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

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解读历史，从历史中汲取对当代有用的经验教训，中国有着丰富成熟的实践。相对来说，西方有详细记载的历史并不很长，有些西方国家本身的历史就很短，“以史为鉴”对于他们才刚刚入门。

一百多年前在华北大地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至今依然是热点话题，背后就包含了对当今中国的态度。肯定者从爱国主义出发，希望今天依然能够弘扬。否定者将其描述为狭隘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忽略或无视它产生的真正原因。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有它的必然原因。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在鸦片战争后日益升级，清朝政府一系列战败的后果最终都转嫁到民众头上，使得中国底层民众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加上天灾人祸，中国民众不得不奋起反抗。虽然底层民众的反抗手段未必有效，但不能由此而否定他们反抗的正当性。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对义和团运动展开观察和讨论。

西方列强

从明朝起，洋人就来到中国传教。那时候，中国民众并没有出现强烈“仇外排外”的心态。当然，那时候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数量不多，传教范围不广，矛盾也就不太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进入中国呈现爆发式增长，与中国底层民众的矛盾也就日益增多。虽然传教士人数、传教范围是一个原因，但还应该认识到，中国社会内部对西方的认知和反应，与西方对中国的政策有着必然的关系。

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后，梵蒂冈为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最早的帝国划分了势力范围，美洲属于西班牙，亚洲属于葡萄牙。当葡萄牙在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等地一路上以武力方式扩张势力时，为什么却在澳门与中国做着规矩生意？并非他们不想以武力对付中国，而是不能。明朝比葡萄牙强大很多，葡萄牙在中国海岸当了一阵子海盗，眼看打不过明朝，只能基本遵守明朝的对外贸易规则。荷兰想到中国多捞点好处，葡萄牙还对荷兰动武，荷兰只能占据台湾，结果被郑成功的武装赶了出去。西班牙占据菲律宾后，曾经打算派远征军征服中国，但同样因为实力不够而放弃了这个计划。

在没能用武力征服中国的情况下，西方列强基本上只能遵循中国的规矩，与中国展开贸易，应该说，那个时候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大致对双方都有好处，属于互惠互利。这种情况直到英国出现才彻底改变。英国曾经在欧洲扮演后起挑战者的角色，它先挑战并打败了西班牙，后又对付荷兰。荷兰比较小，容易对付，法国令英国头疼了很长时间。在最终集合了欧洲所有保守势力打败拿破仑后不久，英国便将中国视为最大的一块肥肉。鸦片战争对于中国是巨大的耻辱，对于西方列强来说，实际上是所有西方列强曾经想做而没做成的事，终于由英国借助工业革命的威力而做成了。此后，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政策完全改变，以前的互惠互利不存在了，变成西方列强单方面占尽好处，中国始终处于吃亏的境地。中国民众所谓“仇外排外”情绪也就在这以后才大规模地产生，我们不得不说，所谓“仇外排外”实际上是对列强野蛮无情压榨中国的必然反应。用中国话来说，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们应该记住，义和团运动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以后爆发的，西方列强的“不仁”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清清楚楚，他们对中国的压迫和压榨已经传递到每个基层民众的身上，民众无法置身事外。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教会扮演了非常特别的角色。当初梵蒂冈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划分全球势力范围，实际上意味着西方以“政教合一”的落后方式在全球推行他们的统治。西班牙征服美洲时，传教与武力紧密结合，共同掠夺财富。但葡萄牙无法在中国使用这种方式，因为明朝制度是比西方先进的“政教分离”。既然武力无法征服中国，西方只能规规矩矩做生意，传教也无法与战争、掠夺相结合。中国因此没有像同时期欧洲那样因为不同宗教信仰爆发宗教战争。

