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邸延生 发布时间：2019-12-04 来源：民族复兴网

1964年3月28日凌晨1时40分，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邯郸。

大地春早。白天，田野上一片春的气息；越冬的麦苗开始返青，田埂上的小草开始吐绿，有的小花已经在春的召唤下竞相开放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河北省委关于“四清”工作的汇报。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和邯郸地委的同志们说：“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60%，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并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你们要把农村中的社教工作做好，开个好头。”

在谈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时，毛泽东讲了在城镇中已经开展起来的“五反”运动。他说：“凡是有‘五风’的地方都要反，包括工矿企业。”并说，“大庆难道就不搞反贪污、反浪费？就不反盗窃？”

3月29日，毛泽东听取了林铁、刘子厚和陶鲁茄等人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随后，毛泽东带领着他的随行人员去视察了邯郸农村的人民公社……

夜间9时3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邯郸继续南下。

3月30日，毛泽东在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和郑州市委、新乡以及驻马店和信阳地区领导同志关于农村“四清”工作的情况汇报。

随后，毛泽东又召集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汇报。

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毛泽东同时告诫大家：“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3年，3年不行搞4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3月31日，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开始访问匈牙利。

恰在这一天，中国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八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通篇文章，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所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和驳斥。文章把赫鲁晓夫描述为“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共产党中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4月1日，毛泽东离开了郑州。

次日，毛泽东到达武汉。

这时武汉的天气显然比北京暖和些。虽然还没有进入夏季，但晚春的长江两岸早已是油菜花泛黄，一片葱茏。

这次毛泽东来武汉没有去东湖，而是住进了武昌区大东门外的洪山宾馆。

洪山坐落在武昌市区，山虽不高，但苍松翠柏遮掩了整个山麓，一派郁郁葱葱。从前山麓、山腰、直至山巅，寺观亭阁不少，崖洞泉井众多；名胜古迹中有宝通寺、法界宫、灵济塔、兴福寺塔、华严洞和一些摩崖石刻，除此之外还有庚子革命烈士墓、施洋烈士墓和北伐军官兵公墓等一些值得纪念和令人驻足瞻仰的革命遗迹。

在洪山宾馆，毛泽东首先听取了湖北省委的同志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然后让王任重指定梅白同志写一份关于湖北农村“四清”和贫下中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忆苦思甜的详细报告，并让王任重亲自下到农村去宣讲《双十条》。

王任重答应说：“我去，一定去！”

接下来，毛泽东去看了一场汉剧演出，还看了武汉杂技团演员夏菊花的一场顶碗表演……

4月4日下午，毛泽东带了张耀祠、张景芳等人走出宾馆去登洪山。登山路上，毛泽东解开了中山装上衣的所有衣扣，敞露了毛衣，大踏步地登上了洪山南麓宝通寺后面的山顶。这里，高高的灵济塔威武挺拔，势欲遏云。这是一座七层八面的内石外砖、仿木结构的元代建筑，后经清同治年间重修，虽经多年的战火纷乱，但整个塔身依然保存完好，故又有“洪山宝塔”之美誉。

毛泽东伫立山巅，背向宝塔，向西览视不远处的长江大桥，对跟在他身边的几个人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打到了武汉，可恨被蒋介石中途断送了！”

张耀祠说：“我们党后来总算吸取了教训……”

毛泽东感叹道：“那时候，大革命失败了，当时我和我的两个弟弟都在武汉，许多人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感到渺茫，我对我的两个弟弟讲，‘大鹏鸟也有折翅的时候，只要它养好了伤，会飞得更高、更远’！”

张耀祠低语道：“革命总算成功了，我们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说：“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要好好地教育下一代，不要将老子打下来的江山给断送了……”并说，“一代、两代，到第三代、第四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现在还很难讲。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我很担心……”

张耀祠说：“主席，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大，子孙后代不会忘本。”

毛泽东开始在山间散步，同时说：“我是曾经讲过的，‘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这是王安石的诗，古时候的人是很注重后继有人无人的问题的。我们共产党人为人民打天下，也要考虑江山将来变不变色的问题，现在苏联已经改变颜色了，我们党内也有修正主义……”

张耀祠跟在毛泽东的身后说：“中国的老百姓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深重，就是有人想叫他们走回头路，恐怕也难……”

“问题不是这样看。”毛泽东对跟在他身边的人们说，“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深重，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没有多少经验，很容易走弯路。从现在起，对于反修防修，防止倒退，就要提高警惕。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临下山时，毛泽东又说：“我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你们还都年轻，要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4月6日，毛泽东在武昌洪山宾馆审阅了外交部党委报送的关于部机关干部理论学习情况的报告。

同一天，正在匈牙利访问的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又一次发表了攻击中国的讲话。他说：

