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五百年来谁著史》

来源：经济导刊

导 读

2010年以来，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7到1949》等著作，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在校学生和领导干部中产生了很大反响。本文是《经济导刊》就发展中国学派问题，“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韩毓海进行的专访。

我们走过了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

张宇奇：孔丹同志最近提出：“构建中国学派，正当其时”，在您看来，提出“中国学派”，是不是意味着：现有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发展历程？

韩毓海：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每个人，每日每时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但是，问题在于怎样解释、描述这个伟大的社会变革。

我们现在谈话的这个地方，曾经是清代成亲王府的一部分，1900年被八国联军焚毁了，对面的圆明园的命运也是如此。八国联军总共才有多少人呢？万把人就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可见，百年前的中国衰弱到了什么程度。

从我自己身边的事说起吧！最近，我到山东聊城看望父母，聊城这个地方，自大运河开通后，曾经非常繁荣，北京大学的两位前校长傅斯年、季羡林都是这个地方的人，傅斯年的祖上傅以渐，是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后来做了宰相。但是，1885年黄河在阳谷张秋镇冲断了运河，从此北方运河断流，这里沦为黄泛区，捻军、义和拳都是从这里起来的，鲁西从此兵匪交加，民不聊生。与文化有关的人物，就是清末聊城唐邑县出了个兴义学的乞丐武训。

新中国成立后，聊城开始了文化的复兴。这里有两个契机：一个是1970年的战备，当时要把高校从城市疏散下去；第二是1975年搞教育革命，解决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问题。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抓工作力度很大。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父母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聊城去办大学。

几千年来，中国教育资源都是从地方往上集中的。把教育资源下放，这可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而在聊城这种地方办大学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我父亲40岁，他当然也不愿意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但是要准备打仗，加上党中央号召，说下去就下去了。就这样，我父亲他们这批人下去办学，在风沙里种树，吃的是盐碱水，教学楼都是工农兵学员自己盖起来的，硬是在这个当年黄土滚滚的不毛之地，办起了一所现代化大学——这就是今天的聊城大学。

改革开放以后，季羡林先生回家乡看到当地办成的大学。他感慨说：我们祖祖辈辈读书，就是为了离开这块穷地方，今天竟然能在这种地方办成大学，这种事，三皇五帝到今天，恐怕只有共产党和毛泽东才能想到、办到。

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有三个传统：一个是汉代以来的太学，到宋代范仲淹、王安石以来，扩大为州学、县学，并与科举结合起来。再一个是戊戌变法之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北大、清华走在前面。

但是，还有一个传统往往被忽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办学传统。从留法勤工俭学、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李大钊时期的北大，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大学、农业大学、石油大学以及人民大学等，也包括教育革命。因此，我们今天讲教育传统的时候，不能忽略后一个传统，而是要从这三个“学统”的融汇创新中，去理解我们的教育、文化复兴。

聊城这个地方的再一次重大变化，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受到影响，需要拉动经济增长。国家该往哪里投资呢？中央决定搞新农村建设，往三线、四线城市投资，向农村投资，包括建设高铁，建立国内的大流通体系，以形成和扩大内需市场。这在当时争论很大。因为几十年来都是资源向城市和沿海集中，这叫“孔雀东南飞”吗。中央决定改变投资布局，包括建立京九铁路。我过去从北京回聊城要坐一夜汽车，从那时起，我和广大革命老区的群众一起，终于坐上火车了。

仅就最近小二十年来说，我们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长江抗洪、美国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非典疫情、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南海危机等等，真是多难兴邦啊！而我更亲眼目睹了，昔日贫困落后的鲁西聊城，一举变成了一座融合古今的现代化小城。今天的聊城是全国卫生城市，著名的江北水城、花园城市。我小学、中学时代的同学，大都去欧洲、日本、韩国走过，他们说，走遍世界，哪里都没有咱聊城好，没有咱中国好。

当我坐在聊城环城湖森林公园里与“发小”们叙旧时，我们背后是明代的光岳楼，对面是灯火璀璨的明珠般的现代化城市，远处音乐悠扬，那是老百姓在湖边跳舞、健身。我感慨万千：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乱、贫困、逃难、动乱和流离失所，我们中国普通的老百姓，终于安居乐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真正安下来了，中国人的心平和了，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而且在基层实现了太平。

这些年我走过许多像聊城这样的三线、四线城市，从我的学生担任乡党委书记的宁夏吴忠，到闽西的古田，我看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听到了他们的心声，“谯鼓三声报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太平天下，连午后的阳光也是安宁的”——这是张爱玲在战乱时代的梦，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梦，如今，这个梦变成了现实。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复兴，这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那么，如此伟大的成就，究竟是怎么取得的呢？

我认为：伟大成就，就是在抗击和战胜历次重大危机的革命与改革中取得的，是在直面问题和挑战，以大无畏的气概，去克服、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的过程中取得的。正是在克服重大危机、乃至在“准备打仗”的过程中，我们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如果不能战胜困难，解决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同样的，如果做学问不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学问，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性。

