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法意编译  法意读书

作者：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

译者：池芷欣

法意导言

本篇是美国参议院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于2019年11月5日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发表的一篇演讲。在演讲中，演讲者全程强调美国的企业应当承当其将其所获得的利润在美国社会进行再投资的义务，并且认为美国现在经济上的问题也在其他领域出现了影响，美国应当要求企业和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实行共同利益资本主义，让人们能够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同时在演讲中，马可·卢比奥也延续他一贯反华的传统，宣扬中国威胁论。

经济社会的权利和义务

几周前，司法部长在圣母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宗教自由的演讲。人们的反应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警示：如果一名信仰天主教的公职人员向天主教听众讲述我们的信仰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他或她将被指责支持《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中所描写的“宗教神权政治”。因此，为了避免我的发言被网络暴民所抨击，我决定将我今天的发言建立在“蓝查旅”（blue check brigade）所能接受的世俗智慧上。本来，我的首选是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但是后来他退出了一张名为《耶稣为王》（Jesus Is King）的专辑。因此如果选择他作为今天这场演讲的切入点，就无法达成我的目标。

因此，我决定专注于19世纪意大利人文森佐·佩奇(Vincenzo Pecci)的作品，因为谁会被19世纪的意大利人触发呢?130多年前,佩奇写道:“劳动的工人阶级——他们技能的锻炼以及他们在贸易车间中发挥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正义要求当局必需认真精神地考虑工人阶级的利益，以便对那些对社区做出巨大贡献的工人可以分享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利益。”接下来，他进一步地进行论述，他认为，任何社会的最终目标都应该是通过为普通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通过努力工作、拥有对物品的所有权和能够养家糊口获得尊严，从而“使男人们变得更好”。佩奇认为，工人和企业之间的权力以及他们对彼此的义务使得这种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

企业有权获得利润，而工人们有权分享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这些利润。同时，企业也有义务将获得的利润进行生产性的再投资，以造福于劳动者和社会，并且劳动者也有义务进行工作。接下来，出现的就是我们天主教徒所熟悉的事情：忏悔。佩奇并不是一个世俗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深深根植于他的天主教信仰中。这是因为佩奇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

暴怒的警察，请原谅我，因为我犯了罪。我再次将政治与宗教混为一谈！

1891年，在一场变革性、颠覆性的工业革命和社会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教皇利奥(Pope Leo)发表了《新世通谕》(Rerum Novarum)。我想重温一下他的著作，因为我们又一次处于变革和破坏性的经济变革之中。社会主义的呼声又一次高涨。这不仅描述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想要的那种经济;而且描述了我们国家最繁荣和安全时刻的经济。

然而，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已经远离了这种社会。我们对我们的权利非常熟悉和热情，但对我们的义务却并不是如此。在政治权利方面，我们已成为企业盈利权、股东获得投资回报权和人们必须工作的义务的捍卫者。但是，我们忽视了工人分享那些他们为雇主创造的利益的权利，忽视了企业为了工人和国家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的义务，正是这种最大利益使企业取得成功成为可能。政治上的左派一直热情拥护每个人享有各种福利的权利——以及企业与员工和政府分享成功的义务。但是他们关注的仅仅是我们工作的义务或者企业盈利的权力。这是我们的政治近三十年来提供给我们的错误选择。面对一个其结构已迅速和急剧变化的经济，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满意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即使经过三年强劲的经济增长，仍有数百万人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他们感觉自己被遗忘、被忽视并且被甩在后面。数十年来这种疏忽导致的结果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它还削弱了家庭，侵蚀了社区。它助长了不满情绪的上升，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同胞站在政治对立的一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对国家的威胁。这不是社交媒体或任何政客造成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识别并追求共同利益。