“一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一直想要一个较好的生活，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些批评时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生活得更糟。’有人说，‘世界革命怎么样呢？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吗？’我们坚决拒绝这种训令。我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和为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但是我们拒绝那种所谓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从而应当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

“有人批评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人说：‘你们害怕战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这些勇敢的人们说：‘只有小孩和白痴才不害怕战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发生了世界战争，那么怎么办呢？假如有一半人类被毁灭，但另一半还会生存。’对这种观点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让人民自己来判断吧……

“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们以更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

4月7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攻击中国的讲话，由中国外交部用电传发送到了在武汉的毛泽东的手中。

4月9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再次对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他在又一次讲话中把中国领导人说成是“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泥潭中”；他还谴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新霸权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赫鲁晓夫的这一讲话内容，自然也很快地传递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4月10日，毛泽东在洪山宾馆再一次接见了正在武汉访问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田里见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地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显得心事重重，他再一次讲了中国党内的许多事和有关反修防修的问题：

“就在那年那年，指1962年。8月，我们讨论了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一次十中全会，发表了十中全会公报。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把中国的问题估计得更为严重了。

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了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以后，即刻乘专列离开了武汉前往长沙。

这时湖南大地的春意正浓。空中有燕雀飞翔，水上有渔船撒网，大田里有社员们在忙碌着插秧；湘江岸边，万绿峥嵘，橘子洲头，鸟语花香。

毛泽东一到长沙，首先召集湖南省委的一班人见面，详细询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展情况，主要是《双十条》下达后，落实到农村“四清”工作中的实际效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具体反应……

4月中上旬，在周恩来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请示、汇报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在电话上对周恩来讲：“赫鲁晓夫又在那里叫喊呢，我们要造成一种声势，全力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这对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种有力地声援，也是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愤怒声讨，同时是对修正主义者的有力回击！”同时又说，“赫鲁晓夫叫喊归叫喊，我们同苏联人民的友谊是长存的，快到他的70岁生日了，还是发一个电报吧，祝贺他的70岁生日！”

4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电贺赫鲁晓夫70寿辰，表示尽管存在着原则分歧，但一旦世界上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就会共同对敌。

4月17日，北京举行万人大会并发出通电，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

18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张平化、李瑞山、王延青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4月19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南昌。

在南昌，毛泽东听取了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关于农村深入开展“四清”工作的情况汇报……

这时，全国文联、作家协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开展起了整风学习；在这次整风学习中，中宣部文艺局起草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4月22日，毛泽东离开南昌前往杭州。

列车在行进中。在专列上，毛泽东再次听了播音喇叭里播放的现代评剧《夺印》中《劝广清》的一段唱：

　　我良言苦口将你劝，

　　你是水火不进不愿听；

　　你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自言自语地哼唱了两句，张玉凤在一旁悄悄地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唱的不像是评剧，倒像是湖南花鼓戏呢！”

毛泽东说：“我是唱过花鼓戏的……”

见毛泽东高兴，张玉凤也不由自主地低声哼唱起了该剧中年轻女会计的一段唱……

《夺印》这出戏，是集中反映农村中的所谓阶级斗争的戏，戏中的好几段唱腔，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再播出，已经传响在中国的大江南北……

4月23日，毛泽东到达杭州，再次住进了西湖侧畔的刘庄招待所，这时，江青和她的随行人员已经等候在杭州了。

4月26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为播发苏共中央2月全会反华文件写的编者按作出批示。

次日，《人民日报》以6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反华报告和文件，并为此加了编者按。

当日晚，毛泽东在江青和浙江省委一些同志的陪同下，去看了京剧《芦荡火种》，观看中，毛泽东给予了该剧很高的评价。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幽默地对围拢在他身边的人们说：“芦荡里边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江青乘机提议：“那就请主席给改一个名字吧！”

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沙家浜，我看戏名就叫《沙家浜》吧！”

江青带头鼓了掌说：“这个名字起得好，就叫《沙家浜》！”

4月28日，毛泽东在听取林乎加、霍士廉、江华等人汇报工作时，就队办企业、核算单位、粮食政策等问题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

4月30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作了修改。

这段时间，毛泽东在杭州过了“五一”节，并接见了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代表团，在谈话中，毛泽东又讲起了中国共产党内的事。他说：“在党的领导机构上层，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

5月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前往上海。

在上海，毛泽东听取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等人的工作汇报……

5月9日，毛泽东接到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是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人要来汇报，毛泽东说：“不要来上海了，我这就回去，在路上谈吧！”

随即，毛泽东离开上海，乘专列径直回京。沿途路过南京、蚌埠、济南、天津等地，李富春和李先念等人的汇报也就先后在这几个地方进行……

青年教育是大事，中共中央发《九评》

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

7月4日，毛泽东向新闻界发出指示，要求注意报道提拔新生力量。

这时候，在哈尔滨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学习的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来到了北京。

