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镇长助理  大树镇长

01

1993年12月9日18时，夜幕初降的济南透着寒意，济南白马山火车站轨道两侧已经亮起了灯。鸣笛声响，一列专列缓缓开来。

等候已久的山东省省委书记姜春云和省长赵志浩急匆匆地登上车阶，快步向已在车厢中央等候的邓小平握手问候。91岁的邓小平精神饱满，拍着姜春云的手说道：“我很注意你们的工作，你们山东搞得好，发展快，我很放心，前几年对你们就很满意。”

这是邓小平生前最后一次外出视察，目的地是上海，在济南短暂停留。

这一年，济南到青岛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横贯半岛，丢掉了“无高速”的帽子。到年底，山东的一二级公路通车里程已经全国排名第一。

1999年，山东鲁能足球队夺得双冠王，为齐鲁大地的二十世纪划上了一个最野性而圆满的句号。此时，尚没有关于山东人土味的种种段子，坊间只流传着：“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山东。”

伴随着《阳光快车道》的“相逢阳光快车道，共度周末好时光”，自信爽朗的山东人大步迈向了“国泰民安”的二十一世纪。

2018年2月22日，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历数各种山东经济发展的短板之后，坦诚地承认山东正处于“由别人追着跑到追着别人跑”的窘境，一时两别。

现在的齐鲁大地，就像是一个冲在前面的赛跑选手突然停了脚步，看着旁边的人一个个超过了自己，心里着急，腿上却迈不开步。选手举步维艰，观众心急火燎，一切好像都不对味了。

本世纪已经过了五分之一，山东就这样跑完21世纪吗？

02

深受孔孟之道影响的山东，骨子里并不缺乏经商的基因。在近代历史上，山东人凭借着精明的头脑，推动着中国实业救国的局面。无数商人以熊熊爱国之心肩担全国之力。那个时候，许许多多的人才都争先进入开明的齐鲁大地。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写道：“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周村处于山东半岛的腹地，东西两面是济南府和青州府，南北两面是华北平原和鲁南山区。在清朝，以周村为中心筑起东西南北八条大路，周村也被称作与佛山、景德镇、朱仙镇齐名的“旱码头”。

如今我们只知道北上广深，可曾经，山东就是如今的广东，济南就是今天的深圳。在当时，北漂、沪漂、深漂，都不如鲁漂时髦。

1821年，章丘人孟鸿升在周村创办了万蚨祥，从经营土布开始，慢慢经营起丝绸生意。在1835年，孟鸿升的第一家分店落脚济南，此时他将“万蚨祥”改名为“瑞蚨祥”。而在第二代传人孟洛川的带领下，瑞蚨祥逐渐走向全国。在当时，瑞蚨祥只是众多从周村发家的品牌之一。

1904年农历四月初五，在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时任山东巡抚周馥的联合上书下，周村被开放为商埠。自此，周村成为纺织和丝织业的重镇。

根据地方志显示：“从事丝织业的有46户，产品行销国内20多个省市，年销售额400多万元。1904年商会注册周村商号1700余家，年销售额3000余万元。”

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大染坊》即拍摄在此，而主角陈寿亭的原型就是张启垣。

1890年，13岁的孤儿张启垣独自一人从淄博跑到周村，此时的他举目无亲。在一个大雪之夜，张启垣昏倒在石姓人家门口。在被救醒后，张启垣成了石氏印染坊的小伙计。在掌柜的调教之下，聪明伶俐的张启垣很快成为其中一家染坊的代理人。

八年之后，21岁的张启垣决定单干，他出资收购了原先的染坊，并更名为“东元盛”，开始做染丝线的生意。

在当时，周村已经有染坊70多家。由于丝绸受到舶来品的排挤，染丝业务并不景气。为了生存，张启垣增设了染布业务，对洋布行的布料进行染色加工。

但是洋布行多借着各种理由克扣工钱，气不过的张启垣决定自己干，自己买布染色出货。在张启垣的不断改进下，染料的配方逐渐成熟定型，不到三年，东元盛染坊已经成为周村三大染坊之一。