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头说，社会主义运动是反围剿，即反“神圣同盟”的围剿。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突围，长征就是一次伟大的突围。新中国成立后，从美苏两霸的包围中突破出来；改革开放，也是从教条主义和西方封锁中突破出来。我很喜欢李白的《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不是盛唐，胜似盛唐。多么慷慨，何等壮阔啊！

近代以来，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像我们这样遭遇到如此重大的危机，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新中国这样，克服和战胜了如此重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搬用西方那套学问来指导中国实践，恐怕早就一败涂地了，哪有今天的伟大复兴。

亲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波澜壮阔历程，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解释不了这个奇迹，解释不了这个伟大复兴的历程。如果我们硬用那一套话语来解释的话，恐怕中国老百姓首先便不信服、不买账，用这套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与我的父亲母亲都谈不拢，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感受完全不符合。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靠敲锣打鼓不能实现伟大复兴”——我觉得用这两句话，来解释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的消长，解释中国与西方力量的消长，恐怕是最合适的。这两句话，也许胜过许多高大上的理论和学说。

“中国学派”产生的根本依据

张宇奇：“中国学派”产生的依据是什么？“中国学派”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韩毓海：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总书记的讲话真是如雷贯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地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板，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①我想，总书记的这一经典论断，也就是“中国学派”产生的根本依据。

中国学派，立足于“中国特色”。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我想，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伟大的社会变革。所以，“中国特色”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指中国道路的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

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践问题”②。总书记引用了毛泽东1944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什么是原创性、主体性？这就是说：只有以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自己的奋斗经历，作为我们研究和思考的起点，才能形成有我们自身特质的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这就叫“原创性”。只有形成了原创性的知识，在世界上，我们的学术才能真正形成知识和思想的优势。这才叫学术的“主体性”。

因此，所谓“中国特色”的核心，“中国学派”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而这里的关键，就是问题意识，就是立足我们自己的奋斗历程，研究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在实践中破解这些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过几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延安整风；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

五四运动是有功绩的，但是，在我们党诞生之前，五四运动并没有明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五四的先驱者只是在“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方面，有着“态度的同一性”，所以鲁迅所说的五四“阵线的瓦解”（有人高升、有人退隐，有人彷徨，有人继续前进）是必然的。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地总结历史，实现统一思想，延安整风乃是第一次。当时，毛主席明确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要改进学风、党风、文风。

今天，我们就像当年在延安时代一样，正面临着全面总结历史，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任务，面临着“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任务，而学风的问题、文风的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张宇奇：孔丹同志提出“建立中国学派，正当其时”的意思是时机已经成熟了？

韩毓海：我个人理解，孔丹同志所说的：“建立中国学派，正当其时”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说法，而“正当其时”，意思就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赶紧干，而不能是在那里空说，不要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因此这也是在倡导一种学风，这种学风的核心，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孔丹同志多次讲过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汉代的河间献王把三代以来的经典加以整理，为的是从其中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以解决当时的问题，这就叫实事求是。

孔丹同志还多次讲“实操”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习战争，仅靠熟读兵法是不行的。金一南同志有一个演讲，他说一个指挥官的关键能力在于懂军事技术，美国的陆军准将都必须是伞降的能手；如果说起理论头头是道，但不能开坦克开飞机、驾驶军舰，这样的指挥官就是危险的，是会打败仗的。

学问，是在克服和战胜危机的实践中形成的，甚至是在准备打仗和打仗之中形成的，孔丹同志常说自己是“偏师”，意思是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这支队伍是用来打仗的，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然，“打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意思是说要有打仗的意识、打仗的劲头；是说今天搞哲学社会科学，也要有当年搞“两弹一星”的那么一股气概；是说伟大事业，需要进行伟大斗争。柳宗元在《敌戒》里说：“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我们不要害怕危机，因为我们的道路就是在战胜各种危机和挑战中走出来的。说到自信，这就是自信。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

张宇奇：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

韩毓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谓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去理解改革开放，也就是坚持对改革开放，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这里，我推荐一篇经典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献，题目是《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文章最初发表于1997年3月10日出刊的《福建论坛》杂志，作者是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

这篇文献，准确、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文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科学论断，在深刻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建设的伟大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

文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读习近平同志的这篇文章首先可以感到：他是“手把手”在教我们读经典。因此文章读来十分亲切。

马克思的这篇《序言》不长，却深刻揭示了他的心路历程，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序言》里概括、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总结果”，因此，《序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骨骼”——即基本原理。

习近平同志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科学命题和思想论断。比如，习近平同志指出：考察社会变革，要“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

而在此前，我们强调物质生活的决定性作用时，往往忽略人类活动的“四个方面”之间的本质联系。而这种忽略，被习近平同志的文章纠正了。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的上述阐释，对我们深入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发展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五位一体”的发展观，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加注意人类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的本质联系，是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精神）的发展。

再比如，习近平同志的文章，提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因为正是这一原理决定了，能否自觉清醒意识到、及时准确把握住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规律，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为我国近代的落伍，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没有自觉、清醒、深刻地意识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生产方式变革这个客观历史进程。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事业之所以蓬勃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大势，并牢牢把握住变革的方向，因此做到了“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