经济理想与现实

自由企业使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荣的国家。但这种繁荣并不仅仅意味着企业盈利，也意味着创造和获得有尊严的工作。我们的力量不仅来自我们的经济规模，而且来自我们的成功如何服务于更广泛的国家利益。例如，如果没有先进而有利可图的工业基础以及这些企业参与战争的意愿，我们决不可能击败纳粹德国或帝国主义的日本。战后，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企业来雇佣退伍军人，他们将永远找不到工作，买不到房子，也不会出现婴儿潮。这就是我的父母在1956年来到的美国——在这个地方，像他们这样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有可能找到体面的工作，买房子，成家立业，让他们的四个孩子都过上比他们更好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讲述他们的故事:不是因为它是和我有关，而是因为它和我们的国家有关。这就是为什么自从我进入公共服务之日起，我就坚定地相信美国的例外主义并且成为了美国梦的倡导者。

但当我竞选总统时，我才明白，许多美国人并不像我这样乐观。他们对那些忽视他们、不尊重他们、把他们抛在身后的人感到焦虑，甚至愤怒。从乔治亚州的橱柜制造商到宾夕法尼亚州的电动工具工厂工人，他们的生活被彻底颠覆了，因为公司通过将他们的工作外包出去，从而行使他们的权利来获取利润，却很少考虑到公司相应的责任是投资于他们自己的工人。这些工人是那些被告知要回到学校，学习编程，离开大家庭和社区，在“新经济”中找工作的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是经济重建的受害者，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在《明爱》(Caritas)和《真理》(Veritate)中把这种经济重建描述为“基本上是投机性的”、脱离实际生产的金融流动在主导。

当我们开始只关注企业获利的权利，而不再承认企业在美国进行再投资的义务时，大公司只不过是股东，经理和银行主张其权利的金融工具。向股东返还资金的权利成为了最重要的权利。为了我们的工人和我们的国家的利益而投资的义务变成了事后的想法。

经济数字说明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过去的40年中，金融业在公司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从大约10％增加到近30％。分配给股东的利润份额增加了300％。但是当这些利润的投资回到公司员工和未来的时候，却下降了20%。去年，标普500指数中的公司花费了超过1万亿美元回购自己的股票。根据他们所言，这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都在说，“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投资。” 正如教皇弗朗西斯（Popes Francis）所警告的那样，“金融使实体经济不堪重负。”

工作尊严与社会衰败

由于经济和文化紧密相连，所有这些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家庭是我们的机构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单元。家庭是孩子们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我们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负责任并且具有生产力的成人的地方。并且社区也并不仅仅是指你所居住的城市或者社区。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在感恩节送餐的教堂是一个社区。由父母担任孩子的教练和设备经理的青年运动队是一个社区。负责组织为贫困儿童发放学校补给品和为教师发放年终答谢礼物的家长-教师联谊会（PTA）是一个社区。

但是，当经济停止为数百万人提供有尊严的工作时，家庭和社区便开始受到侵蚀。家庭开始分裂，而儿童陷入贫困。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感恩节大餐，但越来越少的家庭有钱或有时间提供这个东西。家长不能指导团队，而家长教师协会在一开始就很难形成。男性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因为如果没有体面的工作，男人的核心——养家糊口——也消失了。这些数字证明了下述的破坏:结婚率、出生率和预期寿命下降，以及药物依赖、自杀和其他绝望性死亡的增加。

国家分裂

这种经济内爆的冲击波进一步延伸到整个社会，引发了痛苦的文化、政治和一整代人的不满。一方面，这种无序的经济创造了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繁荣: 纽约，我们的金融和媒体精英的家园;洛杉矶，我们娱乐精英的故乡;这里是华盛顿特区，我们政治精英的家园。数百万人正从新经济中受益。但是，他们与夹在这些繁荣地区之间的数百万愤怒的美国人的斗争隔绝开来，也浑然不知。更糟糕的是，这些精英阶层普遍持有的社会和文化观点与许多感到被遗忘和被遗忘的美国人截然不同。这导致了媒体、娱乐业和政界不断嘲笑美国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是落后的，甚至是种族主义的。