好景不长，1916年，山东反袁革命军吴大洲、薄子明率兵攻打周村，张启垣不得已举家迁到济南。

事实上，这段时间正是山东最混乱的时期。在1912-1928年间，山东先后被周自齐、靳云鹏、张怀芝、张树元、田中玉、郑士琦、张宗昌八位军阀统治。

初到济南，张启垣手里只有两架风箱、两口铁锅和十几根晾晒丝绸的竿子。没有办法，张启垣只能先贷款200吊，才把东元盛重新开张。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进口的原料大幅减少，价格猛涨。张启垣注意到此时济南的百姓大多穿的是一种叫“莱芜染”的深蓝布,这种布用土靛染,不受进口染料价格影响。但这种技术不好掌握，张启垣专门从莱芜重金聘请了三位师傅，“莱芜染”一炮打响。

站稳脚跟的张启垣开始涉足织布业，将产业扩展到上游。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日本机器染厂登陆山东，手工染坊受到了极大冲击。

看到差距的张启垣决定也采买机器设备。在1929年，张启垣从天津买来了轧光机等设备；第二年，又从上海买来染槽、卧式烘干机，这也是国内最先一批使用机器设备的工厂。

为了解决采买费用过高的问题，张启垣想出一副妙招，他派人从日本买进一台织布机,然后安排工人拆解,再由自家的铁工厂铸造机器部件,这样一下子就仿造了60多台。

华强北一定听说过张启垣的故事。

有了机器，张启垣在济南北边的边家庄买下一块地，开始大规模生产。原来由人工操作的染布流程,全部由机器替代，染布速度从一天几十匹提高到上千匹。名驹青布和双鱼蓝布两个品牌，也驰名海外。

1937年底，济南沦陷。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张东木正式接管东元盛，此时的济南，暗涌浮沉。

很快，日军先后接管了成通、成大和仁丰几个大厂，并提出以中日合作的方式一起经营东元盛。

面对日本人的明示暗示，东元盛多次以商量和拖延的办法挡了回去。在东元盛高层，总经理明确告诉大家:“让我们干,我们就干。不让我们干,我们就停产!如果日军强迫合作,我们就不干了,大家要准备出去自谋职业。”

因为拒绝“合作”，东元盛经理张伯萱被日军以“通匪”为由逮捕，副经理张让青被以拉拢行贿为由逮捕。

1942年，日军实行经济统制，规定凡是未合作的企业，必须出售库存物资,且只能按“官价”,否则便犯了“囤积居奇”和“惜售”之罪。没有办法，东元盛只得忍痛将所存的4万匹棉布、棉纱全部折价卖出,损失惨重。

在这一年，张启垣去世，东元盛进入寒冬。

03

历史总是不期而遇，似有冥冥之意。

在东元盛办得正红火的1910年，19岁的桓台小伙苗星垣跑到济南泺口的公聚祥粮栈当伙计。

在公聚祥，苗星垣买菜做饭、斟茶倒水、搬运粮包，给经理打洗脚水，倒夜壶，几乎什么都干过。睡的是柜台，吃的是剩饭。就这样，人家一待就是两年。

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苗星垣也学了不少东西。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每当别人夜里睡觉，他就偷偷起来自学珠算。

两年之后，苗星垣转到利成粮栈当练习生，并跟着账房先生学习会计。不久，苗星垣成为经理的助手，开始在外面跑生意。

在跑生意的过程中，苗星垣结识了泰华粮栈的经理王冠东、张仲磬，并在1915年被聘任为泰华粮栈副理。当年，鲁南大旱，秋粮歉收，苗星垣从鲁北采购了一批大豆运到鲁南销售，获利过万。

