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大骐  智纲智库

作者：王大骐

编辑：王一然

这是父子对谈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

1、世界上最大的成功，就是你当年吹的牛最后都实现了！

2、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3、在中国，如何站着把钱给挣了？

4、一个人，没有同类

第一次对谈，我们聊到了生而为人的初心，第二次我们谈到了个人和公司的价值观，第三次关于在中国如何获取尊严和自由，第四篇主题是中国的政商关系，这一篇聊的是他眼里的中国企业家群体。

时移世易，每一代企业家面临的天花板都不同，伟大的企业家不在于“带着镣铐起舞”，而在于突破天花板本身。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天花板”的理解相比于上一代人差异化更为明显。王思聪的天花板是使用财富的想象力遇到了瓶颈；外卖小哥的天花板则是用生命时间换钱的效率如何再提高；而 CBD 写字楼里的白领们，他们的天花板则是如何创造出钱生钱的机器，游向上层；对于创业者们，天花板很明显是自身能力与市场价值获取度之间的巨大鸿沟，大饼就挂在那里，但就是吃不进自己的嘴里。

而上一代人似乎只有一个天花板，这也是对谈里让我眼前一亮的词语：终点平等。

所有的苦闷和生命力的流失都来自于这四个字，而 40年前那场巨大能量爆发前的积蓄也来源于这四个字。于是乎当你把“终点”两个字改为“起点”的时候，一个个的“人力发电厂”被建立起来了。他们自己就是其中的核反应堆，这当中最为突出的群体就是企业家们，他们创造了我们今天的物质现实。

于是我想接着追问：在物质现实之外，在成王败寇的生存逻辑之外，40 年来中国企业家群体如果创造了一种新的商业文明的话，那么它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秦朔老师，这恰好也是他终其一生致力于研究的方向，他也承认中国在向世界解释自己 40 年发展历程当中，要不然就过度使用美国的逻辑去讲故事，要不就是自说自话，这里面并没有出现虽普世，但又独特的洞察和诠释。

其实从当代的小说和电影里面我们就能看出，也许活着的人都不具备解读的能力，唯一能做的就是忠实地记录和呈现，因为现实的日新月异一直在超越我们自身消化和理解能力的边界。

这就像你在酒醉后真正问起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他们拥有今天的奥秘是什么？他们也许会告诉你：运气。

因为在他们之前并无相同的样本可去比较，而在他们身后又已经是互联网经济的滔天巨浪，个人能力这个坐标已经完全失去了可供参照的体系。

最近随着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正式退休，第一代企业家集体谢幕的时间正在加速逼近，从起点平等的角度来看，他们将会是其中冲破限制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也会是最后一代。

他们有幸参与了一些游戏规则的制定，他们的苦难和辉煌一样多，后人再无复制的可能。

在中国成功的奥秘

小王：如果老板是个群体或者物种，需要具备什么基本素质才能在中国这片土壤上成功？

老王：如果要归纳起来，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人的自我认知。中国古人早就说得很清楚：自知之明。很多人就一直没有理清楚这个词的含义，这其实是两句话，叫知人者为智，自知者为明，浓缩起来叫自知之明。中国人很多讲对称和平衡，说这就是东方文化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有的人活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这几句话，可是但凡成功的人都绝对懂这句话，但凡不成功的人肯定都没懂这句话。

我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叫识人阅事。那么再往深层次走，第二个层面，即使你是人才，人才也分为两类，一类叫自用之才，一类叫被用之才。

但是非常遗憾，很多人搞颠倒了，所谓的不服气，所谓的摔跤，所谓的弯道超车，最后身败名裂，说到底都是弄错了。

有人是自用之才，这种人在人才当中占10%，更多的人是被用之才，自用之才小则敝帚自珍，我们把它叫做扬长避短，就是藏拙，任何诱惑和忽悠都打不动他，他认定了自己是某一方面的天才，不会被外面的东西所吸引和转行，大则会为身边最优秀的人创造一个世界级的舞台。

我就是一个自用之才。我有很多缺陷，第一我不精于算计，讲到算账我耳朵就闭上，包括我跟人家打牌斗地主，涉及到算账的时候，我往往都会跳到坑里，最后我只能自我解嘲，说我追求的是过程，我不在意这个小账，所以我肯定是输多赢少。