如果拿破仑没有战败，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法国拿破仑政府如果来到中国，应该不会采取“政教合一”的落后方式。但是，法国保守势力在拿破仑失败后掌握了政权，他们也接过了没落的西班牙、葡萄牙曾经使用的“政教合一”的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担任侵略军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利用议和文本的不同语言，在条款中玩了一个卑劣的手法—中文版没有的条款，被偷偷塞进法文版。这一条款就是关于传教的，而当时的法国接过了葡萄牙曾经拥有的在中国的“保教权”，或称“传教权”。西方落后的“政教合一”方式终于在此后的中国大行其道，中国政府因为武力上的失败而无法阻止，只能眼看着西方落后的“政教合一”深入中国的基层社会，西方教会由此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帮凶，西方传教此后在中国基本等同于侵略。

当然，各个西方列强在这个问题上不尽相同。英国、美国等由于不听命于梵蒂冈，“政教合一”的倾向便比较弱。尤其是美国，它的建国方针之一与先进的中国文化一样，实行“政教分离”。因此，美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大都以开办学校、医院来吸引中国人，基本上把传教维持在文化观念领域，没有将传教与帝国主义政策紧密结合。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更长期的文化侵略，但与德国、意大利等后崛起的西方列强相比，美国传教士“政教合一”的色彩的确更弱。英国教会很早就独立于梵蒂冈，这是英国能够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英国虽然打败了实行“政教分离”的拿破仑，但英国依然实行了中国长期奉行的“政教分离”的先进制度。因此，英国驻中国的外交官也经常对法国、德国、意大利等驻中国的外交官与传教士密切配合的“政教合一”做法颇有微词。但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共同利益，英国与他们不至于撕破脸。“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的区别简单说就是，前者宗教与世俗政治，包括军事、经济等紧密结合，后者宗教与世俗政治关系不很紧密。形象点说，“政教合一”下的宗教几乎等同于政府，“政教分离”下的宗教更像是一所学校或教育体系。

义和团运动为何集中爆发于河北、山东一带？这里有两个侧面值得观察。首先，这里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区。明朝时期天主教就在这里建了很多教堂，有相当多的教徒。康熙、雍正禁止传教的政策在鸦片战争后被改变，天主教传教士回到这里，发现这里有很多在禁教时期依然保持信仰的老教民。纵观晚清各地教案的发生地，我们会发现，主要都是天主教传教区，新教传教区发生教案的比例较低。晚清时期，美国新教也进入了山东，但在山东发生的教案，依然主要针对天主教，新教教区发生教案不多。有人说这是因为天主教的传教士比较凶悍，这个观点只看到了现象没看到本质。天主教传教士更为“凶悍”的原因就在于天主教与它授予传教权的西方列强世俗政府一起，推行“政教合一”的方式，使得天主教的传教行为与中国民众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天主教有它自身一套等级制度，在中国教区，它将这套等级制度与中国地方官员的品秩完全对应，传教士面对中国教民接受的礼仪规范，例如叩头下跪，与中国民众面对地方官员的礼仪规范几乎一样。天主教传教士干预当地司法，深度介入教民与平民的财产纠纷、文化冲突，甚至以武力保卫教堂和教民，俨然是清朝地方政府之外的另一个政府。他们在接受中国教民叩头下跪的同时，却不愿向清朝皇帝叩头下跪，预示着这两个“政权”彻底的对立。天主教这种强烈的“政教合一”倾向在美洲没遇到强大的对手，而在奉行先进的“政教分离”原则的中国，必然会遭遇抵抗。