在泰华的几年，苗星垣靠着精明的头脑和经验在业界迅速立足，并结识了山东督军田中玉、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等一批上层人士。

1921年，苗星垣和苗杏村在津浦铁路站北买下一块地皮，创办成丰面粉厂。为了建厂，苗星垣曾跑到齐鲁大学旁听数理化课程。次年，成丰面粉厂正式投产。

到1930年，成丰面粉厂不断扩建，工人达六百多人，日产能力八千余包，这成为济南当时设备最多、产量最高的面粉厂。同时，苗星垣特别重视技术和设备创新，成丰面厂的发电机和面粉机都是自己做的，这在全国是第一家。

两年之后，苗星垣的弟弟苗海南从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学院学成归来。此时，看到商机的苗星垣成立了成通纱厂，苗杏村任董事长，苗星垣任常务董事，苗海南任经理兼总工程师。

后来，苗杏村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接手了倒闭的济南鲁丰纱厂，成通纱厂由苗星垣全权管理。

1935年，苗星垣与苗海南拟定了“大西北计划”，准备在西安和兰州几个城市设立成丰面粉厂和成通纱厂的分厂。但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西安成通纱厂分厂被迫停建，整个“大西北计划”也宣告夭折。

1937年夏天，济南玉符河决口，成丰面粉厂和成通纱厂都被水冲淹。待水退后进行整修时，日本军队已抵达黄河北岸，成丰、成通被迫停业。年底，韩复榘率部撤离济南。济南彻底沦陷。

在占领济南之后，日本随即宣布对成丰、成通实行军管，苗海南等人驱逐出厂。

但苗星垣并未妥协，在1940年，他和苗海南在南京创办了普丰面粉厂，并在济南开办新的文德铁工厂。

在抗战胜利之后，苗海南从日商手中收回成通和成丰两厂。但在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两厂无法进行正常生产。苗氏兄弟一度沉寂。

三年之后，济南解放。因为对新政权的不信任，成通、成丰董事会解散，不少股东携款撤离济南。此时，不少人也劝苗星垣、苗海南出走。

但再三思量，苗氏兄弟依然决定留在济南。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苗海南仍然担任成通纱厂经理，并迅速恢复了成丰、成通的生产。到公私合营前，成通纱厂已拥有3万纱锭、214台织机、2432名职工。

1950年，苗海南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两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苗海南捐款15亿（旧币）购买了一架“成通号”战机和十门大炮，支持抗美援朝战争，这也是国内企业界捐赠的第一人。

而另一辆飞机，则是由东元盛的掌门张东木捐赠。

1958年，苗星垣病逝，苗氏兄弟企业也落下帷幕。

04

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一片沉寂。

随着老一辈企业家的落幕，山东民营经济也进入到新纪元。大旗轰轰而起，敢闯敢干的山东人依然冲在了改革的最前面。

1981年，35岁的张士平正式担任山东邹平县第五油棉厂厂长。

在上任之前，初中毕业之后便开始干苦工的张士平已经在这家油棉厂扛了十几年的棉包。靠着肯吃苦，肯下力，张士平在厂子里不断被提拔。

即使在担任厂长之后，张士平也是白天在厂子里工作，晚上来回转车间，甚至依然种着地，养着猪。到了时节，每天早上先给地里推上三大车肥，再去上班。

1981年正是国家开放粮油的时间。但此时的第五油棉厂是实打实的“烂摊子”，不仅当地油棉市场竞争激烈，而且厂子内部也是一团糟，整个厂子连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找不到，甚至员工都直接在车间大小便。

历来争强好胜的张士平选择了主动出击，他先是把厂子里闲置的榨油机利用起来，把生产从棉花加工拓展到大豆、花生等油料加工，使第五油棉厂在棉花加工行业率先进入油料加工。

同时，张士平打破了以往的大锅饭制度，推行定额计件工资，调动起工人的积极性。最后，他一改上门采购的惯例，实行上门推销，把别人的生意都抢到自己碗里。

这几招一出，工厂的效益立马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张士平就把这家乡镇上的油棉厂做成了全国油麻行业利润的第一名，这在当时也是全国供销工业利润的第一名。