我的第二个短板是我不善于管人，特别是西方那一套管理方式，繁文缛节式和制度化的，因为制度是管小人，我所采用的是无为治君子，用企业的价值观和文化去管理人。

最后一个就是我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伺候别人。因此长达 40 年，所有有悖于这个原则的诱惑，我都拒绝了。第一次中办调我，第二次新华社提拔，第三次深圳让我来特区报当领导，我都拒绝了，这是记者时代的一些诱惑。

后期创立公司之后，有人 15 年前在清华的培训班上讲课就说了，今天在中国谁最能发大财？房地产老板。房地产老板最需要的是什么？土地。土地在谁手上？政府。政府承认谁的影响力？王志纲和他的团队。

如果我愿意跟政府同流合污，是很容易挣大钱的，通过城市运营商拍卖土地经营太容易了，小则让地产商从后门去拿地，大则自己做土地经营，可那根本就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这三个缺陷逼迫我走出了一条既不依附于官，又不依附于商的这么一条道路。走通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是卖方市场，你必须要做到独此一家，你把所有的力量和能量都要耗在一点上。

所以我很欣赏任正非，华为早期创业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叫力出一孔利出一孔，就是占据战略高地，盯着一个目标饱和攻击，不计成本，死伤多重无所谓，只要我还剩最后一个人，把旗子插在高地上，那就是成功。

其它 90% 的被用之才，其中也有极其优秀的人才，腾讯张小龙，华为李一男都是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但最后两个人的命运却完全相反，这里面还是涉及到自我认知的问题。自用之才是搭台者，被用之才是唱戏人，两者错位，皆为蠢材。

比如说吴亚军， 30 年来走的非常扎实，非常稳当，她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她最初并不知道自己是被用之才还是自用之才，她是用战战兢兢的方式，和善待你一生的格局来对待社会和人，最后她也成功了。她其实也是自用之才，这种人不甘寂寞，在体制里没有机会，但是心中有股燃烧的火焰想有所作为，就找到地产这个契机。

所以第一你要很清楚自己是谁，自用之才还是备用之才。第二，有很多人天生有潜质，特别有很多行为行事很低调很谦虚的人。吴亚军就属于这种有潜质的，“敬畏天地，以诚待人”，在吴亚军身上谦卑和严谨很好地融为一体，她总是说自己还没有做好，尽管她比许多人都做得好。

第二就是她也一直秉承同流不合污的原则，所以我跟吴亚军还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她到市场上拿地现价虽然会高很多，但她用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来消化它，最后反而逼着她做好精品，还有很多人都走捷径，最后的结果就是中途夭折掉。

至于王健林，第一他很有战略眼光，在中国要想成为首富，就必须“虎骑龙背”，这个“龙”就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关心什么，你就干什么。那么中国政府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高速城市化”，既然是高速城市化，你能够成为高速城市化的一个引擎，一个抓手，一个最能体现政府政绩观的代表，那么你就不愁未来。这是他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对的。

第二是有气魄，时间换空间。我们帮助他做的长白山项目看起来砸了巨资，但是它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我们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但只要整个中国的经济运行不中断，“黄土变黄金，黄金换钻石”的玩法是存在的，它引领了一个时代。

第三通过军队的锤炼，他通过军队的管理方式迅速地把雇佣军打造成了现代战士。他有一套军事化管理系统，高效、勇猛、强悍，他也有一言堂等缺点。但在一个比较恒定的环境里是没有人打的过他的，对手就像遇到了一个铁甲军团，但是没想到整个中国的发展是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不确定因素太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所以他摔跤是很正常的。

但这个人只要不死还是条好汉，天生具备当老板的料，他不当老板都不可能。他为什么倒而不死呢？就说明骨子里面有些本质的东西他还是把握住了，包括在所谓的走捷径上，他尽管跟政府走的很近，但他的自持力还是不错的。

杨国强也是最典型的老板，一个农民 18 岁前鞋都没穿过，走到今天也有他极其过人之处。

第一极其认真，以至于他经常会偏头痛，举个简单例子，当年做碧桂园学校的时候，我提出来要对标国际，跟伊顿公学一样。那么必须做两件事情，首先就是要保证班车接送。优秀的老师们都住广州，每天要保证准时上班，因此班车在每个站是不能有任何延误的，后来有一天一个司机偷了懒，因为几次从同一个站走，发现那个点没人，他就甩站，没想到一次正好有个老师赶过来，没赶上投诉到了杨国强那里，正好我跟杨国强在一起，我还以为这个事情杨国强稍微批评一下就完了，他不得了，他动了杀机，就把这个司机给炒了，他深深地知道杀一儆百的意义。