其次，欧洲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大都是新教国家，欧洲天主教国家相对比较落后，曾经发达的天主教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这时也已经衰落。当英国率先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那些较为落后的天主教国家对待中国这块肥肉表现出急不可耐的贪婪，德国、意大利是其中的典型。鸦片战争之前，德国还没有统一，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国迫不及待地想在中国获得自己的利益，山东是德国觊觎已久的地点。德国是欧洲宗教改革的发源地，也是基督教新教的诞生地之一。因此，到中国来的德国传教士既有新教的郭士立，也有天主教的汤若望等。晚清在山东起主要作用的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属于天主教新创立的教派“圣言会”，这一教派“政教合一”的倾向十分强烈。德国传教士当时甚至想在曲阜建立教堂，从文化上彻底征服中国。虽然这一计划未能成功，但是，德国占据青岛本身就非常无理，此后还经常派出军队与传教士一起镇压中国民众。因此，后崛起的欧洲国家与天主教相结合，在中国表现出迫不及待的贪婪，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推进帝国主义战略，是导致民众反抗、教案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主教传教士以及教民一旦在地方上与中国基层民众发生矛盾和冲突，除非地方官员对传教士彻底唯唯诺诺、俯首帖耳，否则，但凡传教士稍有不满，或者抱有其他企图，便故意闹事、蓄意扩大事态。他们总是立即上报使馆，西方世俗政府的外交官便立即向清朝总理衙门发出外交照会，时常包含如不服从便动用武力的威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天主教有所谓“保教权”，晚清时期“保教权”属于法国政府，在中国，这一“保教权”便归法国外交官。新教没有“保教权”一说，因此，新教传教士即便与中国民众发生纠纷，一般也不会动辄上报使馆。而德国由于同法国刚打过普法战争，生怕法国在行使“保教权”时伤害德国的在华利益，因此，德国在发生教案时，经常撇开法国单独行事，其凶悍的刺头形象，连英国都时常不悦。清政府当时搞不清洋人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一接到洋人的外交照会，一般都是立即饬令地方官员顺从传教士的意愿。这使得地方官员在处理地方纠纷时，难以公平公正。如不顺从，除了武力威胁，传教士可以通过使馆、总理衙门强烈要求撤换地方官员，甚至可以推荐传教士中意的人当官。例如，袁世凯到山东任巡抚就是西方列强推荐的结果。所以，袁世凯一上任便大肆镇压义和团。中国底层民众在西方列强、传教士、教民和清朝官府的多方挤压下，没有公平可言，处境艰难，怨声载道。

清朝官府

由于义和团运动后期与清政府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当时的官府也被指为“仇外排外”。于是乎，下有“狭隘仇外”的老百姓，上有“盲目排外”的高官，一场灾难不可避免，成为固定的陈词滥调。今天某些人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这一指责事实上有强大的现实针对性，它所指向的就是当今中国持续不断出现的对于西方社会的批评质疑之声。但把今天中国对于西方的批评、批判等同于“仇外排外”，显然是不正确的，就如同把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以及民众简单认定为“仇外排外”也是不对的一样。

清政府既有支持义和团的一面，也有反对义和团的一面。毓贤为官清廉，被洋人视为最排外的清朝高官之一，义和团运动在山西的高涨，与毓贤转任山西巡抚有关。义和团失败后，毓贤被朝廷处死，民众为他喊冤。毓贤临刑前特地写了一份遗嘱，告诫民众不要因为他的死而闹事，不要为难朝廷。但毓贤在山东任职时却大力镇压过义和团的前身“大刀会”等民众。

清朝向十一国同时宣战后，号召各地官员进京勤王。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刘坤一等地方大员根本不听，认为是“矫诏”，与洋人一起搞了一个“东南互保”，看着北京“胡闹”。由此也可看出，清朝的统治上层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很不统一，“仇外排外”并不是清朝上层唯一的标签。时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接到勤王令后，带着几百人从江南赶往北京。李秉衡曾在广西任职，中法战争时，与冯子材配合，获得“谅山大捷”。甲午战争时李秉衡任山东巡抚，甲午战争失败后，李秉衡认为自己也负有责任，曾自请处罚，但朝廷依然将其留任，但他始终对战败耿耿于怀。后因洋人反对而离开山东，调任四川总督。尚未到任，又因洋人反对被罢免。担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没多少实权，手里没几个兵。因此，李秉衡到了北京便向慈禧太后要兵，慈禧让他找荣禄，荣禄不给。李秉衡说：“那就下个批文，我另招一万人。”荣禄说：“招人来不及。”李秉衡说：“那你就给我点枪炮和弹药。”荣禄说：“你到山东去拿吧。”李秉衡怒火万丈，只好凭借自己曾经在山东的声望，招了500名来自山东的义和团，又通过慈禧太后，获得了四支外地赶来勤王的清朝正规军的指挥权。他想收复天津，但总理衙门不愿提供天津、大沽的地图。事实上，李秉衡带领的一万多人根本没到天津，由于士气严重受挫，在通州以东的杨村附近便被洋兵击溃，清兵四散逃逸。70岁的李秉衡悲愤地服毒自杀，临死前让不愿离去的忠诚手下各自逃生。