毛远新生于1941年2月，比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仅小6个月，是毛泽民和朱旦华在新疆迪化，1954年2月改名为乌鲁木齐。结婚后生的小儿子。他苦难的童年是在新疆监狱里度过的。毛泽民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后，直到1945年初，在周恩来的多方营救下，张治中释放了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毛远新才同母亲回到了延安。后来，朱旦华改嫁了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毛远新一直生活在他们的身边。1951年，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到北京来开会，会后把毛远新留在了毛泽东的身边。从此，毛远新就一直跟随伯父毛泽东生活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在各方面都很关心他的这个侄儿，犹如父子一般，可以无话不谈。毛远新中学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学习很认真，就是不大关心政治，这一点，经常得到毛泽东的训诫和教诲。

7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家中很高兴地同毛远新谈话。他问他的这个侄儿：“你看过《九评》没有？”

毛远新回答说：“只看过《八评》，第九评还没有看到。”

“哦，第九评也已经写出来了。”毛泽东说，“在我的办公桌上，过一会儿你可以拿去看。”

“我一定认真看。”毛远新说。

“接班人的五条看了没有？”毛泽东又问，“懂不懂？”

“基本都懂。”毛远新点了点头。

“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强调说，“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这些我都懂。”

“懂就好。”

“伯父……”毛远新再问，“到底什么是‘四个第一’？‘四个第一’说是林彪提出来的，还说什么‘人的思想工作第一’和‘活的思想工作第一’，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才叫‘活思想’？为什么在具体工作中总是抓不住？”

“什么是‘四个第一’？”毛泽东说，“知道了为什么还不抓活思想？听说你们学校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就抓不住。”

“那么怎样理解阶级斗争呢？”毛远新又问。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毛泽东说，“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5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么！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

毛远新笑着说：“反正到时候有哈军工的毕业证书就行了！”

毛泽东也微微一笑：“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又说，“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没落实。”

说到这里，毛远新乖巧地去给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毛泽东吸着烟，继续说：“你要学习马列主义，还是要学习修正主义？”

毛远新立刻说：“当然是学习马列主义了！”

“谁知道你学什么。”毛泽东却说，“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

毛远新反问：“我们不是早把阶级敌人打倒了吗？”

毛泽东说：“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权？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毛远新说：“那让组织上把他们的权夺了不就完了！”

毛泽东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呢！阶级敌人到处都有，有的就睡在你的身边你都不晓得。”又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一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19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哪还有什么革命。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里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来了，不管他们改变成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远新“嘿嘿”一笑：“他们的脑门上又没有写着‘反革命’3个字，我怎么会知道……”

“要警惕呢！”毛泽东继续说，“你们的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习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你们为什么光对专业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

“谁说的？”毛远新说，“我就对马列主义感兴趣！”

“那是你现在对我说……”毛泽东又说，“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什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

这时候，毛远新从他坐的沙发上站起身来，想再一次去给毛泽东点烟，被毛泽东摆手势制止了：“你老实坐下来听我讲么！”

毛远新只得又重新坐下去听他伯父讲：“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就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没有？”

毛远新肯定地说：“这些都有……”

“你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毛泽东责怪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

毛远新争辩道：“我也考虑党和国家的事……”

毛泽东不容争辩地说：“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大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

毛远新再次争辩道：“我才不会呢！”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吃过苦，怎么能当上左派呢？”

毛远新保证说：“我下农村、进工厂，摸爬滚打，争取当左派……”

毛泽东点一点头说：“有希望，超出我的标准就更好。”

接下来，毛泽东又对毛远新讲起了在校学习的事：“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5分。你不要去争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的，你姐姐你姐姐，指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也吃了这个亏。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3分半到4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你们的教学就是会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

“不去上课还行？”毛远新说，“我们学院就是部队，是有纪律的。”

“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

毛远新说：“学院才不会把讲稿发给我们呢！”

“讲稿还对学生保密？”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员束缚死了。”又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了30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

毛远新喃喃地说：“要是你当我们的院长就好了……”

毛泽东说：“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去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唐朝最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未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毛远新说：“那我要是总不听老师的，还不是总要挨批评……”

“所以教育要改革么……”毛泽东继续讲道，“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出50%，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就是教员。”

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这一长时间的谈话内容，都被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在一旁认真地记录下来……

1964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某部在华东地区上空再次击落美制蒋军Ｕ-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

消息报到中南海，毛泽东高兴地对即将出访缅甸的周恩来说：“我们的部队打出经验来了……”

7月1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开始出版发行。

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理论，着重讲述了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反修防修”的问题。文章包括了中苏两党展开论战以来的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最猛烈的抨击。

文章认为，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文章还指出：“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文章断定，“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

在文章中，针对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关于中国如何吸取教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1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严肃地论述：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

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指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还认真谈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在每一个条件中，都把苏联的赫鲁晓夫当成反面教员来加以论述：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