第二件事情，当时绑架的新闻很多，杨国强要求保安巡逻的时候按分钟必须要到某一个口子，他放心不下居然蹲在树林里面拿着秒表来卡，结果就给员工们造成一种心理影响，就是老板无处不在，老板的眼睛无处不在。

第二是好学，正因为自己学历低，他才会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身边能找到最优秀人的营养。企业做到这么大，还是很喜欢读点书，这个真不容易。

第三是深谙人性，这出自于他朴素的农民出身和对世界的观察。应该说能做大的企业家，都是深谙人性的高手，他们不仅善于解析人性，也善于利用人性。

第四则是好强，现在他成了宇宙第一房企，就开始在这条路上狂奔。殊不知这条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上的去下不来。

放眼全世界所有国家，从来没有哪个狂飙途径的房地产企业能得以安稳落地，中国这场巨大规模的快速城市化运动催生了一大批狂飙突进的房企。

然而历史性的房地产狂潮已经结束，房地产企业的狂飙却无法停止，不是老板的野心太大，而是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业务模式和利益相关者都已经习惯了蒙眼狂奔，船越大越难调头，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企业家天生都是狮子王，他们的性格刚好跟资本的属性是相关联的。这里面马克思早在《共产主义宣言》里面就讲过一句话：资本从一生下来，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而资本的本能就是积累、积累、积累，就是做不大不做。因为从经济学的原理上，只有资本越大，在这个市场上才能永远掌握竞争的主动权，才能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如果积累不到这个层面，大鱼吃小鱼，你就随时处于被吃的可能性里面。

如果当不了第一，那么就需要学会一种处世哲学，或者摧眉折腰事权贵，或者勾兑，或者建立同盟军，或者装傻，或者韬光养晦，但其目的都是最终有一天成为第一。

小王：但很显然，他们对于自己的财富增长是没有一个预期的，也更谈不上控制力，因为速度太快。

老王：这就需要说到人性共有的三大特点：贪婪、虚荣、侥幸。

如果你被他所驾驭，失败是早晚的问题，人的欲望一旦被释放出来以后，扛都扛不住。

但是如果是你能够驾驭它，为你所用，就像任正非一样，贪婪成了雄心，侥幸成了敢于谋定而后动的冒险，虚荣成了计利当计国家利，为一种名留青史而考虑，他就会做出很多你都看不出来的傻瓜哲学，这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里面就有天性的问题，有的人控制不了。

我再跟你讲个简单故事，我认识的所有老板，当他们在商场里面以钱财来定身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当这个社会是以钱财排座次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不择手段要坐到第一排。黄文仔每次生日宴都请我去，我坐了 15 年主座，发现经常会出现这种笑话，有的人来敬酒时，一聊天发现都是 500-1000 亿的老板，我说怎么没看到你，他说我只能坐第三桌，这桌我坐不上来。

但是他话虽这么说，骨子里就像黑社会小老大一样，表面上很活跃地拿着酒杯到处谦卑地敬酒，但这群少壮派野心家一直在琢磨怎么把主桌上的这些老头掀掉，到时候他们坐上来，这就是江湖。

起点平等和终点平等

小王：我这几年接触了很多理财机构和家族办公室，他们的客户群体都会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包括这些公司的首席分析师也会建议资产全球配置。

因为通过分析认为中国未来的前景还是不太明朗，所以把公司架构到海外，子女入外籍和资产转移已经非常普遍，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老王：趋利避害本身无可指摘，只想获取利益，不想承受代价是人的天性。但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眼光不够长远，他们只看到了中国的不确定性，中国如果没有这么一种不确定性哪有他们发财的确定性？就像肯尼迪说的：“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他们从骨子里是很自私的，他们发了大财但不认为是这个时代和国家社会给他的，而是倒过来弃之如蹩履，他只是看到了他财产的不安全，还有政治上的没地位，因为其它国家当你财富大了以后你可以问政。

我在之前的演讲里就提到过，野心时代里面大家都抱有一种沉船心态。

几乎每个人的发财都有说不清楚的地方，越有钱越缺乏安全感，总觉得这艘船迟早会沉，所以很多人都在想有办法逃离沉船，而且很多人在逃离之前还忘不了揣一块船板跑，最后的结果只会加速船的沉没。这是人性自私的一面，可以理解，因为历史原因，但挡不住的国运到来的时候，就不能这样思考问题了。