李秉衡殉国有大势所趋、难以逆转的客观原因，但清朝政府面对洋人和义和团，不能齐心协力反而相互拆台，也是它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李秉衡之前，在天津战役时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宋庆是晚清著名将领之一，因镇压捻军有功而获升。民国时期的军阀曹锟、张作霖曾经都是宋庆的手下，张作霖还当过宋庆的卫兵。义和团运动时，宋庆为北洋军务帮办。在天津战役中，宋庆就故意让义和团当人体盾牌，义和团勇敢地冲在前面，等于在洋枪洋炮面前让义和团送死，宋庆的军队远远地跟在后面，没被洋人打死的义和团溃退下来，又被清兵打死。死于宋庆军队的义和团远远多于死于洋人的义和团。宋庆对此的解释是义和团怯战逃跑，所以他才开枪射杀。但在非战场上，宋庆也大肆捕杀义和团。也就是说，两军对垒时，清朝正规军还在屠杀己方的同盟者。如果说义和团“仇外排外”是明确的，那么，清军在战场上出卖和屠杀义和团的行为又算什么呢？端王载漪的儿子被慈禧立为“大阿哥”，计划废黜“亲西方”的光绪，取而代之。因此，载漪被视为义和团最主要的支持者，也被称为“祸首”，他在北京的住宅甚至成为义和团的“总坛”。但就是他也在京城大杀义和团，将不听从其指挥的义和团调往前线，像宋庆一样，在战场上由清军殿后，趁机屠杀往前冲杀的义和团。

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时，慈禧希望听到攻打的枪炮声。荣禄的手下有一位“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他掌握着威力巨大的德国新式大炮。这位高材生精准地测定炮位，将炮弹精确地打到使馆区旁边一块无人的空地上。慈禧太后听到炮声自然欣慰了，没伤着洋人，荣禄大大夸奖了他，在庚子事变后不断得到升迁。即便在这时，慈禧太后依然希望与洋人谈判停火。使馆区被围困多时，总理衙门派人前去询问缺什么，洋人感到吃惊，试探着说，缺蔬菜水果。结果，清政府真的给处于战争状态的洋人送去蔬果。慈禧太后的确说过“民心可用”之类的话，但她以及其他清朝大员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严重打击民心、伤害民心。他们所打击、伤害的，恰恰就是所谓“仇外排外”的民心。慈禧看到的民心只是“扶清”，为了满清朝廷的利益，她只是利用了义和团所代表的民心。慈禧等人没有看到或根本不愿看到义和团在“扶清”的后面，还有保护民众自身利益的强大需求，清政府严重忽视了这一需求。义和团的确有“盲目排外”的倾向，但是，清政府与洋人暗通款曲、私下勾结是否也是义和团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清朝在北京附近的兵力和装备并不比八国联军差，究竟是什么导致失败，导致再一次的奇耻大辱、民心失尽？慈禧的宣战不值得歌颂，慈禧的议和同样不值得赞美。

当时的清朝官员大致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派内部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也不统一，更何况主和派。义和团运动爆发前，1897年，山东发生“巨野教案”，两名传教士被杀。巨野县令许延瑞长期以来在当地偏袒洋人，被当地民众称为“洋人的狗官”。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意图明显，山东是教案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但在“巨野教案”之前，清朝的官方材料和洋人的记载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巨野的内容。这不是因为巨野太平无事，而是因为许延瑞在处理与洋人的纠纷时，永远偏袒洋人，洋人很满意，没有闹到北京的总理衙门去，清朝也很满意，许延瑞由此可以放心做官。“巨野教案”发生后，许延瑞立即派军队保护教堂，还给教堂发枪发炮，亲自为教堂打更。半个月之内抓了40多个嫌疑人，部分嫌疑人被拷打致死，最终确定9名罪犯，2名被迅速处决，另外7名被判处监禁。必须得说一下，参与此案处理的官员之一便是当时任山东臬司、后任山西巡抚的毓贤，而当时的山东巡抚就是前面提到的李秉衡。