除了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我们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代际差异。我的四个孩子是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种族最多样化的一代。但他们也将成为第一代进入成年期时境况比父辈更糟的人。他们不得不借钱来支付昂贵的大学学位，这些学位通常不会给他们带来好的职业生涯。目前还看不到他们能够买房的迹象，房租占了他们收入的一半。他们买房、结婚、成家的时间要比上一代人晚得多。他们很生气。他们对那些自己享受更便宜的大学学费，但后来却转身提高学费的人感到愤怒。20世纪80年代，一些人厚颜无耻地采用了“贪婪是好的”这一箴言，但随后引发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并给下一代留下了混乱的经济。

这种文化、地理和代际差异迫使我们面对一个古老而持久的真理：如果一个民族不能从自己的力量中受益，那么这个民族就不可能强大。伯里克利（Pericles）说过:“当一个人做得很好的时候，他的国家却在分崩离析，那么他也就跟着分崩离析了。”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曾说过:“对蜂箱不利的事，对蜜蜂也不利。”1968年，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指出，“如果……我们作为美国人，因为彼此的共同关心而团结在一起，那么我们就面临着紧迫的国家优先事项。” 他说，因为，“即使我们采取行动消除物质贫困，还有一个更大的任务;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满足的贫困——目标和尊严。”

美国的前进之路

那么，我们将做些什么来重塑我们希望美国成为的那种国家呢?

首先要形成一种全国性的共识，即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或错误的执政党。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一个对美国不利的经济秩序。从经济上讲，这是糟糕的，因为它把太多的人抛在了后面。它是有害的，因为它正在给我们的家庭、社区和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害。在整个政治领域中，我们应该能够达成共识。决定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必须是我们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老方法根本行不通。不加以引导，让市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观念，将无法恢复私营部门和美国工薪阶层的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它可能会带来GDP增长和创纪录的利润，但经济增长和创纪录的利润本身不会带来有尊严的工作。它也没有认识到圣约翰·保罗二世的所作所为:“以血汗挣面包的义务也假定了这样做的权利。一个有系统地剥夺这种权利，经济政策不允许工人达到令人满意的就业水平的社会是没有道理的。”

社会主义则更糟。认为政府可以在私营部门和工薪阶层的义务和权利之间建立平衡的想法从未奏效。我们有数百万逃离社会主义来到这里的难民，他们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一个保证你基本收入的政府同时也控制着你在哪里工作和挣多少钱。承诺给你免费医疗的政府同时也控制着你的医生是谁以及你将得到什么样的治疗。承诺免费上大学的政府同时也控制着你必须上什么学校，学什么课程。一个试图控制我们所有社会需求的政府，应该告诉教会他们可以宣讲什么，告诉社区成员我们如何互动。

我们需要做的是恢复公共利益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的人员履行义务工作和享受他们的工作所带来的好处,而企业享受他们的盈利和投资足够的利润来创建端庄为美国人工作。我们当前的政府政策做错了。我们奖励和激励某些促进经济增长的商业行为。但这种增长往往只会让股东受益，代价是新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酬。例如，我们的税法偏向于股票回购。回购不应该是非法的。股票回购不应该用来迫使公司采取左翼政策。但是股票回购并不能增加就业机会，也不能提高工人工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享受税收优惠呢?

相反，税收优惠应该是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或提高工资来利用企业利润促进公共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把即时支出作为税法的一个永久特征——当企业将利润进行再投资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时，给予税收优惠。共同利益资本主义还意味着要认识到，市场可能会决定像制造业这样的外包行业是最有效利用资本的方式。但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受到这些行业和能力丧失的威胁。