工业革命以来 200年间的探索，一直都没有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这个是人类永恒的命题。可是改革开放至少做到了起点平等，这就是一个成功社会的基础。如果一开始在终点平等，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人们就没有动力了，所以邓小平让起点平等后，整个中国就释放了巨大的活力。

当初离开中国的那批人都认为中国是艘破船，我们是不可能赶上美国的生活的，所以能够换船是最佳的选择。有条件的都换了，因为就算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在过程中经受多少苦难，毕竟你能看的到前方的希望。但是 30 年以后，他们再回头来看，中国这艘船已经变得这么大了。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受影响，这就属于大道和小道，大聪明和小聪明。

有人问我明年你草根大会讲什么？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形势那么严峻怎么办？我就跟他讲，形势再严峻，必然的力量是不会更改的，改革开放凝结出来的常识和规律，就是民营经济焕发生命力的密码。

回顾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探索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实离不开公平与效率这个主题。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而生，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从残酷殖民到血汗工厂，效率提高的同时，公平几乎泯灭。因此列宁曾经有一个论断：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

在公平、正义旗号的引导下，苏联、东欧等国家也开始了另一条政治实践之路。

令人遗憾的是，资本主义没有像预言一般灭亡，而是在危机中一次次更新，伴随苏东波（苏联、东欧、波兰）的解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

按照学者福山的说法，《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美国模式仿佛成为了唯一的“真理”。美国也从此开始布武天下，一手大棒，一手圣经，雄踞世界之巅。而且身处资本主义阵营的北欧各国，其社会形态反而更像社会主义。贫富差别小，社会福利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很稳定，甚至走向了过分强调公平、高福利的极端。

就在历史的尘埃看似已经落定的时候，一个另类的国家异军突起，这就是中国。仅仅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从一个濒临破产，被开除球籍的破落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威胁到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

我们昨天究竟做对了什么？我们未来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更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我认为，中国奇迹的密钥在于高效率，正如邓公所说：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有助于提高效率的举措，都敢闯敢试，甚至不惜做出妥协与让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凡是不利的因素，全部都要摒弃掉。

当然注重效率，不代表否认公平的意义与价值，但必须承认，今天五纵七横、全国布局的交通网络；中央财政巨额的转移支付；覆盖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战略，都是拜强大的国力之所赐。而强大的国力，正是来自对于高效率的追求。把蛋糕做大以后，才能谈到如何分配。没有效率的一片赤贫，公平从何谈起？

我坚信，公平和效率最终会走到一起，但一定不会是同时走到终点。如果我们逆潮流而动，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为了公平而公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结局。

公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与理想，从《礼运·大同篇》中的天下大同，到《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再到西方的乌托邦、太阳国，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公平”二字前赴后继，奉献一生。

马克思这个人其实很伟大，他讲到了共产主义阶段的时候，劳动已经不是一个累赘，劳动是人的本能需求。另外共产主义最大的解放是人的自我解放，精神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就是从心所欲不逾距，但这需要物质财富极大的满足。

而我之前就反复讲过，只要我们不走回头路，不犯颠覆式错误，能够光大邓公的遗产：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实事求是，中国的崛起是挡都挡不住的，这是不以任何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暴发户，所谓的崛起，只不过是历史的回归罢了。

1.0 的土壤孕育出了 5.0 的企业家

小王：中国第一代的老板，如果以物种来说，可能还没到 2.0，也就是他也许不具备去跟国际上企业家进行平等沟通的能力？

老王：你可以用几个标准衡量他，一种就是这个人能不能到舞台中央成为主角？能不能挣到钱？从这点来讲，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可以说处于 1.0 阶段，只是把钱挣够了，命运生活改变了，然后人性的劣根性充分释放了，就像镀金时代的美国一样。

但是在这个 1.0 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些苗子是令全世界都感到震撼的，一个是马云，一个任正非，这种是能够直接跟美国以及全世界最顶级企业家分庭抗礼的，他们已经移步到 5.0 了，不是 2.0，所以他们的传奇在于一个 1.0 的土地怎么能产生 5.0 的参天大树？

这倒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马云是拜中国的巨大市场所致。因为前不久公司 5 个军团都聚集在珠三角做业务，怕这片地方扛不住，我就开了一个玩笑说小小的大湾区 7000 万人口，就是一个德国，几乎是一个日本，我说只要愿意深耕，承载 10 倍到 100 倍的业务量都可以，这就是中国的力量和魅力。