李秉衡、毓贤、许延瑞等人为讨好洋人，希望赶紧结案、息事宁人，结果还没落着好，洋人根本不买账。山东地方官府把“犯人”都已处决了，洋人却说处决错了，这几个是冤枉的，真正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洋人传教士另外提交了一份14名嫌疑人的名单。传教士居然承担了中国警察的工作，实在也是一大奇观。而事实上，传教士提供的这份嫌疑人名单未必是真的嫌疑人，只是当地因反对传教士而与传教士有仇的人。显然，巨野县令许延瑞这次没摸清洋人的真实要求，为讨好洋人而杀错了人。“巨野教案”真正的凶手，至今依然不清楚，但谁在乎呢？官府为讨好洋人乱杀无辜，洋人为侵略山东肆意扩大事态，结果，“洋人的狗官”许延瑞两头不讨好，被撤了职。

官府和洋人的这些做法导致民众的愤怒是必然的，民众“仇外排外”的情绪的确是真实的，但如果说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就是官府和民众“仇外排外”的结合，那就太简单了。清朝官府“惧外媚外”的心态和表现同样明显，甚至更强。在义和团运动之前的几十年间，清朝官府对于大刀会、梅花拳、神拳等义和团的前身，长期实行剿灭的政策。即便在义和团已经酝酿成形的时候，清朝对义和团“剿与抚”的政策一直也没有很明确，总体上说，“剿灭义和团”的政策比“招抚义和团”更多占据了上风。清朝官府最终与义和团走到一起，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此前的“惧外媚外”并没有让洋人满意，洋人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在中国攫取利益的要求不是清朝“惧外媚外”就能完全提供的。洋人的胡作非为让某些一贯“惧外媚外”的清朝官府也忍无可忍，官府内部抗拒洋人的力量既不统一又不充足，不得不借助民间力量。但是，因为看不起民众，此前又长期对义和团采取剿灭政策，最终与义和团走到一起时，依然三心二意，只不过是利用一下，以期达到官府自己的目的，而非真正为民众的利益考虑。民众由此成了清朝官府向洋人“撒娇”的工具，只不过这次“撒娇”狠了一点，装出要“离婚”的样子。等到洋人同意不惩办慈禧，这个老太婆立即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并下“自责之诏”。因此，造成义和团运动巨大悲剧的原因如果说只是“仇外排外”，那就太简单化了，官府的“惧外媚外”也是重要原因。即便退一万步说，“仇外排外”不是正确的选择，那么“结与国之欢心”的“惧外媚外”同样是极其错误的，两者密切相关。温故知新，以史为鉴，这个结论对于清朝如此，对于今天同样如此。

中国民众

天津是西方传教的重点地区之一，也是义和团运动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天津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信了洋教的教民与没信洋教的平民因纠纷而到地方衙门打官司，官府因惧怕传教士而偏袒教民。基本上，这种官司只要发生，都是教民赢。一位很冤枉地输了官司的老百姓愤怒地质问官员：“你怎么可以这样判案！”官员居然回答说：“谁叫你不入教！”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百姓信了洋教，成为教民，就能保证所有的官司都会赢。虽然这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无奈，但是，这的确已经没有任何公平公正可言。这个事实说明西方传教士与他们的政府一起，已经在基层攫取了中国政府的权力，地方官员基本上成为西方列强的傀儡，也在自掘坟墓。除非西方攫取的清政府的权力能够保护中国民众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只保护教民。那么，失去保护的中国底层民众，除了奋起反抗，还能有什么出路？康熙时期因为与梵蒂冈的“中国礼仪之争”，梵蒂冈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清朝便决定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一直到鸦片战争后才解除这一禁令。在这一百多年间，很多原先的天主教徒继续着他们的信仰，即后来天主教发现的“老教民”。那时候，清朝政府和民众没怎么为难他们，他们也没怎么闹事，很多都与普通中国农民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相安无事。他们在此一百多年间的存在和自我传教也说明“信教没好人”这话不对。然而，鸦片战争后，当西方传教士伴随着滥用武力回到中国，情况的确发生了变化。