习近平同志的文章深刻回答了：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行的，也是对《序言》原理的突破与创新。

在生产关系理解方面有突破和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生产关系，既包括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即马克思所谓“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更包括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机制。而现代经济运行机制，则包括生产劳动体系、商业流通体系、货币经营体系——这是为三卷《资本论》的研究表明了的，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仅是解决了所有制形式就可以了，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由于生产关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就决定了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现代经济运行的复杂机制，如果没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流通管理机制和货币投资机制，仅仅靠改变所有制形式，就不能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而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能说是“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不能说我们学会了“自己过去不懂的东西”。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新的生产关系虽然解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但这只是就所有制而言，由于生产关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一经建立就可以无限度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在所有制不变革的情况下，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同样能够束缚和窒息生产力”。

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表明：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的理解更全面了，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掌握更深入了，我们管理经济的能力空前提高了。

对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理论有突破和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考察社会变革，必须认识到：社会革命不仅仅是指阶级斗争，“还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艺、文化、思想的革命，都属于社会革命范畴。这就使社会革命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包含各种社会重大变革诸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艺革命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赋予社会革命以新的含义。”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社会革命，才能把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历程看作一个整体，把我们前赴后继的奋斗，看作一个整体。从而用“社会革命”这个鲜明的主题，来统领我们的奋斗。

对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实践有突破和创新

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在实践过程中，“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进行了深刻阐释与发展。他指出：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任务“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要清醒认识到：“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来看，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在总体上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探索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现状，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凡是条件成熟了的，都必须及时展开和尽快完成，凡是条件不成熟的，则要积极创造条件，待时机成熟了再进行。总之，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于此，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也在于此。”

党的十八以来，中央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这个任务的动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实现这个任务的制度保障，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实践中“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并在实践中稳步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习近平同志文章的第四部分，讲了如何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的几个关系。文章指出：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这是《序言》提出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中，既要注意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更要高度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这一原理，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里，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论述是有鲜明针对性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文化”和“精神生活”有着特殊的含义。这种特殊含义，植根于德语中Kultur（文化）与Zivilisation（文明）的不同定义，在黑格尔那里，所谓“文明”，其实就是指英国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的文明，而在马克思那里，所谓“文明”往往是指资产阶级的文明，而提出与“文明”不同的“文化”，这本身就指向对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新的人类发展道路的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物质生活”变革的追求，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对“政治生活”变革的探索，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而对于“精神生活的变革”的求索，则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前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关乎道路、关乎旗帜、关乎方向，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这篇文章的发表，距今已经11年了，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今天重读这篇文献，更加深刻地感到：其思想魅力和真理光芒，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生辉。

张宇奇：经您介绍，确实能感受到这篇文章的深刻意义。从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对当代中国最关键问题的回答，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个思想体系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来的，是新时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韩毓海：是的。这篇文章是1997年发表的，就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篇高屋建瓴的文献，准确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实践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两个问题是最关键的。同时，习总书记的这篇文章，也回答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个范本。

张宇奇：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是必须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必须形成植根于自己实践的价值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描述我们的奋斗是一以贯之的，才能做到新中国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韩毓海：习总书记说，新中国发展的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我们要正确评价新中国前28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就不能简单搬用西方经济学通行的GDP标准，理由很简单——GDP的统计方法依据的是货币收入，而我们前28年建立了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其中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扫盲、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全社会广泛的义务劳动无法被统计进GDP中，这样用GDP指标衡量，前28年的建设成就便会被大大的低估，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就会严重缩水。如果我们片面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统计标准，就不能真正理解总书记关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科学论述。因此，我们总结、描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必须立足我们自己的创业历程，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标准、话语体系。

GDP的统计标准，也无法统计社会信任程度。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信任是最大的资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切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出发，它似乎认为，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信仰、信任的因素都必须被排除，对于“理性人”的假定来说，热情和团结是有害的。它没有揭示出：信任是信用的基础，信任是最大的社会资本，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无非是信用的货币化，或者货币化的信用，而它的基础，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团结与信任。

中国人民站起来，首先是指建立了一个高度信任、高度团结的共同体，而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团结、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大团结。

新中国成立时，国库所有的黄金美钞都被蒋介石运到台湾去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白手起家，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现代信用体系。人民币发行的基础是什么？不是黄金美钞，是全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信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了异化问题。什么是异化？异化，就是指经济从社会体系中脱离出来，并与社会相对立。突出表现为：土地被从自然中孤立出来，被单纯理解为地租，人被从社会中孤立出来，仅仅被理解为劳动力、人力资源及其表现——工资，资本被从社会信任的意义上被孤立出来，仅仅被理解为货币积累，GDP的标准就是这样产生的，实质上就是这样的经济学瓦解了社会，把公民社会变成了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不应该是地租、工资和资本积累这个单一的标准，而应该是社会团结程度，发展不能以瓦解社会团结为代价。

马克斯·韦伯也指出，如果排除了信仰和共同体的团结因素，也就不能解释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因此，我们就更不能用一个西方的简单化的标准，去解释和衡量一场前所未有的空前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