除了巨国效应以外，中华几千年历史传承和文化也赋予了马云往上蹦的能量，他的哲学思维、直觉、眼界和不按牌理出牌被统一在了一个符合未来人类历史走向的远大目标之下，这种人在全世界还是很罕见的。

扎克伯格算是技术出身，在美国的专利制度和资本市场下会成为一方诸侯，但是相比马云是小菜一碟，马云是一桌满汉全席，他只是一道开胃菜。任正非就不用说了，有多少人能读懂他的混沌哲学？还有他的备胎计划，这简直违背了美国为代表的商业资本市场常识，哪有人花上千亿去准备百年未遇之洪水？

还有一个曹德旺，他敢于跑到美国去办工厂，而且还用他的方式生存了下来，并且在工会文化背景下把美国工人改造了过来，一个 70 岁的老头一次次往那里跑，这就是中国智慧，这种人在民间是大把的，特朗普看不懂中国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像任正非、马云这样的企业家，钱只是实现其价值的手段，甚至也不能单纯用社会责任感来形容，他们更多是在超越国别和政治的层面上，推动民族和社会的进步，这就是企业家的伟力之所在。

小王：那这些 1.0 企业家给后代留下的是什么？

老王：第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只要愿意努力奋斗，这片土地就会给你一个舞台。

小王：这不就是美国梦的本质吗？

老王：昨天的美国梦在今天中国遍地皆是，这就是邓小平留下的最大遗产，一个铜板赌天下的故事太多了，中国就是在企业家手里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第二，中国人不是跟市场经济有仇，不是跟工业革命不相关，不是永远只属于农耕文明的遗民和产物，只要打开大门，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就能够迅速地 1.0 到 5.0，跟全球最顶级的商业文明和科技文明接轨。

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讲过美国是打老二的高手，他已经先后废掉了英国、德国、苏联、日本和欧盟，但现在最难的是打中国。

苏联崩盘的时候有人采访基辛格，说是共产主义敲响了晚钟，问他下一步是不是中国，他说：你们看到的只是意识形态，你们没看到国民性。中华民族和斯拉夫民族有巨大的不一样，中国人是极富企业家精神的。所以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不一样，他们讲的是实用主义，只要你给他一个天地去创造，每个人都是企业家。

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海外华人提供了原始资金，中国人是认祖归宗的，改革开放最早先从港澳开始，因为他是血浓于水，他知道感恩来冒这个险，这里面还有很多模糊的空间可以变通，而西方人要么就看不上，要么认为没有法律法规，而等到最后有了法律法规，这个时代都过去了。最后事实证明基辛格判断对了。

小王：这种企业家精神跟草根精神之间有联系吗？包括智库每年的大会为什么叫草根大会？

老王：这个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因为今天人们都喜欢攀龙附凤和追求高大上，什么国际企业家峰会之类的，从达沃斯到博鳌，都是攀龙附凤，我向来是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我认为中国我们该服务的反而是这些在路上的企业家，就是草根企业家。

所以，首先草根是一个群体，他们大多数还很渺小，他们在夹缝中生存下来，来不及喘息，又卷入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放缓的汹涌大潮中，集体迷茫，稍有不慎便会“船毁人亡”。

他们深知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使是“曾经的对手”也可以走到一起，而更多的草根还在路上，无论展现还是参与都很精彩，但是他们急需一个能让社会看见的展示舞台。

其次，草根还是一种精神，在智纲智库二十五年来与中国草根企业携手同行的日子里，我们面对了太多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家，他们内心吟唱着“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而默默前行。

所以草根精神是什么？是四十年来改革大潮之中野蛮生长的拼搏，是近百载中华崛起路上筚路蓝缕的探索，更是五千年家国天下文化浸淫的底蕴。

最后，草根它还是一种愿景，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永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岁一枯荣”，永远洋溢着勃勃生机。

如果没有体制的温床，那么就在岩石里汲取养分；没有“大佬”的庇护，就在危机中自强不息；没有核心的技术，就在红海下苦练基本功；没有规定的航道，就在大潮里闯出一条路。

中国的市场经济正从浅海走向深海，中国的民营企业也从草莽走向成熟，从社会的边缘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

而在这背后让一切实现的，正是依靠开拓进取，求实创新，坚韧不屈，临危不惧的草根精神。

正如《圣经·提摩太后书》中所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突破天花板的中国第一批企业家们，正在走向谢幕时刻，在向他们致敬时，我们更要呼唤，一个更多元复杂、充满未知突破与挑战的世界正在到来，中国的伟大复兴，新生代的草根企业家们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