西方教会的权利标志之一便是教徒人数，为什么？以当今中国的一些地下教会为例，他们遵循“政教合一”的落后原则，教会有权向教民征收类似“什一税”的钱财，即教民一切收入的十分之一要交给教会，教会俨然就是一个政府。因此，教徒人数越多，教会就越有钱。欧洲经过了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启蒙运动等，新教势力大增，梵蒂冈管辖的天主教人数日益减少，权利和财富严重减少，到欧洲之外发展新教徒成为必然的选择。名义上是传播上帝的“福音”，实际上是为了教会的经济利益。现在西方各国对“什一税”的态度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彻底禁止“什一税”，例如1936年后的英国。有些国家废除了一部分，例如德国。美国对此没有法律规定，各教派有的收有的不收，有的凭教徒自愿。有的则化身为捐款或教会提倡的慈善，总之，都是搞钱的办法。

由于教徒人数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当清朝的“禁教令”在鸦片战争后不久被迫废除，西方各个教派立即蜂拥而入中国。有些在吸收教徒方面谨慎、缓慢些，有些则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尽快扩大。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晚清经常遭灾，黄河1855年改道入渤海，清政府面临战乱，治理黄河意图不清、财力不足，此后黄河下游山东段经常决口，再加上其他自然灾害，清朝政府救灾能力有限，大量的饥民、灾民成为西方教会利用赈灾而吸收教徒的重要对象。是否给予赈灾物资，比方说一碗粥、一勺米，条件就是是否入教。这种乘人之危的手法实际上很恶劣，比中国历史上的“嗟来之食”还不如，但出于救灾、救人一命，当时的清朝政府也说不出什么。这些饥民或灾民即使入了洋教，很多也谈不上坚定的信仰。但是，入洋教与经济利益紧密挂钩，的确吸引了不少“坏人”。

此外，一些土匪强盗也因为受到清政府的打击，便投入洋教寻求保护。山东当时有一个匪首与清朝官府和义和团的前身大刀会开战，被抓后判处死刑。

还没等清政府和大刀会收拾他的部下，传教士立即把这个土匪的手下统统收入囊中保护起来。有一个叫庞三杰的人，原先跟着大刀会反洋教，成为洋教的眼中钉。后来事情闹大了，遭到清朝官府镇压，他便转身投入了洋教。这个例子说明当时有很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投机者，发现洋教靠山更硬，便入了洋教。他们并非出于信仰，只是现实利益的权衡。洋教吸纳了各色人物，为了向更多中国民众证明入洋教的好处，但凡教民与非教民发生纠纷和冲突，传教士经常不顾事实、不辨是非地力挺教民，干预清朝官府的司法，使得无数司法判决偏袒教民，造成很多具有正义感的中国底层民众对传教士和教民产生强烈反感。可以这么说，入了洋教的人，如果是“好人”，基本上不会与他人有太多的纠纷或冲突，即便有也不太会胡闹。入了洋教的“坏人”，在传教士庇护下，真可谓如鱼得水，为虎作伥欺压非教民的现象日盛一日。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对于劣迹斑斑的教民，开除教籍的事例也有，但很少。因为越是流氓越会搞钱搞事，开除他，教会多少会舍不得，教会需要这种冲锋陷阵的人。