1984年，张士平带领油棉厂实现了400万的净利润。次年，他被评选为全国商业劳动模范，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时任总理李鹏的亲自嘉奖。

但危机就是繁华的影子，总是潜藏在背后。

1985年，全国棉花行业大萧条，大量的棉花卖不出去。张士平挨个国企去问，却连门都进不了。憋屈的张士平忍不了这口气，决定自己干纺织。

当张士平把要办一个纺织厂做毛巾的想法和盘托出时，厂里的人都认为这个决定过于冒险，而且之前没有任何做毛巾的经验，纷纷表示不同意。但认准这条路的张士平不松口，坚持一定要干，并掏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

办毛巾厂的第一年，就净赚了25万。事实证明张士平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毛巾生产的基础上，张士平又把业务扩展到毛纤、纺纱和织布等领域，向着纺织加工业大步迈进。

不久，国企改革的大潮涌起，张士平抓住机遇，将油棉厂改制成自己控股、国有参与的魏桥集团。

1989年，张士平筹集到1000多万元，建成了1.6万纱锭的纺纱厂。可能谁也没有想到的是，10年之后，这会是全国第一纺织厂。而到了2005年，魏桥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棉纺织企业。

但随着纺织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个新的令人头疼的问题出现了：邹平电力资源短缺，动不动就拉闸限电，这严重制约了企业的产量。

不甘心受制于电的张士平决定自建电厂。1999年9月28日，魏桥第一热电厂建成投产，额定装机容量7.8万瓦。但到第三天上午，淄博市电网便传来通知，要求魏桥电厂必须从大电网中解列。

考虑到孤网运行的风险，张士平一时不敢答应。但邹平县县长很快找上了门，如果魏桥的自备电厂不解列，整个邹平县的用电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生性强硬的张士平一拍大腿，不蒸馒头争口气，决定解列。他告诉县长：“淄博电网叫我下网，他以后就管不着我了，我的发电量肯定还要扩大，以后他求我上网，我也不上了！”

此后，孤网运行的魏桥再也没有用过国家电网的电。

2001年，在自建电厂的基础上，张士平成立了“魏桥铝业”（宏桥）。在电解铝产业，电力成本占到全部生产成本的45%左右，而自建电的优势使得魏桥利润极高。

根据美银美林发布的报告显示，魏桥铝业的发电成本比行业平均电力成本低0.2元/度，每吨成本较同业低3800元。

成本的巨大优势，使得魏桥铝业的板块迅速扩张，并逐渐超过纺织所赚的利润。

张士平平时总是带着两部手机，一部是平时常用的200块老年机，一部是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每当参观者问起铝业的情况，张士平总要掏出这部苹果手机给大家看：这苹果手机框中铝材料的90%，都是从我们这生产的。

在2010年，魏桥铝业的净利润接近42亿元，这是同期中孚实业、云铝股份、南山铝业、焦作万方、明泰铝业和东阳光铝净利润之和的2.5倍，但魏桥的收入只有他们的36%，这足可见魏桥成本的优势。

2011年，魏桥铝业在香港上市，一夜之间，张士平家族的财富增长了50亿。次年，魏桥铝业的营收收入达到248亿元，在产能过剩，行业萧条的铝行业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也在这一年，魏桥集团第一次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张士平成为山东首富。

但在2012年，在媒体的报道下，魏桥集团私建电厂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比国家电网低1/3的电价，加上向周边居民廉价供电，私建电厂的“魏桥模式”顿时进入争议的漩涡。

支持者认为，魏桥自建电网自供电力，并将余电低价卖给周边用户，这代表了打破垄断的电力体制改革市场化的方向，魏桥是走在全国前面的“电力小岗村”；反对者则认定，魏桥的行为不合法、环保不达标、安全性差，且没有承担社会责任，简称“四宗罪”。

