下在我们祖国，我们国家的变革中间的文革是有它特定的一个历史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