用今天的话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吸收大量教民的结果是造成了民众的分裂，这种分裂不仅仅是寻常意义上的观念分歧或利益冲突。在一个国家主权的概念下，观念分歧、利益冲突可以在一个底线基础上展开讨论或各执己见，即便分歧走向极端，难以调和，只要不涉及国家主权，最多只是群架互殴、世代恩仇。由于西方宗教背后是强大的西方主权国家，尤其是天主教还有“政教合一”、攫取世俗权力的倾向，因此，在当时的局面下，教民与平民的每一点分歧几乎都等于国家基层的分裂，几乎都是清政府主权的分裂，因为教民与平民已失去了共同的底线。也许，教民与平民自身并不那么清楚，很多教民也未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反政府、反国家，然而，由于教民背后是企图夺取中国权利的西方列强和试图掌控“政教合一”权力的宗教势力，这些教民造成的观念冲突和利益纠纷，客观上等于是加重了国家主权的分裂倾向。这一现象对于当今中国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梵蒂冈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攫取世俗权力的做法，在当今全球各国像中国古代一样实行“政教分离”的强大趋势下，如今已收敛和减弱，梵蒂冈也借鉴了新教的做法，教会更像是学校和慈善机构。然而，当年梵蒂冈用上帝作为“普世原则”与世俗权力融为一体的做法，如今换汤不换药地依然存在，只不过，现在颁布“普世价值”的已不是教会，而是西方世俗政权本身。虽然我们今天不能说所有的外国势力都有分裂中国、瓜分中国的意图，但不可否认，这种意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存在。因此，当今以“普世价值”隐藏分裂、颠覆意图的现实性依然存在，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看到了先例。区别在于，“政教合一”原则下，教民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宗教非常清晰地等同于政治，在今天可比为某些原教旨主义指导下的宗教极端分子。但在“政教分离”原则下，“持不同政见者”与教民往往有一种模糊的过渡，他们有时会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假装把政治和宗教分开，使宗教变成政治保护伞。当今中国很多地下教会，背离“三自教会”的秘密传教，实际上就承担了培训、扩大“持不同政见者”队伍的使命。当年“政教合一”的宗教具有颠覆国家主权的意图，如今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的西方世俗政权依然没有完全放弃这一意图。如果说，“政教合一”的原则导致教会把世俗政权当成工具，那么，现在无非是颠倒了一下，在“政教分离”原则下，西方世俗政权把宗教当成了掩护。项庄舞剑，都指向别国的主权。

由此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理解义和团民众反抗的合理性与不足。首先，义和团所面临的实际上是国家主权问题，很多人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投身到义和团之中，这是它无可置疑的合理性。维护国家主权的方式之一便是战争。然而，文化知识、技术手段的缺乏，使得义和团把打群架的民间方式等同于国家战争手段，面对因工业化而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显然是难以成功的。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清政府的洋务运动试图按西方规则提升国家战争手段的能力，却遭到了惨败。底层民众以街头斗殴的方式挺身而出，效果虽然有限，但其悲壮的献身精神却令人感动。如果它想要维护的那个国家主权辜负了这种精神，这个政府恐怕也就走到了尽头。其次，国家主权还涉及对财富的掌握，义和团在这个问题上的反抗方式主要是烧教堂、烧教民的住宅，这种鱼死网破的举动更多是发泄多年来遭受的冤屈，而非真正获胜的心态。同样因为他们文化知识的严重缺乏，使他们无法通过国家法律保护整体经济利益。第三，教会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攫取世俗权力，其核心便是宗教编织的整套话语体系。洋务运动主张“中体西用”，试图维护以儒家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把握话语权的制高点，但是，洋务运动的失败，等于以儒学对付西方宗教的话语权战争也失败了。那么，义和团能用什么话语体系呢？或者说他们能用什么思想体系来对付西方宗教呢？同样是因为文化知识的不足，使得义和团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成功。他们搬出各种各样民间宗教的崇拜偶像，从“封神演义”到关公、悟空，试图以本土神战胜外来神，从宗教学的角度就已经输了。因为“一神教”一句话就否定了所有的本土神。戏台上、文学中神之间的打架输赢，在面对国家主权危亡的时候毫无意义，最终还要靠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义和团空有一腔热血，严重缺失必要的手段。于是我们发现，主权政府或精英集团这时候本应该负起教育民众、团结民众、组织民众的责任，然而，清政府以及清朝的精英集团没能做到。所以，严重失职的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没多久便彻底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