其实早在2009年，魏桥集团和国家电网就曾发生过激烈冲突。魏桥集团欲将自己的电输往惠民县，而国家电网以维护输电线路安全为由进行阻拦，当时文斗变武斗，有上千人参与，最终还是以魏桥集团的胜利告终。

2012年的这场争议和讨论，最终无疾而终，魏桥模式照旧“野蛮生长”。

在2015年，魏桥集团的收入接近3000亿元。在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只有太平洋建设和华为这两所民营企业排在魏桥前面。在有色金属领域，魏桥集团已经远超中国铝业、中国冶金科工这些国字头企业，坐稳第一把交椅。

在当年十大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张士平提到，魏桥创业集团16万员工中，有15万人是农民。他用村主任讲话般激情昂扬得语气说到：“我们解决了16万人的就业，通过连续不断增加工资，这些年相当于向农村转移资金70多亿元。”

不仅如此，张士平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张士平说的没错，魏桥集团已然是整个乡、整个县的支柱。

为了解决基层员工的住房问题，集团自建家属楼，员工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单位家属楼，离职交还房屋便返还买房款。除此之外，集团还配套多所幼儿园，以解决员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张士平曾说，他的偶像不是李嘉诚，他永远不会进入地产和期货，只会做实业。

魏桥就像以前的大国企，从出生到坟墓。在邹平县，能够进入魏桥集团上班是许多年轻人最好的出路。

但到2017年，魏桥大厦开始摇摇晃晃。3月份，魏桥集团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宏桥被沽空机构爱默生质疑财务造假，被迫停牌7个月。

11月份，环保部公布了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山东省反馈督察情况，魏桥集团被点名批评。

2018年，监管部门公布了《山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根据该方案，滨州魏桥集团违规建设的12台机组，在建的一律停建，建成未投运的一律不得投运，投运的一律停止运行。

这对魏桥集团的运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而伴随着整改，魏桥模式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由于大量自备燃煤电站建成投运，煤炭消费量大幅增长，魏桥集团所在的滨州市2016年的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增加了4892万吨，成为全省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2019年5月23日，山东首富张士平去世，“亚洲纺织大王”和“铝业大王”的大幕拉下。而屡踩红线的魏桥集团也走到了历史的关口。

回到1984年，邓小平来到了深圳。33岁的王石刚刚用倒卖玉米的钱成立了一架公司；卖了三年油条的高干子弟任志强刚刚被上级单位没收了经营权，正琢磨着靠着修房子来赚一笔。

此时的柳传志还窝在中关村的一间传达室里鼓捣公司，刚刚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则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了自己的工厂。

也正是在这一年，宋作文带领着龙口市前宋村村民搞起了玻璃纤维厂、棉纺厂副业，成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距离魏桥不远西王村的王勇刚刚从电力局离职开始创业，几个人合伙投了20万开了家面粉厂和棉籽油厂。广饶县的李建华冒着风险买进了造纸厂停产的两台纸机，也开始了折腾。

1984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家元年”，但在这段历史里，不同的人走出了不同的路。

张士平没能成为李东生，山东也没能成为广东。

时势造英雄，英雄需时势。故事的结局早在故事的开头便已经注定。

从张启垣到张士平，今天的山东民商步履维艰，转型之下尽显挣扎。健康的政商关系、有效的监管体系、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如今的山东怎能不刮骨疗伤？

很多人预言东北倒下之后，下一个就是山东。不大的渤海湾，南边和北边的命运会不会殊途同归？一切似有迹象。

一切却又为时过早。21世纪才刚刚开始，山东也仅仅是停了会脚步，比赛结束还早得很，谁知道最终的赢家是谁呢？

只希望沉寂的山东大地升腾起来的不是浮躁，而是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