【译者注：此处有删节】稀土矿物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专业计算机和武器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开采它们也是稳定和有尊严的工作的来源。但是，我们允许美国在稀土矿物上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提高我们为自己提供这些矿物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已经提交了一项立法，以创建一个全国合作社，保证在这个领域的投资。我们应该对许多其他新兴产业采取类似的做法——促进共同利益将需要推动关键产业投资的公共政策，因为纯粹的市场原则与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航空航天、电信、无人驾驶汽车、能源、交通和住房等行业，美国不仅要保持国内产能，还要保持全球领导地位。我们的目标不是重建1969年的经济。我们的目标是为新世纪的经济改造过去的生产力引擎。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改革小企业管理局，让它把资金引导到小企业制造商，而不是毫无生气的企业集团。改革后的小企业管理局将推动创新、高增长的小型企业在先进制造业取得成功。它将刺激实体经济的创新，并增加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我们将重振50年前将美国人送上月球的商业创新传统。

共同利益资本主义（common-good capitalism）也意味着认识到我们文化的根本变化及其对美国人的影响。例如，如今许多父母都在为抚养孩子而增加的成本中挣扎。几乎没有人在有孩子之后还负担得起无薪假期。市场可能无法说明父母参与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好处。但是共同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努力扩大联邦的每位儿童税收抵免额。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创造带薪育儿假这一选项，该选项不增加税款，增加债务或对企业没有任何新的要求。共同利益资本主义是关于一个蓬勃发展的自由市场。但是，这也关系到如何利用和引导这种增长，以造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社会。因为我们的国家毕竟不是为了市场的利益而存在的。市场的存在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市场能够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和整个国家提供的最有影响力的利益，就是创造和提供有尊严的工作。

有尊严的工作让人们有机会把自己的时间、才能和财富奉献给我们的教堂、慈善机构和社区团体。有尊严的工作也更容易在稳定的社区中建立和培养强大的家庭。有尊严的工作有助于重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各个机构。因为当你和某人一起生活、一起崇拜、一起服务或共享一个社区时，你就知道他或她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可能不同意他或她的政治观点，但你们有其他共同点把你们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你的邻居都是陌生人，而你对同胞的了解只是他们投票的对象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憎恨他们，把他们视为非我族类。

在那篇1968年的演讲中，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谴责了他那个时代根深蒂固的文化弊病，即“挫伤积极性，麻痹意志和行动，并根据年龄、观点和肤色将美国人彼此分开”。正如肯尼迪在1968年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接受文化和经济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样我们才能再次把我们国家的格言印在我们的印章上:合众为一。

结论

在这次演讲之前，有些人问我演讲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在我们的政治中两大主流思想流派之间开辟一条“第三条道路”吗?这是为共和党定义后特朗普时代（post-Trump）的保守主义吗?两者都不是。我这次演讲的目标，也是我在参议院试图做的事情，首先是采取一切措施是我们国家不瓦解，尽一切努力使这个特殊的国家继续延续下去,而不是走向终结。今天的政治是战胜对方。但是，如果在那之后就没有国家可以治理了，那么彻底战胜政治对手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不仅将定义21世纪的美国，而且将定义这个世纪本身。

近三十年来，我们首次在全球舞台上遇到了一个与我们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译者注：此处有删节】因为在这场与三倍于我们人口的几乎同等对手的竞争中，我们需要所有人都做好准备，不能让任何人掉队。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但是成为美国人一直都很困难。用已故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的话来说，美国传统——我们政治的“超越目标”——赋予我们“在地球上执行上帝意志的义务”以神圣性。这是我们每一代人都接受的困难的目标。我们是他们的牺牲和成就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时代的挑战。现在我们必须在这个改变世界的国家的故事中谱写新的篇章。

我们有机会创造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的美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有机会成为地球上最自由、最繁荣的人民。如果我们成功了，美国将再次改变世界。21世纪将被称为新美国世纪。

翻译文章：

Marco Rubio, Catholic Social Doctrine and the Dignity of Work, November 5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6d09ae19-8df3-4755-b301-795154a68c59/C58480B07D02452574C5DB8D603803EF.final---cua-speech-11.5.19.pdf

译者介绍：

池芷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国际公法硕士在读，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